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正在家里看电视，老家将军寺村支书老汪叔打电话说：“我来城里了，你在哪里住?找不到你家了。”幸好以前回老家时加了微信，我赶紧给他发了个定位，随后又发了几个字：十三楼东户。二十分钟后，听到楼梯处有人在说话：“是这里吧?”另一人附和道：“是，以前我来过，好像就是这儿，这不是门口还有小孩子画的恐龙吗?”我知道老汪到了，就起身开门。人还没进来，提溜着的红薯和粉条先进屋了，老汪随后进来，后面跟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头发乱蓬蓬的，黄黄的。
我客气说：“叔，来就来了，还带啥东西?”
“也没带啥，自家种的红薯，打稀饭吃起来面着哩。这是我侄子。”他转过身子，“快喊叔，你这孩子怎么不说话?”那“黄毛”低声地喊了一声“叔”，也不客气，一屁股坐下来，低着头开始摆弄手机。手机里的世界确实诱人，有时候他也拍拍照照、录些视频，我感觉现在的孩子都是让手机害了。我给老汪叔让烟，老汪接过，双手捂兜子，在裤兜子里找到了打火机，啪啪打了几下，火没着，甩了甩又打了一下，打火机才着火。
前几年老汪找过我一次，当时我正在开会，电话响了，是个陌生号，我没有接。电话又响，我又没有接。电话再一次响的时候，我气呼呼接了，以为是推销电话，还没有骂出去，电话里一阵着急的声音：“我，我是你汪叔，将军寺村的。”略停了一下，继续喘着粗气着急地说：“车被查了，你赶紧想想办法，拉的一车白萝卜送不出去。”在城里我也不怎么认识谁，车违规要找交警，平时和他们也没有什么交集，想不到要找谁。
想了半天，我才想到了单位热心人太极拳师程书，他认识的人多，我赶紧给他打电话。说明情况后，程书马上说：“你等我消息，我问问。”不一会儿，程书回过来电话说：“你给李队长联系，去找他，带上钱。”他还特别交代别少了礼路。我连忙把电话发给老汪，又把电话拨打过去，特别安排一番，带上几百块钱。一个小时后老汪来电话说：“解决了，花了三百块钱。”电话里他一个劲儿表示感谢，“多亏了你，要不肯定要耽误事儿。”我心里一阵难过，也没帮上什么忙，凭空还让他花了那么多钱。那年过年回家，听村里人夸我可有本事了，在城里遇到事了也就一个电话。我听了，心里一阵惭愧，不敢正眼瞅别人，心里虚得慌。
这次不知道有什么事，我等待着老汪说话，不知道他要干啥。“黄毛”依然在玩手机，两人谈话跟他没关系，他像一个局外人。老汪说：“你现在得回老家一趟，主持主持村里的大局。”我笑了，吐了一口烟说：“我能主持什么大局?还非得要我回去。”老汪面色凝重，烟也不吸了，手夹着剩下的半根烟：“你老曾奶奶不在了……”
屋子里的表“嗒嗒”向前走，停一下，又往前走。我心“咯噔”一下，为老曾奶奶感到遗憾，好人不长命呀!上次回家看她，身体还算好，记得当时老曾奶奶为了证明身子好，她拄着拐杖还往前刻意走几步，开玩笑说：“我还能再活一百年哩。”这才有多长时间，怎么说没就没了?
