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东坡书院纯属偶然。南京的春节太拥挤，哪哪都是人，本来要去参访王安石旧居，也没了心情，就想回苏州。车上高速，突然又想去宜兴，就更换导航路线。在此之前和宜兴的联系是一把紫砂壶和一位刻壶制壶的朋友，那把降泥石瓢用了很多年，可惜壶盖磕破多处，像苍老的牙床。这次来，可能也是想再访一访老友再买一把壶。于是，车往丁蜀镇，到古南街，已近午饭时间，就在镇上小店打尖。店门口鸟笼里有两只八哥，见人来便说，老板娘人好，他妈的。让人感觉好笑。老板娘推荐了新上市的马兰头，也推荐了小店对面的东坡书院。想起苏东坡结束黄州的贬谪生活之后，在阳羡买田的事儿，于是，逛街可以推后，先进书院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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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古称阳羡，唐代叫义兴，宋代避太宗赵光义之讳，改叫宜兴，属常州管辖。这里设郡始于秦始皇，也曾因茶圣陆羽推荐，阳羡茶成为贡茶，千年以来声名依旧。只是唐宋那会儿还不时兴紫砂壶泡茶，紫砂壶盛极一时，要到明清以后了。
宜兴东坡书院，南眺太湖，背依蜀山，占地八亩，屋宇四进，传即苏公买田筑室处。东坡去世后，废为僧墅，只留草堂几间，也是到了明代，经过一位沈姓官僚的修缮，才有了东坡书院。
大堂之内，有一尊高大的东坡塑像，手持毛笔，目光仿佛穿透历史，瞧向缥缈之境。塑像为紫砂材质，由紫砂名家徐秀棠设计并制作。站在塑像前面，仰视许久，见旁边无人，便动了俗常心，偷偷摸了一下那只毛笔的笔尖，可能是希望沾先生一点儿文运吧。
那天下午，我们一家人坐在庭院树下剥橘子吃。江南的橘子，多汁爽口，得霜气而始熟，天寒后味尤甜，因此王羲之在《奉橘帖》中说：“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霜未降，橘子青且酸，送礼挑出的都是最好的，可见情谊笃重。
东坡书院有橘园一处，园内建楚颂亭，也是纪念东坡旧事。书院中有一处碑刻长廊，刊刻了苏轼的《楚颂帖》和《迈往宜兴帖》。仔细看来，这两块碑上的文字，都和我熟悉的苏体字有很大差别，尤其是《楚颂帖》，剑拔弩张，浮躁尖刻，完全不像出自东坡之手。要知道，写作此帖之时，苏轼刚从黄州走出，黄州的生活经历，让他把很多事情都看得平淡了，他不会那样激越，也不会悲伤，而是内心平和，因此在文字的书写上也更为圆融内敛。
《楚颂帖》真迹在明代尚存，曾被苏州人李应祯所收藏，弘治年间曾做过首辅的宜兴人徐溥与李应祯借阅此帖，并刊石以为记。徐溥做事极为认真，刻石也“临视惟谨，不敢失真”，因此，徐溥刻本尽可能地保持了苏轼书法的原汁原味。而我们在书院内看到的那块刻石，底本应为清人仿作。
苏东坡《楚颂帖》中写道：吾来阳羡，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王逸少云，我卒当以乐死，殆非虚言。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阳羡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颂》，吾园落成，当作一亭，名只曰楚颂。元丰七年十月二日。
苏轼爱橘，少年时代背诵《赠刘景文》，记下了“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他不仅以柑橘入诗，还亲自种植，让柑橘给生活带来一些温暖的亮色。因此，他的生活中有很多与柑橘有关的事情。被贬谪黄州时，他给秦观写信说黄州柑橘“椑柿极多，大芋长尺余，不减蜀中”。老友李常听说苏轼在开荒种田，营造雪堂，特地送来一批柑橘树苗。苏轼在《记游定惠院》中不仅记录了繁茂的海棠，还记载了他路过朋友老何家的苗圃，要了一丛橘苗，种在雪堂西侧。后来，苏轼被贬惠州，在白鹤山下筑屋二十间，准备与儿孙同住，终老此地。在这座他一手一木参与建造的房屋门前，也种植了两株柑橘。屈原《橘颂》中说，生于南国的柑橘“青黄杂糅，文章烂兮”，料想将橘树种在屋畔，可能更合文人口味。
