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大概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在读中学时社会上就在争论信息爆炸的真伪，而今三十年过去已没有人再对此有异议，人类表达自己拥有数据的量级已经从TB(1024GB=1TB)级别跃升到PB(1024TB=1PB)、EB(1024PB=1EB)乃至ZB(1024EB=1ZB)级别，眼下现实的是我们如何以自己有限的人生面对爆炸的信息。
资料显示2013年全球每天互联网流量累计达1EB(即10亿GB或1000PB)，而到2012年为止人类生产的所有印刷材料的数据量是200PB;另据IBM的研究称，整个人类文明所获得的全部数据中，有90%是过去两年内产生的。两条资料其实给了我们一个线索，对比历史上的各个阶段，我们对当代的认知与对历史的认知并不与我们对两者掌握信息量的大小完全成正比，也就是说信息只是让接近真相成为可能，信息与真相中间还有一个解读的过程。面对无论是电子的还是纸质的我们个人都无法处理的这样一个量级的信息，如此的暗示会让人松口气。
那一个人一年大概能读多少书?不考虑那种认知科学类的需要演算推导才能理解或也不见得理解的专业书籍，以通读人文社科类为参照，取每册书300页，平均2分钟一页的速度每天阅读2个小时，一年365天可以读73本书(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有报道说2014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6本，美国人均7本左右，日本人均8本左右，韩国人均11本左右)，10年读730本书，40年可以读2920册，而中国社会科学网报道中国仅2014年出版图书的44.8万种初版就有25.6万种，二千年前《庄子﹒养生主》已有“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的慨叹用在这里大概毫无违和感。 其实，法人莫洛亚就讲过：“名著之多，我们已经无暇一一问津，要相信前人的选择，一个人兴许看错，一代人也兴许看错，而整个人类不会看错。”，这不失为一条在浩若烟海的历史典籍中找寻的捷径，而一些令人信服的世界级文学奖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筛选当代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白俄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花城出版社出版，方祖芳、郭成业译)就是这样进入我的读书计划。
手头的这本书是2014年国内初版在作者获得诺奖后出版社加印的，颁奖词印在了书的腰封上，“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脑补一下，原来复调真是一个音乐概念，指两段或两段以上同时进行、相关但又有区别的声部所组成，这些声部各自独立，但又和谐地统一为一个整体，彼此形成和声关系，以对位法为主要创作技法。及至开始阅读体验，还真是很复调，作者在本书中书写了与94个人的谈话，关注点停留在一个时间断面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的十年历史，同一个节点，令不同人的人生各自转向---然而又转向同一种苦难后遗症式的结局，他们本分别属于不同的民族和人群，却统统成为“切尔诺贝利人”。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叙事极为隐形，以至于觉察不到是作者在书写，就像是在看一本采访集，这种新闻写作方法或许与她毕业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系有关。整本书就像是采访对象自己完成的，作者偶尔的出现也像一个克制的记录员，他们中有第一时间冲向切尔诺贝利的本地消防队员的遗孀，有第二时间冲向切尔诺贝利的军人的遗孀，有当时生活在当地的核辐射直接的受害者。相比较于我们习惯的宏大叙事，这里每一个亲历者的故事都是个人化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构成了此生全部的意义。当这些不同的讲述融汇在一起，浮上来的是一个个小人物的面孔，伴随着一个事件、一段历史复杂多样、参差多面、矛盾背反的残酷全貌也渐渐浮现：“人民对他们而言就像沙土，只是历史的肥料。” 