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春节之后的几个月里，除了忙乱其他事情，我回了家乡三四趟。回去看望我的父亲，我那已经七十三岁的老子。
我和父亲，情感很深。所谓父子情深，天高地厚来形容不为过分。具体比较，与我和祖母之间的情感深度不相上下。
从两岁回乡到十二岁小学毕业，我在祖母呵护抚拍下整整度过十年幸福时光。直到因了1960年大饥馑快要饿死，不得不到太原来读中学，我才离开祖母。在太原读中学，每当放假我便急不可耐奔回家乡。粗糠野菜，食之有味;掏粪砍柴，乐此不疲。
1963年暑假，邻村唱戏，祖母给了我一块钱零花。老人家平时一分钱不舍得买块糖吃的啊!而在戏台前，我买了油条吃，买了果子吃，一块钱吃得精光。
看罢戏回村，祖母问：
戏好看吗?
我说：
好看!
钱呢?
花了!
买了点甚?
“油鬼”和果子。
好吃吧?
好吃!
祖母十分快慰满足地微笑着，而我就在那一刻突然生出一种极深的内疚来。一块钱我竟是花得精光吃得香甜，没有给祖母买回哪怕一分钱的吃食来!也正在那一刻，我暗暗发了一个庄严的誓愿：
我日后挣了钱，一定要首先好好地孝敬我的祖母!
那年，我十五周岁。那是一个幼稚少年的真诚誓愿。
然而，我的誓愿永远地失去了实现的机会。第二年暑假阴历七月初五，祖母就去世了。
那年春天，老人家就病倒了。几度极其危险，但怕影响我读书，不肯告我消息。老人家硬是苦苦挣扎在鬼门关前，等我放假。等我回到她的病榻前，我的精干要强的祖母已气如游丝，没有力气讲话也没有力气吐痰了。我整整陪侍了祖母九天九夜，喂水喂饭、处理便溺，用我的胸膛替祖母暖她水肿冰凉的腿脚，用手帮助祖母扯取她喉咙中无力吐出的痰液。九个昼夜我几乎不曾合眼。比起祖母十年抚抱，区区几天侍奉能算得什么;但皇天给了我稍稍补报祖母恩情的机会，毕竟令我心中得到些许慰藉平安。
出于同样的心理，当我从部队复员回到太原工作，在机车车辆厂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二十六元钱我寄给家乡大伯十元，给了我的干娘十元。
大伯协同祖母抚育了我十年，清晨催逼我砍柴担粪，夜晚小油灯下监督我写仿、打算盘，为我日后成人下过多少心血。
干娘整整哺乳我两年，特别是在白色恐怖下做地下工作的父亲撤离太原，枪炮声中是干娘的搂抱给了我安全的倚靠。解放太原时，一枚炮弹曾击穿屋脊，是干娘搂了我钻在床下躲过了大难。至今干娘讲起当初，还总是拍拍她的衣襟，说我当时吓得小便失禁，满满地给她尿了一身。
给大伯和干娘十元钱，又能算得了什么。但那是我当时所能拿出的尽可能多的钱了，至少那能表达我的一点心意吧!
1978年底，父亲由于肺部发炎积液住医院。开始拍片诊断以为是肿瘤，把老爷子吓得要命，后来竟然还戒了烟草一两年。我是独生子，陪侍病人便只有母亲和我轮流值班。
母亲值白班，我值夜班。
那时，我刚调到省作协当编辑不久，日日坚持上班不敢请假。两个孩子尚小往返幼儿园还得接送，形势逼迫就命令四岁的男孩率领两岁的女孩自己上幼儿园。凶神恶煞地警告妹妹必须听哥哥的话，哥哥必须将妹妹安全地领去领回。我在后边跟踪了两次，一对儿小东西果然会过马路，会靠墙根儿行走，乖乖地去到幼儿园而不在外边玩耍，也就放心了。好在幼儿园中午管饭，无需家长操心。可怜那时的生活水准，一个孩子的午饭只收一角钱伙食费，顿顿吃水煮茄子，闹得至今两个孩子听到“茄子”就反胃。
但男孩不交代，女孩却一张巧嘴汇报说，儿子张沛和幼儿园另一个男孩争夺“王位”，每天打架。两个小男子汉谁也打不败对方，最后形成各自占山为王的局势。我儿子的兵马还要多一些。山大王就将茄子赏赐部下众将官，众将官则将他们一碗菜里仅有的一两片小肉敬奉大王。我的女儿系山大王的妹妹，优惠政策也只是可以不必额外赏吃茄子。
那幼儿园说来也太简陋破旧，滑梯木马一概全无，院里一株歪脖枣树秋天结几颗枣子，一座茅房夏日蛆虫甚多。孩子们别无可玩，仰脸看几颗枣子等候它们坠落，或者便是偷偷拣了茅蛆养在床头小纸盒里。女儿汇报甚详，我也顾不上细听，只是恫吓两个家伙不许玩蛆，否则就要痛打，而有时果然没头没脑实施痛打。我白天上班夜间陪侍病人，哪里还有时间语重心长循循善诱?
