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东西，凡是我们拿来和别的东西比较时显得高出许多的，便是伟大。
——车尔尼雪夫斯基
在我们的文学中有一位作家，他既不像比昂逊那样是直接的教育家，又不像基兰德那样是简单的消遣文学作家。可是他像二者一样，始终把反映社会作为自己的任务，而且在表现人物方面甚至比二者更喜欢粗糙、简单的性格心理描写方法——我说的是亨利克·易卜生。在我们的文学中，如果有哪位作家创造了那种顽固的“人物性格”的话，这就是他;如果有谁这样固执地坚持，一切与人物性格“无关”的事物都不能描写的话，那也是他。他惯用的艺术形式可以证明这一点，这种形式像他本人一样粗暴而缺少感情。下面，我想作些解释。
人们长期以来相信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某些起主宰作用的能力。
翻开每一部古书，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桀骜不驯的所谓主宰能力出现在各种类型的人物身上，如彻头彻尾的无赖、完完全全的天使、地地道道的骑士与十全十美的美人。在我们的时代，又出现了一个具有教学头脑和强烈思想的泰纳，他也把这种关于主宰能力的理论灌输给我们。泰纳认为，作为一种规律，有两三种人的基本特性。他选出其中占支配地位的、甚至统治着其他两种特性的能力，并把人的全部生存活动都归结为这种所谓的统治能力在起作用，没有一个举动、一种思想、一种感情不染上这种统治能力的颜色。可是，这样一来，人的主要精神境界被拉到同一水平上去了，这样的人必然是十分简单的，从感情到灵魂构成不同的性格类型。
关于人是一种性格的观点在各个时代首先统治着舞台。在莫里哀笔下，吝啬鬼只能是吝啬的，在莎士比亚那里，奥瑟罗必定是嫉妒的，亚古一定是个无赖，在《罗斯莫庄》里，罗斯莫只能是贵族。一个演员应当把角色演得鲜明、生动，不仅使包厢，也要使正厅的观众能看懂，因此，一个人物的性格如果不鲜明，演出就失败了。可是，人物形象如果太鲜明，就势必会变成一种性格象征、一种人物类型。所以，观众看到舞台上出现一个女管家或厨娘，绝不会不知道她们是什么人，她们必定围着个大围裙，一张口就要说俚语。
易卜生同样以这种关于人的理论为基础，塑造了他的人物形象。《青年同盟》中管家婆的性格与《罗斯莫庄》中女管家的性格完全相同，她们可能是同一个人，只不过那出戏里她要年轻些罢了。她们的特征、她们系的围裙、说的俚语都差不多——语言尤其如此，只有细微的区别。我认为，这样一种露骨的、错误的心理描写，这样一种为观众所理解、欣赏的心理描写是一种不负责的、粗糙的心理描写。戏剧本身是一个狭窄的框子，只能勾画出人物性格的轮廓。
如果我笼统地说，挪威文学是一种为人民大众的文学，从总体来看，受以通俗的民主思想的局限，有人一定会用易卜生来反驳我。我没有忘掉易卜生，也绝不会忘掉他。他和别的作家一样，是一位社会作家。他感兴趣的首先是个人的与社会的问题。但必须注意，易卜生只对那些同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个人问题感兴趣，只有这些个人问题他才会描写，并使它们带有浓厚的心理描写色彩。他笔下的人物命中注定都担负着某种社会使命。的确，这是妙不可言的，但是，这也是一种发人深省的通病。也许，易卜生有高尚的情操、深刻的思想，不会把为满足人民一时之需而写作当成他的最高职责，可是这个人不自觉地成了挪威和本世纪的骄子以及斯图尔特·穆勒的后裔。
让我们举一部易卜生的作品为例子吧，这部作品也许最能驳斥我的看法。让我们看看他著名的贵族戏《罗斯莫庄》。罗斯莫应当成为、并且已确实成为贵族性格的一种典型。可是老实说，我很难把他同一个人联系起来，特别最后一幕更是如此。如果我必须把他看作是一个人，我就得将这个人物大大改写，使他成为一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并且言必谈贵族的退职牧师。这个人从不守分守己，这就是他的贵族本性。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身份，“直到死永远是他自己”，他“保持着”自己的性格，谁也不会发现他用铁叉子吃饭。他无论如何要保持他的贵族气派，他是那样高贵，连笑也不能笑，宁愿受侮辱也不愿把侮辱他的人赶出大门。他为什么要同乌里克·布伦得尔来往?为什么不给此人一张十克朗钞票让他走开呢?如果他出身于贵族，是个标准的贵族的话，他就应该这样做。可是，他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体现完完全全的贵族精神，所以不会想到去做这种粗暴的事，不会帮助布伦得尔并让他滚蛋。他的情操那样高尚，只能同吕贝克过一种“纯洁的共同生活”，也就是说，享受一种“精神上的婚姻”，他把这种婚姻称之为“宁静、快乐、没有欲念的幸福”。他的内心就是这样纯洁。他说，“道德法则”已成了他的“自然本能”。罗斯莫的感情是那样温和细腻，他是那样不可救药的高贵，甚至布伦得尔一再伸手向他要钱去酗酒，他也感到由衷的高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好人，当他说起那双送给布伦得尔的旧靴子时是那样温柔，充满了爱，仿佛他在谈论死去的妻子。他的性格无限温和，温和得近乎软弱。他那贵族的躯体内所有的力量甚至没有我的一只手那么大，所以，一遇到不幸，他便会立即高贵地垮下来。他温文尔雅，软弱透顶，但因为他是贵族，也只能是这副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