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附近的图书馆是个新开不久的馆，最近推出了借书升级举措，我的证可以一次借八本书，借书条件既然宽松了还书时便顺手在还书台上又拿了几本回来，就有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苏童的《黄雀记》，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苏童纸质的作品。怎么说纸质呢?张艺谋执导、九十年代家喻户晓广泛争议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我不仅看过，还实地到过影片拍摄地的乔家大院，那时仍是满院子的大红灯笼，等到写这篇《黄雀记》的读书笔记，才知道那是由苏童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改编成电影的。虽然与电影没有联系起来，苏童和《妻妾成群》我还是在读大学时早就听说过也只限听说过，那时我把苏童看成与写《丰乳肥臀》的莫言、写《废都》的贾平凹乃至写《白鹿原》的陈忠实都看成以低级下流来哗众取宠的一波无良文人，当时并不知道这是自己的无知，不知道虽然已经接受了高等教育，但人文的辨识能力仍是幼稚到家，就是经过追女孩谈恋爱到成人夫人父后对待这个话题总还是遮遮掩掩尴尴尬尬。人生是有限和短暂的，读小说的好处就是可以在观察别人的生活同时代入期间，感受另一种生活的时候也给我们的真实存在提供对照。毕竟，我们与我们的先辈同辈乃至后辈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下面对的爱恨情仇生老病死是一样的，《黄雀记》就是一本能带来这种体验的书。
《黄雀记》里的祖父是个贯穿全书的活着的悲剧人物，以祖父的魂为线索，分三步讲述了保润、柳生和白小姐三个人模糊难辨的爱恨情仇。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精神正常的祖父以丢魂的理由被送进精神病院，保润因在精神病院里陪护练就了捆精神病人的绳艺，十七八岁躁动的年龄里，保润和柳生都被白小姐十五六岁仙女般的少女美丽而吸引，柳生介入调解保润与还称为仙女的白小姐之间关于八十元的旱冰鞋押金的争执，混乱中保润像捆精神病人一般把仙女捆好单独留在了精神病院的水塔上，后去的柳生强暴了仙女。保润稀里糊涂的被陷害替强奸了白小姐的柳生坐了十二年冤狱，这期间先后发生保润的父亲离世和母亲离家，担负起陪护祖父的柳生与改头换面重回精神病院看护暴发后陷入迫害臆想症郑总的白小姐重逢，精神病院里的小社会复制着外面的喧嚣浮躁，历经枪击、三十歌厅小姐病房庆生和拜佛风波后，代表新兴金钱势力的白小姐带着郑总从精神病院撤退了，只留下了建在水塔里的佛堂。出狱的保润后脚搬进佛堂，随着保润君子报仇行动的展开，隐藏起来的白小姐此去经年的经历也相对清晰起来，白小姐看来是一个混迹于风花雪月场所里的除了毒品没尝试过没什么没做过的典型失足又失身的外围女，因肚子里的孩子与事主庞先生展开了狗血般剧情，在这一阶段，书中涉及的人物无论在世与否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存在，三个有故事的人也一步步回到故事发生的空间原点，即收藏着保润祖先遗骨也是祖父魂魄所在的香椿街上的保润家的老房。就在三方看似就要放下过去时最后的高潮来了，在新娘不是白小姐的柳生的婚礼上喝了一斤白酒的保润发酒疯因要捆新娘子反被捆了，挣脱后血溅洞房---柳生死了，白小姐的孩子---红脸怒婴也早产出世，走投无路，母子住回保润被抓后空出的精神病院里的水塔里的佛堂，在白小姐离去后祖父抱着怒婴坐在水塔下温馨的场景下全书最终落幕。
丢魂的情节设计书贯穿全书，响应着苏童写实理性的故事设计下努力回归传统小说里因果回报的报应说教。丢魂叫魂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应该不是很陌生，可北方丢魂的一般是儿童受到惊吓，成人丢魂还是第一次听说。记忆里，童年时姥姥给我叫魂有那么个一两次，为什么已记不得，但在大路上被姥姥一个小脚老太太一面明明牵着自己的手一面还故意大声叫着自己的名字，自己还得装模作样的应着，现在想来很温馨的画面当时真是再难为情不过的事。或许祖父的丢魂与我不同，百度词条的解释是“叫魂”，亦称“喊惊”、“喊魂”等。旧时汉族信仰民俗。流行于全国大多数地区。古代认为，人有疾病将死，魂魄离散，须招魂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因而有“招魂”之俗。《楚辞》中《招魂》篇，即与此俗相关。祖父的掉魂与此也是似是而非，曾年年给自己准备遗照的祖父掉魂后撑到最后，绝对称得上是一只不死鸟，反而那些魂魄在身的同龄人一个个的仙逝而去。
就像精神病院隐喻着当下病态的社会，期货与香椿街则应对着市场一切化和熟人社会的隐喻冲突。台湾老板庞先生将血缘暂时不定的孩子当作期货，怀有身孕的白小姐被比作矿山，双方参照期货交易合同处理二奶怀孕的一幕是很奇葩的神来之笔。其实，书中的隐喻很多，苏童给自己压上了沉重的社会担当。推测小说的时代背景起始于八十年代，但苏童始终没有明确故事发生的时间，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的影子，三个主人公的经历与心理也远不如各自的身份标签那样另类，他们的生活悲剧除了提供一种可能的参照再没其他意义，而容许这些生活悲剧发生的社会本身更是无意义的。大胆揣测下觉得苏童是在努力构建一种信仰，一种可以支撑我们社会健康起来的民间信仰，让我们在其中找到生活以至生命的意义，而不仅仅只是想去做一个好人，就像柳生就认为自己曾经就是个好人一样没有什么意义。苏童对贫富不论见香眼开有求必应的传统佛教一定是没有寄予多大希望，认为人人生来有罪的基督教看来也只是考虑过，可能还是认为我们原先就有的祖先崇拜更适合为当下构建一种有所敬畏的信仰。其实，泛泛读书以来，我不是很认可这种书以言志的情怀，尤其是让一本小说来担负这样的责任。像并不被认为成功的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两本书里经常穿插的大段冗长说教一样，我也不认为苏童在这里的努力是有效的。对我而言，一本小说如果能真实的记录反应一个时代，细腻的书写下正在消失的时人时物时景，给后世留下一声清晰的足音，就是一本有良心的好书，相信读者会在阅读体会中独立的进行评判而收获一种潜移默化的滋养。就这个标准而言，这部连书名都有着隐喻的《黄雀记》算一本。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