每天晚上，我服侍父亲吃药、输液、痰咳、便溺之余，顶多坐在马扎上伏在床沿上合一会儿眼。就那样我坚持了二十多天，直到父亲病愈出院。捎带骄傲地告诉大家，就在那个月份，我还创作了四则短篇小说呢!
那时的旺盛精力和创业精神而今安在哉!
在父亲病床前奉伺汤药，少尽孝道而已，何足挂齿。只是想到曾为敬爱辛劳的父亲献出过一点心力，当儿子的不至十分惭愧吧!
转眼十五年时光流逝，父亲已到了上口诀的“七十三”岁，身体一年不如一年。虽说“到头这一生，难逃那一日”，我的心理负担却越来越重。至少，我怕老爷子在我们偏远的山区万一病倒医药不便受了耽搁。所以，我无论其他事务再忙，每隔一月四十天总要回乡一趟。
今年元旦，我在《太原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曰《家父相属鸡》的文章，集中介绍了我父亲辛劳坎坷的一生，也集中传达出一些我对父亲的敬爱之情。在此不另重复。
且说老爷子建国前三十年，打短工而扛长工，当工头而扛麻袋，受的是牛马苦;建国后三十年，当工人而拉大车，当队长而依然扛麻袋，出的还是牛马力。况且先前做地下工作被捕过，坐过老虎凳，灌过辣椒水;建国后被开除党籍，“文革”期间还被打成大叛徒，精神肉体均受到许多非人的折磨。所以，我爹自从那场大病后不久到了六十岁办了退休，身体状况也确实到了不能不退出繁重体力劳动的地步了。
但我那老爹却是退而不休。先是买了汽车回家乡搞运输，后来卖掉汽车又承包了几百亩地植树造林，一家伙就种下十万棵木材树。
于是，在我们家乡便有了一个“老人与树”的传说。
老爷子养汽车而种树木，意义可以列举许多条，中心思想则只有一个：想赚钱。按说，受了一辈子苦，到老退休月月有百十元退休金，虽难得大享清福，小享一番清闲还是办得到的。逛逛公园，打打麻将，看看电视，睡睡懒觉，亲亲孙子，骂骂儿子，有何不可。但他想赚钱，而且脾气属于姜桂之性老而弥辣，心中有了主张决断，谁也劝不转。劝不转，莫如不劝，何必惹他生气。
倒不全然出于孝顺，公正客观地评价，老爷子退而不休还得承认他老有所为。十万棵树，买秧栽种、翻地除草、施肥打药、中耕剪枝，经营管理并不简单;买树秧买化肥买农药，雇工支付工资使车用牛都要花钱，三百亩地每年公粮地亩税开销都要几千元。所谓“十年树木”，比起一般农民春种秋收以一年为限的从投入到产出的承受心理，敢于下决心一举投入十几万元，老父亲的魄力胆识也算非同寻常。用曹操的四句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来形容，也不过分。众生平等，好诗好句老百姓也可以享用一二。七八十岁的老农民谁给他们办退休?哪一个不是非到至死咽气不休?哪一个不是老马老牛?
然而我那七十三岁的父亲确实老了。春节之后我几次回乡，见他一次更比一次老。固然谁也不会一次比一次更年轻，但我的感觉是父亲衰老的速度加快了。他自己的心气儿也有所弱化，不再那么老辣狠硬的了。
早几年，我去汉中参加笔会，得回一根著名的花木手杖，有心敬奉老人却不敢造次，生怕老爷子唾到脸上来：你倒觉得你老子老了不成?这两年，几位大伯相继去世，活着的五伯七叔也都备好了棺木墓葬。我有心也给父亲做点准备，但迟迟没敢张罗。倘若有个万一，真怕临时抓瞎。上次回乡，等房中客人散尽，父子俩并排躺在炕上，我爹主动说了话：
折腾了一辈子，临了种树铺下了这么个摊子，我看是该收山了!棺木墓葬这些事，你也该盘算安顿了!
