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仕俊是我上高小时的校长。他和我父亲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比我父亲大两岁。他还有个弟弟叫刘仕杰，比我父亲小一岁。据说他们三个人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他们在我家南屋住了三十多年。后来他们买了一处宅子，就是我们郭氏家族最早在北辛堡杨家巷买的那处。
我们郭氏家族原来也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迁来的。我们的祖先最早在怀来城里开油坊，买卖作的下错，赚了很多钱。于是就在怀来城与北辛堡之间买了许多地。这些地需要有人去耕种，于是就雇了几个长工。为了给这些长工们找个住的地方，他们就在北辛堡买了一处房院，就是我上面说的杨家巷的那处。听说后来经我们本家大爷爷郭仪之手卖出去的。
老校长刘仕俊(1907～1996)
在我记事时我大姐常常带着我到他家去玩。因为刘仕俊的大女儿和我大姐年龄相仿。在他们还没搬家时，我大姐就和她在一起玩。
那时候我记得他家就是三间北房。实际上是三间半，因为西头的半间是大街门。街门向北开，进了大门之后要穿过一个很深的门洞才到达院子里。院子很大，前后两外院，两院之间隔着一道墻。南院有三间破南房，是放乱七八糟东西的。院子里长了好多草。
那时候他家住北屋，他住东间，他弟弟住西间。我大姐和他大女儿坐在西墙根起的大木头上绣花鞋。两个人边绣边唱，边说着女孩子们的悄悄话。
后来因为刘仕俊老师在怀来县城怀师附小里教书。所以就在县城南街租了一处房。于就把家搬到县城里去住了。那时我爹还带我到他家去过。
刘仕俊当时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领小，二女儿叫二换。意思是再领个小子，结果又生了还是女孩。所以他就想再换个男孩，因此叫二换。她们回北辛堡的时候，还在我家吃住过。后来他大女儿出嫁了，还是我爹给说的媒。婆家是老君庄一家姓朱的。很有钱，手上还戴了一个金溜子。二女儿在她父亲的学校里上学。她们回来的时候还会带回来好几本小人书来。这些书在农村的孩子是根本看不到的。那时候我还没上学，我也看不懂。只是听她们给我们念。什么“瞎子看扁”，“曹聪称象”等。但使我最感兴趣的是“摸屁”这个故事。
故事的内容是说有一个农民，听人说“屁”可以肥田，于是他就每天把屁放在罐里。有一天他过河时，不慎把屁放在河里了。于是他就下河去摸。一个过路人看见他在河里摸，以为他把什么贵重的东西掉在河里了。于是他也下河去摸，结果摸了半天，什么也没摸到。这时那个丢了屁的人就问他“你摸着什么了?那个人说“我摸着个屁”。这个人就说“快还给我，那屁是我的”。于是二人就争吵起来了。另一个人过来了，说你们二人在争吵什么呀?当他知道了事情的原尾，就说“屁本来就是一股气，你们争吵有什么意义”。
后来刘仕俊的二女儿到北京去上中学。1948年蒋介石要带她们去台湾，她没去。再后来她就出嫁到张家口去了。
刘仕杰解放前在县城里当邮差，穿着一身绿衣服。骑个自行车，天天送信送报。他们家在北辛堡也有地，但是自己没时间耕种，都让我家给种着。记得他家在东滩有几庙好菜地，我们在那块地里种过大白菜，萝卜，土豆，还栽过蒜，种过其它的蔬菜。有一年中秋节，我们割了好多毛豆，背回来过节。回来的很晚，当走到村边时，东方升起了园园的月亮，比平素十五的月亮又园又大，好看极了。还有一年种了好多玉米。吃青棒子的时候，我爹掰了一大堆青棒子。他们哥俩个都骑着自行车去了。我爹把一大堆青棒子用手把拉开，分成均匀的两堆，又把那一半也同样的分开。他们兄弟二人用自行车各自带走了自己的那一份。剩下来的我们用小毛驴驼了回来。
解放后他们兄弟二人都回村了。刘仕俊就在村子里的小学校里教书。1949年春节前我们稀里糊涂地就算初小业了。这时候我们班好多同学都到怀师附小去报名，刘仕俊老师就盯在报名处，看看北辛堡，蚕房营等村到底有多少人要上高小。最后看来有十几个。这时侯他决定由他出任校长，在北辛堡办一所完小。消息传开在怀师附小报名的同学就都回来了。
