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隔这么多年，我依旧不能忘记，二十年前那个黄昏也似乎没有远去……
父亲和他的两个兄弟坐在炕上，少了素日的欢笑，夹在指间的烟都忘记了点，狭小而低矮的屋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气氛。一切皆因祖母的安葬而起。那段日子里，我们不敢大声喧哗，看着上辈兄弟间无法厘清的恩怨与血肉相连的恩情，我们选择了沉默。不过，一切恩怨和恩情在光阴的淘洗下，终将失去当初的鲜活，留给我们的除了惊悸，只有更深的思索与反叛。
父亲姊妹五人，他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弟弟是农民，勤劳耕耘着几亩田地，放牧不多的牛羊，过着小富即安的日子，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对命运做出公然的挑战。父亲的三个姐妹嫁到邻村，一辈子平平常常过着日子。她们都老了，而孩子们都去了城里，只剩下她们还留守在那片土地上。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祖父就死了。祖父的死没有给孩子们留下深刻印象，几十年后，父亲总是将那段经历当成传说。父亲傻乎乎笑着说，只记得当时吃了顿饱肚子，至于后来的事就想不起来了。然而祖母的伤痛却在当下，她带着一群孩子，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十多年的艰辛生活。
祖母很含糊，说不出每个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细节。她唯一记住的就是，家族里的长辈因为没有上缴银圆，而使祖父在绝望中命丧荒野。我们问过父亲，父亲从不忌讳，也看不见有多么悲伤。父亲对祖父的死本来就不清楚，因此当我们提及祖父的死时，他只好给我们讲故事。直到有一天，我从一个古旧的箱子里，无意翻出一张皱巴巴的油印判决书，上面写得很简单，大致是说祖父没有偷那么多粮食，但欺骗了人民……我完全知道事情的详细经过，是几十年以后了。
父亲说起祖父，更多的是演绎。祖母偶尔也会提及祖父，可她的言辞里充满悲情。不过事件内容大致如此，各种版本出入并不大。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合作社集体仓库守夜的几个人就开始行动了。他们的计划很简单，一人放哨，两人分粮，剩余两人将所分之粮依次提到家中。仓库里原本粮食不多，偷分也只是几大碗的事情。祖父是仓库保管员，保管员带头偷集体粮，罪大恶极。的确也是那几碗粮关乎几个家庭的命运，也关乎全社人的命运。因而偷粮一事被人发现后，立刻就遭到了集体的声讨。按照祖母回忆，那夜的确有人给家里送来了粮食，她连夜炒熟粮食，分给了每个孩子。
祖父有个弟弟，在边远县城工作，很少回家，那年秋天他哥哥去了劳改队他才回来。祖母说，家里所有事都由祖父的母亲掌管，祖父弟弟回来的那段时间，所有事就由他掌管，祖父的母亲也插不上话。祖母还说，她嫁过来时田地很多，家里还雇了短工，全家人和楼上太爷们住在一个大院里，可没过几年，田地和财产都被没收了，大家也分成了小家。没分家之前，祖父将挣来的钱交到太爷手里，自己偷偷留了一点。祖父的母亲是个小脚老太太，没收财产时，祖父私自存的那点钱早让老太太埋在地下了。
