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碰到这群奇怪的长跑者，是在旧金山。
那是一个新年除夕，我急匆匆地去赶最后一班轮渡回家。轮渡七点半启航，七点二十五分左右，我还在一公里之外。我们买房子的时候，贪图阿拉米达岛的优美宁静，没意识到一切桃花源都有赖于与世隔绝，因此这个靠渡船连接都市文明和我们住宅的小岛，到了晚上七点半摆渡结束后，就剩一条通道了——那是一座吊桥，仅供汽车过往。
据说我们岛上一旦发生凶案，罪犯是很那跑出去的，只需把吊桥打开。对于我这个不会开车的人，赶最后一班渡船练出了长跑的耐力和短跑的速度。这一次我瞪着轮渡码头楼上的大钟开始了一公里冲刺。
很快我发现自己混迹在一个不见首尾的跑步者队伍里。这群跑步者一律穿红色礼服裙。
高大的男子居然也能找到合适他们尺码的女性晚装，仔细看，那些晚装多半都是针织面料，可伸可缩，并且十分性感，但供乳沟炫示之处，飞长着丰密的胸毛，被大踏步跨越弄成迷你裙的紧窄裙裾下，一双肌肉铮铮的飞毛腿。
他们中三分之一是女人，自然更加红艳似火，个个如飞奔逃婚的红妆新娘。其中几个人发现了我惊人的跑步速度，七零八落地跟上来，开始提问。
“跑这么快，是去抢啤酒吗?”
“喂，还有三公里才到啤酒站，你这样的速度不等跑到就累死了!”
我顾不上回答他们，心里更奇怪了：什么啤酒，啤酒站?
一个年轻女郎一口澳洲英语，她问我：“你为什么不穿规定服装?”
我发现他们的英文不完全是美国乡音，有英国音、澳洲音，还有爱尔兰音，于是我不顾赶不上轮渡而要花几十块钱乘出租的危险，气喘如牛地跟他们搭起话来。我问他们什么是“规定服装”，他们非常惊异，说“hash俱乐部”通知每个成员，这次“hash”长跑的规定服装是红色夜礼服，不分男女。
我只是在早餐菜单上看到单词“hash”，就是把土豆煮了之后，切成(或剁成)小碎块，再用油煎，是西式早餐里的家常食品，全称为“hashbrown”。据说把肉和剩菜乱切一通，改头换面地重新烹饪，就叫“hashup”，用中国话来解释，就是热剩菜，或者热杂烩。我更好奇了，杂烩和长跑又是什么组合，刚才他们还提到啤酒，这三者是什么关系?
当我问他们什么是“hash俱乐部”时，他们才明白我只是个短期的偶然同道人。他们全是一副没法长话短说的无奈，离开了我。
回到家，我从我先生莱瑞那里打听到，“hash俱乐部”是个国际性民间组织，主要活动是喝啤酒和长跑，可以先醉后跑，也可以边跑边醉或先跑后醉，绝大多数人都选择先跑后醉。他们有队歌、队舞，每次长跑，还有规定服装，偶尔地，他们会来一次惊世骇俗的服饰展示，比如无论男女老少，一律红色晚礼服。他们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做“一帮有跑步恶癖的酗酒者”(abunchofdranks.115zw.)。
当我平行于那群为酗酒而跑步，或为跑步而酗酒的红衣男女时，万万没想到几年后我自己也成了“hash俱乐部”的成员。
2004年我们到了尼日利亚，很快就认识了一个腿有残障的黎巴嫩人，他是阿布贾地区“hash俱乐部”的部长，每星期六组织一次由各界酒徒参加的hash长跑。这时我对于酗酒长跑者的历史，也有了相当的知识。
首先我知道它起源于一群驻扎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英国殖民军官，以及其他侨居吉隆坡的英国人。俱乐部全称为“hashhouseharries”，缩写为hhh。其主要动机是以长跑抵消一个周末过度的暴饮暴食所积累的恶果。而又以暴饮啤酒来弥补长跑的体力消耗和犒劳苦旅艰辛。
我曾经借我的小说中人物说：“无聊一点也不难受。”但到了阿布贾半个月之后，我把这句话改为“有酒的无聊一点也不难受”。每到一个聚会，四面八方是酒徒，周末从星期五下午三点开始，没有电影院、剧场、图书馆、餐馆可去，所以大家都设酒宴，彼此邀请，一模一样的尼日利亚啤酒管够。
因为喝啤酒，也就产生了新词汇，叫“beerrun”，就是出啤酒差，派谁出啤酒差，谁就得挨家搜集空酒瓶，再成箱地运到商店，然后为各家买回一箱箱啤酒。还有“beerrental”，指的是买酒喝酒退瓶，三件事合而为一。因为啤酒进肚子没多久又出来，巡回很快，所以人们认为不是买它，而是租了它。
也就在这类饮酒会上，我认识了阿布贾的“hash俱乐部”部长。黎巴嫩人若严格按“hash俱乐部”部规，官阶是阿布贾kennel的grandmoron，直译就是“阿布贾狗窝的大白痴”。他在这场酒会上就拉了几十个壮士，我和我先生也在其中。
在靠近赤道的地方进行野地长跑，是需要意志和冒险精神的。假如这帮外交官不无聊到一定程度，大概不会以那么极端的形式来抵消无聊。阿布贾一带没有山，但所有的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稍微偏离市区，就是野溪荒谷，丛林繁密得如同无人区。
hash长跑每次推选一个小组，负责选择路线，大队人马上路时，再由他们领路，标路线、布置**阵。他们用撕碎的白纸屑标出路线，隔一两米撒一片纸屑。他们还要负责误导人们，把纸屑撒到一条歧途上，让累得垂死、热得冒烟的人们误跑一大段冤枉路。这条歧途有时兜个圈子再转回正道，有时干脆断在蒿草或灌木中，也许在一个小屋大的蚂蚁城堡下，它戛然而止。
我对于歧途的判断有以下几条经验：
第一，白纸屑摆得过于昭彰显著;
第二，路况优良;
第三，似乎通向一个村落。
尽管和领路人不断斗智斗勇，我还是走过不少冤枉路。这样被迫的额外锻炼，给自己的唯一安慰是我比自己想象得更结实、更耐活。
我先生的一次误入歧途后果比较严重，他发现自己不知怎么到了一个小村子里，被一大群大致**的黑色身影团团围住。美国人这几年在很多民族心目中做反派，所以我先生急中生智，拿出一口夹生但发音纯正的浩萨语来。他马上被另眼看待，全须全尾地被护送归队。在时而可见“美国佬必须滚”的尼日利亚，这次历险多少让我后怕。
平常我先生学语言，我会不以为然，打击他说：除非他再次发配尼日利亚，浩萨语毫无用处。这回救命的正是被我斥为无用的语言。美国兵在战场上一旦被俘，立刻大义凛然地一撕前襟，呈出三十多种语言写的投降书，看来是远见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