我们是第一班，上五年级的同学供有十四人。其中包括蚕房营三人，甘字堡一人，其他十人全都是北辛堡的，全部是男同学。那时候教师很缺，刘校长到处召兵买马。召来的教师试用几天都不合适。教师换了好几个，最后刘校长听说在家闲着没事干的张得贤，就把他请来了。张得贤1948年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没跟蒋介石上台湾，就回到北辛堡老家了。他在家待着没事干，于是就来了。一个大学毕业生，来教小学，真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了。可是有事总比没事强。五年级主课有六门，即语文、算术、地理、历史、政治和自然。除地理课由刘校长代以外，其他五门都由他一个人教。
那时是四，五年级合班教室。所以他还要教四年级的语文和算术。还要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一天六堂课，堂堂他都得上，因此工作量很大。好在课程很简单，用不着怎么背课。他给四年级上课时，我们就写大小楷，或作文或上自习。张老师的教学水平很高，1950年全县会考，我们班夺得了全县第一名，怀师附小只好屈居第二。刘校长更是个全才。他除了搞好全校的管理工作以外，还担任我们的地理课。他教地理有个特点，就是讲到哪个省时，他就在一张大纸人上画上那个省的地图。标明这个省的山脉，河流，铁路，城市和各种物产等。使我们一目了然，学习起来很方便。他还教我们的珠算。
他教珠算经常带我们到野外去上。秋天地里收大白菜时，外地人到地里来买，他就带我们到菜地去，用算盘给人家算卖了多少钱。这就收到了学以致用的效果。
我们的音乐课也是他上。他弹得一手好风琴，边弹边唱，他唱一句，我们学唱一句。1949年冬天，我们学校没有怎么好好上课，竟排戏了。先后排了六出歌剧和话剧。中包括“归队”、“小放牛”、“小倆口上冬学”、“光荣夫妻”、“一夜到天明”、“纺棉花”等。在小歌剧“归队”里面五六曲不同的曲调，都是他一句一句的教我们唱的。然后他又当导演，一场一场地导演出来的。演出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50年我们还参加了在怀来县北街大戏台上举行的文娱调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50年六一国际几童节之后，我们看到了我们与怀师附小的差距。刘校长很想把学校百再武装一下，但我们缺乏经费。村子里批给了我们二亩好菜地。于是在刘校长的带领下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秋后大白菜丰收了，有了钱学校又买来了军乐。又是刘校长亲自教。刘校长真是个多面手，他什么都会，小鼓怎么打，大鼓怎么打，军号怎么吹，都由他亲自做示范，手把手的教。硬是训练出了一支军乐队。我们再整队出行时，踩着整齐的鼓点，迈着整齐的步伐，雄纠纠气昂昂，再不是过去那种土里土气的样子了。除了军乐我们还买来了二胡笛子等，还是刘校长亲自教。为了学好这些乐器，在上音乐课的时候，除了学习唱歌外，还给我们讲乐理。如什么是音符，什么是音调，什么是简谱，什么是拍节以及各种音乐符号的识别和运用。最后达到拿起一个简单的曲谱，不用别人教，自己就能够唱下来。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识谱的。
1955年我失学回家，曾在村俱乐部待过一段时间，那时候县文教局还给我送来了业余音乐教师的聘书，让我教唱歌。但是不久我就参加工作了。在学习二胡和笛子时，都是刘校长手把手的教。我们也认真的学。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培养出了一支小乐队。在乐队里我吹笛子，当然二胡我也能拉几下。有了这点基础上高中时，我们班排节目，我吹笛子。还参加过学校及市里的文娱会演。我对二胡也很感兴趣，在来到油田后，我还从济南买了一把比较像样的二胡。那时候一般二胡五六块钱一把，而我却买了一把七十多块的。有时间就拉两下。