老太太埋钱的事儿祖母知道，可她不敢问，更不敢挖。祖父在牙关沟劳动改造，一年后，其他人都回来了，只有他没回来。祖母说：“生产队派人来了好几次，说当事人谈到了一笔钱，把钱交给生产队就放出来了。”后来生产队又派人去找老太太，老太太一口否认，说家里根本没钱。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来劝说。再后来，祖父被重新定了罪名，一直到第二年冬天，拉到家来的是一具僵硬而干枯的尸体。
祖父是生产队埋的。只掩埋住尸体，至于其他说道与讲究，在那个年月是很奢侈的。祖父死后不久，小脚老太太也去世了。整个家里只有一个男人——祖父的弟弟，他处理完后事就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
二
祖母的家族曾显赫一时，然而在岁月的磨洗下，终究一贫如洗。也许是和寺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或许是后辈儿孙们不思进取，不过父亲却讨了个便宜，他跟随舅舅在牧区干活。农业合作社解散时，父亲已完全出手，成了小地方不可忽视的木匠。
家境渐渐好了起来，这和父亲的手艺有着很大的关系。祖母彻底解脱了，她虽赋闲于家，却做不到彻底心闲，她在田间的活动变成了院里院外的忙乎，喂鸡、喂猪、晒土，忙完一家，又蹒跚着去下一家，太阳落山前还不能消停。祖母也是个小脚太太，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跑到树林里，将桦树皮剥来，送给她。祖母抽空会将桦树皮剥到只剩最后一层，再剪成长条形或方正形，贴在小脚上用布条紧紧包裹住。祖母从来不会告诉我们那样做的好处，于是我偷偷也将桦树皮贴在脚上用布条包裹住，一天之后就觉得脚很潮湿，很难受，却没有了任何脚臭味。
父亲有那么几年在农区，后来又去了牧区。家里人不会去探问缘由，大家只关心一件事——他能挣来更多的钱。父亲挣来的钱要分成三份，一份给他亲弟弟，一份给正在读书的堂弟弟，一份留给自己家。几年后父亲的亲弟弟也成家了，有了各自的家和孩子，家与家之间慢慢就拉开了距离。那种距离并不是心灵的疏远，而是某种程度上的责任和羁绊。但都没忘记，家里还有个在外工作的长辈。那时村里读书人少，工作者可以推荐自己读过书的亲戚朋友，或替班，或招工，因而父亲的堂弟初中刚一毕业就去上班了。这对整个家族来说是件好事情，对父亲来说，更是节省了一笔毫无缘由的开支，虽然父亲给他堂弟的不多。
父亲堂弟的工作给我们带来了惊喜，逢年过节，都能吃到糖果，同时还给父亲和父亲的弟弟拉来煤炭，给祖母带来点心和蛋卷。祖母的眼睛那时已看不见了，她藏在枕头下的点心和蛋卷让我们一点一点偷吃完了。祖母想起来的时候，就在枕头下摸，当摸不到点心和蛋卷时就喊我们，我们从早已空瘪的小包袋里捡点碎渣渣放在她手心，飞一般逃出屋子。其实我们不怕祖母，而是怕父亲。父亲一旦知道，就会拿起皮鞭抽打我们。
有次夏日午后，我们拿瓶底子在太阳下烤蚂蚁，之后又拿瓶底子给祖母，让她当作眼镜看。祖母突然说，她能看得见了。瓶底子让祖母从黑暗的世界一下返回到明亮的现实，她高兴坏了。父亲常年在外，经他多方打听，才知道祖母患了白内障，动了手术就会好过来。第二年春天，父亲攒够了钱，和他的弟弟将祖母拉到县城医院，动了手术祖母的眼睛又亮了。当时在整个村里来说几乎是个奇迹，眼睛瞎了，统统都是白内障?村里也有人攒够了钱，然而有的眼睛并没有亮起来。于是我想，艰苦岁月里，年轻的寡妇能拉大一群孩子，自然有上天眷顾。
父亲和他弟弟分家，应该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时我已有模糊的记忆。一直到完全懂事，才明白最好的兄弟也是不能长久住在一起的。父亲和他的弟弟在一个院子里生活了近二十年，也算兄弟情深了。尽管如此，父亲依然用了好长一段时间，拉扯着两个家的家务。父亲常年在外，农活全由他弟弟负责。从这一点上说，他们之间不偏不倚，互不相欠。只是苦了祖母，拖着小脚，在两个家庭间来回出入。