静夜无声，永恒的山乡夜空永恒的月光从窗隙洒落在我们父子身上。我蓦地想起父亲近年来爱自我形容的一句话：老蛇无毒。
当一个人自己承认他老了的时候，那他就真个老了吧……
我父亲回家乡先养汽车后种树，最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想赚钱。用时髦的词汇来讲话，也算“下海”。
我和母亲支持并且赞同父亲“下海”，如前所说首先是不支持也白搭，他要做什么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一家之主谁能阻拦得了。三十年前大哥宝山好不容易说了一门亲事，女方提出要一台缝纫机否则就不肯过门。长房长孙完不了婚，祖母已然急得病倒。缝纫机却要号要券有钱买不到，何况大伯还没钱。消息传来太原，我父亲拿起改锥扳手当下就拆卸我妈的缝纫机，爱你或不爱你都是没商量。
父亲想赚钱，固然是他一辈子爱钱，但他赚钱多半不是为了老婆儿子，甚至不是为了他自己。他实在是想替他的兄弟和侄儿们赚钱。这一点称不得为人民服务助人为乐，顶多是他多年形成的习惯;硬要给他的这种习惯以某种意义，那么也可以算作一项“扶贫工程”。
想当年，祖父膝下七个儿子两亩半地赤贫如洗，是他的六儿我的父亲在太原扛大件赚了钱源源交到祖父手中，全家才总算买了几十亩地，到土地改革时好不容易折腾成一户下中农。新中国成立后，我记事了，父亲给老家众弟兄又买车又买牛，还盖了二十几间房。老弟兄们家家有房住，我父亲名下连一垅瓦都没有。乡间生活困难，我父亲多少年里始终负担着大伯叔叔们各家几十口人的称盐扯布和打煤油的钱。家里再穷，总不能吃淡饭，称盐是必须的;公家发几尺布票，也不该浪费掉，扯布钱也该出;别人家点得起灯，老弟兄们总不兴黑着吃饭吃到鼻子里，打煤油的钱也得花。到众伯叔儿成女大，我的堂兄弟们要成家娶媳妇，我父亲依然要花钱资助，直到亲自回乡提亲保媒不遗余力。最早所以养汽车，花大工钱雇了司机开车运输，我爹的意图也是想叫侄儿们赚点钱并且学一点手艺，以便好歹娶个媳妇。
因此，我父亲一辈子为他的老弟兄们操劳已经成了习惯。成为他的事业，成为他的罪过，成为他的光荣，成为他的存在。
母亲和我既然阻挡不了父亲，只好转而支持他，并且找一些理由来阐明这种支持的正确性。比如，农村空气好啦，老人退休总得找点事做不然要闲出病来啦，只要赚了钱不论谁花都是好事算是积德行善啦，甚至种树能改善环境利于气候啦，等等理由十分充足。
而且，一开始未曾注意近几年我已逐步看明白，我父亲养车也罢种树也罢，想赚钱想发财只是比较显然的外部原因。更为内在的甚或可以讲文化上的原因在于，所谓叶落归根，他需要文化上的复归和认同。老爷子从十八岁到太原闯江湖，风风雨雨五十余年，也从没有割断过和乡村的血脉联系，或者说，太原这座并不典型的城市没有能够使他都市化。他来自农村，依恋农村，当他最终返归农村时，他才真正找到了归宿。一位少壮时期不安乡间现状毅然出走的游子，五十年后断然回归乡间，一切是那样融洽自然。传统的强大，文化的深厚，个人挣脱内在束缚的不易，农耕文明进步变化之缓慢，使人难以妄加褒贬而唯有浩叹!
从十来年前养汽车开始，我爹同时批地基碹石窑。盖过几十间房，到了自家无房住还得花钱盖房，这也罢了。碹窑洞期间，他暂时住在我四大伯家。碹好石窑，四大伯跟前的小儿子锁山、也是我们小弟兄当中最小的一座山要结婚成家，新媳妇却是没有新房不肯过门。新碹的石窑洞四眼于是成了锁山的新房，我爹在四大伯家暂住便住了整整十年。母亲为此生气上火，但也无法可想。
新窑给锁山结婚使用，我倒是投了赞成票的。农家孩子说成一门亲事不易，单单因为房子问题耽搁了婚姻，我爹的新房不肯临时借用也太不符合老爷子一辈子的做派。况且，我爹大跃进时代被车辕砸断过腿，是我们张家的“老拐子”，锁山幼时患小儿麻痹落了残疾，是我们张家的“小拐子”。两代残疾人情感上颇有些惺惺相惜呢!锁山若在城市生长，怕不是拄了拐杖甚至坐了轮椅，生在穷苦农家只好一样上山下地。担得茅粪，扛得柴火，活蹦乱跳就如一头猎豹。据新娘言讲：相亲时她竟是没有发现锁山是拐子，因而自己慨叹这是缘法命相，是神仙遮了眼。我父亲剜她两眼道：人拐，四眼齐棱板正的窑洞可不拐!新娘子伸伸舌头，不敢再言语。
我爹在四大伯家一住十年，做茶打饭提壶送水的全凭了四大娘。这位大娘年轻时抱柴火捅瞎一只眼，人称“单插花”。干净利索，饭菜可口，全村有名。最是任劳任怨，被四伯一辈子打骂服帖。“亲娘活祖，先人八辈”，四伯一日骂几百通。四大娘低眉顺眼，真是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一辈子也那样过来。四大伯临死，偏又特别警告老婆：老子的六兄弟在这儿吃在这儿住，你好好给老子伺候着!只兴老子的六兄弟不高兴了走起，不许你不伺候老子的六兄弟!