东坡在阳羡写《楚颂帖》也联想到了屈原。而他说自己“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这种善于栽种柑橘的动手能力，可能就来自于黄州雪堂的营造过程中。“阳羡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这里的洞庭显然不是今天的湖南洞庭湖，而是与阳羡毗邻的太湖。太湖古有洞庭之称，自然条件适合柑橘种植，苏轼想种橘“三百本”也不是难事。
某年，我与苏州作家一同到太湖三山岛采风。时在仲冬，岛悬于湖上，山石间多橘树，叶半零落，只有金黄果实还挂在枝头，稀烂贱，卖不上价，岛民弃之不采。余摘一枚，食之，酸甜美味，如果老苏看到这样景象，也许会用这些柑橘酿酒。
柑橘酿的酒，苏轼喝过一种“洞庭春色”，酿酒原料为黄柑，太湖西山岛上的特产，安定郡王赵世準利用黄柑酿出美酒，其侄赵德麟与苏轼交好，特赠与品尝。老苏洗盏而尝，色香味三绝，且能通经活血，甚至腰不疼了，腿也不抽筋了，感觉甚好。酒疏通了他的关节，酒活跃了他的血气，酒也点燃了他的文思，于是，作《洞庭春色赋》一篇。
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二十一日，五十九岁的苏轼被贬惠州。路过襄邑，夜雨滂沱，滞留寺内，巧遇旧友吴安诗的外甥欧阳思仲。吴安诗，字传正，与苏轼一生交好。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去定州戍边，传正赠送易水供堂墨一丸。几年之后，感念此事，老苏乃取李氏澄心堂纸，杭州程奕鼠须笔，传正所赠易水供堂墨，写下了《洞庭春色赋》和《中山松醪赋》。两篇赋文长达六百八十多字，为手卷形式，每字如白玉枇杷大小，用笔如绵裹铁，劲健而不失厚重，气脉流畅，为苏轼晚期书法的代表作品，也是苏轼传世墨迹中字数最多的一幅。
苏东坡不善饮，但乐于小酌。他尝言，“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能饮，无在予下者。”酒量有限，但就好这口，两篇赋文都与酒有关。与“洞庭春色”相比，松节黍麦酿造的“中山松醪”口感微微有点苦，但这酒力道不小，别有风味，因此老苏叹它“幽姿之独高”。此篇虽然写饮酒，但和他的老师欧阳修一样，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欧阳醉于山水，老苏则以松树之遇寄身世之慨叹。妙质如松却不得其用，与其“死斤斧于鸿毛”或“效区区之寸明”，还不如制成美酒佳酿。酒后的苏轼似乎产生一种幻觉，飘飘欲仙，御风而行，遨游于山川，独步乎云天，连嵇康、阮籍，甚至八仙都望尘莫及。苏轼挥笔潇洒，文辞浩荡，醒来再读，自比屈原《离骚》，因有《远游》之慨叹。
苏轼特别珍视这篇文章，吴传正曾见过苏轼所作《洞庭春色赋》，十分喜爱，想求一份墨宝收藏。苏轼自言：知道你喜欢，这次的《中山松醪赋》是你没有见过的，但不减前作，就连同《洞庭春色赋》一并抄写一份给你吧。对朋友慷慨是苏轼一贯作风，除了赠给吴传正，还给陈季常、钱济明、程正辅等人书写过《中山松醪赋》，其中有的被刊刻于石，流传后世。
后人评价这两幅书法的时候，说有郁屈瑰丽之气，这应该是从文章内容生发出来的。已近花甲之年的东坡，无论是写字还是为人处事，都少了一些棱角，多了一分圆融。和贬谪黄州相比，去定州则是厌恶朝堂的自我放逐，苏轼已经做好了再无还朝之日的心理准备。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于定州也是过客，接下来还将远游，这可能是一条彻底的不归路，对于苏轼来说，他必须坚定地走下去。许多年后，诗人海子写了一首诗，他说，“永远是这样，风后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还是道路!”苏轼的生命力还在，前面就必然有路等着去走，诗人的内心和精神世界必须独立，他不会在命运面前屈服，离开定州前往岭南的苏轼，仍然真力弥满地向前走去。在二赋的字里行间，仿佛看到一个强大的身影，他凌虚蹈步，步履悠然，宛若老仙，或许此时，他才真正地感受到了人生的大自由，也因此没有恐怖了。