邻村有个老人常来我们旧院子，一来之后，祖母便搬来板凳，或在地上铺一块破旧的毡，坐下来开始说着过去的故事。见陌生人来家里，我们都不愿出门玩了。他们的话题很古旧，我们不懂，可喜欢听，最关键的是偶尔能听到关于祖父的消息。祖母早已对死去的祖父不大在意了，不过客人来上门，无论如何都要耐着性子听。这是祖母对待每个人的原则，也是父亲教导我们的法则。那样的日子没有维持多久，村里就传出了闲话来。祖母不闻不问，依然拖着小脚出出进进，忙忙碌碌。可父亲弟弟的媳妇却发火了，那天中午她特意从田地里赶了回来骂了几句，同时还不住地抱怨祖母。邻村老人惊恐万分，欲言又止，最后灰溜溜滚出院门。我当时很害怕，也感到很惊讶。祖母毫不辩解，只是低头流泪。多年后，我依然忘不了那个场景。祖母那年六十多岁，从守寡算起长达三十多年没人对她说三道四，她把所有青春容颜都献给了一群孩子，已是风烛残年，怎么可能顾及所谓的风花雪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某个秋天，父亲的叔叔回来了。最艰苦的年月里，没有见他回家，大家还不是好好活了下来?父亲在面子上显得很尊重，但心底对他积怨很深。他叔叔回来主要为一件事——给家里找个好坟地。父亲堂弟的母亲病很重，父亲的两个弟弟忙乱着老人的后事，父亲陪着他的叔叔和阴阳先生，去田间看坟地。
坟地对一个家族来说很重要。父亲遵从了他叔叔的话，毕竟他是读书人。几天时间里，他们走遍了三家人的每片田地。坟地是阴阳先生选的，在我家一块向阳的平地里。阴阳先生是父亲叔叔的朋友，他学识渊博，德高望重。选好坟地后，父亲的叔叔还特意将一本《三字经》交给父亲，嘱咐将来下葬时要埋在神位处。
三
两年后，父亲的叔叔彻底告老还乡，他似乎知道自己即将不久于世，总是让父亲陪他说话。我们喜欢凑热闹，也是因为都上初中了，对有些事情还是想知道。
再次听到祖父的死，却又是另外一个版本。祖母曾提起过，邻村老人来找她，并不为别的事儿，而是将压在心底的话说给她听，因为邻村老人正是当年生产队里的负责人。说冤枉了祖父，那是不对的，他实实在在参与偷了集体粮食。其他人劳改一年都放回来了，祖父没有回来，是有原因的。邻村老人并不知道这一点，他所知道的是祖父交代了家里还有点银元。事实上，祖父的死和私藏银元关系不大。开始没收地主富农财产，是新中国刚成立初期的事儿，祖父应该知道，私藏银元是有罪的，他怎么可能让自己罪加一等?邻村老人来找祖母的时候，说祖父已经得了病。不过邻村老人依然替祖母惋惜，言外之意是要告诉祖母，是小脚老太太断送了祖父的命。为一点钱财舍弃儿子，那需要多大的勇气?然而我们听到可靠的，关于祖父死亡的原因，不是为了那点钱财。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祖父没有承受住拷问，交代了以往的罪责，以求宽恕。
我们知道的家族是两个大院，一处是我家的老院子。还有一处，在距离老院子不远的堡子里。父亲的叔叔说：“血是近的，而人已不那么近了。几代人过后，大家只是在祖坟里一同祭祀而已。”父亲的叔叔说到这里，也是唏嘘不已。他说：“看起来是和睦的一个家族，可上报的材料的确是他写的，所偷粮食从几碗变成了一百多斤，添加了罪名，多判了几年，人自然就回不来了。如果当年上报的那些材料不退下来，那件事或许就不会有人知道了。”他还说：“楼上的老人也是他报的材料。”父亲不清楚，我们更不知道。但祖母说过，我的祖父死后不久，楼上一位老人就吊死在牛圈里，吊死之前，还莫名其妙被批斗了几天。按理说，那时候我们这一房头早已脱了富农的帽子，但还是没有躲开，原因就是他重新写了上报材料。