作者的书写始终是含蓄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就在那里，作者硬是自始至终没有去正眼看它，这样的阅读体验是压抑的，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一个如幽灵般时隐时现的庞然大物都在身边，这个时间断面因处在它的阴影之下成为人类梦魇之一。为了对比与历史书写的差异，有必要将有关此次事故的权威说法整理引用：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或称“切尔诺贝利事件”，是一发生在前苏联乌克兰境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子反应堆事故。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UTC+3)，乌克兰普里皮亚季邻近的位于乌克兰北部距首都基辅以北110公里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第四号反应堆发生了爆炸。爆炸产生的辐射量相当于400颗美国投在日本的原子弹，造成8吨多强辐射物质泄露，尘埃随风飘散，致使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许多地区遭到核辐射的污染。这一曾经被认为是最安全、最可靠的核电站引发了近代历史中代价最“昂贵”的灾难事件，经济上总共损失大概两千亿美元，9.3万人死亡，27万人致癌，乌克兰共有250多万人因切尔诺贝利而身患各种疾病，其中包括47.3多万名儿童，据专家估计，完全消除这场浩劫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至少需要800年，而持续的核辐射危险将持续10万年。该事故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也是首例被国际核事件分级表评为第七级事件的特大事故(目前为止第二例为2011年3月11日发生于日本福岛县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
发生爆炸并没有引起苏联官方的重视，直到事故后48小时才开始疏散距离核电站很近的村庄，当时在附近村庄测出的辐射值已是致命量几百倍且还在不停地升高。官方因为担心引起恐慌而没有告知居民真相，甚至为稳定民心还在普里皮亚季举行有乌克兰第一书记参加的五一节游行。
事故后3天莫斯科派出的调查小组到达现场后可迟迟未提交报告，直到在事故发生差不多一周后瑞典政府发来辐射云已经飘散到瑞典的信息，苏联终于明白事情远比他们想的严重。
之后数个月，苏联政府派出了50万军民参加事故的处理，最终将反应堆的大火扑灭，给炸毁的四号反应堆修建了钢筋混凝土的石棺，但这些负责清理的人员也受到严重的辐射伤害：核辐射严重到造成遥控机器人电子回路失效的程度，以至于最高污染场所的清理是依赖人力来进行的。
事故二十周年后，四号反应堆的石棺外表面的照射度仍有750毫伦琴，隔离区内的平均照射度仍大于100毫伦琴，隔离区以外是平均照射度在60毫伦琴左右的撤离区，再往外是平均照射度在30毫伦琴的准撤离区，都远高于20毫伦琴的安全值(1毫伦琴=9.6毫希，数据显示，当辐射剂量低于100毫希时，医学上观察不到对人体的确定性效应，即明显的组织损伤;当剂量超过4000毫希，在没有医学监护的情况下，有50%的死亡率，而当剂量超过6000毫希时，则可能致命)。 这样的报告给我们所谓的局外人什么感觉呢?能让我们汲取到什么样的教训?我们根本算不上局外人，其一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带来的噩梦远没有结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石棺”下还封存着约200吨核原料，近年来，“石棺”顶部发生倾斜，表面出现裂缝，甚至有崩塌的危险，这座“石棺”被俄媒体称作“延时引爆的地雷”;其次截止到2014年9月我国大陆已建成并投入商业运行的核电站有8个，有28台机组处于建设中。要知道，1986年4月27日于爆炸次日首先发现并预警的瑞典Forsmark核电厂距离切尔诺贝利大约有1100公里，核电在我们每个人身边。在互联网上一句出处不甚明了大而统之的话被广泛引用:“对于世界上成百上千万人来说,切尔诺贝利象征着灾难与毁灭、疑云与争议”，可我找不到那种切肤的痛感，至少在心理上我与在这里描述的事件是有距离的。 对比阿列克谢耶维奇她隐忍的叙事，她所展现的话语力量，让我无法做到置身事外。她在后记中有句话，“书中的人已经见过他人未知的事物。我觉得自己像是在记录未来。”，合上全书我会不自觉的考量如果这样的灾难重现在我们身边，我们能否会有不同的结局?