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幻中的历史新热
科幻似乎总是关于未来的，将科幻与历史相提并论，是近年来才在中国科幻“更新代”中开始的一股新潮。作品集《中国科幻大片》《科幻中的中国历史》《时间外史》等的相继出版及相关批评共同塑成了“历史类科幻”这一新的分支。这是就创作题材而言，而在此之前已有研究者从历史角度将刘慈欣的“三体”系列阐释为民族寓言。刘慈欣在其科幻理论与随笔、访谈中显露出强烈的未来意识与目的性，看起来与历史性解读格格不入。但是正如宝树在《当科幻遇到历史》中所写：“科幻中蕴含着更广大深远的可能性。它仿佛双面的雅努斯神，既朝向未来也回望过去。”这种可能性其实一直都在—— “当人们投入一种崭新的未来时，也必然带着他们的整个历史。”[1]
“三体”系列本名“地球往事”，整个故事讲述人类作为一个种族与外星文明的遭遇。当接纳了科幻的历史视角，就会发现“种族”与“民族”的天然相似性、可类比性，自然联想到科幻对未来种族故事的书写与民族历史之间的联系。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小说情节与中国历史一一比附，尤其是对于“三体”系列这样复杂的作品。《科幻式的异文化表达—— 〈三体〉的文学人类学解读》很有新意：“从各种意义上来说，三体文明都是对日本文化的一种影射。当然，以历史的整体眼光来看，三体文明更多的可能是近代以来所有妄图瓜分中国的列强的共同象征。人类的几次反抗则可以视为近代中国为探索救亡图存的各种尝试，中间人类科技的进步类似洋务运动的短暂繁荣，最终‘末日战役’的一败涂地影射了甲午和辛丑的惨象。”[2]但后文一发不可收拾，直至将罗辑类比为早期共产主义领袖，明显过于牵强。
相比于庞杂的“三体”系列，中短篇小说或许更适合进行这种原型解读。以郝景芳的中篇《弦歌》为例，故事设定在未来，已经高度发展的地球文明遭到了外星钢铁人的入侵，他们居住在月球上，取用地球的资源，只攻击抵抗的地球军队，对平民则比较宽容，承认钢铁人的统治就可以平安度日，而对于地球上的科学艺术群体甚至还给予保护。面对这样的入侵者，抵抗的意义令人怀疑。主角在经历一番内心挣扎之后，选择继续抵抗，最终以意料之外的方式成功地摧毁了钢铁人的基地。
《弦歌》并非历史类科幻作品，可是读者(至少对许多中国读者而言)可以很容易地遇见非常熟悉的历史的真实：钢铁人的进攻与统治可以联想到侵华日军“大东亚共荣圈”的谎言;臣服、投靠甚至崇拜钢铁人的地球人与当年的亲日派如出一辙;而少数抵抗者绝望的抗争正对应我国军民决绝的抵抗。郝景芳细腻的笔触延伸到无数细节与非常细微的心理，这些细节与刘慈欣在《三体II：黑暗森林》中“思想实验”的推论不同，它们似乎来自记忆，来自一个民族真实的创伤记忆。
这种民族的创伤记忆也可以不借助“种族”的寓言，例如韩松的短篇《一九三八年上海记忆》。在1938年上海的乱世中，人们选择通过一张神奇的碟片回到过去，寻找个人与国家的另一种可能性。这篇小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核心”，也并非对1938年上海历史的真实回忆，而像是错乱的梦境，但危亡与绝望的历史心境是真实的，透过历史的无数可能性永恒地烙在“我”的记忆里。
上述科幻小说中明写或潜行的民族记忆均有关外族入侵，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中最刻骨铭心的痛点，它通过“民族”与“种族”的可类比性进入以种族为描写对象的科幻视野，并成为中国当代科幻的历史意识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外族入侵的民族记忆还会以更加隐秘的方式潜行于其他科幻小说中，例如刘慈欣的《天使时代》与宝树的《关于地球的那些往事》。前者将其推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后者则在亿万年以后思念已被外星文明毁灭的家园。
二、中国当代科幻中历史书写的独异性