他是谁呢?他就是父亲叔叔的远方兄弟，是个有权力的人，准确说，是公社里的干部。父亲的叔叔说到关键处，脸膛发黑，咬牙切齿。父亲的叔叔说他见了材料，材料上联名的第一个人就是他。祖父劳改期间，生产队动员过几次，这一点足以说明，祖父确实交代了关于私藏银元一事。小脚老太太硬是没上缴，那些银元最终去了何处?父亲的叔叔却只字不提。一直到他去世，祖母才发现他家有两个铜罐，正是当年小脚老太太装银元的那两个。
大家知道了祖父死亡的确切原因，但没有告诉楼上的长辈们。父亲说过，自从他们记事，叔叔的那个远房弟弟总是多方接济和关爱，他的美名因此也传遍了方圆几十里。至于写上报材料，专门诬陷自己家族的人，谁也不会相信。最可笑的是，我们依然在一起上坟祭祖。我们没有把仇恨带到现实中来，或许在那个特别的年代，人心才会衍生出不可思议的邪恶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父亲的叔叔去世了。恰逢寒冬腊月，冰冻三尺，村里人整整用了两天时间，才挖好墓穴。一切按亡人生前的嘱咐，葬礼办得很简单。唯一让大家觉得不合适的是，父亲叔叔的坟头和他媳妇的坟头隔了很大的距离。谁也不曾想到，那段距离在安葬完祖母后，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四
二〇〇年三月，祖母去世了。那年我刚上大学，家人没有告诉我祖母去世的消息。到出殡后，母亲才给我来了电话。第二天，我回家了。老院子没变，里外的门楣和门框上只是多了几副挽联。
父亲和他的两个兄弟坐在土炕上，脸色凝重，都不说话。老人们常说，有一块好坟地，子孙后代就会兴旺发达。父亲的叔叔是个老学究，对此更是寄托了很大希望。将一切归到坟地上，听起来不可思议，可那样的想法在大家心中亘古不变，做法上亦是精益求精。父亲莫不如此?心底有种种纠结，唯有坟地一事，他是感激他叔叔的。按照他的话说，这么多年来，选坟地是他叔叔给家里办的唯一的一件正经事儿。
选好坟地的那天晚上，父亲的叔叔和阴阳先生聊到深夜。父亲端茶倒水，同时也记住了阴阳先生和他叔叔的话。阴阳先生说：“好的坟地往往是机缘巧合，但埋葬方式也很重要。常见的是‘花葬’，是一夫一妻并排葬，注重亲情。有讲究的是‘排葬’，男左女右，从大到小依次埋葬，偏重血缘。”阴阳先生还说：“‘排葬’是坟中最有名堂的坟，要占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父亲的叔叔很满意，既然阴阳先生那么说了，看来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应该没啥问题。坟地关乎后辈儿孙，如果条件不具备，他是不会贸然应允的，因为他迷信这一点。
那夜还办了件重要的事情，阴阳先生和父亲的叔叔商定后，就立了字据：
“X氏家门，坟向庚山甲。
“以后葬人需男左女右一一葬之，不得乱葬。
“后辈子孙自然吉庆矣!”
我在家的那几天，父亲和他的兄弟们天天争论埋葬之事。都说人有三魂七魄，死后一年去一魂，七天去一魄，三年魂尽，七满魄尽，所以要过“七期”和三周年。祖母“头七”那天，全家人早早就准备了献果，去坟地焚香祭奠。坟地已有三人安葬，父亲的叔叔和他媳妇各居两边，而祖母的坟头却在中间。
从坟地回到家中，父亲和他的兄弟们由起初的不高兴变成了争吵，就差打起来了。父亲阴沉着脸，说：“兄弟间不必拐弯抹角，话说到桌面上，该怎么办就这么办。”
父亲的堂弟说：“三人都没占到正穴，活时是夫妻，死时应相依，现在成啥样子了?村里人都议论着。”
父亲的弟弟也说：“埋错人可对后代不利呀。”
父亲说：“阴阳先生早就看好了的。”又说：“叔叔是老阴阳先生下的葬，当初中间留了那么大的位置，你们不知道吗?”
父亲的堂弟说：“先人们都是一对一对埋的，你把我大和我妈分到两旁，而把你妈埋到中间是啥意思?”
父亲说：“坟地是你大和老阴阳先生选的，葬法也是他们定的，怎么会错?”