叹了一口气，我压低声音说：“汪叔，谢谢你看得起我，我一定回去，但主持大局还是让别人吧，我不够格。”
“你看你这孩子，我说你够格你就够格!其实，你还有个重要的任务——要打电话找人。”老汪叔身子坐正，一动不动，拉长了脸，眼睛直盯着我。那声音异常严肃，不容许有任何改变的余地。
二
给媳妇打电话说明情况，简单在家收拾一下，我就和老汪叔回老家了。县城离将军寺村不远，“黄毛”开着面包车速度很快，车像一匹奔腾的小马在柏油路上飞跑，路两旁的树一棵接一棵往后移动。我呆坐在车里，一动不动，两边的风景向后都化成了历史，刷刷的景色在我眼前闪过，一棵树又一棵树，一个场景又一个场景。真的，我想老曾奶奶了。
老曾奶奶年龄好记，今年应该有七十四岁了，她与共和国同龄。将军寺小学走出来的学生都知道，当初多亏曾老师和丈夫张军老师，方圆十来里的孩子才能上成学。那时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张军老师还是民办教师，他吃过没知识的亏，看到学校破烂不堪，就下决心要把学校建好。张老师和曾老师白天给学生上课，夜里还在月亮光下做砖坯子烧砖头，下决心一定要盖好学校。那年夏天雨下得比较紧，路上的泥路遇上水，人站在上面像抹了油一样滑，他们在拉砖时刹不住车，架子车翻了，当时就砸在了将军寺沟里，张老师倒在了血泊里。曾老师和闺女拉着张老师赶到镇上医院时，一切都晚了，张老师还剩下一口气就是咽不下，看见母女俩无主的样子，眼睛里滴出了泪：“学校……建下去，那是村里的命。”曾老师点点头，闺女趴在一旁嗷嗷直哭。
后来，曾老师多次对村里人说：“他的命就是我的命。”张老师走后，曾老师没有离开将军寺村，她留了下来，继续建学校，她要完成任务。学校总算建好了，那四间房子费了不少周折，曾奶奶从此腰也弯了下来，再也直不起来，但她当老师却是好老师，学生们都听她的。
那时候，我家里穷，经常去放羊，其实也就跑着玩，曾老师劝我爹坚持让我上学。我家里条件不好，靠爹种点西瓜挣个小钱，上不起学，家里穷怕了。其实，我的脑袋瓜子好使着哩，不笨，用村里人的话说转得快，成绩基本上都是前几名，曾老师也说，考上镇一中没问题。我不上学的第二天，曾老师就来了。家里只有我生病的奶奶，一年到头躺在阴暗潮湿的屋子里呻吟着、发呆、叹气。她没找到我，最后在我家的西瓜地里找到了我，我正在西瓜地里薅草。
“家里穷不要紧，”曾老师说，“我替孩子交钱，孩子不上学咋办?”
我听到这话，手一直在挠头，我想去上学，但爹苦瓜一样的脸让我暗淡了下来。
爹坐在半截砖上歇息，深吸一口烟：“家里没人干活不行，你也知道他娘是啥样子，家里真不中，我这肩膀扛不住事呀!”我爹不看曾老师，又接着说，“我也着急，没办法，人穷得慌，这草都长疯了。”
曾老师望着地里一人多深的草，想了想说：“我给你解决，但你得把孩子送到学校来。”当天下午，曾老师带领学生到我家地里，给学生每人分一垄薅草任务。把草都薅完了，我又重新回到了学校。我比以前更加努力了——小孩子内心都不复杂，你心里对他好一点儿，他马上就感受到了。