《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历来被人宝藏，卷后的题跋历经宋元明清，不乏文徵明、董其昌等人的品评，文物流传有序。到了清代进入内务府，乾隆皇帝难免要盖上他的大印，大清亡国，溥仪将其带到东北。抗战胜利后，此宝消失四十余年，1982年突然出现在吉林市的一幢简易楼房里，由一位中学历史老师所藏。书法家张瑞田曾在吉林生活，他描述了那片居民区，一排排平房，院子里堆放着木材、煤炭，晾晒衣服的线绳上麻雀站成一排，偶尔蹦跳几下，不远处是工厂的大烟囱。这幅生活图景，是上世纪80年代东北特有的，谁能想到这里会藏有国宝呢?苏轼曾说，万人如海一身藏，这可能是这件国宝最孤独的四十年。苏轼也曾有过孤独的时光，无论是黄州、惠州还是儋州，他最孤独的时候，都是那些普通人给予了他光和热，他也万分感激，记下了这些人的名字。对于没有名字的人，他也会给他们取一个，比如海南岛的那个“春梦婆”，这本是一个给田间劳动者送饭的老太婆，听见苏轼唱歌，便回了一句，“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耳!”世事一场大梦，人间几度春秋，历史老师对苏轼真迹的守护，也得益于普通人对苏轼的热爱。后来他将苏轼手卷捐赠给了国家。时光漫隐，墨色依然，所有的欢乐与痛苦、豁达与长情、激越与婉转都奇迹般地复活在纸面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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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随物外游。有书仍懒著，水调歌归去。筋力不辞诗，要须风雨时。
苏轼写这首《菩萨蛮》的时候，已近五旬，在古代，就算进入老年人的序列了。在经历了乌台诗案和贬谪黄州之后，苏轼那颗动荡的心需要寻找一种现实的安稳，没有比拥有一处自己的房子更让人安心的了。他说自己钟情阳羡的山水，要在这里养老了。阳羡原有一处山，当地人管它叫独山，苏轼做杭州通判期间曾到这里出差，见独山，觉得和自己家乡的山水相似，发出了“此山似蜀”的感叹。从此，山曰蜀山，现在的宜兴丁蜀镇，便是因丁山和蜀山而得名。
《楚颂帖》中有“逝将归老，殆是前缘”，所谓“前缘”，还要追溯一段往事。
苏轼在宜兴置地建房，源于他的朋友蒋之奇。蒋之奇，宜兴人，字颖叔，与苏轼同为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当时苏、蒋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意气风发，仁宗皇帝设摆琼林宴，宴会上两人私聊，定下鸡黍之约，也就是老年之后，一同到阳羡居住。
苏轼与蒋之奇除了同学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关系。蒋之奇的叔父蒋堂曾做过眉州通判、益州太守等职务，主政蜀地多年，苏轼的伯父苏涣也因乡试出众被他赏识。后来苏涣高中进士，特别感谢蒋堂的知遇之恩。苏涣是苏家第一个走上仕途的人，给苏轼做出了榜样，对苏轼影响极大。苏轼和蒋之奇相逢之后，聊起这些前辈的往事，更能增进二人的友谊和信任度，所以，蒋之奇在描绘了一番阳羡风土人情之后，想在阳羡养老的想法，便如一粒种子埋在了苏轼的心中。
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朝廷重新启用苏东坡，要他赴任汝州团练副使，苏轼辞别了他生活四年零三个月的黄州，一路走得很慢，“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别了黄州，苏轼顺长江东去，他并没有走一条通往汝州的近路，而是兜了一个大圈子。他先往筠州去看望弟弟苏辙，到九江游览庐山，在西林寺题壁作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的文采几近白话，是阅尽人世沧桑的老人发表了一通极有道理的人生感悟。此后，他顺江而行，经池州，到芜湖，奔向金陵，谒见王荆公。金陵是王安石归隐之地，昔日风光无限的宰相如今已经是垂垂老者，骑着毛驴来迎接苏轼，这让苏轼感慨万千。曾经的政治分歧，也因为二人都在方外而不再成为交往的芥蒂，或许看到这个大人物昔日披荆斩棘，如今也归于平常，强化了苏轼彻底归隐的念头。