如果我们留意一下，会注意到书中人物是生活在白俄罗斯的，好像不是主角的?原来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距白俄罗斯边境只有几公里，据白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2012年4月25日发布的报告显示称白俄罗斯有141.7万居民生活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核污染地区，占全国人口的12.1%。书中白俄国家科学院核能研究所前主任访谈也透露出一些信息：“他们嘲笑乌克兰人。乌克兰人跪在克里姆林宫前，恳求得到更多的资金、药物和辐射测量装备(这些装备数量不足)。与此同时，我们的斯柳尼科夫(注：时任白俄共总书记)却只花了十五分钟处理这种情况：‘一切都没事，我们会自行解决。︐大家都称赞他：‘我们的白俄罗斯兄弟，这么做就对了!’想想这些微不足道的赞美，是用多少生命换来的?” 以下的文字还是摘自这位前核能所主任同一篇访谈中，我想他的专业背景让他的观点有了说服力，我们来代入感受一下假如身边未来发生类似的情况，这是不是我们的复印件? 我不是文人，我是物理学家，所以我只会向你陈述事实，不会添油加醋。 …… 四月二十六这一天，我到莫斯科出差。我在那里听到了以外的消息。 我打电话给明斯克的尼古拉.斯柳尼科夫，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我打了一次、两次、三次电话，但他们不让我跟他说话。我转而找他的助理，那位助理跟我很熟。 “我从莫斯科打来的，帮我接斯柳尼科夫，我要通知他一些消息，紧急的消息。” 电话是用政府专线打的，但他们已经开始封锁消息了。你只要一讲起意外，通话马上就会中断，很明显，有人在窃听!我希望能找出是谁在窃听---应该有专门的机构，是政府里的秘密组织。更何况，我是打给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的。而我呢?我是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核能研究所的主任。我是教授，是科学院院士，但就连我的电话也被封锁了。 我花了两小时，终于跟斯柳尼科夫通上话。
我对他说：“据我计算，这是一起很严重的意外。”---我当时有机会和莫斯科某些人士谈话，因此知道部分实情---“辐射云正朝我们飘过来，朝白俄罗斯飘过来。我们需要马上对人民实施碘剂预防措施，撤离核电厂附近的居民。方圆一百公里内，都不应该有任何人和动物。” “我已经收到报告了，”斯柳尼科夫说，“那里起了一场火，但是已经被扑灭了。”
我忍不住了：“这是谎言!这是明目张胆的欺骗!只要是物理学家都知道，石墨正在某处以一小时五吨的速度在燃烧，你想想这会烧多久?!” 我赶上第一班会明斯克的火车。我整晚没睡。我测量了我儿子的甲状腺---当时测量辐射量最适合的部位---测出每小时一百八十毫伦琴的剂量。他需要碘化钾，也就是一般的碘。小孩子需要两到三滴碘，滴到半杯溶剂里服用，成人则需要三到四滴。
反应炉已经烧了十天，这些事早在十天前就该做了。但是没人愿意听我们的话!没人愿意听科学家和医生指示!他们把科学、医学与政治混为一谈。他们就是这样! 我们不能忘记当时的环境背景，十年前，当时的我们是怎样的?当时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在进行秘密实验，所有“西方的消息”都被封锁。当时有上千种禁忌，党和军队都握有机密。和平的苏联境内，原子能就和煤炭一样安全---人们是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我们是被恐惧和偏见束缚的人民，我们的信仰变成了迷信。 然而，好吧，只说发生的事实。第二天是四月二十七日，我决定前往位于乌克兰边境的戈梅利州。我去了几座主要城市---布拉金、霍伊尼基、那罗夫亚，那些地方仅与核电厂相隔二三十公里。我需要更多信息。 我带着整套测量环境辐射的装备去了。环境辐射测出来的结果是：布拉金，每小时三万毫伦琴;那罗夫亚，每小时两万八千。但是人们仍在田里播种和除草，准备庆祝复活节。他们把蛋涂上色彩，烘培复活节蛋糕。他们会说：什么辐射?那是什么?我们没有接到任何命令。上头只对我们说收成如何，进度如何。他们以为我疯了：“教授，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伦琴，毫伦琴---这听起来像是外星人说的话。”
然后我们回到明斯克。街上人来人往，人们照常卖着馅饼、冰激凌、三明治、酥皮点心，而辐射云就在他们头顶。 四月二十九日---每件事发生的日期我都记得很清楚---早上八点，我坐在斯柳尼科夫的接待区。我想见他，我试了一次又一次。我一直坐到下午五点半。这时，有个知名诗人从斯柳尼科夫的办公室走了出来。我认识他。他对我说：“我刚才和斯柳尼科夫同志在讨论白俄罗斯文化。”
