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终结
我到莲村的时候，主人秀姐让我晚上别出门，说这两天村里有老人去世。
在这个户口人数406人的小村，死了一个人，会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果然走到哪都听到有人在说这件事。死者是品福叔的母亲，晾衣服时土墙突然倒了，被一块石砖砸中后脑勺。虽说突然，但她七十多岁了，尚来不及反应就完成了死亡这件事，大家都认为这是老人的福气。
大家帮品福叔总结了心声：“七十多了，能出客厅，也算心安。”
“出客厅”在吾乡农村是一件大事，表面意思是，去世后尸体停在大家族的客厅里供子孙亲戚跪拜，深层含义是，“出客厅”才能在死后见祖宗。
占彬奶奶强调“出客厅”这事的重要性：前几年，四十出头的镇锐嫂说头疼，但还是提着一篮脏衣服到池边洗，等到人们发现时，她整个人栽在池塘里，洗一半的衣服还在水面漂。按说四十出头就去世了是不能“出客厅”的，但镇锐嫂生了两个儿子，“有红根”，所以村民还是同意她出客厅，算是例外。
不能“出客厅”的都有哪些情况?占彬奶奶和几个老人暖昧地笑，仿佛是个不方便多说的话题。她们打笑低语了几句，决定向我介绍一种方便讲述的情况：“在医院里断气的也不能出客厅!前几年义林他爹就是在村口那边办的，临时在路边搭个屋寮，办了七天事。义林他爹就是在医院断气的。”
她们不寒而栗：“要是二三十年前就惨了。典义他爹去世前天天喊，拿支枪打死我。拿支枪打死我。就是不肯去医院。”
这下我迅速明白了，肯定是痛得没法忍，但不愿意上医院打止痛针，因为去医院医生必然会让住院，住院则可能会在医院里断气。
那时候的止痛手法很少，到了兴利伯的媳妇，据说生的是和典义伯一样的病，却幸运地知道吃“白药”(其实是鸦片)可以止痛。兴利伯也在闲聊的人群中。他描述当时买白药的曲折：要与多人接头，刚去一个约定地点，电话马上让他去另一处，每次都要跑十来个地点，才买到珍贵的一点。
兴利伯的媳妇弥留的时间特别久，“不肯走”。有经验的人劝兴利伯，这情况下，床顶不能盖着蚊帐，蚊帐压住了她的魂。兴利伯就去收蚊帐。蚊帐一收，果然他媳妇就停止了呼吸。“真的就有那么神。”兴利伯说，似乎是释然，又似乎是茫然：“早知道这么神，就盖多几天了。”
葬礼仿佛一种细菌，远远路过也很不安。远远瞥见“客厅”里坐着些喝茶的人，长短交错的哀乐盘旋不去。乡间的葬礼不需要有人描述她的一生，七十多年的短促悲欢不值一提。万事不管，只要能“出客厅”。“出客厅”是最好的告别，在这里离开，另有一个热闹的世界在迎待。由于死亡她获得另一个陌生人的敬畏。
晚上，就算秀姐不叮嘱，我也不敢出门。我以为这会是一个肃穆悠静的夜晚，但晚餐还没结束，便有左邻右舍像以往那样，不敲门直接来串门。
占彬奶奶说她的孙女今年四岁，今天第一天上幼儿园。俊生奶奶马上表示反对意见：“才四五岁就读书，读到嫁人，要用掉几担钱?”占彬奶奶藐视了俊生奶奶的无知，并指出某某家的孙女也是读过幼儿园的人。俊生奶奶激动地表示绝不可能。她们在一声比一声更高的争执中获得秀姐的公正认证。秀姐说此事属实。占彬奶奶赢了，俊生奶奶讥讽她说：“别人家的事你记得那么清。”
然后她们讨论了村口修桥的事。“筹了70万，还修不了一个桥墩。”她们说。从镇上到莲村，要经过一条河，这河的名字叫得很奇怪，叫“溪里河”，令人陷入民间语文的困境。溪里河其实是有桥的，但这条桥是邻村南村修的，叫南村桥，莲村村民走南村桥时，就要经受南村经年累月的欺负。