王安石劝苏轼在金陵买房，苏轼没有中意的地方。八月，苏轼离开金陵，赶往仪真(今江苏仪征)，遇到蒋之奇。此时，蒋之奇是漕运长官，大权在握，苏轼想起了当年的鸡黍之约，表达了要买房养老的想法。蒋之奇随即安排人到宜兴选田。九月，苏轼到宜兴亲自丈量田地。阳羡水土丰腴，米质上乘，苏轼心中有谱，“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他估算了一年的收成可以满足全家人的生活，于是卖掉了京城里的宅第，签下了买田合同，便离开了阳羡。他还要去汝州赴任，到扬州时，已是十月，给朝廷上书，乞常州居住，但未被准许。
这一年岁末，苏轼是在泗州(今江苏盱眙)过的春节，在和尚开的澡堂里洗了一个大澡。写了一篇洗澡词：自净方能净彼，我自汗流呀气。寄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洗，俯为人间一切。
这是一首《如梦令》，澡堂子里，热气熏蒸，缭绕着，似梦似醒，也合人生如梦。世事纷扰，还得自己干净。
一路北上，他真是太疲倦了，这一洗，不仅洗去身体上的尘垢，也洗掉了心灵上的疲惫，也许，他有了自己的田产，心理也更为稳健，洗起来，那叫一个放松畅快。此时的苏轼，根本不想理会朝堂那些事儿了，他最大的期盼，就是朝廷能准许他到一个清净之地安度晚年吧。于是苏轼写下第二封《乞常州居住表》，希望朝廷能够恩准他的请求。其中有言：“今虽已至泗州，而赀用罄竭，去汝尚远，难于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与其强颜忍耻，干求于众人;不若归命投诚，控告于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
元丰八年(1085年)二月，苏轼到了南都(河南商丘)看望老师张方平。张方平三朝元老，对苏轼有知遇之恩，是苏轼特别敬重的长者。退休后的张方平还曾为苏轼乌台诗案上书鸣不平，让苏轼感恩一生。这一次见面，苏轼在张家逗留一个多月，恰好遇到张方平的私人医生王彦若，彦若擅用金针拨翳之法医治眼疾。苏轼说他“运针如运斤，去翳如拆屋”，经过王医生的治疗，困扰苏轼多年的角膜炎白内障被治愈了。因此，有人推断苏轼的书法中经常出现墨色堆积、粘连、笔画交代不清楚的地方，都是因为他眼力不好造成的意外效果。
也是在此期间，苏轼给朝廷的《再上乞常州居住表》得到批准：“仍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常州居住。”
三月，神宗皇帝驾崩，三十五岁。哲宗嗣立。
烟花三月，苏轼回到常州，迎接他的是江南的好山好水，夙愿得偿，如沐春风。这似乎是他人生后半场中最放松，最惬意的一段时光了。只是，他在阳羡所居时光短暂，再次归来，已经到了生命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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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阳羡买了田产，为感谢蒋之奇，写了一首《次韵蒋颖叔》的诗。
月明惊鹊未安枝，一棹飘然影自随。
江上秋风无限浪，枕中春梦不多时。
琼林花草闻前语，罨画溪山指后期。
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
蒋之奇与苏轼同为欧阳修门生，这首诗也是二人友情的见证，但实际上，二人的政治倾向和处世方式都大有不同。诗的末句，有“岂敢”二字，是苏轼的自谦之词，此时苏轼已经不敢奢望与蒋之奇一起做邻居了，因为蒋之奇的官运比苏轼要好。
蒋之奇，有奇才，善于治办漕运，长于理财，曾对外抵御西夏，对内平定叛乱，属于有才干的官员。宋徽宗初年以翰林学士同知枢密院事，但历史对这个人评价不高，《宋史·蒋之奇传》说他是个小人，而且是“小人之魁杰者也”。