父亲的堂弟说：“坟是大事，不行百日过后迁出来吧?”
父亲动怒了，他骂着堂弟，说：“你是鬼迷心窍了?活人不安宁，让死人也不能安稳吗?”
父亲的堂弟也动怒了，他争辩着，说：“你把你妈葬在中间，让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大有两个媳妇。”
父亲毫不客气，说：“都是你大干的，你去问。”
父亲的堂弟气急败坏，他说：“我大殁了，你把罪名还推到他身上。”
父亲从炕上跳了下来，说：“我给你问。”
父亲回家翻箱倒柜，终于找来了当年他叔叔和阴阳先生立的字据。
父亲把发黄的字据给了他堂弟，说：“你是读书人，自己看。”
父亲的堂弟没有看，他说：“你不迁也行，我迁。”
父亲彻底被激怒了，他拿起桌上的烟缸，朝他堂弟砸了过去……
事情闹得不可开交，村里人由遮遮掩掩到开始纷纷扬扬议论着。父亲像得了一场重病，我们建议，不行就分开吧，百日过后另选坟地?可父亲不答应。
祖母的“三七”由父亲的几个妹妹包揽了。“三七”需要超度，要请阴阳先生。超度亡人，说到底只不过了子孙们最后的心愿而已。从坟地回来，大家看起心平气和，而事实上每个人的心中都积满了怨恨。阴阳先生是当年老阴阳先生的儿子，虽然有点年轻，但谁也不会因为他的年轻而去质疑他的学识。趁阴阳先生还在，父亲就又谈起了坟地和安葬之事。其他人看来，在阴阳先生跟前谈论家里的事情，是不大体面的。可父亲不那么认为，父亲开诚布公，是要消除兄弟们内心的怨恨。父亲问得很直接，阴阳先生回答得更直接。阴阳先生说：“走遍了东南西北，这种葬法依然很少见。一般人家也不看这种坟，因为这种坟往往要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占有条件的人家，并按这种方法埋葬，后辈一定会飞黄腾达。”又说：“我父亲生前交代过，你家坟就是‘排葬’坟，不会错。如果不按排列顺序去葬，这座坟以后就不能葬人。阴阳虽隔，但求两利， 坟地一旦被折腾，后辈肯定不好。”
父亲的兄弟们突然安静了下来，似乎失去了继续讨论的勇气和信心。天下黄土何其不能埋人?祖母的一生布满苦难，祖父死后连像样的棺材都不曾有，整个家族明争暗斗，天时地利人和的说法源自何处?然而一切是父亲和他的兄弟们的事，还轮不到我们指指点点。
父亲的堂弟小心地问阴阳先生：“那中间距离也太大了吧?村里人都说闲话呢。”
阴阳先生笑着说：“是有原因的，应该是四人并排安葬，现在只有三个，但位置要留出来，不能乱了明堂。”
父亲的堂弟又问：“有办法弥补吗?也好堵住闲话的嘴，我们看着也不像那么一回事。”
阴阳先生若有所思，说：“只有迁坟了。”
父亲又急了起来，说：“迁坟的事儿就再别想了。”又对他堂弟说：“你将来不愿到这个坟里埋的话，就提前说好，到时重新选坟地。”
阴阳先生问父亲：“老坟埋多少年了?”
父亲还没反应过来，他堂弟抢着说： “四十多年了吧?”
阴阳先生说：“那样倒好，不用动土太深，挖点坟头土就好了。”又说“迁过来后要‘方坟’。”
父亲又问阴阳先生：“要迁我大的坟?”
阴阳先生点了点头，说：“时间太久，不能动了。只是取点坟头土，迁过来后，新的‘排葬’坟就圆满了。”
父亲又问：“‘方坟’都需要啥?”
