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大军，两位伟人，一个小村，88天，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永远镌刻在皖北临泉大地上。
——题记
12月10日，我们一行6人乘车来到阜阳市临泉县迎仙镇南张营村看望挂职干部并赠送办公用品。
第二天上午，出临泉县城沿着204省道向南10余公里，马路边两座高大雄伟的塑像格外显眼。在临泉县韦寨镇吴营村，坐落着一座传统的皖北农家小院，灰色墙体，青色房瓦。
在小院的入口处，身着军装的刘伯承、邓小平塑像，神采奕奕，光彩照人。院内，两间正屋门前分别写着“刘伯承住室”和“邓小平住室”，屋内陈设着刘伯承、邓小平曾经用过的木床、桌椅、衣柜、油灯等。土墙上悬挂着大幅的战争形势图，图上红黑箭头交叉环绕，隐隐传来战场人马厮杀之声。
74年前，刘伯承、邓小平在这里运筹帷幄，逐鹿中原，指挥部队作战长达88天。
据纪念馆讲解员小乔介绍：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到这里参观的党员、干部、群众、学生络绎不绝。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接受党史教育。一组组栩栩如生的雕塑、一幅幅珍贵的图片、一件件带着战火痕迹的实物，翔实地讲述着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伟大壮举及其在临泉的战斗历程。
1947年6月30日夜，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四个纵队12万余人，遵照毛泽东指示，挥师强渡黄河，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突破敌人自诩为“可抵40万大军”的黄河天险，揭开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相持进入战略反攻的序幕。
在临泉县韦寨镇吴营村千里跃进大别山纪念馆里，一张左上标有四个“A”字的“绝密”电文手稿照片特别备受关注，眼熟的“毛体字”，大家一看就知道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
7月23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此时，刘邓大军主力部队经过近一个月的连续作战，极度困乏且伤亡较重，亟须休整。
7月28日，刘伯承、邓小平给中央军委回电，报告部队存在的困难，希望能在内线继续作战一段时期，等时机有利时再向大别山挺进。
29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份标有三个“A”字的加急“绝密”：“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刘、邓不能在两个月以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宗南一部，陕北不能支持。”
鲁西南战役后，刘邓大军急需休养，但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即复电：“完全服从中央决定，半个月后行动，用10天作千里跃进的准备。”
8月7日黄昏，刘邓大军从山东郓城出发，11日越过陇海路，跨过黄泛区，抢渡沙河，激战汝河，险渡淮河。
前面敌人在堵，后有敌军在追，天上飞机轰炸，弹药给养供给不上，刘邓大军被迫放弃了所有重武器和辎重，以“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魄，在数十万敌人四面夹击的枪林弹雨中，硬是杀出了一条血路。
27日，刘邓大军胜利到达大别山区。
周恩来开心地说：“刘邓直插大别山，朝蒋介石的胸膛刺进一刀!”
毛泽东欣慰地说：“我们总算熬出头了，二十多年来，革命一直处于防御地位，自刘邓南征后，我们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转为战略进攻!”称此举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钳制中原，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安全，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11月底,集结14个师共33个旅的兵力对大别山区进行围攻。
为避实就虚,保存实力，刘邓大军采取“避战分兵”策略，将指挥部分为前、后方两个指挥所。
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组成前方指挥所，指挥大别山内线开展游击战争。刘伯承、张际春率后方指挥所随一纵转移至淮河以北，指挥外线各纵。
12月1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在王家湾(黄陂站西北)道别。邓小平说：“我到底比你年轻，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刘伯承说：“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你在大别山行动频繁，我带电台在淮西给你提供敌情。”
刘伯承带领野战军后方指挥所和中原局离开大别山,于21日来到安徽临泉县韩老家，先后驻扎前刘寨、罗寨、韦楼等地。
1948年2月24日，邓小平率前方指挥所北渡淮河，回师安徽临泉沙河以南，在临泉县韦寨镇与刘伯承胜利会合。
邓小平见到刘伯承十分高兴，紧握着他的手，问寒问暖。刘伯承诙谐地说：“没啥子事，这回大军出山，可要跟蒋介石、白崇禧好好周旋一番了!”
