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中，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议论：“围在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对于职业也罢，婚姻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名人名言，于是产生了“围城效应”!
但对明代官场这“效应”就不灵了，你想，他费了老大劲才“冲”进官场，尝到了当官的甜头，享受了既得利益，已经是美哉优哉了;他当然不会就此罢休、停滞不前，而是利用“剥皮”的手段，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当然是官越大越好，钱越多越好了;他又何必弃官不做，“逃”出官场呢?即使是官场失意，油水不大，他也不会轻而易举地退下来去当平民，“退”就意味着“丢了面子”;至于官做砸了，赃事犯了，或“诏狱严刑”，或“命丧黄泉”，他也会“生而无诲，死而无憾”的，也许还会来上两句：“再过二十年，老子拼命也要当个大官!”
据《官僚与官僚制》一书列举的研究资料显示：
——数千年来，古代就是“官吏与农民”构成的。官、民两级，以官为主，官贵民贱，民只是官吏的奴仆、权力的客体。
——官位是衡量士族地位高下、权力大小、价值有无的唯一标尺，而民众既无政治地位，也无经济地位，仅有的义务就是兵役、徭役、赋税。
——士族为达官欲、权欲、钱欲、色欲，往往像瘟疫感染一样，很快便会蚀透整个身心，除少数“海瑞”幸免其害，绝大多数在劫难逃。
——“官无常贵”这一规律导致的兴衰起落，使得做官为吏者们私欲膨胀，总是得其一，思其二，永无止境，永不满足，直至死而后已。
——踏上仕途的人，大都官性旺盛而人性泯灭，一旦退出(多系犯案清除)，官性才会逐步收敛，人性才会日益复苏。
——他们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和异于寻常的贪得欲，为了权与钱，可以父子相残、兄弟相戮、夫妻相离、亲朋相分，什么人间悲剧都会发生，古代的政治绝不仅仅发生在古代。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奇就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鲁迅先生在《致郑振铎》信中也曾谈道：“偶看明末野史，觉现在的士大夫和那时之相像，真令人不得不惊。”
作为共产党人，老祖宗马克思有句名言：“思考使人受难，受难使人思考。”话又说回来，自己毕竟是一介平民，又何必“杞人忧天”?嘴说不过心啊!我依旧在苦苦地沉思与反思。
我想到了官吏的起源：
在我国的典籍中，不乏关于“官”的古老的传说，“三皇五帝”大概是最早最大的官了，这在《尚书·尧典》《左传》《史记·五帝本纪》中皆可得到印证。但还可以往前追溯，就是说在尧、舜、禹之前(不知是多少万年)，人们往往以“云”、“火”、“水”、“龙”、“鸟”等自然现象或某种生物作为官的名号，以确保部落首领的权威，处理公共事务，维护氏族团结，这便是令人难以理喻的“图腾崇拜”。
我这样讲并非胡编乱造，不信可翻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92页、154—160页，以及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尽管恩格斯与卢梭都是洋人，但就“官”之起源而言，中外世界大抵同而不悖。
那个时代，是一个十分单纯、质朴、美妙的时代，至少“没有富人和穷人间的差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就是说，官只是协调生产关系的“人中之人”，并非指挥生产的“人上之人”
扯远了，怎么拉到原始共产主义上去了?还是就题来谈《明史中的“剥皮史”》吧!
明初，最大的官莫过于宰相，他是“百官之长”、“群僚之首”，可以“总百官”、“治万事”、“佐天子”。然而，天子毕竟是天子，天子就是天之子;“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乃皇上，皇帝才是至高无上的。
皇权至上，相权几何?
朱元璋对相权从登基那天便心怀忌讳。他再三告诫臣僚，要效忠，“勿欺、勿蔽”，但官僚们为了争权夺利，竟搞什么淮西和浙东两大集团，互相攻击，各不相让。胡惟庸竟露骨地说：“杨宾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后杨宾被杀，左宰相果然轮到了胡惟庸。但这胡宰相却偏不识相，他倚仗韩国公做靠山，“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竟置皇权于不顾。朱元璋是何等样皇帝，终于忍无可忍，以“擅权植党”罪诛杀了他。接着“罢中书省，废丞相等官”，将其职分于吏、户、礼、兵、工、刑六部，历经千余年的宰相制废除了。接着又捕杀了居功自傲、横行不法的大将军蓝玉，被牵连者有一公、二伯、十三侯，并公布了审讯后所辑的《逆臣录》。
这两案，前后绵延十四年之久，诛杀四万五千余人，史称“胡蓝之狱”。由此，明代之“元勋宿将”(最大的官)，几乎消失殆尽。
不难看出，再大的官也是皇帝封赐的，不管你资格多老、能耐多大，一旦超越皇权，或抵制、或分割、或诤谏，都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伴君如伴虎”正是这一经验的总结!
