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要建立一个新文档，以辑录新的“沙上的卜辞”时，心里产生了对写作的一种恐慌：对洁白纸页的恐惧。对未知的什么将出现在纸面上的恐惧。作为记录生活与感受的笔记，有如一部自动书写的生活传记或虚构小说，然而虚构者却不是我。我并不知道在辑录生活瞬间的时候，生活自身会发生什么变故。“测震仪”对自身的敏感感到了不安。这种对未知的感受让人莫名的内疚。似乎真的是以极其无知的形式对未知的卜筮。直到每一个事实来到字眼被确认的时刻。占卜者的话语从来都不是来自预言的方向，对每一个来到他面前求卜筮的人，占卜者都是在向问卜者描述与解释他本人的神色、衣着、举止。如果有面相学的话，也不是依据其他神秘的符号，因为面相上早已写满了情绪与感受的文字。当然，这不是一种自动记录的机器，在一些事情发生时，这个记录者会沉默，会睡眠，会无言。个人内心的感知会放大自己敏感的小事物，而缩小遥远的大事件。因此即使这个似乎与生活同步的札记也绝不是一部“国家生活”或“社会生活”的日记，像一份合格的报纸所做的那样。测震仪的敏感点在于某种感知方式而不在于信息的表达。而这种感知是如此缓慢，或许，在很久之后，在很多年后，才能做出回应：写下一行字。的确如此：我们每天感受的并不是每天所经历的。而文字所记录的，在个人的生命中就像天文望远镜里看见的，以光年计业已消失的星球所发出的光。
虚拟的纸页掀开了，生活会自动地显现在上面。使它显影的是另一种存在。有如移动的云把影子投向海洋与村庄。它是这样的不可预测。此刻，我想以语言驱散不安的阴影。一个普通事实的良好比喻会使生活拥有些微魅力。为最负面的东西注入活力。我又感到了一种来自语言的安然。
依然可以把这些札记称之为“小说”：其中有叙述人，有一个时间性的世界，尽管这些札记看来如此关心语言自身，可也并不缺乏对语境的投射，还有许多片段的人物与事件。所缺乏的，只是一种“连续生活之流”的叙述幻象。札记恪守着片段的道德，拒不复制旧小说里的生活之流连续性的假象。重要的是，札记有着许多个时间层面，而不是只有一个刻意制作出来的单线的、连续性的时间层面。
对我来说，虚构一个假人为他取一个名字，叙述人在背后像操纵牵线木偶一样使之活动显得异常可笑。而且，他们之间的那些琐碎纠纷总是没有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内在经验及其反省令我有兴趣。在思想与感知领域，一个人就是一群人，一个人就是许多不同层面的人们。一个人的自我分裂就是许多人之间的冲突。
一个完整、统一的镜面被打碎了，现在小碎片散落了一地。文学的经典文体破碎了。即使最小的碎片，依然有着事物的映像。
生活的球体
从日月山下来，车缓缓移向草原，四野的山移动，围拢，低低的天和云层安然地覆盖下来，一个完美的笼罩，此时此地，我在……之内。宇宙是一个完善的球体。我幸运地闯进了巴门尼德的“球体”，而位居一个缓缓移动的永恒中心。我相信。圆，球体，蓝色的圆润的曲线，是宇宙之完美属性的证明。在八月的青海，日月山之西的草场上，一个“圆而神”的世界瞬间。回忆起这个时刻，是生活的一个遥远的赠礼。
隐喻与概念
在叙述话语中，一旦隐喻出现，就开始安静地蚕食那些事实。事实消失了?只是进入了隐喻相互缠绕的丝线。
思想中对概念的使用其最好的目标是为了使概念成为一个临时工，一个临时工作的场地，而不是以真理的化身出现在纯粹的真理范畴。思想中隐喻的出现会协助这一任务，隐喻蚕食掉概念、以隐喻回收概念、或吞掉概念以防伪劣的思想成为真理的僭主。在人类社会，经常发生的是反诗学的情境：不仅没有得意忘言，而且言以概念的身份占据了意义的位置并彻底放逐了意义。概念被偶像化的时候，意义成了一个被谋杀的冤魂。这是一种微观政治学的诗学观察。不错，这本身就是一个隐喻，以发现和解释某些被忽略的连结。语义学和语用学的规则，尤其是诗学的语义学规则无疑能够揭示政治场域的语用学秘密。但过于精确的感知就像一个神话。
景色与意义
“风景”，“景色”，“风光”，甚至是“自然”，看来人们仍然没有发明一个恰当的词命名他们置身其中的空间和眼前的景物。除非像祖先那样把它们称之为神灵，难以明白为什么景色总是携带着人并不知道的意义渗入观看者的身心，也不知道意义的深入途径，意义以风景的方式发生了，和身心内的某物混合着。似乎是身心中的某些空白之处被景色恰当地占据了，也似乎是身心的某种善感之物飘溢发散，融入了景色之中，成为它忧郁的灵魂。如同爱的瞬间所发生的。我们在理念中、在日常事务中所否定的意义，那些即使在宗教话语中也难以令人信服的意义，似乎早已消失的意义总是在事物临近身心的时刻被感知。而在代价最昂贵的人工美景中，却没有这种意义对身心的渗入。最深重的不幸也许是，在人类尚未在科学技术或经济行为中找到幸福与意义时，最具有救赎意味的事物已经被毁弃了。
疾病的隐喻
