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石台孝经》，国宝级文物。天宝四年(745年)立。碑由四块黑色细石合成，长方柱体，四面刻字，高620厘米，宽120厘米。碑顶雕刻着灵芝云纹簇拥的双层花冠，碑座底下有三层石台。唐玄宗李隆基作序、注解并亲自书丹，太子李亨(即后来继位的唐肃宗)篆额。《孝经》是儒家阐述其孝道和孝治观的一部著作，是孔子与其弟子曾参谈论孝悌的问答录。
2013年，有网友逛西安碑林博物馆时，意外地在唐玄宗李隆基御碑《石台孝经》序顶端发现了三个大字“朕略萌”。出于大名鼎鼎的唐玄宗李隆基之手的这么有趣的三个字立即引起大家的普遍关注。
《石台孝经》碑文中开头其实是这样三句话：“朕闻上古，其风朴略，虽因心之孝已萌……”而这三句话从右至左重新组合排列，顶端就恰好突显了“朕略萌”三个字。至高无上、正襟危坐的皇帝老爷尚有天真可爱的一面，我等平头百姓就别天天绷着了，偶尔也放飞一下自我吧!
进入西安碑林博物馆，仰望巍峨的太和元气坊，默默穿过泮池，眼前的棂星门上庄严地刻着“德配天地”“道冠古今”，那是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对孔子的深深敬意。
穿过戟门，两侧的古槐参天茂密，原来陈设孔子七十二个学生牌位的两庑红色的窗棂掩映闪烁在绿树后面。古槐尽头，豁然开朗，中有碑亭突兀而立，碑亭上“碑林”二字熠熠闪光。
这就是西安碑林的标志。
碑亭中，四方的巨碑，大书深刻。九百多年前西安碑林搬至今天的位置，首先就是确定它和从三个方向拱卫它的唐代《开成石经》的位置。包括颜真卿、柳公权在内的其他唐代名碑再围绕它和《开成石经》缓缓展开。
它就是人称西安碑林第一碑的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书丹的《石台孝经》。
《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可说是西安碑林时间上的起点、空间上的原点。
《石台孝经》由唐玄宗李隆基作序、注解并亲自书丹，太子李亨(即后来继位的唐肃宗)篆额，镌立于唐玄宗天宝四年(745年)。碑文隶书，18行，行55字，书法丰腴华丽，庄严恢宏。
原碑由四块巨大的青石合成，长方柱体，四面刻字，高620厘米，宽120厘米。碑顶雕刻着灵芝云纹簇拥的双层花冠，碑座底下有三层石台，太子李亨篆额名曰“大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注孝经台”，所以人们简称其为《石台孝经》。
《孝经》是儒家阐述其孝道和孝治观的一部著作，成书于战国晚期。关于《孝经》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汉书·艺文志》中认为作者是孔子，司马迁《史记》中认为曾子是该书作者，亦有今人考证是曾子学生子思所作。至于它的内容则无歧义，它是孔子与其弟子曾参谈论孝悌的问答录。
《孝经》以孔子与其门人曾参谈话的形式，全面阐述了儒家孝治观。其中第一章名曰《开宗明义》，对“孝”加以概括性论述，成语“开宗明义”即源于此。
在这一章中，孔子开宗明义地指出，孝是道德的根本所在，是一切教育的出发点。紧接着孔子提出实践“孝”的基本路径。首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我们的身体、头发和皮肤都是父母所赐，爱惜它是孝的开始。
那么，“孝之终”呢?“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就是说：我们认认真真做事情，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有了好名声，让后人称赞我们的父母教子有方，让含辛茹苦抚育了我们的父母觉得他们当年的辛劳都是值得的，那就是孝子的终极版了。
随后孔子总结，“孝”有三个阶段或者说三个层次。“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也就是说：孝开始于我们善待父母，中间的阶段是效忠国家，而孝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格完善的合格公民。
《孝经》是十三经中唯一一部有皇帝御注的经书，它将道德伦理和政治社会糅为一体，强调以孝治国，适应了以农业经济和宗法家族为基础的古代社会结构，因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尊崇和提倡，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古代的读书人首先要读《孝经》《论语》，然后才去读其他经典。
《孝经》也是儒家十三经中篇幅最短的一部，然而后世言孝之书少有能超出《孝经》的。时至今日，传统孝道的内涵已发生了变化，但以其尊老敬老为核心，以稳定家庭和社会为目标的宗旨，经过两千多年的提倡和传播，已经沉淀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历久弥新。
