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害社会”尤其是“毒害青少年”历来是个很重的罪名，而“毒害”又首推“诲淫诲盗”和“思想犯罪”。某人一旦被认定犯下此种罪行，多半就罪不可赦、死有余辜。
好在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做过“青少年”，也都是“社会”的一分子，不妨反躬自省：曾经毒害或者正在毒害我们的，到底是哪些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
虽然鉴定“思想毒害”不像鉴定三聚氰胺奶粉那么容易，但也有两个大致的标准，一是政治标准，也就是所谓的“反动”;另一个是道德标准，比如情色、暴力、腐朽堕落的生活观念。
笔者年近四十，算是“不惑之年”了，读书从小学读到博士，受正面教育和正统教育不可谓不多，数十年来被一再警告要自觉抵制这样那样，要坚决批判这个那个，但我却实在想不起这样那样和这个那个到底是如何“毒害”我的，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妨碍我正常的生活秩序和生活伦理。
富于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那种正气凛然不容置疑的教育和警告本身在妨碍着我，在助长着我的阴暗心理和仇恨心态，在鼓励着我的褊狭以及极端而盲目的自信。
我至今记得在上初中一年级时候的两件事情：一是班主任突然要求全班同学分组对换，相互检查抽屉和书包，看是否有《少女之心》之类的黄色书籍;二是学校组织全体学生去看执行死刑的宣判大会。前一件事的后续效应是男生们开始打听哪里可以找来《少女之心》，而“要求上进”者则多了一个举报同学的机会;后一件事留给十三四岁的孩子们的则是终生不能忘记的恐怖记忆：执行人一声枪响，早就瘫软在地的犯人顿时脑浆迸裂，一脸冷漠的法医用工具去探测血糊糊的枪洞……
我曾经非常敬畏甚至崇拜过两位校长，两位都显得儒雅正派，身上有着先辈教育者的威严和正气，颇有子夏所说的君子之风：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完全不像他们的某些后继者那样只晓得对上司卑躬屈膝和对师生拿腔捏调，甚至还满嘴的错别字。但现在回想起来，当初这两位校长在诸多事宜上的“正气凛然”“义正辞严”却颇让今天的我感觉异味。
前一位校长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命令我写检讨，手把手地教会我检讨的行文格式，并要求我“深挖思想根子”，写出不下于多少多少字的“深刻检讨”。正是在他的调教下，到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写过数十封长长短短的检讨。王跃文说从小到大他对于外部世界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恐惧，而我不待面对社会，首先对于教育和教学就非常的恐惧不安，始终没有将自己从“坏学生”的定位中解脱出来，甚至时时担心被开除，虽然我实在也没有做出什么坏事，无非就是迟到逃课上课说小话什么的。不能不说这是写检讨留给我的后遗症。写检讨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化的惩治行为，对于“祖国的花朵”们来说，很难说不是一种严重的毒害。
后一位校长曾经在全校大会上愤然痛斥“小小越南居然号称世界上第三大军事强国，悍然入侵我国边境”，校长讥笑越南的夜郎自大时让全场大笑，而痛斥越南的狂妄时又让我们热血沸腾，恨不能立马投笔从戎。也正是这位校长，让我们进一步加深了解“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险恶用心，知道“中国强大起来就可以对付日本鬼子和美国鬼子”。近些年，眼见“说不”派和“不高兴”派们民族主义情绪甚嚣尘上，大有“落后就要挨打领先必然打人”的“大国情结”，我才恍然想起：这不就是那位校长教会我们的吗?这么多年来，我们其实始终不能放下敌我斗争的思维模式，要么以受害者心理揣度对方无时无刻不心怀恶意，要么阿Q似的炫耀着想象中的强大。后来学历史，我多方查找，也没有找到任何关于越南“自称世界上第三大军事强国”的可信资料。
我曾经在渣滓洞等“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看到，有老师用着颇具鼓动性的言辞讲解敌人的残酷，学生们听得一个个义愤填膺。但老师们始终强调和区分的是“敌人”和“我们”，从来没有指出过这是人对人的迫害，是人类自身的悲剧。从人类的角度来说，那一部分人侮辱、迫害和杀害这一部分人是罪恶的，并不等于这一部分人侮辱、迫害和杀害那一部分人就是正义的或者理所当然的。如今不少国家都规定将《世界人权宣言》作为中学生的必读教材，其开宗明义第一条，人与人“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那些让孩子和成人产生无端恐惧、强化仇恨和对峙心理、鼓励政治崇拜的教育和宣传，有谁敢说其不是诲淫诲盗之外的另一种毒害，甚至是更为普遍、更为强大也更为可怕的一种毒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