然而，再英明的皇帝也不可能总理一切，朱元璋就曾叹息：“朕日总万机，岂能一一周遍?”于是在罢相两年后设大学士，“使侍左右，以备顾问”。到他儿子明成祖朱棣手上，干脆来了个折中办法，既不逾越“不置宰相”的禁令，也不沿用“以备顾问”的旧法，而称之为“内阁”。于是乎，“内阁辅政”便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初。
“政事因人而异，官职由人而设。”从宰相到顾问，从顾问而后内阁，机构越来越庞大，“官多缺少”的矛盾也愈来愈尖锐。
究其因大约有三个：初期的“多途并举、三途并用”(除进士、举贡外，另推举“杂流进仕”，即不拘资历而破格录用);中期的“捐纳与荫生”(除“正途”考试外，另开“异途”二种，即捐班之官和世袭之官朝廷承认);末期的“开邸卖官晋爵”(除吏部任命外，另由位高权重者“职外加官”、“一官多人”，皇帝默许而不过问)。
上述流弊沿至明末，则更甚、更滥、更加不可收拾，已衍化到借钱买官、集资捐官，以致“有资即可官，才品俱无论”的地步。有人在京都长安门上贴首无题歌谣：
督抚连车载，京堂上斗量。
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
另有一首民谣，概括了捐资贿官者的群体形象，他们竟是一批不懂诗书、专刮民膏的“肉头千岁”：
唐诗无全诗，宋词有微词。
权术窃王者，皆是瓷中次。
这里的“王者”，当也不仅专指“王公贵族”。因之，清末大学者顾炎武曾愤言：“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
明代官场之舞弊，不仅我们今天不理解，即使当时的皇帝也只能默而许之，从未细察之、深而究之，请看有关史料：
太监李广以左道见宠，及死，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书，搜其家，得纳贿薄籍一帙。中云：某送黄米几百石，某送白米几千石，通计数百万石。上询左右：“广所食几何，乃受许多米?”对曰：“黄米即金，白米即银。”(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八)
在那灾荒连年、民不聊生的年代，皇帝身边一个小太监收受之黄金白银竟数百万计，面对国库空虚、军饷无着、内忧外患的严酷现实，不知皇帝本人又作何感想?
后人就此作了若干解释，皇帝所搜的并非“纳贿簿”，而是“奇方秘书”，至于黄米、白米之匿称，皇帝不明白也不足为怪。因皇帝并不直接参与卖官事宜，只是“私令左右”去操办。即皇帝将大头收入后宫大内，“聚财以为私有”;左右将小头归为己有，“以肥私室”;零头缴国库，当然所剩无几。于是，“卖官市场”上便出现了转手倒卖的“二道贩子”，也就是“左右的左右”了。就朝廷而言，卖官也是一项国库收入：国库空虚，可靠此渡过难关;国库盈实，可借此增强国力。卖官当然是一本万利，既能给皇帝带来财源，又能为皇帝缺钱分忧，皇帝何乐而不为之?至于老百姓呢，当官的多了，头上的虱子跟着多了，太多了也就不痒了!
明思宗崇祯倒真不是这样的皇帝。他曾多次以“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命”之类的话训告满朝文武，务必自律戒贪。但面对内忧外患、财政枯竭的局面，也实在是无法应对、无力挽救的。
在夏维中的《大明帝国的衰亡》一书中有这样几段文字(大意)：户部给事中韩一良就曾直言：
“皇上啊，文官也知不应爱钱，但时下局面，何处不是用钱之地?何官不是爱钱之人?文官也是不得已才爱钱!道理很简单，多数官就是以钱而晋，就任后自然得把本钱‘捞’过来。”
接着，韩一良讲了些官场内幕：
“据臣所知，谋一督抚，最少得银子五六千两;而道府之美缺，也非用两三千两不可。至于州县及佐贰之缺，也各有定价;举监及吏丞之优选，俱以贿成，而吏部之始进可知矣。像科道之官、馆选之进，半数也是靠钱打通关节而获得的。”
韩一良以自身为例道出了官场的现状：
“臣乃是从县官起步的，现居言路做给事中。对官而言，县官是行贿之首，而给事则是受贿之魁。时下，每提‘蠹民搜刮’，则全归属于州县官之不廉。然而州县官又何以能廉?他们的俸薪才多少?而开支却不少!上司票取、书仪、岁送、荐谢之费等等，无不要钱。近又发展至每遇考满朝觐，动辄三四千两白银。这些银子不会从天而降、自地而出，州县官能清廉吗?科道上的官员称之为‘开市’。臣于两月之内就辞谢书仪五百余两。像臣这样交结不广之人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崇祯容他一口气奏完，沉思良久，不知该作何解答。
但他知道，韩一良所述乃是真情实况矣。国家危难，这样讲真话的人堪称难能可贵啊!不久，便下一旨，破格提拔韩一良为右佥都御史了。
到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崇祯在文华殿召见群臣时，自然想到了韩一良的进言，再次厉言重申：
“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来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来听说，被选官员动辄要借京债若干，一旦赴任，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无非是盘剥小民。这怎能选到好官?选拔之官又怎么会爱吾百姓?”……
崇祯期待的“吏治清明”至死也未曾实现!
反之，奢靡之风、裙带之风、帮派之风、舞弊之风、请托之风、贪墨之风，禁而不止，愈演愈烈;政以贿行之弊、冗官赘员之弊、任人唯亲之弊、恩荫得官之弊、以资晋官之弊、捐班买官之弊，积重难返，日盛一日。
日理万机的崇祯，至到煤山上吊之时，受朝廷俸禄的两三千文武官员又在哪里呢?
他依稀记得，曾传旨告曰：“百官俱赴东宫候旨。”而今，除身边的老太监王承恩，竟无一官，亦无一员，难道都殉职了，死光了?
他终于明白了“爱吾百姓”才是“保吾江山”的道理，然而晚了，完了……
但他还是在衣袖上写下了“杀尽百官，勿杀百姓”八个大字的遗言。——这绝命遗言留给谁呢?
——打进北京的李自成!
1999年5月22日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