那年的雨水大，西瓜没怎么结，几亩地的西瓜严重减产，收成不好，爹没说不让我上学，但就是不交学费。曾老师二话没说就为我交了学费。我爹平时啥事不说，但心里啥都明白，他让我端着一篮子鸡蛋给曾老师送去，曾老师又让她女儿红梅送回来一篮子油果子。坦白地说，那几年我和红梅关系不错。红梅喜欢玩水，她爹在世时经常带着她到将军寺河里去捕鱼。红梅总爱吓唬我：“水里有鬼。晌午头，鬼磨油，到了晚上黑，鬼就拉车了。”我仿佛看到河里面的水冒出来了一个三个头四只眼的东西，张开滴血的嘴巴露着尖尖的牙齿正向我走过来。看到我吓得不敢往前走、一动不动，就抿着嘴笑。我们两人顺着河转了一圈，影子在将军寺河水里跟着我们走。
我和红梅后来分数远超过镇一中，考上了县一高，这是村里第一次有人到县一高上学。据老辈人讲，这以后考上大学肯定是没问题了。高考前两个月，一次星期天放假回家，红梅出事了。当时我和红梅坐公交车回去，我下车去买两块冰糕，当我拿着两块冰糕回来时，停在路边的公交车被一辆大货车撞翻了。公交车翻了几个跟斗，红梅的身后盛开了一地的梅花，当场没命了。我眼睁睁看着红梅消失了，拼命地呼喊。
村里人说，从那时候起，在曾老师的生命中，一切都没有了意义，她一个人就守在将军寺村那个地方，再也没离开。
三
到将军寺村时已是晚上了，灵堂已经搭起来了，村里帮忙的人都聚在这里。几只老母鸡在地上瞎跑着，后面蹿出来一条大黄狗，见人多突然又停住了，想往前又不敢，耷拉着尾巴，嘴里哈哧哈哧吐着舌头。有个小孩子穿着开裆裤在人群中走，屁股蛋子一扭一扭，其他人在逗他玩，哈哈大笑，有了孩子就有了乐子。这几年将军寺村里的人变富了，规矩也变了不少，但谁家一有事儿就相互帮衬的这个习惯没变。红事要去请，但白事就不一样了，会主动有人过来，这种好的传统让我很欣慰。若要在城里有了事儿，都各人管各人的事儿，不操别人的心。
老曾奶奶唯一的闺女红梅没了，现在她又没有什么亲人，但场面并不显得冷清，好像她教过的学生都成了她的孩子。那天晚上，将军寺村里有头有脸的人都回来了。在市里当科技局副局长的张老七回来了，听说马上提正处;在省里开个将军寺酒楼的大老板三歪也回来了，听说资产有上千万;还有在县一中当副校长的王国庆也回来了……这几个人都是老曾奶奶看着长大的。不管你多大的官，不管你多有钱，回到老家，你还得听村支书的。各家的代表都到齐了，聚在100瓦的大吊灯下面，老汪叔朝张老七小声说了一句什么，又问我说：“开始吧?”他咳嗽了一声，道：“老曾婶子走了，我们心里都很难过。今天让乡亲们回来就是商量一件事，老曾奶奶的丧事。要我说，要办得大方，大办得有脸。老曾婶子一辈子在咱们村，让娃们上学，让娃们出去，又让娃们有出息……这次主事的是我，咱们碰头主要通知老曾婶子资助的学生，他们都有出息了，让他们送送老曾婶子最后一程。”老汪叔拿出一把汇款单，有的已经发黄。
这时我才知道，大家在整理曾老师的遗物时，看到她捐赠学生的消息。曾老师每年除了教好课，就是源源不断给孩子们捐钱捐物，什么也不图。老曾奶奶这些年不仅资助村里人，还资助不少外地的贫困学生，全国各地都有。
“这次要一个个联系，把全部受资助的学生请回来，咱们这儿的，还有外地的，让曾老师体面地走!”老汪说得很动情，大家有人擦眼泪。“我们要让老太太风风光光走，她是将军寺村的英雄。这几天啥事都由他做主，”老汪叔看向我继续说，“他最有知识，老太太最喜欢知识，大家伙说，有没有意见?”