南村和莲村两者间那截路，种了南村的竹林。有些竹子倒在路中间，莲村人为了过路收拾一下，南村人马上冠以偷窃之名，“要龙要虎”。如此种种，让莲村人渴望一条自己的桥。建桥的筹钱和申请经过了漫长的斗争。捐钱的数额是村民自愿，起点一千元，但两千元以上则名字可以刻录在桥头的石碑上。随后进来串门的更昌叔，慷慨地表示，他是“瘦猪拉硬屎，也要捐两千”。因为不能让子孙在石碑上看不到自己的名字，那就输了人。
更昌叔是个木工，莲村地很少，但靠着山，山上能砍柴，不知跟这有没有关系，这里的木工颇多。但更昌叔更觉得做木工实在太惨了，他问我有没有听过一句话：“父母不是人，送仔学木工，手生茧，裤破洞。”
他们还帮秀姐分析了家里两只母鸡突然死去的原因。应该是突然淋了大雨着凉之故。说到母鸡的死亡，他们又谈起刚去世的品福叔的母亲。这里他们不再感慨能出客厅的平安，他们讨论葬礼的细节，外出的女儿带回来多少钱，儿子怎么安排，这葬礼的排场在村里属于哪种程度。若不是这个话题，也几乎让人忽略了隐隐传来的哀乐，哀乐在这7天里24小时是不停顿的。
晚上村里没有路灯，从窗口望出去什么也没有。客厅里那些主题飘忽的争吵让人眷恋，以至于当夜深了，他们一个个起身离开，似乎比品福叔母亲的去世更让人惆怅。这是我到莲村的第一天晚上。
没有人是孤独的
在莲村，没有一个人是孤独的。
最有可能孤独的一个人是鸡姑。你看这个称呼很奇怪，其实你想多了。鸡姑家有兄妹三个，两个哥哥，一个叫鸭，一个叫鹅，小女儿就是鸡姑(因为鸡体型小，就分配给女儿了)。村里人取名字就是这么随便。至于“姑”字，是因为她收养她哥两个孩子，村里人就随那俩小孩喊她姑。
鸡姑的哥嫂外出打工很多年，两个孩子从出生之后一直由鸡姑带。鸡姑一直没结婚，但倒未必与这事有关。
几年前，两个孩子高中毕业，也外出打工了。一个到珠三角的花木市场卖发财树，一个到潮州的房地产中介公司做中介。鸡姑一个人在村里生活，但没有找个伴的意向。她40多岁，看起来还不止——在莲村，多数人认为这个年纪的女性找个伴弊大于利。这个年纪成婚多数是“接枝”，即把某个年龄较大的丧偶男性的家庭责任承担过来，用村里人的话说，突然成了火车头。
从利益计，成为“接枝”的好处只是晚年有个伴，但这点好处目前可以忽略。鸡姑显然不作此想。鸡姑不漂亮。干农活的女性很难漂亮。户外劳作令她手脚关节粗大，皮肤黧黑，衣装脏旧。但她怡然爽朗，性格很好。她大嗓门，爱开玩笑。除了冬天，另外三个季节她不穿鞋子，光脚走路使她更有几分豪壮。
光脚的习惯是从她父亲那里传下来的。鸡姑说，她父亲认为穿鞋子容易上火，不利健康。她父亲以身作则地活了八十多岁。他活着的时候，但凡要去别人家做客，就提着鞋子去。不管多远的路，都光着脚走，临到别人家，才把鞋子穿上。
独居的鸡姑完全没有寂寞的痕迹。在莲村，每个人都很忙碌。这是春天，也许是一个村庄最为忙碌的季节。
这个早晨，我一路上首先遇到木工更昌叔。他推着辆全身是泥点的单车，车后座绑着一根长长的、颤颤巍巍的竹子。他说，家里没绳子用了，起早去斩枝竹子，回去破成竹篾，竹篾就是绳子。又遇到某个尚未认识的阿伯，踩着一块木板在建设池塘边的某种设施，木板摇摇晃晃，他努力保持平衡还不忘介绍，他在养牛蛙苗。又看到镇贵大叔在掘地三尺，原是为了种西瓜。又看到占彬奶奶脚步匆匆走来，说她要去养猪的屋寮拿某种工具。