阴阳先生说：“‘方坟’需要的东西多，我写下来，你们慢慢找，‘方坟’要等三年过后才可以。”
父亲和他的兄弟们对此都似乎接受了，而接下来的三年时间显得十分漫长。父亲不听我们的建议，甚至都不愿意让我们提起关于坟的事情。因为在他心中，坟关乎子孙后代。
整整三年时间，父亲省吃俭用，我们给他的钱，他舍不得花一分，悄悄藏起来，就等迁坟的那一天。相对而言，父亲的弟弟更困难。无论如何，他们谁都不愿接受资助，都说还轮不到我们去张罗。我的大哥有自己的事业，两个弟弟来回在田地和养殖上折腾，但也不至于潦倒。可父亲的弟弟就不一样，他的三个孩子都是好逸恶劳的主，我的叔叔几乎穷尽了他半生的养老积蓄。每次回家，我总要取些常用的药物，他口头说不要，但依然无法拒绝。父亲的堂弟情况好多了，但因坟地一事的争吵，也是好久不回老家。不过他也有所挂念，同样是坟地的事情。
五
祖母的三周年在父亲兄弟们的期盼下，终于到来了。父亲和他的兄弟们再次聚首，我们围坐一起，商议迁坟和“方坟”的事情。事实上，世间麻烦的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人心太过复杂，让简单的事情趋于复杂化了。
父亲的堂弟提前两天就回家了，他专门雇了一辆车，拉来了四块墓碑，还有一块神位石碑和八个四棱状的石柱。碑文已刻好，且两边全是龙凤图形，八个石柱的顶端还雕有螭龙。父亲能认识不多的几个字，他认真看了看碑文，又看了看石柱上的螭龙，显得很不高兴。两天之后，父亲堂弟的表现终于点燃了父亲的怒火，兄弟们又和几年前一样，吵得面红耳赤。
分摊费用只是导火线，实际原因却是那些石碑和石柱。那天，父亲的堂弟拿出极为阔绰的姿态，说“石碑和石柱的钱他一个人出”。话刚出口，父亲就吼了起来，指着他堂弟说了很多不顺耳的话。
父亲说：“都是平头老百姓，弄那么多龙凤和螭龙，能压住吗?”
屋子里静悄悄的，谁都不出声。
父亲又说：“亡人承受不住，后人就会受牵连……”父亲说起来没完没了。我突然想，给故人立碑只是流传于民间丧葬文化的一部分而已，再说那些石碑也没有镌刻墓志铭，除了名讳和生卒年月(祖母和祖父连生辰都没有)，只有立碑人和立碑时间，父亲何必如此紧张?倘若要镌刻墓志铭，那大致也只有三个字——世隶耕!这三个字何尝不能成为千千万万亡故之人的墓志铭?父亲大概因为心有积怨，找借口泄愤罢了。他的堂弟口口声声说一切由他来办，父亲肯定想到了祖父的死，也想到了当年邻村老人说给祖母的话。表面上看，祖父的死是因家人没有拿出那点钱财而肝气郁结，情志消沉。父亲是知道的，真实的情况并不是那样。那份上报材料里提到的一百多斤粮食，和多加了几年的劳动改造，才是祖父死亡的根源。父亲的执拗在于不愿去相信那份材料，而是联想到那两罐银元的去处。他的堂弟财大气粗，自然就触痛了父亲的悲伤和内心的纠结。
那的确是段布满了苦难和心酸的岁月。一个年轻的小脚寡妇，是如何拉扯大一群孩子的?父亲的叔叔生前没有顾念一群孩子，而却心念身后子虚乌有的兴旺，听起来多么荒唐。更不可思议的是，父亲和他的兄弟们为将这样的荒唐做到极致而心力交瘁。
父亲除了泄愤，接下来所做的事更令人不解。父亲将那些石柱上的螭龙全砍掉了，四块石碑两侧的龙凤也被砍得斑斑点点。父亲是疯了，一把利斧在他手中翻飞，不到两个时辰，斧刃就不见了。父亲累了，他扔掉斧子，突然失声痛哭起来。他的两个弟弟看着丧失心智般的父亲，突然跪了下来，求他不要那样。看着父亲和他的兄弟们如此纠结，我再次想到他们坎坷的半生，也想到人世间诸多荒唐的事情。让我们失去心智的往往和血缘无关，可都是社会中的人，始终无法彻底打破古旧的传统。但我始终相信，兄弟之间不会成深仇，哪怕天塌了，那股热血永远能汇流到一起。