没人说有意见，大家都说好。后来，就是一阵沉默。
“那就这样了。一会儿老七、三歪、砖头、老瓦，你们几个留下，其他人今天就到这里，明天早点儿过来。”
老汪将汇款单交给我，几十张纸，沉甸甸的，像托着奖牌一样。翻开后，上面写着名字，有的已经模糊不清了。我放在灯下凑过去认真看，有一行行密密麻麻的小字，有地址但没有电话，多少年过去了，没有电话怎么通知?我想了想，照着地址在手机上搜电话，现在是晚上不会有人接。最后老汪叔又将一个存折拿出来，这是曾奶奶的工资，上面还有一些钱。“现在交给你，照着上面的地址以后继续汇过去，不够的部分村里捐一些。”老汪叔当着几个人的面儿把东西交给了我。
我把汇款单和存折收起来，放进口袋里，沉甸甸的。那天晚上后半夜，我在灯下看了好长时间。这些汇款单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现在，老人家已经捐了近四十年，从十元到一千元不等，足足有上百人，这些钱帮助了不少贫困生，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推了一把。
我仰望夜空，点点的星星在闪烁，风一吹，就把天上零星的夜空遮住了，那遥远的夜空让人无法触摸。在风中冷静了一会儿，我发誓要联系到每一个人，通知他们回来参加葬礼，让曾老师不留遗憾地走。
四
天灰蒙蒙的，没人挨家挨户去喊，将军寺村里人早早地来到现场，其实来了也没有什么事做，村里人就是几个一见面吸着烟，天南海北地说着闲话。七点多，来人就更多了，大家忙活着招呼来行礼的人，比自家的事还要上心。老汪指挥着搬桌子的，切菜的，洗盘子的，散烟的，打扫卫生的……老曾奶奶的遗照摆在堂屋里，脸上微笑着，静静地看着这忙碌的人群。
我没有跟在人群里帮忙，我记得更重要的事。我找个地方坐下，开始照着名字一个一个联系，我要把曾奶奶资助的学生全部喊回来——不，全部请回来，这件事一定要做成，不能让好人心寒，不能让曾奶奶带着遗憾走。我知道，只有把这事做成了，我良心上才安心好受点儿，才能对得起曾老师。我要让村里人知道，曾奶奶这一生值，张老师这一生值，教育会改变一代人的贫穷，改变一代人的思想，让人变得善良。
第一张汇款单，尿黄色的纸上面的字迹都不清楚了，仔细看能辨认出是洪山明，上面写的地址是一个山区，看落款的时间1985年，也就是张老师去世的第二年，这应该是她较早资助的一个，十元，这在当时也不是小数目。他照着学校地址在手机上查了查，查到了固定电话就打过去，没通。又换了一个电话号码，终于通了，但没人接，再次打电话，总算有人接了。我赶紧问：“你好，我找一下洪山明!”对方冷冷地说：“没有这个人。”
“就是在你们学校上的，1984年上大一 ……”
“在我们学校上学的多了，都毕业这么多年了，我都要记住吗?这是2023年。你是谁?你找他，直接联系他就行了。”
“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他是曾老师资助的一个学生，曾老师去世了，希望他能回来送一程。”
“这我怎么知道?”
我还没有说完，电话就挂断了。不知道为啥，再打就是忙音。
“黄毛”拿着手机不老实，在我身后对着人群拍拍照照的，我想说什么，但忍住了，别伤了年轻人的面子。唉，这年轻人都干啥呢?也不干点儿正事，就知道拿着手机玩。
又找来一个联系方式，我把电话拨出去，这是北京一所名校，很快有人接了电话，终于联系上了，我心里一阵高兴。我说：“你好，能帮我找一下张林吗?”接电话的女人声音甜美，不紧不慢说：“我们学校有三个张林，你找哪个?”
我说：“山西省临汾市，家庭条件不太好，1988年上大一。”
不紧不慢女人说：“哦，我知道了，你是找我们办公室主任吗?他是1988年上的大学，1991年毕业，后来留校。你有什么事吗?”