鸡姑也是一样。我早上遇到她时她正在某个水池边用粗棍子捶打衣服，那个水池上面还漂着菜叶子，看起来很脏，为了跟我证明池水没有看起来那么脏，她百忙之中用手掬了一捧又一捧给我近观。一个小时后我再遇到鸡姑，她已经洗完衣服，正高高挽着裤腿在地里布种，用一张木梯打横了放，作用是平整土地。她种了水田还种果树，杨桃都套上了塑料袋为防果蝇。
在莲村我遇到的每个人都很忙，终于看到一个农民背对着我坐在田埂上抽烟，背影看起来有几分悠闲，我赶紧窜过去期待他有着独特的无所事事。然而他说他早上起来忙着把地整平，准备种花生，忙到现在才坐下来抽根烟，下午还要搭一些稻草人，吓退那些又馋嘴又无知的小鸟。
每个人都很忙，但最忙的人肯定是七娣。七娣当然是女的。她本来和鸡姑一样，也是这个村子里最可能孤独的一个人。但她和鸡姑一样，没空。
七娣不是本地人，她是从江西被买来的。被买来的时候不会说本地话，但半年没到她已经完全掌握了这种被人称为“学老话”(要学到老才学得会的话)。培伟他爸从七娣她爸那里买了七娣，他们也解释为是“聘金”。培伟是个“有一窍没开”的，则是智力缺失。七娣结婚后生了两个孩子，我到莲村时，两个孩子都已经高中毕业了，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外出打工，但大家说起来都表示忧虑，他们认为智障是会遗传的。
七娣的能干就像她的不幸一样出名。农忙时候任何人都渴望得到七娣的帮忙。她们说，比如摘茶吧，别人一天能摘50斤，她一天能摘80斤。就连邻村也对她的能干和忍耐心服口服。
邻村一个做酒的农作坊，酒主人说，他每天要起个大早，又要煮米，又要下酒粬，又要砍柴(因为“激酒”的土灶是烧柴的)。用俗话说，他“又要抬棺材，又要放鞭炮”，实在忙不过来。他雇过几个帮手，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唯有雇过七娣是最好的。他形容七娣——“你叫她跳进溪里，她都会跳。”
谁都抢着雇七娣干活，没那么容易雇得到。砍树的雇她，别人要休息时她也不停，本是两个人抬的锯子她一个人锯，别人看着都不好意思休息了。做泥水工的雇她，她和男人一起砌墙，通宵不睡能砌300多块砖。
七娣干活不挑。“做风水”的事情她也干。“做风水”其实就是葬礼上抬棺材，连很多男人都不愿意干，七娣不管是力气还是观念还是技术都没有障碍。
我常常在黄昏时到七娣的柑园去看她除草剪枝——白天她要去各种工地干活赚钱，只有早晚才能管管自己的柑园。柑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果树，容易染上一种本地话叫“黄龙”的病菌。七娣的柑园幸运地躲过黄龙。春天时，果实已全部卖出，卖了六万元。现在的修整工作简单得像儿戏。
偶尔有一些残留的果实隐藏在叶子之间。七娣看到了就顺手剪下，向我扔过来。有些果实是因为“乌皮”而被剩下的——“乌皮”是被果蝇叮过表皮，这种柑难看但并不难吃。七娣种的柑种叫“老伯号”，皮特别红，我想象它们硕果累累时的情景。
七娣持着大剪刀在层层叠叠的绿叶中出没。偶尔从绿叶中传来她不甚标准的本地话。她不健谈，常说的是两句话，一句是：“有空就来喝茶。”另一句是：“你们是居民，我们是农民，农民累，当然累，谁说不累。”一边说一边笑，看起来全然没有累的样子。