哲学的语言总是喜欢像柏拉图那样驱逐意象、隐喻，一旦观念的话语糅合了形象、隐喻，意识活动就自动向无意识的边界移动。一边睡，一边醒。就像夏天的阵雨，路的这边下，另一边晴。这是诗寻求的话语。——我总是滑入隐喻，为了在写作中入睡，为了睡着了还有梦。
“疾病的隐喻”。什么中间没有它自身的隐喻呢?就像任何一种身体的疾病中都有一点未满足的宗教感或失败的神学。次而言之，至少是诗和玄学的失败。再等而次之才是仕途或商业的失败。如果一个社会整体早已是宗教的失败、诗学的和道德的失败，那么失败感就笼罩了这个社会。
绝对理性是普遍的失眠。
在迷宫的中心
五十二岁，我依然在迷宫的中心，没有方向，些微犹疑，些微软弱，迟疑地跟随“心跳的方向”。
苍白的恶——过失
一个人出门就会成为潜在的受害人，一个人驾车上街就可能成为过失杀人犯。一个人所掌握的机器使用不当，或稍有不慎，就会成为他人的灾难，这已经是一个平庸之极的谋杀故事，理当惩罚较小也理当不受道德或阶级政治谴责，最“苍白的恶”。因为机器不易支配，或机器会有故障，环境会有突变，更多的是驾驶者的疲劳、饮酒或随一时兴起体验超速的快感。而那些驾驶着国家机器的人们呢?至少应该像对驾车上街一样，有公共交通规则，有监控系统，有车检，如果机器过于陈旧过了年头就应废弃更新。毕竟，人的生命一旦被这些平庸的恶、苍白的恶所过失谋杀，就不能更新了。
混合的比喻
意识形态总是散发着腐尸的气息，混合着防腐剂腻歪的甜味。它是活人之间使用最频繁的思想的假肢，以至于废掉了他们自己的行动能力。
异域的观念
一个遥远的地方是一个幻觉，一种纯粹想象的地理学概念。儿童时代我在西部生活过，可当我回到内地的时候依然在神话一极想象遥远的地方;依然把其他遥远之地想象成闪烁着形而上学之光的非现实的地方。即使我置身其中，喀什对我依然是一种超现实的现实。存在着一条通向非现实的想象域的链接方式：沙漠、雪山溪水、葡萄园、无花果树、白杨——艾提尕尔清真寺，周边的街巷，高台民居，中古诗人玉素甫、狮子汗的麻扎以及霍克家族的麻扎——智者一般维族老人、香妃姐妹一般仪容高贵的女人、天使似的孩子——他们的语言，安拉、伊玛目和其他信仰，苏菲，阿吉，他们的礼拜，他们的心思、冥想与祈祷——通向我永远不再具有认知能力的、半已消失的历史深处——在异域，成为一个无知的人，注意观念到当下生成，把握因事物的陌生性而出现的“观——念”，是如此必要的一课。
没有纳税
我总是惦记着窗外的小树林和庄稼，以及聚集在那里的鸟类、风和天空，稍远处荷塘水面的闪光。有月光的时候，夜里醒来也想看一眼，尤其清晨与傍晚。似乎它是我的固定资产，我每天则记得从那里提取思想的利润，而农民和政府都忘了找我纳税。这使我窃想，虽然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瞬间的幸福感常常是不纳税的：而且显然是享用了别人的资源。
宇宙飞船
造什么样的飞船才能满足人类的梦想呢?地球本身就是宇宙中的一只飞船。我们不拥有任何技术，却飞行在宇宙中，甚至连一点宇宙意识也没有。
极权主义与集体退化
医院是一个人迅速退化的场所。一个人不相信自己，只能信赖或听命于也许就是个二半吊子的“专家”。当然这个专家越是具有权威性就越好。我们不反感权威。一个人登上飞机也即可产生退化：他在空中像幼儿一样无助。抓住扶手或系上安全带也是无助的，他知道这些设施几乎只是一种良性的暗示。剧烈颠簸的时候，想象的恐惧容易使人迷信于征兆与暗示。疾病、死亡的危险、婴儿般的无助感，加在一起等于人的极权主义处境。这样的制度制造了集体退化。极权主义消除或极大削弱了社会及其能够对脆弱的个人构成救助的那些制度设置，极权主义得以维持的秘密也在于将人永久地置于危险与无助的境地，使得人反而只得去求助于它。
对恶的依赖
腐败如果不能被消除，就会变成社会过程的一部分，甚至俨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个人生活的驱动力。暴力与邪恶如果不能被消除，就会被社会吸纳，就像潜规则一样，取合法的规则而代之。丑恶不能被公开谴责，就会被一种生活趣味所欣赏，嘲弄与嘲笑不是为了摧毁而成为接纳它的一种方式。我们的“文化”已经使太多的丑陋、恶俗成为喜剧性的心理习俗，我们生活其间的社会吸纳了太多的腐败、邪恶与暴力，变成了维持自身运转的机能。如果一个人没有在自身吸纳这些要素，这个人就难以适应他的环境。就像土壤已经吸纳了过多的毒素成为土地上一切生物得以生长的条件。现在人们担心的是，一旦腐败、丑恶与暴力真的被铲除，这个社会的运转就会成问题，至少，人们说，原先靠腐败、丑恶与暴力所维系的高效率或高增长(至少是某个利益集团的高额利润)就会消失。
献媚
这个社会竟有着如此之多的对权力的献媚方式。人们的想象力几乎都用于献媚的技术了。这项女性的身体活被男性以隐喻的方式运用得更加娴熟，因为他们本无媚可献，却因为“争宠”而将一切东西都恶心地媚化了。这个恶俗如此古老，以至于男性在献给君主的话语中以“香草”、“美人”自喻，自觉的女性化技术是向权力献媚的最普遍的形式。阉割是古代最彻底的形态。思想的去势是其现代方式，它表现为一切方面的迎合，揣度其心思，说出令其心荡神怡的话，以促进权力体验的极大快感，促使权势变成权势者厚颜无耻的淫荡体验的荷尔蒙。