旁支外人也有说老四到死不糊涂的：伺候老六还不是伺候财神爷嘛!但依我看，四伯临死一番话，他去世后四大娘对我爹一如既往十年如一日的服待，至少使我爹经营十万株树木吃住有所安顿，功不可没。何况，我那老子也是祖传日娘捣祖的好把式，没头没脑臭骂四大娘简直就完全继承了四伯的衣钵。四大娘不过扯起衣襟来抹抹泪水，顶多向我诉诉苦，但也只是说自己命不好，一辈子叫人打骂，没个六兄弟来骂好像就不对了似的。所以，我父亲回家乡养车种树，可以说如鱼得水，其乐融融。自幼熟悉的山川，亲切的方言，一块长大的伙伴，融洽自如的风俗习惯，永远鲜活的太阳，永远悦耳的鸡鸣狗吠，岂不就是他的天堂!
既然父亲乐在其中，乐而忘返、乐不思蜀、乐此不疲，老当益壮、老骥伏枥、老有所为、老将出马，我概无反对之理。转而想他所想、乐他所乐予以大力支持。几年间，我在父亲经营的树地里也陆续投入了数万元。或者说，随着父亲率先下海，事实上我也下了海。我和父亲一块承担着投入的风险，当然也一块指望着日后的产出。由于我大宗款项的投入，我对十万株树木的经营便渐渐取得了发言权。母亲担心日后树地产生收益时，父亲会尽数填了他那只一辈子填不满的无底洞，我便安慰母亲：树地里我有投入，至少我这部分投入他人无法指染;而从法律意义上讲，父亲的经营收入应该有母亲的相当部分，他不能尽数赠送他人。母亲便也回嗔作喜，不再诅咒老头子，转而担心老头子的身体。
十万株木材树，做一个最笼统的理论计算，每株树投入历年总计大约一元共投入十万元，十年树木长成檩条至少可以长成橼子每株价值十元则总共产出一百万元。无疑，“一百万元”对我们父子来讲都是一个新概念。父亲说，有了钱要供给孙子孙女留洋求学，只要他俩有那才学，是那材料。我则计划捐赠村中一笔，建造一所像样的小学校。村中现在的学校简陋破败和当我年读书时不相上下，师资水平却还不如当年。然后再捐赠县里两笔，一笔设英才奖，一笔设创作奖。前一项奖，奖励本县每年高考前三名;后一项奖，奖励文学创作有成就者。
想我们盂县，上世纪三十年代有高长虹狂飙突进驰骋文坛，五十年后才有不才张石山小有名气难望长虹先生项背。
至于我的一双儿女，我历来主张艰苦奋斗、刻苦求学、自力更生、建功立业，坚决反对躺在爷爷爸爸打下的粮堆里吃谷米。比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一项更为浩大、更其伟大也尤为艰难的系统工程。祖业不薄儿孙破落不成器历来教训多多，这一方面我岂能掉以轻心。读书写文章不能把自己写糊涂了。父亲因而气急败坏，借酒撒疯，冲我嚷叫：孙子们不花我的钱，我老来辛苦图了个什么?父子俩为了那事实上还没到手的一百万元如何使用争吵不休，火药味儿一时甚为浓烈。
而十万株树木眼瞅着要成材，在我的家乡那百十户人家的红崖底也断然变成头号热门话题，真个应了树大招风的说法。
我父亲买汽车跑运输那年，靠山李山堂兄堂弟们倒也学到了技术，钱却没多赚下。油价不低，雇司机工钱很高，几个山汉愣头开车粗手笨脚的不是颠断车架就是爆了轮胎。我爹心说赚不了钱莫要再贴上人命，又赶上责任制分田到户农民有了出路，汽车于是转卖他人了。老爷子反正闲不下总要折腾点事因而才有种树议题。
想我们红崖底张家祖上自明末进山开荒种田，山沟野岭尽数垦为梯田。自农业合作化特别是农业学大寨以来，大锅稀饭硬把农民养得奸懒馋滑。人口大肆繁衍，山坡凹地却荒芜了数百亩。分田到户只分下去村边沟底一些地块，荒地却没人耕种而还要负担公粮地亩税。这时分，上面突然发布一条“退耕还林”的政策，鼓励农民植树造林。只要占用荒坡洼地植树，可以减免公粮税，只交地亩税。而且声明种树成材收入归己，政策至少十五年不变。如若不信，拿出文件给你念得口如悬河。农民却偏是不信，政策说变就变，多少年里农民经历得太多了。到你千辛万苦将树苗养成大树，上头的人想要你的树保准又能拿出文件来。政策号召不灵，干部们就来一个硬性分派。种树也罢，不种也罢，荒地分给你，找你收税银。正因为有这样一种状况，我父亲才以靠山李山等侄子们的名义主动包租了几百亩山地，要不然他在村中户口也没有如何能分到土地呢?干部与村民皆大欢喜，干部汇报本村胜利完成退耕还林任务，村民则不必白白交纳税务去种什么树，树苗子哪年哪辈子能长成材?趁着分田到户好政策，春种秋收多打些粮食吃饱肚皮是正经。就打上政策要变化，吃饱一年算一年，顶多政策变化的当年受些损失。历年政策缺乏持久衡定，搞得农民也崇尚短短期行为而难得有长期经营的观点。