有一次七娣让我去她家吃饭。我就去了。与柑园和熙的气氛截然相反，七娣家光线昏暗，餐具都带着暖昧的痕迹。菜是她婆婆做的，多为深色调。她老公培伟全程沉默，她婆婆不沉默，但是个聋子，不求回馈地和我说着什么，说着说着，培伟就用阴鸷的眼神看她一眼。七娣坐在白米饭的水蒸气后面，若无其事，像在柑园一样自在，她的自在让我感激。
我说过在莲村没有一个人是孤独的，七娣和鸡姑，本来最有可能孤独的人，但她们显然太忙了。即使此时不是忙碌的春天，即使此时是万事寂寥的冬季，我想她们也可以相互陪伴——其实我也不知道她们是不是朋友。在村庄好像任何人都不缺朋友，任何人的家门都是不关的，一天里的任何时间，都会有人直接走进来。
也许世界上所有的村庄都是这样的。有一本书叫《罗西与苹果酒》，读完了我也不知道它写的那个村庄在英国哪个地方。在那个村里有两个老太太，也许她们是英国版的鸡姑和七娣。一个叫特里尔老奶奶，一个叫华伦老奶奶，她们是两个独居的女人，一个住在另一个的楼上。她们互相有敌意，所以彼此有意错开，但她们又能相互察觉——华伦奶奶的酒沸腾时，特里尔奶奶会手脚痉挛;特里尔奶奶吸鼻烟时，华伦奶奶会厉声叫骂。她们在隔绝的距离外追赶对方。
后来，特里尔奶奶死去了，华伦奶奶赢了，她比她的对手活得长一些。只有这时彻底的寂寞才降临了这个独居大半辈子的人。酿酒的炉火熄灭。她终于在两个星期后去世，和她楼上那个去作伴了。
而在莲村，没人会有华伦老奶奶最后那种寂寞。在这里连一只小狗都会以毫无必要的热情，追随你走很远一段路。
作为反义词的两个人
在村里，有人是一对近义词，比如七娣和鸡姑;有人则是一对反义词，比如米筒和四点五。
这对反义词关系很不错。四点五路经米筒家门口总会大声跟他打招呼。打招呼的内容很奇特，有时说：“走，去打头野猪中午吃。”有时说：“赶紧穿鞋子，带你去娶个年轻老婆。”其实人家米筒的老婆就在院子里洗菜。
米筒也习惯了四点五的无厘头。他有时朝四点五扔根烟，有时则笑一笑表示听到了。村里人的语言交流，常在我意外的地方省略。他们来串门时很少打招呼，直接走进来坐下。要走的时候也不说“再见”，站起来就走了。也许因为串门是随时发生的事，如果每次都要打招呼和告辞就太忙了。
有次我蹲在米筒家客厅看他做木雕，邻居乌叔走进来，在木沙发上坐下就朝米筒扔根烟。两人默默抽起来。乌叔抽得快，因为他手里空着;米筒抽得慢，因为他一边叼烟一边凿木头。抽完一根，米筒又朝他扔了另一根，两人又默默地抽起来。好像他们就是为了呆在一起抽几根烟，又好像那些烟圈代表他们做了一些交流。
总之要听米筒说话很难。以至于我想不起他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对米筒的所有认识都是从四点五那里听来的。
四点五说——几十年前他和米筒都想去当兵，他骑单车搭着米筒去报名。那一路，骑车一个多小时，他只能一个人自言自语，时不时还要用手扫一扫后座那人还在不在。
四点五说——人分两种。一种是出门都要带块蔗渣(以前蔗渣可以当纸擦，也可揩油用，出门带块蔗渣，你能意会不)。另一种人就是米筒这种，直肠拉直屎。连多抽人家一根烟也不愿意。递给他第一根烟他拿着，第二根要再递给他，他就赶紧摸出自己的。
还是四点五说——米筒太老实，也没用。全村是他第一个有驾驶证，也不晓得开车赚点钱，只会在家里刻木头。他十五岁就学木雕，但他的木雕卖不出高价。他没大师证(注，这一带从事木雕业可以考工艺大师证)。上次有人说出三万元可以买个大师证，他也没买。我怎么知道他为啥不买，让他说话，比求别人拉尿还难。