主要原因是他干了一件特别不光彩的事情，蒋之奇虽为进士出身，但宋代考上进士只是仕途的第一步，要想做官，还要进行制科考试，主要是写论文。蒋之奇没有通过这一关，他便另寻门路。仁宗死后无嗣，英宗赵曙继位，英宗是濮安懿王之子，登上皇位之后，就想把自己老爹的名分摆正，追封濮王为皇。朝廷上分化成两派，支持皇帝的是宰相韩琦和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反对派是司马光、范纯仁、吕大防等人。蒋之奇私下里求见欧阳修，表示赞同欧阳修意见。这次“礼仪”之争，欧阳修占了上风，反对派的一些官员被贬谪地方，蒋之奇也因欧阳修举荐，当上了监察御史，但蒋之奇逢迎欧阳修的行径也被众人视为奸邪。
蒋之奇想翻盘。治平四年(1067年)，欧阳修的堂小舅子薛宗孺散布欧阳修“帷薄不修”的谣言。御史们也捕风捉影，准备弹劾欧阳修的生活作风问题。蒋之奇感觉有机可乘，上奏指摘欧阳修。欧阳修多次上札子为自己辩白，英宗当堂责问蒋之奇，他因捕风捉影拿不出确凿证据被斥责贬官。从此，欧阳修也心灰意冷，外知亳州，直至死亡，都没有原谅这个他一手栽培的白眼狼。
我在宜兴博物馆看到蒋之奇的书法还是比较惊讶的，即使那是一件复制品。《北客帖》属于宋人手札，有士大夫的精致与文气，书法严谨，文字清秀，在北宋士大夫书法中也属于名品。你读这份手札，感觉它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它有聊家常的平常与放松。我们还不知道这封信的收件人是谁，有人说是司马光，有人说是蔡京，各自都有道理，但我觉得支持蔡京的考据更合理一些。
《北客帖》全文如下：
之奇顿首启：改朔，伏惟台候万福。北客少留，方此甚热，又房室隘窄，良不易处。亦闻小苦痔疾，更乞调饮食将息为佳。久阔不展，深以想念也。谨驰启上问，不宣。之奇顿首再拜，修史承旨侍读台坐。
蒋之奇说，与阁下一个月都没有见到了，你还好吗?北方来的使者这次驻留的时间可够长的了，天气很热，接待处的房子又小，不太适合长期住下去啊，我听说你的痔疮病犯了，要注意饮食和休息啦，久未见面，甚是想念啊……
蒋之奇和蔡京相处比较好，因为那一年，蔡京负责接待辽国使者，这是一个特别操心的工作，加上天气炎热，着急上火，忙得痔疾发作，苦不堪言。痛苦起来，整夜呻吟，也就是他贬谪到了惠州之后，他翻阅医书给自己开出了药方，他认为痔疮是体内的一种虫子，必须让自己减少饮食，戒酒戒肉，断掉虫子的补给，然后用“黑芝麻去皮，九蒸晒，茯苓去皮，入少白蜜为面。”，苏轼吃了芝麻茯苓面糊糊，病情有所好转。
苏轼和蒋之奇一直保持书信联系，似乎没有讲过这个验方，否则，蒋之奇很可能告诉蔡京，也可以按照苏东坡的方法治疗。
当然这也属于无聊的猜测，回头再说苏轼与蒋之奇，按理说，苏轼也知道蒋之奇的人品，尤其是诬陷恩师的卑劣行径，那么苏轼为何还能与蒋之奇保持友谊呢?
我翻了几部重要的苏轼传记，都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
或许苏轼真的达到“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鲁迅临终说，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我不知道苏轼看到这句话会作何理解。他几乎和鲁迅完全是两条路线，在苏轼的人生后半段，他几乎和他的那些“敌人”都达成了和解。比如王安石、章惇，比如程之才，他们或是政敌或是家族怨恨，但随着时间和经历的变化，那些势不两立的墙被推倒了，一个更为坦诚和宽容的苏轼出现了。
那个冬日的午后再次浮现眼前，暖阳照耀下，东坡书院中人来人往。我们吃过柑橘，往外走，和东坡的紫砂塑像作别，出了门，看见一座提梁大茶壶，我惊讶于进来的时候怎么就忽视了这把巨大的提梁壶呢?
提梁塑成枯枝形状，老辣遒劲，犹如书法线条。相传这种造型独特的紫砂壶，源于爱喝茶的苏东坡。他受到提着灯笼照亮的启发，用产自宜兴的陶土制作此壶煮茶。北宋时代，人们不泡茶，而是煮茶，客至汲泉烹茶，便是苏东坡赏心乐事之一。
一杯茶，一壶酒，宽以待人，善待自己。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或许，改变一个人的永远都不是强权，而是更为持久的柔软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