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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冼马城一路下坡，快到周家堡子山下的时候，二哥再一次叮嘱我：“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能自乱方寸，记住，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点了点头。二哥将摆弄了许久的那颗雪茄烟叼在嘴上，扭头看了看身后昏昏欲睡的高德昌。二哥的脸一下就黑了，随之在老高白净的脖颈上扇了一巴掌。高德昌一惊，瞪着双眼，向前挺了挺身子，惶恐地点了点头。二哥对老高的表现很不满意，他转过身子，朝后挥了挥手，老高意欲解释，却在二哥的手势下愣了愣，重新坐稳，但二哥终究没忍住，说：“老高啊，能不能长点儿精神，你可是‘专家’哦——”二哥的后音像麦芒蹿进了老高的衣领，老高猴子一样缩了缩脖子。二哥重重叹了口气。
进箭子镇的路有两条，一条经过陈家大桥，从周家堡子摇摇欲坠的山门下，绕一个半圆，再直插进镇子，像一把带有长手柄的弯月尖刀，而周家堡子则正好在弯月的内侧，整个箭子镇在外侧，形成了一个攻守之势。周家堡子的先人们在此地落脚的时候，就请阴阳先生看过风水，“可保三百年安稳”。另一条路则从陈家大桥的左侧，一个俯冲，直接扎进了东街，这一带是外地人聚居的地方，左边的龙王庙和右边的万寿宫遥遥相对。从这条路进镇子，可以避开乱糟糟的车站和拥堵的中街。但二哥却执意要去周家堡子看看，他说：“二十八年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冬天的午后，正是小镇最为繁华的时光。站在周家堡子的山门上看，西梁山雄踞小镇西端，中街和箭子公路从两侧逶迤而去，周家堡子就像一个弹弓皮夹上的石子，随时都有弹射出去的可能。二哥站在那个摇摇欲坠的拱门下，背着一身阳光，冲着乌压压的人群大吼了三声。这让我想起了二哥时常挂在嘴边的二十八年前那个初春的清晨，十五岁的他背着一个旧帆布包(包里装着两件旧衣服和一双母亲新做的布鞋，还有他怀着雄心壮志放进去的一本新华字典)，站在黎明的寒气中，也是同样大吼三声——事实上，这三声与那三声并无二致，都没有令箭子镇如他渴望的那样微微一颤：箭子镇没有因为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远走他乡而生出一股悲壮的怜念;同样的，也不会因为一个四十三岁的中年人衣锦还乡而滋生出一种谦卑的羡慕。而不论在那个清晨或是在这个午后，周家堡子都显得空荡荡，箭子镇也显得空荡荡，就像是不承认过去，也不奢望未来。小镇生硬地坚持着优胜劣汰的法则：消失的，就一定是不合时宜的。
我们跟着二哥进了堡子，一股衰败的气息扑面而来。干枯的荒草从墙根伸展出来，与对面的同伴紧紧咬在一起，路面被遮住了，没有小狗在巷子里乱窜，也没有公鸡追着母鸡卷起一阵尘烟，老牛的叫唤和小媳妇的骂声都销声匿迹了，就像是突然埋伏下来，要在暗处给我们一个惊喜。再往里走，就有坍塌的老屋和摔倒的土墙，还有几分令人心慌气短的宁静。
“像是搬空了。”老高说。
二哥停了脚，向前看了看，又拨开荒草，走了五六步，他站在一棵歪了身子的大槐树下，愣了一会儿，突然指着最深处的一块荒地说：“就那儿，嗯，应该是那儿。”
二哥独自走进了那块荒地，在齐腰深的荒草中，他像一个迷失了方向的孩子，左转，右转，再左转……然而，最终，他像是从彷徨忧郁的失望之态中彻底沦陷了进去，他蹲下，双手掩面，荒草挡住了他的身子，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黑洞洞的窟窿。二哥有没有哭，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他应该这样做——要么是故地重游的激动，要么是怅然若失的孤独，但不管是哪一种，他都应该为他在这个地方缺席的二十八年摆出一个姿态来。
“你想回去看看吗?”老高问我。
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搞得有点不知所措，看了看老高，见他一脸认真，本想笑笑搪塞过去，却最终没笑出来，反而将那一声冷哼从鼻孔里放了出去，这样一来就显出一点不屑，或是厌恶的回应，想修改都来不及了。
“我想家了，想孩子，想老母亲。”老高说。
是啊，一年了，我俩从戎州到了麦城，又辗转到了鲤城，经历了九死一生，如今好不容易站直了腰杆，重新回来了，哪有不想家的道理。但家是什么?当我“脱胎换骨”后，清醒而理智地站在这一片荒草中的时候，我竟然觉得无比茫然。长久以来，我日思夜想的父亲、三草、箭子川、家，经由老高这样一问，仿佛变成了几个空洞的词语。“那些年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在我疯疯癫癫的那几年，箭子川人到底是如何对我“恨之入骨”，而我又是如何坚信“拯救”他们?三草是爱我的吗?我是否像之前一样深爱着箭子川……这些都在此时此刻模糊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