至于米筒为什么不买大师证，我想，倒未必因为狷介。三万元也不是小数目，虽然做大师证后能卖高价，等于是买鸡来下蛋，但吾乡还有另一句叫“百赊不如五十现”。没有大师证，也能过小日子。
四点五认为米筒干的是世界上最无聊的活。他觉得做木雕的痛苦跟钓鱼不相上下。四点五曾去钓过一次鱼。坐到焦躁一无所获。最后直接把鱼竿扔进水里，再往水里填了块大石头解恨。令我想起《世说新语》里对鸡蛋泄愤的王蓝田。
米筒的沉默，既不是拒绝，也不是谨慎，更像是空白。他不知道有什么好说的。他的每一天都是重复，仿佛连自己也可以省略掉。我有次问他：“米筒，你能不能雕个别的东西，雕一只猪试试吧?”因为吾乡木雕，从产生的第一天开始，就是雕蟹篓。一个篓配几只虾，几只蟹，再配一条绳，外面再配一些梅兰菊竹，都是固定标配。不仅村庄，城里也有不少木雕作坊，但也同样只雕蟹篓，作坊里会收学徒，也是雕蟹篓。
米筒只笑不答，意思是这个问题太荒谬了，不值得回答。就算把梅兰菊竹改成桃花栀子，大家看了也会大摇其头，叹息它卖不出去的命运。就像吾乡的西红柿炒鸡蛋是用白糖炒的，如果用盐炒，大家就会嗤之以鼻，仿佛你对生活极缺乏认识并且极不尊重。
所以大家都按套路做，安全地，无欲无求地，从一而终地。这样的蟹篓米筒做了二十几年，无数个，想必会再做无数个。这个情景，其实也可以被表达得很有“情怀”，我都想到可以怎么配图了，特写：米筒粗糙的手，和没有表情的侧脸，文字的关键词大概是“乡村最后的手工艺者”“恪守祖先技艺的工匠精神”“隐居乡间的淡泊”“甘于寂寞”“岁月静好”“古意”“乡愁”等等之类的。
而我在米筒身上感受到一种空茫——每一天都重复同一天的人。劳作但不需要作品的人。不需要署名的人。不需要表达的人。可以“没有”的人——这一切是因为他的过分沉默吗?《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唐娜布里特曾说，没有无聊的人，只有未被发现的人。所以，也许米筒只是一个未被我发现的人?
而四点五则是一个过度开发的人。他对自己过度开发。
四点五其实快六十了。因为他生命力过于旺盛，也因为他太没正形，总之，直接叫他四点五顺嘴得很，不止是我，村里人都这么叫。
四点五在村里是一个异数。村里绝大多数人，都被生活推着走，但四点五，是要推着生活走。
但他没有惯常思维里的“享受生活”。烟酒茶，他只爱抽个烟。吃饭他也不喜欢。他说，米饭五分钟，喝粥两分钟。早上六七点去山里砍树，下午四点多才回来，和搭档一天能斩了一万八千斤，一粒米没吃只喝水，这样的事他是干过的。
他就是热爱工作。当然他也热爱赚钱，但这两者并不是同一回事。我在莲村住在他隔壁，常听见天未亮他就出门去干活，屋里传来他老婆的骂声：“抢宝也没这么积极。”然后天蒙蒙黑他回来了，又传来他老婆的骂声：“你怕自己命短，想干没命干是不是。”常听人骂老公(或婆)懒，他家倒过来。
在山上，四点五向我展示他种的花生苗和别人种的花生苗多么不同。我犹豫地说：“你种的比别人的高一点。”四点五相当不满意：“高一点?这叫高一点?我收三斤他才收一斤我告诉你。”我不识趣加了句：“是不同品种吧?”这下他简直震惊：“不同一品种能比吗?这都是航空二号!”他不屑地指着人家的地：“它们长得不好是下肥晚了。我都是未发芽就下肥，它们一出世就能吃到。会不会管才是大关键!”