我父亲包租了土地，外人只说那是找倒霉背一口填不满的枯井，乐得看笑声儿。家里兄弟侄儿们也劝老爷子不要自寻烦恼，劝不转，也罢了，各家去种责任田，养猪喂驴砍山卖木或者下煤窑抓现钱去也。
我那老子却是说一不二，反正要干一番事业就甘于冒险，决心和变化无常的政策赌个输赢：赌赢了，十万株树总归是一笔大钱;赌输了，顶多被斗地主似的田产没收扫地出门。种成了树，对国家对村里总不是坏事，即便比作修桥补路，也是广积阴德的事。
于是，老爷子大张旗鼓开始经营。雇工刈割荒草荆棘，修整毁坏梯田塄梗;雇了牛犋翻犁土地，平整耱耙;采买化肥施用底肥，请了县林业局林业技术员来具体指导;买到树苗七万株开始栽种。买树苗时，因为资金短缺而榆树苗相对便宜些，榆树因而就种了将近五万株。谁知后来闹虫灾病害，问题竟出在了榆树身上，却是后话了。洼地几十处，先后动工，赶着节令投资数万元，七万棵木材树就横竖成列见行栽到地里。洼地两岸和尽头山坡上，老爷子也一并利用起来，连年又补栽了两万多株洋槐树和松树。树苗总数因而一举达到十万，轰动了林业局大小官员来参观指导，县小报上还发了消息。
一开始，树苗尚小，树地里还间作过两年豆类作物。一来耕作过程中土地除草利于树苗生长，二来收获豆类也是一笔收入用以补贴花销。
春耕大忙，节令不等人，树地里耕作别人家也正是犁杖繁忙，花再大价钱雇不到牛犋。有一年实在逼急了，我爹到牲口集市上八百元当买回一头黄牛，待耕种完毕牛儿舍得喂料毛色光鲜牵回集市上八百五十元出手。老爷子的经营手段可见一斑。
除开始购进树苗化肥之外，历年翻地除草剪枝喷药雇工都要花钱。开始两年，男工每日工资五元，女工三元，后来发展到男工十元，女工五元;牛犋则从十五元涨价到每天三十元。雇工时老爷子还得动脑筋，尽数雇外人，本家有意见：把钱都扔给旁人了!活路清闲，有心都叫本家赚了，本家人却又生疑：这活路肯定不轻省，要不怎么外人都不来干呢?至于发工资则是无论外人本家一律当日现款支付，否则第二天就雇不到人。大家心底都有一本账：树地利益怕是牛年马月，日后他老六赔了钱，支付不了工资怎么办?有时手头实在紧张，想要找人先支借千二八百，那比求雨还难。我的一个堂妹就曾给我父亲点穿其中要害：
六叔，你年纪大了，今日不保明日，人家谁敢借给你钱呢?
种地几年间，偏执而自信的老父亲到底也受到了教育，美美地上了几课：本家外人一律认识的是钱，自己的困难自己的风险还只能靠自己。谁说只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才特别盛行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呢?
树木十万株却竟然长势良好，黑压压冒腾腾一沟复一沟一洼复一洼。张家老六承包荒地植树造林看来不是瞎胡闹，绿色银行眼瞅着就要生产人民币，四下里街谈巷议话题为之一变。土改时斗地主食堂化时白吃饭的懒汉痞棍，有的盼望赶紧再来土地改革运动，好打人吊人分东西。可叹我们红崖底的地主富农格外勤俭多置了几亩地，生活水准及不上富庶地面中农的光景，土改时老地主照样被红火柱烙透脚拐子，地主婆则被戴火口头顶一圈烙焦了脑袋。也有的下手砍树偷木，被人撞上还有说法：
十来八万的咱不过砍上三二十棵，牛身上拔一根毛呗!
开始不肯种树而让出土地的人家也要反悔，说好事不能全叫老六得了。一般户头另有说辞：树大根深，上头遮太阳底下抽肥分，不影响我们树地周边的庄稼吗?
各种说法反映到村民委员会，干部们开会研究并且反映到上面去。不知经过怎样的程序，又来一项政策叫“退林还耕”，与种树之初的“退耕还林”政策恰好相反。树已种下还未成材，如何退林?毁苗断根，林地变成耕地，那不是明着要砸摊子嘛!而政府到底宽大为怀，树已种了允许暂不毁林;但既然占用耕地，所以除交地亩税外必须再交公粮税。号召种树时的各项优惠荡然无存。树木渐大，林间空地无法利用间作套种，不再有任何产出;树木管理剪枝打药费用加大，各项税务平摊只增不减，每年树地追加纯投入也有一万多元。我那老父亲压力之下，一年老胜一年。退休金连同我母亲部分工资尽数投到林地，古稀之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汾酒厂虽有广告词“汾酒必喝，喝酒必汾”，我买几瓶汾酒孝敬老爷子还要遭质问：这酒比高粱白好在哪儿了?我记事时，父亲也是尽日恒大牌哈德门，抽的是当年一流名烟，到老只舍得抽几包不带过滤嘴的迎泽茅台烟。于是我也质问老爷子：种树为赚钱，赚钱为什么?