积累的破灭
这个世界所说的积累只是对更高的挥霍能力的积累，是挥霍欲望的增加。一代人挥霍了过去许多代人所需要的资源，人们将之称为进步。物质的积累根本就不存在，所有的物质生产都被消费的阴谋篡改了寿命，所有的使用手册都标记了售后服务期，那其实就是物质的短命年龄。更要命的是，尽快地淘汰、更新换代是成功者的贴身标志。财富的积累?物质的代际更迭比一代人老得更快。
另一面的沉默
多少伪装成新闻的宣传，体育快讯、赛事直播、脱口秀、广告片……虚掩起现实的门，在电子媒介之外，某些现实被屏蔽了。真实因为过久的沉默而腐朽了。而那些企图翻动它的人也遭到人们的厌弃。
艺术符号
奈莫洛夫说，“艺术在它们的流行通俗一面之外，始终与神秘有着深刻的关联，这是只有内行才懂的，这秘密本身就是神圣的”。诗人给出有作家的例证：音乐不仅仅由那个悦耳的起伏的声音模式组成，而且也由还未编码的，即为被认识与解密的心理的象形文字组成。普鲁斯特的话：“正如某些生物是自然所抛弃的生命形式的最后幸存的证明一样，我问自己，如果没有语言的发明，没有词语，没有对思想的分析——音乐是不是可能存在的精神之间交流手段的唯一例证。它就像一个在虚无中终结的可能。”在象形文字，即没有解码的密码的意义上，书写与绘画、音乐能够相遇。奈莫洛夫所说的绘画演变的三个向度在诗歌与音乐中也相似：首先是更为精确地再现(蜡像的魔术与艺术再现不同);第二个向度是“装饰、韵律、形式、形状”的方向，一种抽象性。第三种是“语言的方向、字母和符号”，终极是书写的魔术。艺术符号如同书写的语言一样，“大地的形式和本质上升起来，并获得了一种心理和精神的品质”，它是对世界自身的一种抽象，却保持着与语境深入关联着的细节。
如果我能够清晰地理解与表述一些事情，思想就更渴望置身于难以言表的“语境”之中，从而促使自己的表述去说一种新的语言。就这样，思想依据其自身既难以摆脱的责任又嗜好诡秘的双重性像重锤一样摆动。
写作法则
一座山的垂直向度布置了地球不同纬度的景观，一座山自低向高生长着不同的植物群落与其他物种，以及因温差而形成的多种景象，一座山的确集中了四季。写作是一座山而不是平原的延伸，垂直囊括了纬度上的差异，并且提高了密度与多样性的并存机会。
可见性的恩惠
一棵树总是比一栋大楼有更多的细节与变化，它接纳风、鸟、云影、光线、雨雪、季节与晨昏的方式比一栋大楼远为丰富。没有世界的细微变化感官就会沉睡，是不会做梦的沉睡，纯粹的失去知觉。人们越来越生活在感觉的贫乏之中。以至于置身于当本应激动感官的环境，人的感觉依然在沉睡。
可见性越少，感官越是接近沉睡，可见之物越是醒目，感官越是活跃，但它也越接近有梦的睡眠。一个完全醒着的人给人的感觉是缺少了智慧与情感的某些核心的部分。迟钝的人是完全沉睡着的。人一边醒着，一边沉睡。意识缓缓地延伸至无意识。睡醒两栖的生物，如同生死同体。
清晨
早晨五点钟太阳升起时大地笼罩着一种气息，带着夜气的红色太阳可以定睛凝视，它的上升如此安静如此圆满，苍天回应着一个更深的球体，太阳光给树林土地镀上了一层厚实的铜色。一会儿它们就失去了这份质量，而气息也将消散。
一天之中的每个不同的时辰拥有相异的气质。时间不是均质、均值的。黄昏、黎明，正午、午夜，与意识有不同的对应。意识显示出不同的波动，情绪曲线也不一致。对时钟刻度的观望使人忽略了时间的微妙寓意。
物质与符号
差别存在于对符号的非物质性的认识，物质的符号性的意识。能够在物质形式中辨认出符号是智慧的特性。
既非必要亦非可能预测未来。不需占卜。不能奴役未来。应该听任其处在不可预知的自由状态。提前知道未来就是取消了现在的自由，取消了可能性。一切符号都只能重新理解过去，监测现在。生活从来不是自动实现其预言的过程。应该从占卜者手中夺回自由。
可逆性
思想得以更新自身的机制是始终与比喻保持着一种可逆性的联系。那些相信自身是完备的真理而不需要隐喻的思想将因为脱离非概念化的语境而僵化为一种虚假观念。隐喻为一种思想感受保持着一个有效的时刻。
比喻
一种特殊的知识领域不仅意味着一种专门知识，也是对世界的一种认知方法，生物学家掌握的是一种对世界的生物学认识，即一种生物学的比喻话语。同样有地质学的，遗传学的等等。诗歌也同样，是一种专门致力于以比喻表达其认知的方法。
不解
很多东西一制造出来就是废物，可是仍然有人购买。政府和企业的债务已成为这个时代最大宗的热销商品。很多书就是纯粹的蠢话，也有人当作文学或学术购买。愚蠢会找到愚蠢，弱智会崇拜弱智，这是它将继续愚蠢与弱智下去的理由。
一个不再被人喜欢的明星不甘寂寞，一定要以讨人嫌的事件让人们再次知道他。那些曾经是明星的人总是没有想象力地重复这自我作践的最后一幕。他们害怕被遗忘，一定要以自身的丑闻与愚蠢抓住那些低贱而健忘的注意力。眼球经济与明星制度以此种方式回收并同时出卖了不朽性的渴望。
社会之死