四点五讲起农作物时，仿佛它们是他亲生的。有次我听到他边下肥边自言自语：“再不喂肥的话，就太饿了。”农历十二月是苦瓜催芽的时节，天太冷不便催芽，他把几十颗苦瓜种子用布包好，晚上放在被窝里，白天又放在棉袄里，走哪带哪。他还啧啧有声地跟我说，这些苦瓜籽有多贵你猜一猜?未待我猜他又自报答案，五块钱一颗。虽说确实是不便宜，但他的姿态仿佛它们会孵出婴儿。
有次我带他去城里，想让他和我爸交个朋友。谁知道他们见面一个沉默地喝茶一个沉默地抽烟，两个人面面相觑，场面一度有点尴尬。过了一会儿，四点五灵光一闪找到话题，问我爸：“你退休金这么高，门路一定很广，这些年有没有听说过什么好的花生种介绍?种了几年的航空二号我种腻了。”
我爸也灵光一闪地找到了话题：“你有没有办法弄死一棵树?我屋后长了一棵，把墙都撑裂了。”四点五一听，脸上那种“你找对人了”的兴奋和笃定，我现在想起来都替他高兴。他神秘地说：“你要偷偷弄死，你买一种叫‘柴王’的药，沾在铁钉上钉上树干，不出几天树干就开始流出白沫，几个月内必死，没人知道它怎么死的……”
我爸连忙表示，树是野种，没主，不需要偷偷弄死，可以光明正大地弄死。他们终于热烈交谈起来了。四点五痛悔我爸没有早点告诉他，早点告诉他，他必定会带个“百草枯”来，或者机油，往上一浇……他用类似于“大腿一拍”的表情：“你要是早点告诉我，我带个龙头锯来，几分钟我就把它斩干净。再不然，你家里有没有&￥(这里没听清)……”侃侃而谈的样子显然是找到了归宿感。
我最佩服四点五的是他对生活的研发精神。他种植从来没有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植物。他种过洛神花，向日葵，秋葵……这些农作物在他开始种植之前，村子里从没有人尝试过。它们，就像西红柿炒鸡蛋却放盐一样，在吾乡乡下，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他赋予沉重或者沉闷的农业生活一种天真的魔幻感。他做西瓜酒。在西瓜长到七八分熟的时候，他把西瓜朝上的那一面切开一个小口，在里面填进酒麯，然后封好切口，让西瓜继续成长，酒麯开始发酵，最后，彻底成熟的整个瓜，变成一汪巨大的西瓜酒……他让丝瓜跟葫芦瓜嫁接，认为那样会产生出一种兼具两者优点的新品种，但失败了;他又继续试图让茄子跟某种野生植物“刺茄”嫁接，他信誓旦旦地说某乡某处有人曾经试过并成功了。其实他又用不着对我信誓旦旦，那是他一个人的土地，他爱怎么做怎么做，最多就是让他老婆再继续骂……
与米筒不同。四点五热爱表达。种植也是他的表达。他对每个从外面到村里来的人都充满兴趣。偶尔有朋友到村里找我，四点五热情洋溢地给她们取了各种外号。比如“环保”，这是我某个同学，因为她来的时候特别指出村里人随便扔垃圾很不环保。比如“相机”，这是某个摄影师朋友。“你的相机能给我闻一闻么?”四点五问她，“我看不懂，只能闻一闻。”他嘻皮笑脸地补充解释。
以前他喜欢去很多地方砍柴，一砍就是十几天，在村里找一家借宿，天冷一点就用芭蕉叶和麦杆草塞在席子下当棉絮。有一次，他的牛走丢了，他四乡六里去寻牛，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来到一个陌生村子，看到有家人客厅里挂了一面镜子，镜子里写了一个名字，跟他的学名一模一样。他停下脚步，讨一碗水喝，边喝边攀谈。他的学名不算稀奇，同名同姓也不奇怪。但那一个停留，他交到了人生最好的朋友。
生活本身于他就是盛宴。而“四点五”这个名字是这样来的——他出世时，是家里第六个儿子。他妈听说又是个男孩，就喊他爸去灶头抓把灰，把新生儿闷死。他爸不忍，只对那无知小婴感叹：“你这命啊，只值半个狗。”狗在当地发音等于“九”，半个狗(九)也就是四点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