我气炸了：“如果我们不赶快把民众从切尔诺贝利撤离，如果我们不救他们，以后就没有白俄罗斯文化了!也没有人读你的书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已经把火扑灭了。”
我最终见到了斯柳尼科夫。我告诉他前天的所见所闻，我们需要救救那些人!在乌克兰---我已经跟他们通过电话---他们早就开始撤离人民了。 他说：“为什么你的人员(研究说员工)拿着辐射剂量计在镇内到处走动，把大家都吓坏了?我已经向莫斯科的伊雷因教授请教过了，他是苏联辐射防护局主席，他表示一切正常。政府委员会也到了核电厂，检察官的办公室也设在那里。我们已派出军队，用上全部的军事装备来处理漏洞。”
我们要面对上千吨的铯、碘、铅、镉、铍、硼，还有未知数量的钚(切尔诺贝利使用铀反应炉，这类反应炉可以制造出适用于核弹的钚元素)，一共四百五十种放射性物质。这相当于三百五十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他们应该讲物理学，谈物理定律，而他们却反倒归咎敌国，开始寻找敌人。 或早或晚，一定会有人出来负责。 “你会说你的专长是牵引机，”我对斯柳尼科夫说，他曾是牵引机厂的主管，“你会说你不懂辐射的影响，但我是物理学家，我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
可从他的角度来看，这又算得了什么?几个教授，一群物理学家，凭什么告诉中央委员会该怎么做?不，他们并不是罪犯集团，更应该说是无知和盲从的团体。他们的生活原则，他们从那个大机器那里唯一学来的事，就是不要出风头，大家开心就好。
斯柳尼科夫不久后就被召唤到莫斯科，升官了。这个阴险的家伙!我打赌，戈尔巴乔夫一定亲自从克里姆林宫打电话给他，大概会说，我希望你们白俄罗斯人不要恐慌，西方世界正在引起骚动。
如果你不讨好你的长官，那么你就会失去升官的机会，失去出国旅行的机会，也会失去那栋别墅。如果我们仍在封闭的体制内，仍在铁幕之下，人民恐怕至今还住在反应炉旁边。他们会掩盖一切!想想克什特姆和塞米巴拉金斯克---你懂吗?我们还活在斯大林的国家里。
事后我去脑补了克什特姆和塞米巴拉金斯克有关资料，引用如下： 1957年前苏联克什特姆核灾难 冷战期间，前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展开核军备竞赛，由于急于求成，错误就在所难免。1957年9月，位于奥焦尔斯克(1994年之前被称之为“车里雅宾斯克-40”)的玛雅科核燃料处理厂发生事故，INES等级达到6级。 这座处理厂建有多座反应堆，用于为前苏联的核武器生产钚。作为生产过程的副产品，大量核废料被存储在地下钢结构容器内，四周修建混凝土防护结构，但负责冷却的冷却系统并不可靠，为核事故的发生埋下隐患。
1957年秋天，一个装有80吨固态核废料的容器周围的冷却系统发生故障。放射能迅速加热核废料，最终导致容器爆炸，160吨的混凝土盖子被炸上天，并产生规模庞大的辐射尘云。当时，共有近1万人撤离受影响地区，大约27万人暴露在危险的核辐射水平环境下。至少有200人死于由核辐射导致的癌症，大约30座城市从此在前苏联的地图上消失。
直到1990年，前苏联政府才对外公布克什特姆核灾难的严重程度。但在此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已知道这场灾难，由于担心可能对美国核电站产生负面影响，当时并不披露任何信息。在克什特姆，面积巨大的东乌拉尔自然保护区(也被称之为“东乌拉尔辐射区”)因为这场核事故受到放射性物质铯-137和锶-90的严重污染，被污染地区的面积超过300平方英里(约合800平方公里)。 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
该试验场位于前苏联哈萨克斯坦东北部，北纬50°、东经80°，距塞米巴拉金斯克市约150公里。
1949年8月28日，“多角区”爆炸了第一颗试验性原子弹，爆破点距地面仅30多米。距离爆破点50公里处的村子多隆毫无保护措施，当地800名村民受到了致命的辐射。当晚的大风又将原子尘带到了500公里外。这种危害特别巨大的核试验方式直到1963年先后进行了116次才被禁止。1964年后前苏联又在这里进行了340次为地下核试验直至1989年前苏联在该试验场进行最后一次试验时，由于核泄漏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放射性污染，在此国内外压力下苏联决定关闭这一试验场，前苏联累计在此进行了456次核试验。