一直不偿还过去的道德债务，一个社会彻底透支了自身的未来，它活在没有未来的地方，比一个高龄的老年痴呆症还要糟糕，活过了该活的时间，事实也可以说，它已经死去。
最难以理解的是假装继续忠实于原教旨主义的政客们，他们竟然甘愿扮演死人，重复死人的言语，而甘愿放弃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的冷漠恰好与死人相似。一旦有人显露出个人的激情就显示了一种令人温暖的例外。
无论耿耿于怀于历史记忆的道德理性还是扮演“崇高”死人的政客，都将激情或“冰冷”的心智专注于过去。致使现在的未来一片荒芜。
幸存，或剩余的生活
幸存的人会改变生活，而不是继续重复过去。幸存者不是死亡与自己无关，而且侥幸逃脱。剩余的日子开始了，在灾难之后，在友人死去之后。他人的死为幸存者提供了教诲，许诺了自由。剩余的感觉就是缓刑的感觉，执行被延期，你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做一些自己的事了。剩余的生活是从轻松的、无债务状态开始的。似乎一切已用(他人的)死亡了断。剩余的日子，有一个期限，多出的日子，获得了馈赠的意识，是一个开端。剩余意味着新的活法，新的日子，新的写作。
他们会说这些、会记得这些吗?你们是幸存者吗?
告密
告密不仅是人对人的监控，一个人对一切他人的秘密警察式的存在，破坏了人对人的信任，告密也是在生活世界隔离人与人的隐性的牢狱，它利用人对人的戒心而使每个人都孤立起来。极权统治通过这种方式将人与人之间共同的对话空间、协作空间与公共生活空间清除了。告密是对社会的瓦解，极权主义由此得以将公民社会变成一座隐形的牢狱，将政府变成类似于秘密会社或帮会的东西。“告密社会”是一种双重的蜕化，即是个人的蜕化也是社会组织形式的严重蜕化。
宣传与恐怖
作为一种宣传，它的意图是向人们灌输它的意识形态而非传播实际的事件与经验，长期以来，宣传机构构筑了一座语言的牢狱，将人们与外部世界的其余部分隔离开来，使人们处在与真实信息或他人的认识完全隔绝的状态，并且将他人事先指认为敌对的。这样，即使他们偶然听见他人的话语与观点，也因为他人早已先验地被指认为敌对势力而消除了他人话语的真实性。由于宣传机器制造了一切他人都是敌对势力的先验思维框架，人们再也不会有反省自身的机会。由于敌对思维的驯化，人们遭遇不同意见时采取的不是对话，而是攻击，如果不能否认事实，就转而攻陷他人的本质、怀疑他人的真实意图。敌对思维总是能够自圆其说。由于是敌对的，由于他人先验的是敌对势力，一切真实经验都被装进了敌对思维的逻辑。诚实地对待经验的人会遇到逻辑上的困难，而敌对思维永远不会，由于事先排除了对真实经验的考量，它永远与自身的逻辑一致。一切意识形态的特征都是让经验服从逻辑。经验永远只是材料，只有逻辑才是自圆其说的貌似真理。那些不再相信宣传的人将直面他们的另一种命运：恐怖。不再相信宣传的人转眼就变成这个宣传与恐怖机制的敌人，成为生活在原先的自己人中的敌对势力的一部分。对付假想敌的方式是宣传，而对付内部的反思则依靠恐怖。大多时候，铁笼里的人们愿意抬高他们相信或假装相信的，装着不存在恐怖这一回事，这样人们依然假装拥有一种精神生活，而不是奴隶的生活，或被迫在恐怖下的囚犯的生活。制造了宣传与恐怖的统治阶级也乐于成全他们的自欺，保全他们的面子。
单向的批评
人们讽刺民主政府变成了公司，政府关心的主要是经济事务。这样的政府将人们简化为经济人或经济动物;可是这种讽刺竟然无视极权政府正在变成警察机构或秘密警察组织。后者将每个人——如果没有向权力致敬——都视为罪犯。
符号与真理
意识到人的行动是与客观真理相分离的，即人的行为并非是历史法则的直接体现，接受这种分离是有益的。就像在理性状态下，人们普遍接受教会并不是神在人间的完善意图的代理人，教会与神并不重合，二者是分离的，是一种启蒙一样。今天，民主社会的法律也不会与永恒的正义直接统一，任何一种社会的现行法律也不会是最高正义的完备体现，然而这一切并不能变成彻底否定它的理由，因为它自身并不宣称自己是终极的真理。法律的存在与法制社会最大限度的遏制罪恶与违法行为，然而并不能杜绝或根除它。它没有这样的幻想。它也不会宣布自己与所谓的社会或历史法则的“本质”相统一。相反，那些以绝对的真理、绝对正义的体现者为名所建立的政权往往是对一个社会实施了一种恐怖统治。极权统治往往认为自身与历史的本质相统一，认为自身就是“本质”的化身，是历史法则或所谓客观历史规律的体现者。因为极权主义不接受符号与真理的区分，不接受暂时的法律与永恒正义的距离，不能意识到人们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的行为与历史法则之间的非统一性。事实上，人的行为与行为准则也不能被纳入不可捉摸的，而且巨大的历史法则的参照之下。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们却往往被驯化成一种极权式的思维，他们不顾自身社会历史的具体语境，也无视自身所持的所谓理想主义或者说绝对主义的荒诞性，却以绝对主义、“真正的”的民主自由来诋毁式地理解成文法与永恒正义之间的间距，批判法制社会的“虚伪”，仿佛对历史法则的极权式的妄想才是真理的忠实体现者。因而，在成为民主社会的成员之前，我们首先要使自身成为思想方式上的民主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接受符号与真理的分离，表征与意义的距离，行为与意图的统一性的分离，接受行为与终极价值的非统一性，这是我们变成民主的和自由的存在的一种条件。