父子俩尽管抬扛，心里却都明白：前后总共投入十几万，我们已经陷在树地里了。能否走出泥沼陷阱，唯有指望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有朝一日树木成材，政策宽宏不来吃大户。
正在十万树木已有半数长成橼子形势偏于乐观的时分，树地生虫，将近五万株榆树尽数死亡!天不我佑，为之奈何!
常听说一句成语：人定胜天。普通理解为人“一定”能够胜天，这种理解太过狂妄而不够科学。或者应该理解为人“安定”了则可以胜天，比较接近事实。
经营树地五六年，我父亲下了多少心血!十万小树苗如同他的十万子弟兵，栽种剪枝施肥喷药，每株树苗都是在他的爱抚下渐渐成长的啊!精心护理，着力培养，人心人力，惨淡经营。就说榆树，初始发现虫害，即刻买了进口农药高压喷雾机，抓紧扑杀，榆树却尽数死亡了。树种是东北榆，据说在我们全县至少事实上在我们红崖底全村，凡栽种东北榆者莫不在三五年间开始发病，随后死亡，无药可医。能说人一定能胜天吗?倒不如说人算不如天算、人心不如天意、人的决策不如天时运数。事实上，种树十万希图获利百万的决策已惨遭失败，我父亲的十年辛苦包括我们一家三代的衷心希望全部泡汤。天运难测，只是对失败的某种解脱，从人的经营决策的角度评定，这决策的结局证明着决策的失误。就父亲下海我随同下海的话题而言，本章话题名之为《失策红崖底》应称贴切。
“失败乃成功之母”，又是一句成语。但它不是真理，有人一辈子搞发明不成功，母多而无子。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或被镇压或被所谓利用，也从来没有成功过。具体而言，一些太过重大的失败往往会永远地葬送了成功。对我父亲而言，年过七旬，纵有失败了再干，从血泊中爬起的决心，他却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甚至可以讲，半数左右的树木死亡的灾变，虽然没有彻底打垮家父，却也令他心力交瘁、痛苦不堪、减年损寿，所剩无多的时间更其短缺紧张了。前两次回乡，我每次进屋都见父亲盘腿坐在炕上，弓腰曲背，哮喘呼噜，面色灰白，精神委顿。向来高声亮气健旺的父亲衰败如此，能不令人心惊!堂妹侄媳们告诉我，自从去年秋天榆树大批坏死，救治无方，父亲每天早晨五更天起床，坐在村边石塄上吸烟。烟火明灭，人如石像。那是怎样一幅受难图啊!
直到我最近这次回乡，老爷子的状况才有所好转。
正当午时，我的车赶回村边，下地刚刚回村的一群人当中有我父亲。一来春日和暖，二来耕种大忙，父亲已经着手投入树地的善后处理。他面色转红，精神头儿竟是不坏。
下午，老爷子给我细细分说，榆树死亡受损还不算完，善后处理十分麻烦!死树要雇工砍伐，能做橼子做橼子，能当把子当把子;榆树皮要全部褪尽，否则木料要腐烂;褪皮工序因而分为两步，先使刮刨刮去粗皮，然后手工扯下里层的白皮;白皮不能受潮遭雨，否则碾出的面发红，不易出售;树皮干透之后，雇女工切碎加工，几千元买了一架小钢磨;榆皮面还得托人推销，批发价出手;树地既已决定“退林还耕”，树根还必须挖出;翻犁平整过后村里依然不收，当初承包十五年有合同为证明哪怕颗粒无收也必须交纳税务十五年;经和村委会交涉签合同时“退耕还林”政策下植树造林，并不是要种粮食，是否可以不再耕种?变通办法可以交地归村。但榆树地土质不好现在，还存活的杨树地较比肥沃，交了赖地种着好地岂不占了村中便宜?所以，现种杨树之好地要求多加公粮地亩税。而眼下榆树地还不能交，至少要耕作两年把地养好，因而这几天雇牛马两犋雇工数十名全面铺开工程，每日支付工资现金三百元左右……
老爷子说呀说，连我听得都烦透了。因而我不能一一转述，免得读者将书扔到墙角拒绝研读。只是从客观角度评价，我父亲搞种植经营着实不容易，榆树惨死，在下海经营几乎淹死的状况下处理善后井井有条，处变不惊，临危不乱，难能可贵。
赵瑜到我们村拍摄他的系列纪实片《内陆93》时，十分欣赏我们红崖底村山势地貌。一座绝壁红崖，岸头古柏苍苍，红崖中间高两厢低簸箕似的包拢着村庄，果然一派好风光。剧组的伙计们甚至说：这地方风水好，怪不得要出你们父子这号人物!