据临泉县党史地志办主任王硕敏介绍：“刘邓大军之所以选择临泉作为驻扎休整地，是因为这里位于豫皖交界处，水网密布，敌军的机械化部队不便作战，如果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大别山解放区与豫皖苏解放区连成一片，而且这里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便于补充物资和兵员。”
从1947年l2月21日刘伯承到达临泉，到1948年2月24日邓小平来到临泉会师，直至1948年4月4日，刘邓率领野战军指挥部和中原局机关离开临泉到豫西指挥整个中原作战，刘邓大军驻扎在临泉境内88天。
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纪念馆的一个展柜里，有一张破旧的《革命军人证明书》，证明书的主人名叫秦全福，1946年加入临泉地方武装，两年后，参加刘邓大军，随部队转战千里，出生入死。1952年6月，秦全福复员退伍回到临泉，被安排到县教育局工作。他在教育局仅仅待了三天，就找到领导说要回家，“我是一个农民，没什么文化，当兵打仗还行，在教育局工作会误人子弟，自己没法很好地为党的教育事业工作，不能凭着军功章吃闲饭。”秦全福回到老家后，在农村默默无闻生活了一辈子。
在《革命军人证明书》旁边，有一张泛黄的报告，内容是当年刘邓大军南下，因遇大雨，部队官兵衣服全部淋湿，急需柴火烤衣服。因雨道路泥泞，车辆无法行驶，需要柴火垫路。共领柴火4450斤，部队未付柴票即出发。还领了一批柴火用于垫浮桥和路等。起草于1949年7月17日，申请核准报销。报告印证了当年临泉县人民群众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军需供应作出了巨大贡献。
讲解员小乔还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枣树穿衣”的故事。
邓小平的警卫员因有事外出，把骡子拴在村民韦连庆家的枣树上，后来树皮被啃掉一大块。韦连庆担心首长会责怪警卫员，就用塘泥把枣树涂抹了一遍，远远望去像给枣树穿了一层厚厚的“衣服”。
邓小平知道后，要求警卫员对损坏的枣树给予赔偿。
韦连庆说什么也不让赔，“部队行军打仗又不能总带着马桩，牲口不栓树上能栓哪儿。”
邓小平拍了拍韦连庆的肩膀，说：“老乡，我们时时刻刻都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爱护群众财物，损坏了就要赔，不能违反纪律。”
韦连庆连忙说：“以前，国民党骡马队从这儿经过，村里很多果树被牲口啃死，很多东西被损坏。前后一比，谁好谁孬，老百姓心里不就很清楚了嘛。”
后来，部队按照规定对被损坏的枣树给予了赔偿，并召开干部扩大会议，明确要求参会的干部不能将马拴在树上。
跟随讲解员小乔的脚步，我们来到了“刘邓大军严肃军纪”展板前，展板上写着“三个枪毙”：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三个不准”：不准强迫老百姓当向导;不准向老百姓要东西;不准打骂群众!
小乔绘声绘色讲述了严惩警卫团副连长违纪抢劫民财事件。一天，部队来到总路嘴镇，镇上的老乡跑光了，街上没有人，冷冷清清的。一名解放军用枪挑着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手拿一些白纸和毛笔从一家店铺走了出来。
邓小平得知此事后，指出：“问题发生在眼皮底下是灯下黑，更应该严肃纪律。”他对野司保卫科科长张之轩说：“你去调查一下，是怎么回事?他是什么人，这么大胆子!”
张之轩调查得知，此人是野司警卫团四连副连长赵桂良，是个战斗英雄，还是个劳动模范。原来，连里一位小战士的衣服破烂了，赵桂良准备用花布给他做棉衣;纸和笔给连队出板报用;粉条是打算给刘伯承司令员吃的，因为首长爱吃粉条。
事情报告到刘邓那里，两位首长心里充满着矛盾和痛苦。这位副连长掠夺财物，并非为自己贪图享受，而是为了部队同志。
后来，根据刘邓意见，部队决定按纪律对赵桂良副连长执行枪毙。
公判大会上，店铺老板和许多老百姓哭喊着请求高抬贵手，刀下留人。一位老太太跪在地上求情，在场的所有群众都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纷纷恳求放过赵桂良。
邓小平流着眼泪说：“三国时，孔明曾挥泪斩马谡，我们硬是把泪水往肚里吞啊!”
赵桂良临死之前抱头痛哭：“我……我犯了纪律，杀我应当。可我死得太窝囊了，将来回到太行山了，见到了我们家里人，你们就说我是打仗死的……”
枪毙了赵桂良，震惊了当地老乡，他们后悔地说：“这是真正的八路军，以后我们不要跑了。”“我们要是不上山，大家都在家，也不会造成这个悲剧了。”“要是当时知道部队纪律这么严，我们自己就先把粉条拿出来，也不会枪毙他了!”
军爱民，民拥军。刘邓大军时时处处关心人民群众疾苦。临泉人民也把“最后一尺布、最后一碗米、最后一个儿”送给解放军。据不完全统计，临泉县为刘邓大军提供粮食约300余万斤、柴草360余万斤、鞋袜3万余双、棉花3万余斤，土布4万丈，全县参加刘邓大军的有2000多名青年。
刘伯承动情地说：“我们所依靠的是人民，蒋介石所依靠的是碉堡。”
刘邓大军9纵26旅旅长，原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将军感慨地说：“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
魏巍大别山，铮铮英雄魂。
烽火硝烟虽然渐行渐远，但刘邓大军铸就的红色基因和革命精神依然璀璨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