反对简化
我不会为那样一种要求写作：他们极度地要求简化。一切东西不是此就是彼。一切东西都只有一个结果。他们没有能力关心过程，更不容忍思想过程。他们对一切都只要求一个标准答案。简化思维是极其粗暴的。简化最终参照的是白痴的意识标准。一切思想表达都不多于“事实”本身。这个世界上他们只能理解最愚蠢的语言：宣传语言。反对把“书写”行为退化至“说话”。在说中是疯狂的东西在写中可能是希望。
我不能服从这样一种比专制的意识形态更加无礼的要求：把语言活动简化为信息的传达。语言的开放性，词与词之间、句子之间的空隙，都处在信息的表达之外，向意义的生成永远开放着。有一种无礼的要求就是，把人们的想法统统关进这扇牢狱之门。
风
回到安静的房间，听着窗口的风声，比听到许多蠢话更有意义。怎么风就从听直达心底了呢?怎么呼呼的风显然就有了意义呢?自然现象是如此稀缺，以至于任何自然显灵的事物都开始具有了意义。降雨、闪电、下霜，尤其是下雪，已成为一种令人欣悦的稀罕事件。北风从蒙古高原吹来，从西伯利亚吹来，带来了一丝不断弱化的清凉气息，风吹来，携带着近处林中的喧响。
海水淡化
临近海岛的时候，与飞机逆向飞行的是云层，在热带季风的催动下，大片云层连绵地飞向北方，为缺水的土地带来夏季降雨。通过飞机的舷窗，我看见一项人类社会在绝望中梦寐以求的工程：海水淡化。大自然每天就在进行着这项工程。太阳蒸发着海水，云雾升上天空，随着热带季风给人们带来大量降雨。这项工程如此巨大，在全球范围内尽显其能，而且，比之人类的科学技术所梦想的海水净化来，大自然的海水淡化无需投资，无需资本，无需技术操作，无需企业，无需人力，无需政府，无需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也不会像人类的其他技术发明一样解决一个问题同时产生三个其他问题。我们所应做的，难道不是让自然运行其自身吗?
愚蠢的知识面孔
生活在一个教育普及、知识与信息爆炸的社会，在我们身上愚蠢与有知识不再矛盾，许多人正在成为一种“愚智”或“智愚”之人。今天，真正的愚蠢不是无知识、弱智或传统的“没文化”，今天的愚蠢是文化知识所精心培育的。真正的饱学之士才有可能极其愚蠢，他们智商极高，极其聪明，拥有大量专门知识，占有超量的信息，然而却愚不可及。正是这样的愚蠢才极富蛊惑力，拥有许多追随者与崇拜者，并且能够将愚蠢变成一种难以遏制的巨大能量。生活世界的毁灭总是从这样的愚蠢被追捧开始到来的。
没有风险的道德热情
他愿意以浪漫诗学或艺术的绝对真理批评“资本主义”，却不愿意从相对的道德尺度、最低限度的社会伦理标准批评他生活于其中的缺乏基本自由的制度。因为后者的问题是世俗的，而前者似乎不问语境都是正确的。他自身饱受奴役专横却以绝对的理由批评他人自由制度的缺陷。他甚至不愿意承认他人相对自由一些社会也相对公正一些。他不去考虑摆脱自身的奴役却幻想去解决他人的自治社会的问题。而他生活其中社会的任何问题，却都被认为是外来原因所致：即帝国主义及其各种敌对势力所致。
在对民主的非议中，有意强调希特勒是民主选举上台的这一“事实”，有意忽略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经济危机的时刻纳粹党靠着煽动排他的民族主义，靠着煽动对少数族群的仇视情绪赢得了多数的支持，而这个多数只是一个创新燃起神话意识的主体民族。希特勒不是靠着民主、自由，而是靠着非自由的民族主义寻找危机时刻的替罪羊狂热上台的。尤其这是一个在此前因战败饱受屈辱的急于提高自我认同的民族。
恶之魅
一个人要有足够的恶就总会受到膜拜。一个人邪恶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打不破的个人神话，甚至是一个民族的愚蠢神话。就像一个人更加专横就会有信奉者一样。而且，总有些人智商过人，喜欢把不可思议的恶与专横霸道之人神话化。似乎如果其思想言行不符合人性的逻辑就一定暗含着神秘甚至是神灵世界的逻各斯了。这长久以来成为一些不可思议的哲学家的拿手戏。效劳于强大的魔鬼总是比效力于脆弱的善让服役者自觉其神圣狂热。
换句话说，邪恶有一种美学上的魅力，这就是小说戏剧中的坏人容易生动的原因。邪恶的事物因为其令人恐怖而吸引着人。似乎邪恶中有一种其他事物所没有的“本体论”的神秘。这也是一些政治浪漫主义者和一些半吊子文学家即所谓的诗人哲学家着迷于纳粹的原因。在这种对恶的审美着迷中，他们自己似乎也成了自我投射的“超人”或幻想的“神圣者”。
