口号并未中国所特有，作为一种宣传方式，被广泛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口号古已有之，据《尚书·汤誓》记载，夏桀昏暴无道，荒淫无度，穷兵黩武，劳民伤财，以致民不聊生。暴政之下，老百姓被迫发出“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铿锵口号。后来，历朝均有类似的口号出现，而晚清山东义和拳发动起义，提出的“扶清灭洋”口号更为大众所熟之。
然将口号应用发挥到极致，定非近现代莫属了。记得文革时期，大街小巷常常看到类似“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等政治口号。如果说“计划生育”是初级阶段最具中国特色的政策，那么“要想富，少生娃娃多种树!”便是最富中国特色的计生口号矣。甚至有的地区出现了“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等一类反人类的宣传口号。正是基于该传统，在一定时期，流行什么样的口号，意味着出现了什么样的政策导向。同样，口号作为一种语言表达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亦反映了当时社会意识形态，时代变迁以及人的精神面貌。
口号一旦注入政治因子，尤其是独裁专制下的“极权主义”，即西方学界认为以概括德国纳粹主义、苏联式共产主义以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是一战后现代科技发展的独特产物，是一种现代专制政体，与传统的专制主具有狭义与广义之分。这些被神化的领袖控制着国家口号机器，好似狂风聚雨般撕裂着每一寸土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光荣属于斯大林!”“铁托是我们的旗帜!”这些口号暗示着国家权力虽未经人民之手，正如中世纪黑暗时期的天赋神权一样，在专制框架内，权力自然被赋予了“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伪特质。有关“极权专制”这一点，可从臭名昭著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那句：“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会变成真理。”里可窥一斑。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计划生育”实施伊始，与其有关的口号也粉墨登场，势不可挡，并无缝地遍布全国农村、城镇。随之而来的改革开发，“市场经济”便成了口号创作的源泉。“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正是依法治国方略确立之后，“法制”的提法被“法治”所替代的结果。处于当时的语境状态，这句口号的设计初衷就是希冀国家通过加强经济立法尽快建构一个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并试图通过立法规制凸显政府在市场经济时代有衰落迹象的权威。这一口号也意味着政府代表以法律的名义干预市场运行规律，并为其披上了一件华丽的“皇帝新衣”。
信息革命为口号的传播提供了强而有力的通讯管道，口号创作进入了前所有为的井喷时代。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口号成普罗大众的集思广益的表达形式。譬如：一条昏暗的小巷，时常在斑驳的墙壁上看到诸如：“不准随地大小便。”以及公厕里“大便入坑，小便入池。”的民间口号，似乎告诫大家要时刻留意自己的个人素质。还有一截残垣断壁上写着：“火车撞死牛，不赔还犯法。”似乎告诉大家要管住自己的牛，否则什么时候被抓了都不知道。一块制作精美的广告牌上用红色涂料写着：“房价不会跳水，只是在做俯卧撑!”似乎告知大家“别指望房价会跌，该干嘛干嘛去!”把当前的热点词汇融入其中，着实让人哭笑不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按照唯物辩证法，任何事物皆有两面性。当然口号这种简单明了，言简意赅的表现手法也不例外。口号成为统治阶级宣扬政治观点和执政方针的信号导向，但一些看似光面堂皇的口号，却暗示着践踏人权、毁灭人性的霸权逻辑，并深入难以忘却的记忆骨髓，这种被强大舆论支持着的口号往往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载体，甚至会拥有法治领域的话语霸权地位。从当年的“小米加步枪”到“鼠标加电脑”，口号作为一种特色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得意保留并“传承”下来。然而，口号的感性表达代替不了理性的思考和实践，口号的泛滥或许会转变为一种非理性的宣泄途径。当主流意识被个人喜好掩饰之时，口号的意识形态便会发生量变与质变的博弈，并在民众周围形成一张无法摆脱的强力磁场。在“己所不欲，强施于人。”的政治灌注下，最终渗入到人们的精神高处，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衡”作为一种重量测量单位，少之有失公允，多则过犹不及。如同政治存在基于政治服务一样，口号在不同的时期承载着不同的衡量标准，于是专制社会便成为执政者延续政权的统治工具，民主时期则变成执政者实施方针的社会策略。无论何时何地，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口号这种泛政治化的社会产物，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文化，会按照它特有的表现形式流传下来，并嵌合着不同时代，不同时期以及不同人群的心中的那段擦之不去的记忆芯片。
有鉴于此，“口号中国”本身就是一种口号中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