在世界科幻的谱系中，与外星文明的相遇自凡尔纳、威尔斯的时代起就一直是热门题材。如前所述，由于民族与种族显见的可类比性，对这种相遇的幻想往往隐含着作者各自的民族记忆。欧美作家对地球以外的空间、文明有强烈的探险、征服的欲望，背后是大航海时代的开拓欲望与殖民历史。中国科幻师法西方，对这一舶来的题材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演绎。从前述文本中即可看到，中国科幻作家笔下的征服者角色往往由外星文明扮演，而地球人只是被动地抵抗。这种演绎自然来自中国近代被侵略的历史记忆，即使当代科幻作家身处的已经是独立富强的中国，但民族历史的惯性已经塑成了内心深处对“他者”的恐惧。这种表述还不够完整，中国当代科幻对这一题材的处理其实还有更加丰富的层次性，一种是对高级文明的史前书写，如《赡养上帝》《关于地球的那些往事》;另一种是以中国人作为拯救地球危机的英雄主角，如“三体”系列的罗辑、章北海，《弦歌》中的林老师、齐跃、陈君。前者对应中国古代领先世界的辉煌历史，后者对应当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中国科幻史上，当代科幻第一次显露出如此浓厚而沉重的历史意识，在此之前，中国科幻更多地向前看而很少回望。中国科幻历史上与当代最相似的时期当属晚清，晚清一代与甲午战争的时间距离和当下与抗日战争的距离有着巧合的相似。不同的是，彼时的晚清尚未脱离民族危机，而如今的中国富强安定。相较而言，晚清一代科幻作家应该比当代科幻作家的历史痛感更加强烈、清晰，但事实并非如此。晚清的作者带着迫切的民族焦虑想象未来，兴致勃勃地建构了一个又一个乌托邦，立身贫弱却豪情万丈;当代的科幻作家却在大国崛起的语境中一次次回忆民族的疼痛、凝望人类的末日。
这种反差可以用“时间”来解释。晚清科幻的时间尺度以中西方的文明差距为参照，跨度不过百年左右;而当代科幻的时间以宇宙文明的兴衰为尺度，跨度可达数亿年或直抵末日。时间观念上，晚清科幻作者经西方科学理性(尤其进化论)的冲击，跳出了古典的循环时间观，逐渐建立起线性前进的时间意识，“进入的是一个新的时空，这是由工具理性所规划的时空，而这一时空的指向，是建设新的世界和新的国家”[3]。而当代科幻作者在摆脱了民族危机并基本实现了晚清一代的强国理想后，所探寻的是宇宙的终极。在巨大的时间跨度上文明以星球、星系甚至是整个宇宙为单位更迭，日常感知的线性时间被纳入了更大尺度的循环之中，这就使得“历史”与“未来”不再处于“现在”的两端，而具有了某种同一性。在晚清一代的时间轴上，历史的苦难会因为国家的发展而成为永远的历史，因而只需奋力向前;而在当代科幻的世界中，文明的演变会在漫长的时间与广袤的空间中无数次循环，历史的痛苦还将无数次重演。在这无尽的循环构想中，一个文明的兴衰不再具有真实历史的或然性，而在大尺度上必然走向衰败灭亡的宿命。这种认识使得当代科幻呈现与晚清不同的悲观态度，并在科技突飞猛进的时刻出现整体性的社会性转向。
共时层面，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科幻的民族历史书写也显示出鲜明的独异性。最突出的特点是宏大叙事，这同样可以用 “主流文学”/“纯文学”与科幻之间经典的“内-外”之别来解释。主流文学将整个时代、整个民族的记忆内化于个人的经历与感受;科幻则将个人符号化，纳入民族历史的整体书写中。
上述特性在“新生代”与“更新代”之间略有差异，但同大于异。从前文提到的作品集中可见，虽然在后者中出现了社会性转向与向内的倾向，但仍延续着整体性的视野与“个人”的符号化。
三、“当代”的内部演变与现实观照
强调科幻中的“种族”与历史中的“民族”具有可类比性，是一种解读方式。但二者的差异同样不能忽视，它们为理解中国当代科幻中的民族历史及其意义提供了钥匙。
从历时性角度，“种族”是“民族”的延伸，是经济全球化与问题全球化时代呼唤的“人类共同体”。从“民族”到“种族”，是利益单位与视野扩大的结果，这种延伸其实已经发生过多次。以中国历史为例，从原始社会的“部落”到分封制下的“国”，再到近代的“民族国家”，都可以看成相似的延伸模式，并形成一条延伸的链条。从《赡养上帝》《乡村教师》《关于地球的那些往事》以及阿西莫夫的《银河基地》等科幻作品中，还可以看到这种延伸的继续：它还可以由“人类”扩展到太阳系、银河系，甚至是整个“碳基文明”，或者在一些关于“平行宇宙”的作品中延伸为单个宇宙，如《纤维》《六道众生》。