我非常高兴，介绍道：“我是将军寺村的，曾老师以前资助过他，我这里还有以前的汇款单。曾老师现在走了，希望张林主任能送她一程。”我把地址详细说了一下。
“这样子哦，我已经把地址记下了。你把电话给我留下，我给领导汇报一下，放心。”不紧不慢女人一字一字说。
我对一旁的老汪叔激动地说：“联系上了，还当了大学主任哩!这些学生牛着哩，曾奶奶在地下也应该开心!”老汪叔听了，紧吸了几口烟，脸舒展开，咧开嘴，也笑了，露出了黄牙。“黄毛”的手机差点没掉，这家伙老拿手机拍来拍去，但还是关注着联系受资助学生的事。
我把电话留下了，但一直没有等到回音。
我继续进行。又一个学生联系上了，我说明情况：“你好，我想找一下李国旗。”对方说：“你是谁呀?”我又把话解释一遍：“我是将军寺村的，曾老师以前资助过他，我这里还有以前的汇款单。曾老师走了，希望明天李国旗能送她一程。”
“这样呀!李国旗厅长是我校的优秀校友，我给你查一下，你别挂电话呀!”对方一阵翻阅的声音。过了一会儿，终于查到了，“好的，你记一下，13987654321。”
我把电话打过去，好久才接通：“李厅长，您好!”对方也附和着“好”了一声，我介绍道：“我是将军寺村的，曾老师以前资助过您，现在她老人家走了，您能不能送她一程?”好久，对方才有声音回答：“哦……这个……太遗憾了……你是骗子吧?”对方说话带着一阵沉重的叹息。我接着说：“就是将军寺村，以前汇款的地址，我不是诈骗。”
电话断了。我仔细对了对电话号码，认真看两遍，又照着打过去，手机却关机了。
我自言自语：“唉!这人怎么关机了?”老汪叔问：“怎么回事?”他得知情况后就骂，“忘恩负义，什么狗屁厅长!”
我还真不信那个邪!我挑重点地打电话，找到学生回的一封信，信里面学生表示对曾奶奶的感谢，学生叫马春光，自小失去了双亲，感谢曾奶奶的帮助，让他人生没有遗憾。读着信，我很受感动。我按照电话号码打过去，上面的电话显示是空号。我在网上查电话打过去，终于联系上了。我说明情况：“我是将军寺村的，曾老师以前资助过您吧?现在她老人家去世了，希望您送她一程。”对方没有丝毫犹豫：“我现在在英国，这个嘛，我知道了……我一定……”对方说着就挂了电话，再打就是不接了。
王俪，现在应该是一名在校大学生，看资助的时间就在前两年。我终于联系上了，但电话里有一阵蹦迪的声音，听着像在酒吧，声音嘈杂，还有唱歌声。我赶紧说明情况，对方是一个女孩子，她说话很快：“曾老师走了，以后是不是你给我资助呀?我现在缺少生活费了，先给我寄过来一千吧，我一会儿把卡号发给你。”电话里一个男孩子说：“你说，这是谁?一定是诈骗。”我准备再继续说下去，但感觉没有必要了，这一次我主动挂了电话。
我等有些人的电话，可是直到现在依旧没回过来电话，就像一根针掉进了将军寺的河中，没有了一点儿声响。我知道有些电话是永远不会回的。
当天晚上我不再说话，老汪叔也不再说话，整个村子里安静极了，大家都不说话，不时有风吹起灵棚。直到现在还没有确定一个人能回来参加葬礼的。秋奶奶说：“怎么都这样呢?给你东西时，都是争着抢着，才多长时间都忘记了，这都是些啥人啊?”
“黄毛”的手机下面压着一个白色特大充电宝，没有闲着，一会儿拍这儿一会儿拍那儿。他还时不时举着手机拍照，也不怕影响别人，有时在人群中穿来穿去的。我特别看不惯现在的孩子都玩手机，想说他两句，但没有说，别让他不高兴。不是自己的孩子，不能乱批评，出发点是好的，说不定得罪谁呢?我忍住没说。
半夜了，我还是睡不着觉。这一天电话打了几十个，不，足足有一百个，嗓子都冒烟了，但没有一个人答应回来，我内心为曾老师叫亏喊冤，我没有一点儿累，但却更加痛苦。我有点困，夜色下空气有点清凉，夜空笼罩着大地。我迷糊地听见有个女孩哭泣，那人样子很熟悉，但又想不起来是谁。我就劝女孩：“不要哭了，有啥伤心事?”