当远程技术成为信仰的时候
技术所解决的是远程、迅速的交通，人、物的搬移，信息的传播，都能够即时实现远程的、穿越时空的交流。毁灭的力量也同样获得了远程、迅速打击的能力。我们度过的短暂历史也已经让我们了解，如果荔枝能够比两骑快马更快地带到我们身边，魔鬼也能够找到这条远程、迅速的“弹道”路径来到我们身边。如果这些远程即时交通技术消失了，我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灾难呢?世界会即刻变得安静起来，那些有折腾劲的人没有了翅膀。我们的生活会符合我们身体的特性，会在符合身体特性的边境里更加舒适地活动，不是技术机器替代性的虚假运行，而是身体自身的有效运动，而且在符合身体规模、人性化的环境、符合身体的各种感知形式的活动空间中，回复那些被机器所取代了的真实的与事物交流的能力。——事实上，谁需要如此远程的空间，而且迅速地占有呢?只是这个世界的极少数占有者，“入侵者”，他们对一切生活空间进行了远程、迅速地殖民化。而普通人所需的目前依然不超过他们身体能力在一日之内所活动的范围。一种良好的生活就应该建立在身体活动的日常半径之内。不需要即时交通工具把他们的身体转运到过于遥远的地方。
远程，迅速，是我们时代虚无的神学。更远、更快，如同一直在催促我们冲向毁灭自身的花衣吹笛人。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盲目的崇拜远程与迅速，世界就不至于如此糟糕。毁灭性的力量就不会从遥远不可预测的方向迅速地击中脆弱的生命。
个体
个体在这个世界拥有什么?拥有什么力量?什么样的参与能力?在政治极权化，或政党化，军事国家化或党国化，经济公司化或特权化的时候，个体的政治意愿或自由意志不是纯粹的空想吗?个体的路程上有通往社会的路径和参与技能吗?没问题，一切感受都依然属于个体，爱，激情，仇恨，震惊，绝望，危机，风险，孤独，眼泪，病痛，弥留——甚至连这些浪漫主义个体以来的秘密资源也在枯竭，更多的却是它们的消失，激情的淡化，属于感受、属于个体意志的东西在弱化，犬儒化，感受性退缩到怨妇式的感受方式之中。而那些仅存的仇恨与复仇，那些牺牲与恐怖又如此令我们感到害怕，成为我们合理谴责的对象。控制体系又深恐人们把个体的问题塑造成社会问题，把个人的不幸与无力感塑造成政治的潜能。社会控制体系又在刻意消解个体蕴藏的社会性内涵。因此个体，只剩下语言的领域，可是，这是在思想、在文学的角落里的窃窃私语。有什么形式能够将这些窃窃私语加以扩音吗?有什么能够将个体的声音塑造成如同“议会”里的辩论吗?
——话语之中的缝隙敞开了，需要逻辑与经验的话语将之填充，展开。
什么是政治?
只有苦难的政治而没有痛苦的政治吗?只有极端不幸的政治而没有基本尊严的政治吗?只有外在事态的政治而没有内在感受的政治吗?不能塑造出新的政治问题新的参与和解决方式吗，既然在生活世界发生了如此之多的变故之后?
存在着不是新闻、不是事件的信息吗?认知似乎已经变得如此粗糙，只能听见爆炸、群体和被屏幕放大的声音与形象。这就是野蛮。需要关心的是被消音的，被屏蔽的，没有被允许发生的，或者：没有被允许听到与看见的。甚至还没有话语的东西。
屏障
我住在破败城市或者说乡村的边缘，乡村背景就像晨昏与四季一样，提醒我注意哪些是基本的东西。这个背景像一种免疫或检测装置，使矫揉造作的时尚难以通过它旷日持久的沉寂。这样我有了三样相互参照的东西：书本，电子信息，土地与植物。前者不断扩展，后者却是一个沉默的屏障。过分时尚的东西收到了一份迟到报告。
诗人之见
民主是人们获取了为自身利益而从事于政治或社会活动的权利。它当然不是一项圣人的事业。就像利益与欲望永不会像信仰那样置自身于绝对真理的位置。相反，这一历史运动是将宗教所禁忌的、没有获准满足的欲望作为个人生活的目标，资本主义只是欲望的一种最具合法性的形式。技术、经济和整个制度设计保障、调节其运转。浪漫主义者，诗人，艺术家，独裁者或有独裁倾向的人们，受惯了奴役的人们，狂躁的智者和半生不熟的圣人，都本能地反对这一世俗的历史倾向。或者说，一切崇高的或卑微的唯心主义者(理念论者)都会对此嗤之以鼻。这个反抗的群体中的大部分人们时常忘记了，他们中间的仁慈者出于人性和幸福的世俗概念有保留地支持这一倾向。他们保留的是他们心中的诗篇。这样他们就不需要用诗歌来写黑煤窑、透水事故、腐败的政治。因为他知道，人们会在新闻、司法和议会里去解决它。而要人们在议会里去讨论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要人们停下手中的钻探、鼠标、酒杯，讨论诗歌中的启迪还为时过早或为时已晚。
依赖动力的时代