接下来轮到我们兄弟操心了。被父亲砍得不像样子的石碑和石柱要重新收拾，尖利的破茬需要一一打磨平整，砍花了的碑面需要细细磨光。这些事情需要提前完成，并拉到坟地。
那天早上，父亲早早就起来了。他们兄弟三人在里屋点了灯，拿着纸和香，铁锨和镢头，去了遥远的埋有祖父的古老坟地。午饭时间还没有回来，全家人都慌了，都在猜测，会不会又吵起来?正在担心和猜测间，他们回来了。父亲很早前就做好了形如棺材样的一个小木盒，他们将源自祖父坟头的土装到木盒里，放在堂屋正中，不吃不喝，就等阴阳先生到来。
家里整整念了两天经，第三天我们将装有祖父坟头土的小木盒抱到坟地。祖父的墓穴紧挨着祖母，而父亲堂弟父母的坟头在两边，四个坟头一样高，石碑一立起来，“排葬”坟才显现出它应有的顺序来。
“方坟”其实很简单，按照阴阳先生的指示，我们将八个石柱按不同方位栽在坟地里，并且用红布围起来，四四方方的坟地好似一座气派的庄园。只是可惜，祖父的墓穴徒有虚名，虽然立了墓碑，里面只是一把虚土而已。
六
父亲和他的弟弟终于闲了下来，他们不再为自己存钱，也不要我们给的钱。自己的养老保险金领回后，就分给了几个孙子。他们将剩余的时光完全交付给山洼里的太阳，尘世上的事情似乎和他们无关。他们不再充当家庭的顶梁柱，更不会过问家长里短了。
二〇一三年某一天，父亲的堂弟退休回家。他没有当年的意气风发，更没有财大气粗的表现，变得谦虚谨慎，也有点低落萎靡。尤其在父亲面前，多出了不易察觉的自责，甚至悔悟。一大早，他就过来了，等我们过去时，他已经生好了火，洗好了茶杯。父亲很开心，兄弟三人也不去和村里老人们在山洼里晒太阳。下雨天，他们就坐在炕上说话。晴朗的日子，就去屋后的菜园子里，席地而坐。他们坐在一起，谈论最多的不是过去，而是那个极近而遥远的世界。看上去有点心神不安，但在我们面前，依旧坦然自若。
七旬过后，父亲的血压也渐而高涨起来。每到寒冬腊月他就得躺平，且身边还不能缺少一袋氧气。躺平之后，父亲的脾气和他的血压一样，随时随地往上蹿。事实上在立冬前几日，他就显出急躁不安的神情来，指桑骂槐，踢农具摔东西。父亲向来固执，从不去医院。早些年还能听进几句好言相劝，随年岁深入，对我们的劝说不但不听，反而变得粗暴无比。我们只能忍受他的各种抱怨和毫无理由的谩骂，却始终想不出让他漫步场院或阔步大街的任何办法来。
父亲不待见我们，然而对他的两个兄弟却显现出过分的亲昵和珍惜。父亲的朋友越来越少了，或许这也是他分外珍惜的主要原因。按他的话说，活一天赚一天。不明白他们赚到了什么?是无情岁月的杀伐?是病痛折磨?还是对另一个世界的害怕?是的，活着才有希望，才能见到明亮的阳光，这是对生命的无限敬畏啊。
父亲和他的兄弟以及朋友之间的言谈单一，没有离开病症和死亡。父亲靠在被子上，气喘吁吁，但丝毫没有像对待我们的那种凶狠。他们的言谈之中，有对亡故之人的羡慕，也有对健康体魄的渴盼。总之，他们的交谈中都对死亡充满了恐惧。
很多人都说，死亡并不可怕。贪生怕死就足以说明，死亡其实很可怕。那种可怕源自人类对新生的渴求，于是道家便有了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教导。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何尝不是对生命抵达临界时的宽慰?其实，对父亲和他的兄弟们来说，惧怕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而是病痛的折磨。