女孩回过来问我：“你——这些年怎么样?”女孩的脸很苍白，比月光还白，麻花辫子摆在胸前。我看呆了，好久才说：“我……还好，你呢?”我想起来了，这个女孩是红梅。
红梅来了，我满脸愧疚地说：“对不住了，都是我的错，没有让曾奶奶满意地走，她老人家一辈子捐助了那么多学生，谁知道到头来没有一个回来。我对不起曾老师，对不起曾奶奶，她做了这么大的贡献却没人记得他。都是我的错，没有办好，红梅。”我想走近红梅。
“我真想和你一起读大学，一起感受大学!”
女孩不见了，四周又归于宁静，风一吹过，凉凉的，我一激灵，醒了。我走进院子，院子里变得黑乎乎的，夜空更高了，天上仅有几颗星星在闪着亮光。只有红梅的笑，像那年走时一样的微笑，慢慢消失：“你一定要好好的……”那漆黑的远方，像脸盆一样倒扣在夜空，怎么看也看不清楚。
五
按将军寺村的规矩，三天后要下葬。
天气出奇冷，将军寺村少有这样的寒冷，耳朵一碰仿佛就要冻掉一样，多少年天气没有这样冷过了。风吹散了人们的头发，人们身上裹着一层厚衣服，比平时多穿了不少，只露出眼睛。庄严的“奠”字让人绷紧神经，“沉痛哀悼曾老师”几个大字挂在灵堂上，响器也吹起来，哀乐在天空中凄厉，一声高过一声。风一吹，白纸拖着长尾巴呼啦啦地响，圆铜钱黄纸片漫天飞舞。
墓穴位置选好了，这是老汪叔找风水先生定的，和张老师安葬在一起，离将军寺小学不远，头枕着将军寺河，脚踏着远方。在那里永远守护着将军寺小学的学生，祝福着学生们好好学习努力向前走，还可以看到将军寺村今后的变化。早上挖墓穴的人找好了，八个男劳力拿着铁锹干了半上午，大地裂开了伤口。将军寺村委员会和学校各买了个花圈，两个花圈对放着。曾奶奶本应该走时热热闹闹，我又单独买了一个花圈，老汪叔也买了一个花圈，村里几个有头有脸的人也买了，这样有六七个花圈，比起凄惨的场景多少让人心里好受点。周围村里也有来送别的，但人依然很少。
想着曾老师一生那么单纯执着地坚持资助孩子，在离开人世时竟然受到如此不公的对待，我心里也难受，难受也没地方对谁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呢?老汪叔也不再说话，一切都无用，只是一个劲儿地吸着烟，脚下面一堆烟头儿，有的还冒着烟气。
晌午时，突然从远处打头阵来了三辆小轿车，后面还有一些车在跟着，水泥路上都荡起了土，这些小轿车像从地上冒出来一样，浩浩荡荡的车队把将军寺村几乎都围起来了。车在将军寺村口停下，下来一大群人，有几十个，直接朝曾老师家的方向来。他们穿着讲究，有西服，有夹克，也有运动衣。手里不空着，有的拿着纸钱，有的拿着挽幛，有的拿着花圈，上写：曾老师千古，XX敬挽;痛悼恩师曾先生，学生XX;曾老师永垂不朽，XX敬挽;沉痛悼念曾老师……小轿车不少，有十来辆，把路都停满了，有几十个人，队伍庞大，向前走。
这是哪里来的客人呢?迎接的人愣在了那里。这是怎么回事?老汪叔问我：“这是……咋回事?”我心里像塞了只破袜子，不知道说什么，只是摇头，眼睛里全是不解。难道这群人是送曾老师最后一程的?那些人慢慢走近，脸色凝重，到管事的张大爷面前，张大爷戴个黑框老花镜，像个老学究，看见这么多人过来，赶紧忙活起来。一个梳着背头的老年人走过来，很有范儿，有人接过他所带的物品，有人递过来白花。他赶忙动笔写：
韩国儒学研究所副所长金善楠(洪山明)博士，挽幛一幅，礼金若干。
韩国人?这不是在开玩笑吧!我听得很清楚，这是洪山明?他怎么知道的?再说，他不是中国人吗?怎么成了韩国人?我走上前去，连忙握住了手。