退休后我还真想认真地学两下，于是我又买来了“二胡基础练习二百首”和“中国二胡名曲荟萃。还真下了一番功夫。但是毕竟人老了，又没有名师指导，所以最终也没学出个名堂来，还是原来那两下子。
刘校长还亲自指导我作演讲。那时候不管开什么，总要设一項“自由讲话”，而且讲话时都不能带讲稿。每次需要我讲话时，都是刘校长为我写好讲稿子，让我拿来背。并指导我讲话的姿势，什么时候作什么样的手势。我很醋头，但是不讲又不行。同学们都说刘校长对我特别的偏爱。当然这一点我也不否认。一方面是由于我比较聪明，另一方面也跟他与我家的关系不一般有关。在张得贤老师任教后不久，一次早自习课上他说要考试。就听得下边有人说了一句“爱考不考”。这句话立刻激怒了张老师，他立码问是谁说的?下面没人承认。张立追不放，下面始终没人吭声。
最后把矛头对准了我。说心里话到現在一辈子快过去了，我也没想起来我说过这句话没有。但是当时出于形势压力，我不得不承认。也许是我说的，因为同学们都听到了。既使是我说的，也是因为我胸有成竹，对考试当家常便饭，才那样说的。有什么了不起!可张老师就是不放过我。早自习早就下了，其他班级的同学早就回家吃饭去了，我们的会还开起来没完。
好容易下课了，张老师又把我留下来进行个别谈话。说我是藐视老师。我敢吗? 但我只能規規巨巨站在那里听着。好容易让我回家了，我爹很生气，说“这书咱不念了，回家跟我种地去”。我读书心切，怎么可以因此就不念书了呢?我以为这事就算过去了，没想到张还不放过我，他在刘校长那里告了我的状。要求刘校长非要处分我不可。
刘校长又找我个别谈话，我不承认是藐视老师，刘校长也承认。但张老师非要坚持给我处分不可。最后刘校长不得不给了我个“撤消少年儿童队大队副的职务”的处分，才算了结。
这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一个很深的烙印。由于我在班上各门功课考第一，而且还取得了全县会考第一名。在那次会考口中我以六门功课我考了六个一百分。张老师又喜欢上我了。1950年怀来县召开“民兵、妇女、教师、儿童代表大会”，选举儿童代表时，张老师又主动的推荐了我。
这时同学们有人反映说我受过处分不能选。张还作了学生们的工作。最后选举我为儿童代表，和刘校长一起出席了那次代表大会。
好了不说他了，回头再说刘校长。刘校长由于和我父亲的关系不一般，所以一有空他就好到我家来坐坐。每逢来时我对他都是恭恭敬敬的。在学校我称他刘校长，在家里我就管他叫大爷(伯父)了。给他斟茶点烟。我和我们学校同学姜富香订婚时，是我爹请他来给我们写的订婚文书。
我二姐出席察哈尔省劳模会，回来后给察哈尔日报投稿时，稿子还是他给写的。大意是劳模郭红梅带領村里妇女掃雪。文章登在第四版上，得到的稿费还给刘校长买了一盒咽。刘校长还写的一手好毛笔字，他的毛笔字也算是小有名气的。我们上高小时，基本上没有钢笔，每天有一节书法课，每天要写一张大楷，三行小楷。作文一律用毛笔写。所以那时的老师一般毛笔字都写的不错。但刘校长的毛笔字字算是突出的。
刘校长38岁得子，起名叫“五順”。意思是前四个都是女儿(有两个没落下)。我上高小时，他才五六岁。长大了后大号刘明华。1951年年底我们高小毕业了，我到张家口去上学了，可是每逢放假回家时都到他家去看望他。我们高小毕业后，我们班十三名毕业生升学率100%。由于刘校长在教学和管理方面质量高。县教委给他提了工资，毎月64.5元，这在当时在怀来县教师队伍中工资算是最高的。
张得贤老师也从小学调到怀来县中学任教。刘校长由于手中有两钱，就在他家那个老院的西墙根起盖了三间西房。1966年进入文革期间以丁奇璋为首的第一张大字报上就写着“张玉修，高山不是贫下中农子女，革命不革命还成问题?”。
具有运动经验的老校长刘仕俊便有所觉醒。他认为他是校长，也就是当权派。写大字报的人一定是针对他来的。随后他便提出辞职，并推荐教师张孝廉接任校长职务。但张孝廉并不称校长的职务。可成立文革领导小组之后，他自任组长。因为当时他是我校教师中唯一的一个共产党员。老校长刘仕俊一是自动辞职，二是表现好，更重要的一点是人情好。多年来对教育事业有功，得到教师们的同情和保护。他没法对刘校长进行批判。所以只是由校长贬为教师，只安排他担任音乐课。