鸟在飞翔。动力不用人发明，鸟吃了虫子、草芽等等。这一点点常见的东西就成为飞鸟似乎无尽的动力之源。人没有翅膀，却要飞行，需要飞和呼啸的速度，因此现代社会高度依赖动力及其能源。他靠外置的动力系统弥补翅膀的缺少。不幸的是，还有从弹弓到弹道导弹飞翔和集束炸弹打击的速度，也依赖这个动力系统。
一种不能阅读的书
抽出博尔赫斯翻看几页，二十几年前的岁月里我曾经喜欢过他神秘的声音。而今读来就像是根本不属于我的东西，似乎从来也没有属于我的所谓精神生活。它属于某个漫游式的阶段。今日看他是非法的，如同错置了不同地层的化石。
与生活同步
随笔的意义在于它与思想的线索同步，也与生活的电流相互交汇。其他的，都是滞后的形式。连新闻也要滞后于生活几秒钟：随笔描写了依然只是刚刚发生在头脑里活动的踪迹。
观看
在西域，地貌为观看提供了节日。在大地的微微倾斜中，这是视野的复原，眼睛的绝对康复。在戈壁滩遥远的天边，地平线上升起似梦的残骸的水、树、村庄，使抵达那里的目光直接成为空间的冥想;到处是看本身的闪光。而山，在目光所及之处则直接成为一种思想。空阔的西域使观看成为一片新的疆土。这个视觉的新空间在移动中一直在拓展，它培育教化着观看。西域的山直接成为视觉艺术的各种造型。山，不同颜色、不同走势的山显示着地壳运动的初始意志，那些可见的意志塑造了山体的耸起与奔走。水，火，风，继续着对山体与沟壑的侵蚀。几乎仅仅是风的力量就塑造了被称作“魔鬼城”的丹霞地貌。这是风景的残酷意志。雪山折回了视线，但视野已经何其辽远。雪山没有挡住视线，雪山引导了视线的缓缓上升!
奥依塔克的牧人
生活在群山环抱之中，生活在山中谷地的草甸上，每天抬头看见冰川、雪山，成为固定的、几乎恒定的现实。是的：冰川、雪山、溪水，这是一个巨大的、运转缓慢的时钟，在他们心间，放慢了人世间一切事物的节奏。总是同样悠悠的白云，雪山，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时间感知与城市人群的时间之间存在着极其巨大的差异。这种心理时间差可能要以数十年，或以世纪或世代而论。我似乎预感到，那些不幸闯进他们心里的现代社会的支离破碎的东西，都因此被这个时差变得不那么真实了，或获得了别的、我不能感受的意义。甚至，连死亡、痛苦与贫困也被心理时差赋予了宗教般的理解。但是同样，在没有自然事物的巨大感受参照的情形下生活的人们，总是生活在鸡零狗碎中的人们失去了生命中更多的东西。
“重逢”奥依塔克牧人
在奥依塔克，车子一晃而过时我认出了山坡上的那个柯尔克孜牧人家。从冰川返回的时候我停下，走进帐房时女主人拥着棉被睡觉，等她起身走出帐房，我开始比划着与她“交谈”，她的两个女儿也在。我在比划说我5年前来过这里，现在我带了女儿来。那时她的一个女儿刚生了孩子，我已猜出旁边的一个小女孩就是，我问他们家的留着胡须的爸爸在哪里?她们终于明白了，比划着回答我的问题：小女孩5岁了;爸爸上西天了;然后在草地上铺展毯子请我和女儿坐。仅仅5年，奥依塔克的冰川只能遥望，不能走上去了，冰面上铺设的木板拆除了，冰川已大量融化，下陷为一大片灰色深坑。在这里可以直观地理解地球气候变暖的缘由，除非冰川期再度降临我们的星球。柯尔克孜的牧人死去了，上次来的时候因为一个当地懂语言的老人的翻译，我与他们进行了交谈。现在因为语言不通，她们的生活也许还有别的人间冷暖，但我不能知道了。世界在变，这样的重逢已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了。
“现在”
时间切割得越细碎，生命的感知越短暂;“现在”这一维度被确定得越具体、越具有规定性，“现在”就被彻底取消了：“咔嚓”——时间像被斩首。“现在”的悖论意识：只有“现在”之死的那一刻才有“现在”。注意着不变的东西，或变化缓慢的事物，“现在”就变得广阔。这是只有生活在变化缓慢的事物之中的人才有的智慧。这是在车流人流涌动的场所所失去的心智。永恒之物退场后，机械、电子进入了这一心智结构。
风化与沉积
雅丹地貌显示了缓慢而持续的“风化”的力量。这是风化的原始语义的可见性的显示。旷日持久的“风化”显示为一种风光。在某些山体或溶岩中，“沉积”塑造了另一种风景。人们看到的都是时间的耐心的产物。它们是大地上两种不同的力量，时间的两种全然设计相反的时钟，产生着事物之间的缓慢的可逆性。
——我的笔记也许是另一种风华与沉积的产物。生活时间被吹散和凝聚，在语言的地层中缓慢地显现出来。
轻度痴呆
许多天的漫游不读书，明显感觉自己变得有些痴呆了。没有沉默中的阅读、书写，不停地见到一些人，连那些在旅途位移中获得的感知也淡漠了。你可以继续健谈，甚至沉醉于说话，可是一旦你开始写作就会发现：文字变得异己了。你可以把意思连起来，氛围却散去了。
错过故事
我十分侥幸地错开了事故发生的地方。意识的表面感受的是庆幸，更深的意识却遗憾没有遭逢事件。我不在场。而整个生活都是在绕着——走，在回避着生活中的陷阱。然而你却并不能够避开危机四伏的时刻。这几乎就是你写作的一个象征：你只是在个人生活空间上绕开了危机，然而你知道危机就埋伏在这个时刻。我再次想到居住在更为偏远地方的孤零零的牧人，大雪山隔断了社会信息，他看见的依然是过滤性的白云，雪山，羊群。而这些事物，本来就是具有治疗作用的。来自人类社会的，几乎都是有害物质：但一个现代社会的诗人，已经习惯于依赖这些有害物而形成抗体一样的诗篇。