正疑惑间，那人身后又过来一个，领导派头的人，张大爷马上写下：
上海市XX城市建设大学办公室主任张林，挽幛一幅，礼金若干。
一眼镜男一边接着电话一边慢慢走过来，电话没有放下，张大爷示意他，他把手机离开了嘴巴说了句什么，张大爷写道：
XX市交通厅副厅长李国旗，花圈一个，礼金若干。
一个金发碧眼的男生，戴着金色眼镜，用半英文半中国话说着什么。张大爷来回问了几次，总算听清楚了，上面开始写下：
英国XX学院主任，T·Cugron Ma(马春光)，花圈一个，礼金若干。
又过来了一个大波浪卷女人，身后跟着几个西装皮鞋男人，手持花圈。女人很儒雅，纤细的手提着一沓冥币等，声音和喜鹊叫声一样好听，张大爷问清后写下：
日本XX市山本株式会社王铃子，冥币、黄纸若干，礼金若干。
怎么是个日本名字?日本人?我越来越糊涂。
后面还有很多人，依次排起了长队，队伍慢慢向前移动：
XX省XX市第四希望小学教师刘梅，冥币、黄纸币若干，礼金若干。
XX师范大学学生王俪，挽幛一幅，礼金若干。
……
不会是错了吧?我的心里一直蔓延着疑问，再一细看落款和称呼，我明白这不可能是错的。我突然心里不好受，像个孩子一样，泪流了，抬头看老汪叔，他也在抹眼泪，在场的所有人都哭了。老曾奶奶的照片也哗啦啦地直响，好久都停不下来。
我再细看这些人，有年轻人，也有年纪大的，甚至还有一些学生模样的，还有几个小孩子跟着大人。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呢?是谁组织让来的呢?那领头的是一个梳着大背头领导模样的人。老汪握住他的手，只是一个劲儿哆嗦地说：“谢谢，谢谢了!”我也不住地给他们包烟，内心里为他们的出现生出一种敬意。
这时“黄毛”不再玩手机了，他竟然跟上去。他和为首的那个大背头打招呼，那人说：“你是‘黄毛老怪’?”
“黄毛”说：“你是‘猪八瓜吃戒’?”
“谢谢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
那大背头嘴里吐了一口烟说：“这是应该做的，曾老师是好老师，我们做抖音的应该这样做，我们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就广泛发布了内容，设法联系到了这些人。”
我听了，点了点头，似乎明白了什么，笑了。
“我用抖音设法联系他们。哎呀，现在科技很发达，你说，咱不能让曾奶奶带着遗憾走——这些人都记着曾老师呢。”
“黄毛”和那个“猪八瓜吃戒”聊了起来，我才明白“黄毛”的良苦用心。我知道这些人是连夜从外地回来了，坐高铁、乘飞机、打的，都费了不少工夫，紧赶慢赶还是回来了。虽然没有全部回来，但我相信曾老太太一定心满意足了。这些曾老师帮助过的学生，从没有让曾老师心寒。我向前走去，望着这些不认识的“熟悉人”，继续给他们让烟，想跟这些人好好说些什么，但我的嘴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却又不知道从何处说起。
一瞬间，我的眼泪簌簌落了下来，转过身子，赶紧偷偷抹了一把眼泪。在泪眼模糊中我望见了曾奶奶，她正向大家笑呢，阳光下曾奶奶的笑容是那样的灿烂，如冬天的梅花，只是空气中弥散着一阵抽泣声，夹杂着一股咸咸的味道，还有甜甜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