后来在我村北西沟全社干部，教师及其他单位职工，在清明节扫墓大会上。老校长为了表现自己，领呼口号时不慎失言，呼出了反动口号。从此停止了他的音乐课，把他软禁起来写检查。1967年老校长已年满60周岁，光荣退休。七十年代初期我回家探亲时，我父亲跟我说：“刘校长的老伴病了，你去看看她吧”!我带上礼物去了，只见她瘫痪在床，但是脑子还好使。老校长已经退休在家侍候在她的身边。我坐了一会，安慰了她一番，我就出来了。
自从那次分别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到他们。2009年我又回老家，听说刘仕杰的老伴还健在。我再一次走进那座院子。一进门只见房还是那个房，院还是那个院，屋子里还是五十年代的老样子。门窗还是那个门窗，炕还是那个土炕，还是那个鍋台，还是那个风箱，还是那个旧柜。只是人老了，那年她已经九十二岁了。她认不出来我了。我说明我是谁，她想起来了。还要给我烧水喝。我赶忙拦住了她。她身体还硬朗，还是那么明白，只是日子过的很艰难。
老伴已经走了好多年了。儿子刘明治，也已七十一岁了，还有一身病。儿媳妇跟人家跑了。就这娘两个凑合着过，还得给儿子做饭，看着她们怪可怜的，又有什么办法呢?人到老了真不知道是啥样子。那时候我向她打听刘明华的下落，她说在北京呐。人家的日子过的可好呢。
又十年过去了，已经人去房空，最近我又拜托我大侄子郭永富拍下了那座房子。已经荒废了，院子里长滿了草，原来这座房子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它原来是我们郭氏家族的老祖产啊!
老校长刘仕俊这篇文章写好后，我到处发放。北辛堡王富玉的儿子刘志泉首先看到了。他又让姜长青看，因为他两是发小。姜长青很欣赏我的文章，于是他又传给了出嫁到下营的刘校长的小女儿看。他小女几又把这篇文章转给了正在海南岛疗养的刘校长的几子刘明华。刘明华看到我们两家有着这样不寻常的关系，心中非常激动。于是立刻就与我接通了微信联系。
前年九月份的一天，刘明华突然至。已经75岁的他亲自驾车，带着他老伴从北京专程赶到东营来看我。见面后我们的知心话儿说不完。我让我儿子在市里找了一家很像样的酒店。让我们全家所有的人全部出席。通过交流，我才了解到以下情况：
1、他母亲原来就脑血栓瘫痪在床，后来突发脑溢血。因条件所限，用手扶托拉机送往延庆医院。一路颠波，到医院后经过抢救，病情有所好转。住院二十一天后，回北辛堡老家养病。1978年已经71岁的老校长，将北辛堡的房子卖掉。随同儿子在北京一起居住。有时也到下营他小女儿家小住几日。后来老校长的老伴在下营他小女儿家又犯病了。刘明华赶紧把他们老俩口接回北京。在昌平医院因抢救无效而去世。
2、刘明华1945年出生，1952年上学，1964年高中毕业。因高考未被录取。后来参军三年，在步队上入党。后转业分配到北京机床一厂当工人。因表现积极，先后被提拔为车间主任，副厂长，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3、他妻子北京人，和他是高中同班同学。北师大化学系毕业。毕业后任某中学化学老师。她妻子的爷爷蒙族人，所以她妻子叫齐翔和。齐的奶奶滿族人，她姥姥白族人，她老爷汉族人。齐翔和家庭出身豪门。她爷爷是中科院党委书记。她父亲是中科院专家。她大爷是新华社随军记者。特别是在山东省聊城地区曾立过大功。在聊城有他的纪念馆。这次他到我家来看我，同时又去聊城参观瞻仰她大爷的英雄事跡。她大爷后来成了周总理的秘书。逝世后身盖国旗，在国务院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然后葬在八宝山。和陈毅的墓并列在一起。她大娘是我在北京农业大学上学时的党委书记。现在她们家仍属于中央直展企业，各种条件待遇不同于普通职工。他爸爸刘仕俊自他老伴去世后，跟随他二女儿，在张家口养老。最后于1996年在张家口去世，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