以小人之腹
有些人总是愿意(被迫?)以失误行为、失控来表达他的意图。反抗者是这样，而权力者更是如此。反抗者时常缘于地位、能力、视野，常常被迫陷于绝望与极端;对于后者而言，失误的方式似乎才能表达赤裸裸的权力本性，失控的局面才允许权力的为所欲为。虽然他们有许多选择，可他们愿意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失控”。哪怕以无辜者的生命为代价。而在那些反抗者中间，一定有温和的，主张即使是绝望的对话也要对话的人，在此刻显得十分软弱，头脑更简单的暴力分子则因为失误行为显得不妥协，至少令人不容忽略。因此，他们永远搁置了对话，搁置协商精神。
一种权力的两种面相
幻想的理念已脱尽魔魅，一个政权的执政者只剩下两种人：一种是流氓，从形貌到内里都不折不扣;另一种是慈悲之人，尽管罕见，却一再地借着苦难出现在人们面前，一再地给人们对权力与社会好转的幻想。其实哪一种都不再是这种权力先前幻想的那种人。但流氓无疑与权力的本性结合得更天衣无缝，慈悲的人总处于危机之中：慈悲不符合任何一种权力的本性，但有时符合权力愿意让人看到的面相，这是慈悲者依然能够在一种已经相当腐朽的权力阶层中时隐时现的秘密。
写作法则
如果它已经是强势的，如果它掌握了或掌握过巨大的权力，那就用不着再费力证明它是正确的。
符号与事物
一个星期，欣赏着被表演的欢乐，被表演的作为民俗的婚礼，从一个木卡姆弹唱到另一个维吾尔歌舞晚宴，同时欣赏着被展示的风景，风情和微笑，似乎南疆总处在发情期，可是这既非婚期也非节期，情感是模拟的;将这些情感的虚拟符号与胡杨林与撒塔尔、巴扎与麻扎以及被展示的政府新农村组织在一起，他们以为：这些就是诗。其实这是文化差异的廉价租让，是原生态的打折出售，而消费者——人们——我们纷纷将镜头对准了风景，和风景没有二致的民族风情。他们一直在用表演代替行为，我们一直在以热情地观看忽视真实的世界。遮蔽观光者的相机是一种简化和过滤世界的方式，其中省略了更像是戈壁的草原，省略了一个又一个维吾尔村庄，省略了它的日常性，一晃而过的路边上不知要去哪里的神情茫然的人们，这些被展示符号所省略掉的、无言的真实，也许就是被符号所隐蔽的、失落的话语。
至今回想
我依然得承认，一种纯净的眼神，她一定一直在把沙漠之外的世界看成是善的，值得喜欢的，街边散发着香味的烤馕，一种微弱的光依然在暗暗地赋予这个地方一种飘荡的魅力。苦难与不幸不是今天才有的：也许那种眼神的魅力就是闪烁着的苦难。
我依然得承认，在暴力杀戮之后民族是一个坏符号，它无端地隔离了人们之间坦然的交流，有时仅仅是因为我们是不同的“民族”。而存在着和平方式交流的时候，即使要靠着可笑的手势，民族是一个福音式的差异符号，使我们对他人和他人的世界充满着热爱——即使是旅行者的爱也是一种好奇式的热爱。民族这个符号像一只手：既可以温暖地向他人伸开，也能够攥紧了拳头。伸开是信任，攥紧了是剥夺。
我承认我写，重复地写，反复地，是因为我知道，此刻许多人在害怕、在哆嗦，许多人在哭泣或怒火中烧，许多人此刻正叹息，甚至：曾在我心中激起微微惊叹的那双眼睛也许还在流泪。
一天傍晚
又是爆炸，又是灭门案，又是分尸案——傍晚，当你在电话突然听到一个强硬无礼的口吻——这个傍晚，我突然对人失去了信心，我本来一直对他抱有善意，但一种近乎无赖的语气让我一下子不认识这个人了。也许我压根儿就不认识他。我想像了一个善良无辜的他，甚至包括他不久前经历的痛苦。
安全设置
每遇飞行中的颠簸，乘务员即刻播报说：请大家系好安全带，洗手间暂停使用，正在使用的请抓好扶手。——颠簸往往就这样过去了。如果持续的颠簸发生，它能够说的已经说完了。无论飞行遇到什么情况，其实它能够做的无非如此。包括如何使用氧气面罩的演示。包括所谓的安全设置，当危机真正发生时它很少具有真实的功能，但却无疑是关于安全的符号设置。这些指示并不能化解真正的危机，只是在危机的迹象出现时不能让人听不到任何解释与指示。在社会危机发生的时刻，人们也在迅速寻求如此无用的解释与指示，那是政客们的安全演示，尽管也只是安抚性的、没有实际功能的，但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要。不可预测的复杂性的认知、化解危机的努力似乎不如简单的一目了然的论断重要。至于真实性，似乎还是不知道为妙，以便毁灭来临时带着希望的面具。
顿悟
再次自我确认——修正一下：一个透过隐喻的社会观察者?一个对社会修辞学作诗学解读的人?一个揭示社会符号学的文学性的批评者?或者，把这个叙述反过来也是?但休要在修辞学中让思想变得轻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