西汉以后，注解《孝经》的有近百家，但到了唐代初年，简编多有残缺，当时流传的唯汉代大儒孔安国、郑玄两家之《孝经》注，另外就是梁代的黄侃《孝经义疏》，然而多有纰漏谬误。因此唐玄宗召集群儒学官，讨论《孝经》注解。刘知几辨郑玄的《孝经》注有十谬七惑，司马贞驳斥孔安国的《孝经》注多鄙俚不经。于是唐玄宗就在先儒的注释中采集菁华，删除繁乱，萃取义理，把允当的用为注解，至天宝二年(743年)注成，颁布天下，并自己用隶书书写，于天宝四年(745年)勒成《石台孝经》立于长安国子监(今西安碑林南约400米)。
史书记载玄宗“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李隆基的妃子杨玉环擅长舞蹈。当年杨贵妃翩翩起舞时，李隆基常常亲自击鼓，节奏极好，水准极高。就像鲁班是木匠的祖师爷一样，李隆基可以说是古代梨园的祖师爷。除了音律，他的隶书也别具一格，匀整、丰腴、华美，一派富贵气象。
现在全国各地还有一些李隆基亲自书丹的丰碑大碣，如现存陕西扶风法门寺附近石碑林的唐《杨珣碑》，碑高667厘米，字大如掌，是目前陕西露天最大的唐代石碑。再如泰山极顶李隆基书丹的《纪泰山铭》，摩崖高1320厘米，宽530厘米，现存1008字，字大16厘米×25厘米。
因为唐玄宗喜欢隶书，隶书从魏晋以来归于沉寂的局面为之大变。在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出现了唐代四大隶书家，即史惟则、韩择木、蔡有邻、李潮。西安碑林就有史惟则书《大智禅师碑》和韩择木书《告华岳文》等唐代隶书名碑。通过历年出土唐代墓志，我们大概知道了四五十位唐代隶书家的名字，他们主要也都集中在唐玄宗在位时期。可见，上行下效，领导很重要。
很多参观《石台孝经》的游客非常认真，常常询问《石台孝经》碑上有些字如“民”“治”为什么都漏刻了最后一笔，刻工也太粗心了吧?给皇帝刻碑也敢漏刻笔画，是不是不想活了?
其实，工匠哪里敢如此粗心?这是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和唐高宗李治的讳。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现象。帝制时代对于君主和尊长的名字，必须避免直接说出或写出，以表尊重，就是避讳。《公羊传·闵公元年》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是古代避讳的总原则。
避讳起于周，定于秦汉，盛于唐宋，极于有清，在其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愈演愈烈，形成了完备而严苛的避讳制度。
避讳一般有三种方法。
第一，空字法。就是将字空而不写，或画以“囗”，或书以“某”字，或直书以“讳”字。例如，唐高祖李渊祖父名虎，唐追尊为景皇帝，庙号太祖。唐人撰《隋书》，为避讳，书隋将韩擒虎作“韩擒”，空“虎”字。同书为避李世民讳，书王世充作“王充”，空“世”字。后人有不解避讳之意者，在传抄或翻刻时，误为“韩擒”“王充”。类似的做法蔓延到了佛教。如观音，人家原名是观世音，因为唐太宗李世民以后，“世”字不能直书，老是空着，慢慢就变成了“观音”。
第二，改字法。是用同义或同音字以代本字。再举上面提到的韩擒虎(538年-592年)的例子。其实韩擒虎本人也是一代神将。他本名擒豹，据说他在13岁时生擒过一头猛虎，于是改名为擒虎。他是北周骠骑大将军韩雄之子，容仪魁伟，颇有胆略，爱好读书。开皇八年(588年)，韩擒虎作为先锋将军攻打陈国，率兵夜渡长江，攻破朱雀门，占领建康城，俘虏陈后主陈叔宝。这么一个功高盖世的人物，到唐初贞观三年(629年)，魏徵主编《隋书》的时候就让人犯难了。参加《隋书》编修的初唐硕儒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出了个主意，虎是百兽之王，为了避当今圣上曾祖父李虎的讳，就把“虎”改为“兽”吧。于是韩擒虎变成了“韩擒兽”，意思上没有问题，但你读读看。
第三，缺笔法。上文提到的《石台孝经》中的“民”“治”都漏刻了最后一笔，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几十年前，庄严肃穆的《石台孝经》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站姿，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惊喜。
原来，《石台孝经》碑自从1103年移来现址，一站就站了将近900年。由于年久失修，地基局部下沉，碑身向西南倾斜。1973年8月陕西省文管会对该碑进行了整修。整修时，分别在碑身背面与中心石柱连接处及中心石柱的卯眼内发现女真文书残页、《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碑拓，还有一张珍贵的《东方朔盗桃》的年画，这些都是金正隆五年(1160年)河东、陕西发生地震后重新修整《石台孝经》时特意放入的。其中《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是中国书法名碑中唯一的宋代整拓，极为珍贵，几乎瞬间就被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名闻天下。
大概这就是八九百年前，我们的先人留给我们的“时间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