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一个听腻了流行歌曲的中老年人，偶然听见这首经典老歌，就有一种情愫在内心深处涌起，仿佛又回到了那些逝去的日子，我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血与火的岁月，那些外婆给我讲过的往事。
小时候，我是在外婆身边长大的，外婆就是我的启蒙老师，每天耳濡目染，外婆给我讲过许多做人的道理。有一天我搂着外婆，要外婆给我讲故事，外婆不识字，也不会像高尔基的外婆那样讲许多神话，就凝视着我，讲起她的居住在南京的兄弟姐妹，外婆对我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曾经有一个大弟弟，从小是和一个表弟一起长大的，情同手足，就和一奶同胞的亲兄弟一样。那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招生，不收学费，不分男女，不限年龄，这个表弟考上了南京晓庄师范，参加了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南京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1930年4月，晓庄师生积极参加“四五”南京学生反帝示威游行，南京政府极端仇视陶行知先生和晓庄师范的师生，以宣传赤色为名强行查封了晓庄师范，一些进步师生遭到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逮捕和屠杀，表弟刚满十八岁就被南京政府杀害了，那时大约有十位晓庄师范的学生在雨花台英勇牺牲。他们牺牲时，年龄最大的23岁，最小的才16岁。我的这个表弟本来可以不死的，那时只要他肯签一份‘悔过书’，登“反共启事”就能活命，承诺脱离共产党，才可能被保释出狱，可是表弟拒绝了，宁愿死，也坚决不同意脱离共产党，我的舅舅救子心切，卖掉了家里的几间店铺和房产，花钱疏通关系，也救不了自己的儿子，最后落得人财两空。我的大弟弟看见表弟死了，又看到街上杀人的军警和地上的尸体和血迹，受到惊吓和刺激，忧愤成疾，每天躲在家里门槛都不敢出，嘴里反复嘟哝着：‘我不是共产党，我不是共产党，不要杀我。’没过多久，连续发了几天高烧，十几岁就病故了，临死的时候，嘴里还是嘟哝着这句话。我的舅舅还有一个小儿子，养到五六岁的时候，才发现是一个先天性的痴呆，舅舅失去了大儿子，心里又气又恨。抗日战争爆发了，日本人打到了南京，国民党军队从南京撤退的时候，我的舅舅收留了一个国军老兵的遗孤，这个孤儿的父亲在南京保卫战中阵亡，举目无亲，孤苦伶仃，一家人省吃俭用，积攒下钱来供这个孩子念了几年书，就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这孩子原来姓王，舅舅就叫他‘王家留’，送他到一家米店当学徒。王家留聪明伶俐，对舅舅也孝顺。米店的老板见他灵活，心里也喜欢。谁知道没有过多长时间，又发生了一件蹊跷的事，王家留突然失踪了。那时苏北的解放军打过了长江，有人说王家留可能参加了解放军，跟随大部队打到南方去了。舅舅半信半疑，心里暗暗叫苦。自己有一个好好的儿子，可惜十八岁时死掉了，小儿子偏偏又是呆子，原来指望这个养子长大以后有出息，自己老了，有个依靠，谁知道会不辞而别，生死不明。舅舅越想越气，抽起了大烟，承受了这么多苦难和刺激的人，只能从邪片中寻求安慰，减轻苦痛了。有一天，舅舅突然收到了王家留的来信，王家留确实参加了解放军，跟随部队去了浙江和广西，并说等到全国都解放了，推翻了蒋家王朝，就回南京看望舅舅和舅母。解放以后，舅舅就再也没有收到养子的来信，也没有听到养子的任何消息，有人说王家留在解放前夕的一次战役中牺牲了，也有一些战友回忆说王家留在广西战场上没有死，只是负了一点伤，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上，被敌机扔下的炸弹炸死了。小林，你将来长大了，有机会到南京去，就到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去看看，那儿陈列着我的表弟的遗像，为了解放全中国，许多革命烈士英勇地牺牲了，有的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你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不知道你的外婆解放前颠沛流离所经历的磨难，不知道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外婆的故事讲完了，看见我意犹未尽，睁大一双好奇的大眼睛望着她，盼望她继续讲下去，就对我说：“小林，你不是喜欢写文章吗?等你长大了，就把这些故事写成一本书，让那些和你一样的年轻人看看，老一辈的先烈为了新中国不惜牺牲一切，真正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如今，我已开始步入老年，虽然这几年已有近二百篇文章见报，但是少年时代写一本书的理想因为各方面条件限制还没有实现。我有时自己都有点怀疑，在这个浮躁的商业时代，我写这些很久以前的故事还有人喜欢看吗?人在年轻时多半是富于幻想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变得越来越实际。但是人各有志，我想外婆是我的启蒙老师，虽然外婆不识字，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我和外婆一起生活了十四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对她比对我的父母还要亲。外婆待人最仁慈，最温和，我小时候调皮，做了错事，外婆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对左邻右舍也从来没有一名伤人感情的话。母亲说我学得了外婆的好脾气，学得了外婆待人见物的和气，能体谅人，帮助比我们更困难的人。我想为了外婆，我将来是要写一本书的，这本书的名字就是《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