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中国人大约要算是世界上最有道德意识的，“立德”“立功”了还不知足，一定还要“立言”，也就是写下道德文章，“藏之名山，传于万世”。即便是一生孟浪甚至贪赃枉法之辈，也自认负有指导世人、教化后辈的神圣使命和光荣责任。这就越发让人佩服了，正如钱钟书所说：“自己有了道德而来教训他人，那有什么稀奇;没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这才见得本领。”
读不少中国古典小说，明明都是新奇故事有趣人物，但有“本领”的立言家们非得要搭售上他的道德私货不可。既可以逞口舌之快，又可以自抬道德高度，更可以“立言”扬名，这就怪不得历朝历代的文人武人粗人细人都好为人师了。
明人冯梦龙算得上是个热衷此道的高人，单看其编撰作品的书名就不能不叫人肃然起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
《警世通言》开篇就讲了个“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故事，说是庄周(字子休)路遇有新寡女子持扇扇坟，因为其夫遗言需等坟土干了才可另嫁。庄周只数扇就助其扇干了新坟。归而嗟叹，庄妻田氏听闻怒斥该女子为没廉耻。不数日庄周病死，其妻“朝朝忧闷，夜夜悲啼”。到第七日忽然来了一个年少秀士，“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涂朱，俊俏无双，风流第一”。其自称为楚国王孙，慕名来拜师，没想到庄周先生居然已经去世，遂决意要为先生执百日之丧。每日里与如此少年风流的王孙相见，田氏不由动心，两人眉来眼去，挨到半个月的光景，田氏终于忍不住主动出击，试探王孙的老仆。老仆说王孙未曾婚配，并曾感叹“若得像娘子一般风韵的，他就心满意足了”。田氏大喜，便托老仆去说合。老仆回话说王孙顾忌灵堂上有“凶器”(灵柩)，再说也来不及筹齐聘礼。田氏遂安排人将庄周的灵柩搬到后面破屋，自己出资办酒宴，即行合婚。正要宽衣解带，谁知王孙旧病复发，奄奄欲绝。老仆说需得人的脑髓方可治得。田氏便手持利斧前去后屋取庄周的脑髓，两斧下去，棺盖裂开，庄周长叹一身坐了起来。原来王孙和老仆均是庄周用的分身隐形之法，目的是试探田氏到底是否真的忠贞。田氏受此奇辱，悬梁自缢。庄周鼓盆而歌，看破红尘，云游而去。
冯梦龙讲这个故事自然是从男性本位出发的，其预设了一个非常陈旧的道德前提，那就是女子得为某个特定的男人矢志不渝，否则就是“千不贤万不贤”，只配“悬梁自缢呜呼哀哉”。而男人如庄周这般“死了一个，又讨一个，出了一个，又纳一个”，也丝毫不影响他的清誉高名，“逍遥无碍是吾师”。
历史上的庄周有没有装死试妻不得其详，但至少这个《警世通言》中的庄周不仅不配称什么高人先贤，就连“逍遥楷模”都莫名其妙——一个无缘无故就猜疑妻子贞洁的人可能逍遥得起来么?在我看来，这个装死试妻的庄生其可恶要远远大于“不守妇道”乃至于要破棺取髓的田氏。先为某种罪恶做好铺垫，诱使目标对象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步步深入，进入特定的坠落轨道之中，最后猛然亮出底牌，达到羞辱对方和自证高明的目的。可以说田氏完全是死于庄生的谋杀——从女性本位来说，这一“警世通言”倒提醒了女人不要那么“很傻很天真”地敬爱夫君，他很可能不仅要置你于死地更钉你于道德的耻辱柱上。至于你为他的死而“朝朝忧闷，夜夜悲啼”、“如痴如醉，寝食俱废”，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个大笑话，一个反衬你虚伪巧饰的铁证而已。
其实人都是欲望动物，连圣人都感叹“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所以不仅需要身边人的规劝与警醒，更需要制度的制约。设若铺垫好声色和钱财的坦途，99%的人都难保不坠入陷阱。(写“三言”的冯梦龙亦只负责教育世人，自己却是逃不脱也不曾逃青楼妓女的。)所以有句话说“男人正派是因为受到的诱惑不够，女人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太低”，看似玩笑之语，却很难说全无道理。古往今来的庄生们深谙其道，凭借权力、财富和“分身隐形之术”，高高在上，遥控一切，推出一个个花样翻新的道德测试版本，玩弄一个个田氏于股掌之间，以他人的尊严和生命为其试验的赌注，而自己永远不必承担诱使犯错的罪名。
我在长篇小说《步步为局》中写了这样一种现象：有的地方领导棋出怪招，将自己所不喜欢的人安排去油水部门，然后等着查他的经济问题，居然屡试不爽。这样的领导其实都是试妻的庄生，最后得到了其想要的结果，不仅张扬道德上的优越更夸耀智力上的自得。不过他们对付的好歹还是仇敌，像庄生这样对朝夕与共的妻子下手，仅仅为了求一个“六根清净道念滋生”的境界，其人性的泯灭则更下一等。可叹的是当初田氏之父居然“重其人品，以女妻之”。没有悲悯作为基础的“人品”和才学，实在只能沦为诛人和诛心的器具和帮凶而已。但这样让人心寒的道德完人又何止一个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