人总是会有欲念的，而欲念总会驱使人的各种不满足。遇到不喜欢的事，就想躲开;遇到喜欢的事，就想持久拥有。正因如此，人心永远不安。尤其碰到情绪低落时，就格外明显。比如病痛，只要疼痛持续，情绪就愈加低落，对生命就感到不满，就用尽办法想去解决。有了这样的欲念，就注定不能摆脱痛苦。释迦牟尼二十九岁时，抛下财富和家人，走遍印度北部，希望为这一切痛苦寻找出路。他苦苦修行，聆听大师讲道，依然无法完全解脱。之后入禅六年，思索各种苦痛的本质、原因和解决方式。最后体会到，一切苦难并非来自噩运、社会不公或是神祇的任性，而是出于每个人心中的思维模式。痛苦的确存在，那么该如何逃离?于是圣人们就开始放下欲念，最后得以涅槃。而普通的众生很难做到无欲无求，因而神祇依然无法拯救他们的痛苦。于是，父亲和他的兄弟以及朋友们，将化解一切痛苦的希望依托到村里的赤脚大夫身上去了。他们日夜渴盼着，在没有任何疼痛的情况下，顺利到达想象中的那个世界。他们不信任医院，村里的赤脚大夫是他们心中唯一的领路人，也是唯一能帮他们解开生命迷局的智者。
相比而言，母亲的身体好多了。但让我们所料不及的是，母亲突然离开了尘世。己亥年秋之清晨，大野刚刚泛起金色，户外凉风始起，母亲没来得及去屋后的园子打理被寒霜侵袭的白菜，就晕倒在炕上，再也没有醒来……
母亲劳碌一生，后来信佛，我们叫了僧人念了经，同时也按照村子里经常举行的三献礼祭祀了她。先生的祭文十分高调，名不副实。不过作为世俗世界里所谓对勤劳者的赞美和安慰，也无话可说。但我深深地知道，那些虚假的光环，终究无法遮掩住我们内心的伤悲。
母亲的突然离世，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梦。真的不愿醒来，因为一旦醒来，我们就没有了母亲。好多次，我无法回神，也常常想，当我从遥远的他乡回来，看不见母亲，房屋就会变得幽暗了许多。山岗上，晃动的人影渐次消失。落日下，场院里豆子像一群孤独的孩子。我也想，这时候，她就会回来。温暖的火苗跳跃着舔舐黑的炉灶，她坐在矮小的板凳上，像一尊菩萨，给我们祈祷平安和吉祥。我不敢说出怀念，或是祈祷的话。风马在蓝天上飘飞，山岗上经幡呜呜作响。我就是不敢说出内心的悲伤，也无力补偿失去的遗憾。深埋大地之下的她，再也不肯告诉我们她的苦衷，再也不肯透露，那些关于活着的艰辛与困苦。
父亲在他两个兄弟的陪伴下，倒无大碍，只是显得很失落，完全失去了昔日暴戾的脾性，沉默寡言，形如枯木。
坟地里又多了一个坟头，母亲睡在祖母脚下，四周草木葳蕤，阳光温和。那真是一片好地方。
父亲堂弟的三个孩子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打工。就在我母亲去世的那年冬天，他们都考上了公务员。全村的人都在议论着，将一切归到坟地上来，且说得玄乎而神秘。更奇怪的是，村里人都效仿，请最好的阴阳先生选个风水宝地，“排葬”立祖，“方坟”念经。当然那是别人的事，无论多么荒唐，终究无权去干涉，也顾不上去思考，因为我的心里还压着另一件事——母亲的三周年马上要到了。
正式给坟墓立碑始于汉代，当时也只是达官贵人、士大夫，或者其他有身份的人，普通百姓是不能立碑的。唐代比较开放和包容，平民也开始立坟碑，但仅限于有钱人家，穷苦百姓是立不起坟碑的。母亲是洮河岸边普通的一员，要不要给母亲立碑?我同样有几个兄弟，何况父亲和他的兄弟们都还在。这件事对我们兄弟来说，要比活着更加棘手，且无从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