风水云云，事涉诞妄，何足为凭，大家讨老爷子欢喜，顺口说说而已。但村里百姓包括我们本家众人本来就迷信，电视台的人讲话更加助长了他们的神说鬼道。几个嫂子都愤愤地讲：
怪不得我们的孩子们念书不沾，风水都叫你父子们拔尽了嘛!
毋庸解释，你也根本解释不通。红崖底百十户人家四百多口人，除了种地就是下煤窑，只知道卖苦力，没有一家做生意搞经营的，偏偏只有我爹始养汽车后种树。我们可以反转来讲，我父亲走南闯北几十年，到底已不是典型的农民了。他的经营虽然横遭不测，但他毕竟敢想敢干，敢为他人之不敢为，虽败犹荣。死气沉沉农耕文化僵死板结的红崖底，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底不曾成为死角。老爷子晚年一搏，如同焚烧殆尽的陨星为夜空划出一道光明。他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是红崖底同龄人中的人杰。人杰而地灵，到底不辜负我那可爱的家乡一派好风水。
但红崖底村正在公议迁村。
近几年农民富了起来，修房盖屋极为普遍。大家争相批地基，造新居，反正土地不是自家的，占领多少算多少。几年来新起的庄子向红崖两厢扩张，老屋旧宅多数荒弃。前几年，对面山沟的庄子逐渐迁到沟外靠近公路，红崖底村亦步亦趋便也吵吵迁村。勇于抛开祖先选定的村址，向往更为开阔的沟外世界，按说不是坏事。但迁新村选新址，村中却又公派代表专程去请风水先生。建坟修庙，阴宅阳宅，近年风水之说大兴。据说，风水先生开价不低，而且须用专车接送，车辆要求至少要一台北京吉普。现代化的变革进程伴随着封建迷信的沉渣泛起，这就是中国现状的缩影吧!
前几年我去泰国时，在首都曼谷繁华现代的十字路口，曾见到许多当地民俗敬奉的四面神。马路上是黑压压的轿车洪流，神庙四周则香烟缭绕朝拜的人群熙熙攘攘。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在十字路口融合交汇而不是拮抗敌对。也许可以给我们相当的启示。新儒学近年在全球华人圈中悄然兴起，旨在重建东方文明。新儒学流派的介绍时时见于各种学术刊物，想及当年“批林批孔”、“评法反儒”已恍如隔世矣。二十年时光，中国的变化可谓惊人。二十年前，“文革运动”恶性发作，任何天才的预言家曾预见到今日中国的吗?
二十年前，正是我学习文学创作的时候。奋斗有年，终有小成，静夜扪心，无愧人生。而二十年时光，一代新生成长。我儿子今年周岁十九，女儿也满了十七。人类是以代代繁衍的手段获得种属的流传，生生不已是上天赋予我们的职责。我敬爱的父亲垂垂老矣，生子不肖却也未曾屈辱门第，子又生孙英姿初展，拉大车做牛马的张家老屋门下出了两三个读书人，老爷子也该老来心安的吧!
回乡第二天上午，风和日丽，我陪父亲去选勘他百年之后入土下葬的穴地。
头天晚上，当着堂兄保山、靠山的面，先是议定给父亲打制棺木寿材的大事。棺材称做寿材，一旦打制须得成双成对，二老双亲一人一口。寿板决定购买松木板，上盖下底两帮每口寿材应需大小厚薄一律的八块板材，称为“八仙板”。两副八仙板材料款至少一千元我拿了一千五百元请兄弟们协助购置。依我的本意，衷心赞同厚养薄葬。对老人生前忤逆不孝，死后虚哭浪叫，虚伪之至。我父亲本人对这一套看得也很淡然，一生洒脱，何必斤斤于死后棺材板的厚薄呢?但所谓传统的氛围习惯的束缚是那样强大有力，父亲生于斯地归于斯地，决定死后葬于斯地，斯地之传统便蔑视不得。父亲只是关照说：他的棺木墓葬包括日后丧事周年，不可太张扬，张扬了遭人嫉恨;也不宜太简陋，简陋了又落人耻笑。桀骜不驯自负自信的父子俩在传统势力面前不能免俗而达到了共识。
至于墓葬穴地，祖坟里祖父祖母脚下，大伯四伯已占了地界，无法再占。何况从合作化到“文革”，各项运动中曾多次摊坟灭墓，也不宜占用耕地。
“文革”中很有那么几年，我们县曾大破旧风俗，提倡火葬。没有火葬设备，露天地里弄一堆柴火焚化尸首，死尸在火中焚烧的状态十分恐怖。后来不再强迫火化，改行政令不入场使用棺木。支书队长率领民兵挨家搜查，凡打制了棺材的一律使斧头劈碎。而胆敢有谁某偷用棺木安葬了老人，民兵们套着红袖箍公然掘墓，劈开棺材将尸体扔到墓下，棺板扔到上边放火焚毁。据说，这就破除了旧风俗并且节约了宝贵的木材。
正是心有余悸，所以父亲决定自选一处紧靠山壁不占耕地的墓穴。至于请风水先生，则免了。荒沟穷山的红崖底，能有什么好风水?换言之，欲求阴地好，先须心地好，世人尽道穴在山，岂知穴在方寸间，普天下哪寸土不是吉地?这一问题上，我们父子便又一次达到了共识。