据俄罗斯《真理报》解密：1956年9月10日，前苏联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举行了一场大规模核战争实兵模拟演习。在3.8万吨梯恩梯级原子弹爆破后一小时内，272名未穿任何防护服的苏军官兵乘直升机深入“死亡之都”，在核爆中心成功空降，遏守核弹撕开的敌方防线缺口，一直坚持到主力部队赶来，表明苏军即使是在“辐射地狱”里也能勇猛杀敌，击溃美军。 短暂思考下为什么吃了这么多豆子就是不知豆子啥味，这里继续书中的访谈很快就会给出一种解释：
依照当时我们的民防教育指导，在可能遭遇核子攻击或发生核子意外的情况下，全民都应该实行碘剂预防措施，这是在有危险时就应采取的行动。我们这里每小时有三千毫伦琴的辐射量，但他们担心的不是人民，而是自己的地位。 这个国家属于当权者，国家永远摆在第一。他们大可以找出别的方法来实行预防---不需要公布，也不会造成恐慌。他们大可以把碘投放到水库里，或加在牛奶里。市内已备有七百公斤的浓缩碘来应付这种情况，但这些浓缩碘统统原封不动。人们害怕上级长官的程度，甚于害怕原子。所有人都在等待命令，等待电话，没有人行动。 行文至此，我要引用我很敬慕的近现代史专家杨奎松的一段话做注解：“我们都知道，一个不敢讲真话的人是很难有自信和让人信的。因为真相总是会暴露出来的。与其被动应付，不如未雨绸缪。宣传引导总归是只能作用于一时，世界历史上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政权能靠宣传引导把历史永远改写了的。最可怕的是，一个不敢讲真话，而且不敢面对历史真相的政党，常常会被自认出于宣传目的制造出来的片面的历史所蒙蔽，信以为真，甚至把本应该引为教训的历史做法，也当做成成功经验来汲取，以至屡屡重蹈覆辙。”
在距离我生活的城市烟台100公里的海阳就有一座正在建设中的核电厂，山东核电有限公司为让公众认识和支持核电，在烟台的高新区建了山东核电科技馆，总建筑面积约为4185平方米，地上三层，展览展示区包含“人类与能源”、“神奇的核能”、“走近核电站”、“未来能源之路”四大主题展区。但很遗憾，偌大的展馆没有发生核电事故时逃生救护防护的任何相关知识，它只是强调海阳核电站采用的AP1000标准设计是基于标准的西屋压水反应堆技术，是现有的最安全、最先进的核电站，但它也没有讲这永远不会发生事故。而我还有一个疑问，我国已经建成投产的8座核电站是不是都采用了这项技术? 作者访谈对象中有一个官方摄影师如此慨叹：“没有人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那是最可怕的部分。辐射探测仪给的数字是一组，报纸给的是另一组。”诚然，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真相需要去找寻的世界里，不用说插肩而过有时真相即使就放在那里我们也不见得认识它，因此独立思考的辨别辨识能力才不可或缺。而能否拥有自己的由纵向的历史、横向的地理和贯穿其中的社会自然哲学艺术等演变过程组成的知识结构决定着一个人能否进行理性的判断和选择。一个对历史事实一知半解的人是不懂得判断的，面对论争最多是简单的标签化和站队，有的只是一种很肤浅表面的愤青式情绪发泄，而不是知识的吸收与表达。胡适就认为读书的目标是“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只有有一天你感到对世界有了一点理解，才可能不再受别人或自己的愚弄或欺骗。反之，没有一个踏实的知识结构做支撑，我们将失去思考辨别的能力，作者引用了一位从切尔诺贝利撤离的小镇教师的信，从一个小人物人性的视点向我们展示了没有独立的思想有时不仅仅是平庸的，还可能是可悲的： 我的朋友多半是医生和教师，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我们有自己的小团体，常在我家聚会、喝咖啡。其中有两人是我的老朋友，一位是医生，她们都有小孩了。
“我明天要搬去跟我父母住，”那位医生说，“我会带孩子一起走。如果他们生病了，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但是报纸上说几天内状况就会稳定下来，”另一个朋友说，“军队来了，还有直升机和装甲车。广播里也说着同样的话。” 医生说：“你应该带孩子一起走，带他们离开这里!把他们藏起来!这不是战争。我们无法想象发生了什么事。” 忽然间，她们彼此抬高了音调，最后演变成互相指责与指控。 “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怎么办?我们还会赢得战争吗?” “你在出卖你的孩子!你的母性本能跑哪里去了?真是不可理喻!”