我陪父亲边走边看，村西里叫做榆树旮旯的一处向阳山凹里，我们不约而同站下了。此处地势向阳避风，背后主山蜿蜒如龙一直奔向沟外。坡凹尽处，山壁兀立环抱。红崖底虽自古缺水，但榆树旮旯头上有一眼山泉长年不涸。夏日雨季，旁侧山崖瀑布飞泻。眼前视界，横看成岭侧成峰，树木葱茏，烟岚冉冉。青翠的坡面上，点缀了几笔赤焰般夺目的山桃花。即便以正宗风水论之，此处亦堪称吉地。而以我无师自通的“风水观”来说，生时心动欲居之处即是死后安然入土之所。父亲点头称许。至于“榆树旮旯”其名，父亲晚年植树败亡在榆树下，可谓得其所哉。这一条，不便刺激老爷子罢了。
大致选定穴地，我和父亲在坡前草地上对面坐下来吸烟歇息。春日融融，天朗气清。荒地上头年的荒草棉软如毡，散发着干草特有的清香。荒草覆盖的地面上，株株小草已顽强地伸出土表，隐显几许青色。群山环抱，鸟声啁啾，远处洼地传来几响催耕的鞭鸣，对面梁上羊群如浮云游动。我和父亲在大自然间比肩而坐，似乎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亲近。
父亲既已泰然面对他的后事安排，心境极为平和。就在荒草地上，向我交代他几年来经营树地的所有账目往来。榆树虽尽数死绝，损失非轻，但木材和榆皮少有收获。挖掉树根耕犁平整的同时，已播下豆类，估计也有相当收益。何况杨树尚存活万株，做橼做檩者不少，总算不致赔钱，或可有所盈余。只要有买木料者，杨树可伐者一律伐倒出售。一来补贴花销，二来间伐之后利于小树更快成材。如此三五年内，他植树造林的一项经营活动也就彻底收山了。
父亲在红崖底首创的植树经营，按说是一项利国利民利己的重大活动，意义不凡，但我的情况大约不可能全身心投入。所谓“人亡政息”。我父亲收山之后，红崖底留下的也许只会是一个传说了。他种过树，后来树死了，如此而已。
说起他终于决定收山，父亲笑纹绽动，说是听了孙女的一番话，收到孙子的一封信。我的一双儿女毕竟长大懂事，知道替长辈分忧了。两个小家伙都劝爷爷及时收山，安享天年。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想望依赖爷爷的钱财，而唯望能够继承爷爷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一辈子乐善好施的可贵品格”。父亲以一个文盲之身，培养了两代读书人，处心积虑改换了门庭。老爷子竟然记得“文革”中毛主席推荐的《触龙言说赵太后》中的话语，“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因而发挥道：咱家不要五世而斩，而要人才辈出!教育子弟们成人，原来不在于这几万苗树的死活。
在为父亲选定的穴地旁边，我想的更多一点。从我们张家祖上来此开山种田，生生死死的链环传递到我这一代;这中间无疑有一种历史的命定。我父亲将是埋骨于红崖底的最后一节链环了。我固然梦魂萦绕那儿时生长的山乡，但我大约不会留恋到死后一定埋骨于斯的地步。至于我的孩子，他们在父亲和我搭架的人梯上，终将走出红崖底。这种走出，是好事呢，抑或是坏事?却是难以妄下评断的了。
讲到一对孙儿，孙子张沛下半年要升大学三年级，孙女张源明年要考大学，却是需要及早筹备学费。
话题从历史直接切入现实。
我们无不生存于历史瞬间，立足于宇宙中的一点。
战胜了时间，此刻即是永远;胜利了空间，脚下便是天堂。
斯地斯时，我和父亲共同关心的一个具体的重大问题则是两个孩子的学费问题。据说学费很快要涨价到每年四千元了，连同生活费书款路费，一年大约需要一万元。我这个一级作家教授阶级的月工资不过区区三百元，即使有特异功能僻谷养生之术不吃不喝，我的全年收入不过三千元。这样简单的一道算术题，我相信绝对能将最伟大的数学家算得目瞪口呆大惊失色面如死灰心肌梗死!
当我父亲着手“十年树木”，具备日后收获百万的可能时，在我的一双儿女身上所寄托的“百年树人”的期望，至少有一种强大的心理依托。
不料，植树经营最终失策红崖底，年迈苍苍的父亲晚年奋力一搏，几乎耗尽了他的全部心力了。
关于“老人与树”的传说，终将只是一个传说。
历史使命断然全部压在我的肩头，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