当时大家的感觉，包括我在内，都觉得我的医生朋友在大惊小怪。我们需要等待有人前来通知，等待有人宣布。但她是个医生，她懂得比较多：“你们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难道他们没有受到威胁吗?反正你们心里都在害怕!” 我们当时真的很讨厌她，她搞砸了我们的聚会。第二天她就离开了，我们则把孩子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去参加劳动节游行。我们可以选择去或不去，没有人强迫我们，也没有人要求我们参加。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责任，是理所当然的!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日子，大家都应该走在街上。我们涌入充满人潮的街上。 地方党支部委员会的所有书记都来到看台上，就站在第一书记的身旁。他的小女儿也来了，站在台上，让大家都能看见。虽然是晴天，但是她穿着雨衣，戴着帽子，而第一书记则穿着军大衣。然而他们仍旧现身了，我记得很清楚。被污染的不只是土地，还有人心。长久以来一直如此。 我们从知道人终有一死的那一天就了解原来人生是一次预知终点的单向旅程，也逐渐领略到她的精彩就在于旅途中有关爱恨情仇与生老病死的过程，是我们一代代人的有限人生组成了看似无限的人类薪火。但这些“切尔诺贝利人”的人生在爆炸那一刻大多都被简化病死两项内容，从那一刻起生生不息的生命繁衍就停息了，未来提前结束了。计算机技术模拟的人类灾难的大场面能经常给我史诗般的体验以至我已习惯了大场景的叙事，可作者所书写的这些个人的微观生活，虽然当年亲历现场的人在其十年后访谈时大多已经故去，却真切的激发起我心底那柔软的部分，我能体会到那种眼睁睁看着亲人痛苦离去时的无助。而今苏联已退入历史的深处，现在我们经常讨论的是什么让这个曾号称为世界无产阶级共同祖国的庞然大物从内部瞬间崩溃，我想正是泛滥的谎言也只能是泛滥的谎言摧毁了这个曾经的帝国，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都不能一直生活在谎言里，而这样一个国家，“一个人竟然可以拥有无尽的权力来支配他人!这已经不仅仅是欺诈和谎言，这是对无辜人民的战争!”，就此而言根本也没存在的必要。最后，让我们再选取其中的一个声部，回到那个时间剖面，一起再体验一次作者平淡书写下所隐含的力量，祈愿我们的未来会不同： 我驾驶直升机飞到反应炉附近，可以看到獐和野猪，它们很瘦，昏昏欲睡，像用慢动作前进。它们吃在那里生长的草，它们不明白，不明白它们应该和人一起离开。
我该不该去，该不该飞?我是共产党员，怎么能不去? 两个伞兵拒绝去，他们的妻子很年轻，还没生小孩。他们遭到羞辱和惩罚，不会有前途了。去那里也关乎男子气概和荣誉!那是吸引我去的一个原因---他不去，所以我去。可是现在我会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件事，经过九次手术，两度心脏病发作，我不会批评他们了，我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还很年轻。可是无论如何我都会去，这点我很肯定。他不能去，我去，那才算男子汉。 当时的空中装备相当惊人，包括重型直升机、中型直升机和雌鹿战斗直升机。米格二十四或米二直升机在切尔诺贝利能做什么?很多年轻飞行员刚从阿富汗回来，那些人都觉得自己在阿富汗打够了，却还得坐在反应炉附近的森林吸收辐射。那是命令!他们没有必要把所有人送到那里吸收辐射，有什么意义?他们需要的是专家，不是大批人力。 我从空中看到损毁的建筑，一滴残瓦碎片，还有很多小小的人形。他们运来一架东德起重机，但是无法正常运作，起重机一开到反应炉边就发生故障了。卢卡契夫学院为了探索火星设计的机器人和日本的机器人也坏了，所有线路都被辐射摧毁，但是穿橡胶服、戴橡胶手套的军人还在那里跑来跑去…… 回去之前他们警告我们，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最好不要到处别人我们看到的情况。可是除了我们，没有人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什么都不懂，可是我们什么都看在眼里。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