现代性理论会强调这种延伸的内在差异，认为进行到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环时，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安德森将“民族”界定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4]，这种界定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共同体的最大区别或许在于“有限性”。即使有地域的边界与他者(蛮夷)的存在，但由于中国古代“天下”观的存在，这些有限的共同体都可以被视为是无限的;只有到了近代，在西方诸国的参照中建立了民族国家意识，才对边界、主权等概念有了“有限”的认识。从“民族”到“种族”的延伸中又发生了改变。近现代世界历史中，各竞争主体虽力量不均但在身份上都是对等的民族国家;但在地球人类与宇宙他者之间，我方的有限性依旧有效，但“他者”却变成了无限与未知的。
具有这种差异的“人类共同体”想象是否能像“民族共同体”一样激起某种热情——类比“民族主义”的“人类主义”?“新生代”与“更新代”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新生代”科幻作家刘慈欣相信并呼唤这种“人类主义”精神，集中表现于其作品中为人类而牺牲的英雄主义;但“更新代”的作家们则很怀疑这种团结的意义与有效性，例如《弦歌》中借人物内心活动所说：“爱国主义早已被诟病，此时的‘爱球主义’则更像一场笑话。”[5]郝景芳将文中“英雄主义”“民族气质”的消散归因于人类面对强大外星文明时的弱小与溃败，这种因果关系在民族历史中是不成立的，外族入侵反而会激起并加强民族主义，英雄主义也正是在此时最为彰显。这种因果关系的成立正在于“他者”的无限性与前述循环的文明观、时间观，所有的反抗都会因为失败的宿命而失去现实意义。即使在惯性(民族主义的惯性或者“新生代”创造英雄的惯性)的驱动下有少数人选择继续抵抗，“他也一定知道这不是英雄的抵抗，而是向悲剧结局迈进的毁灭的抵抗”[6]。刘慈欣崇高的悲剧感到“更新代”作家这里演变为绝望的反抗，宏大叙事中的英雄主义沦为个人选择之一种。
其实“更新代”的很多“新变”都可以在《三体III：死神永生》中找到源头：他者的无限性、必然灭亡的命运、宇宙维度的循环……正是这些因素最终杀死了刘慈欣所崇拜的英雄主义，而必然灭亡的命运对文明与艺术的重新肯定，或许也可以看做“更新代”科幻社会性转向的部分原因。
共时地来看，“民族”与“种族”对应着共同存在于“现在”的民族国家与“人类共同体”。在现实世界中，后者并未获得相对于外星文明才成立的政治性与主权。另一个不容否认的现实是，“人类共同体”与民族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即使作者关于人类共同体的书写只是对民族历史的借鉴，读者却也只能在民族历史中找到现实的对应;外星入侵的描写一遍遍地将读者拉回民族历史的痛点，科幻中所宣扬的英雄主义也只能在民族主义中听到回声。那么科幻对人类种族的民族式书写，是否会反过来造成民族意识的加强与人类共同体意识的削弱?
这对刘慈欣而言或许只是意料之外的逆转，但对“更新代”作家而言已经是一种自觉的追求。“三体”系列还有另一种民族寓言式的解读：将天真的地球文明与黑暗森林式的宇宙，对应于自成一体的古老中国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7]。在这组关系中，宇宙循环、他者无限等悲剧因素被取消了，刘慈欣的态度清晰地表现为发展进步的目标与不惜牺牲一切的信念。刘维佳的短篇《高塔下的小镇》具有与“三体”系列相似的寓言结构：田园牧歌般的小镇与周围弱肉强食的蛮荒世界的对立设定。不同的是，刘维佳的小镇是被高塔保护起来的，因此提供了两种选择：小镇中的人(自成一体的中华文明)可以走进蛮荒世界(全球化的浪潮)，但再也无法回到小镇;也可以安然地故步自封，美好但停滞。可以说刘慈欣的民族寓言是已经发生的历史，而刘维佳提供了历史的或然性;也可以说二者反映了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以及中国科幻在不同阶段的身份焦虑。刘慈欣的民族寓言与外族入侵的历史相联，关注点在于如何生存，而当时中国科幻的身份焦虑是如何在欧美主导的国际科幻中立足，同样是关于生存的问题。刘维佳的寓言发生在一个假想的“选择前”的时间，但安全稳定的小镇与弱肉强食的丛林却明显是当今中国与国际环境的抽象，生存已经不是问题，困境在于选择。投射出中国在融入国际社会、高速发展时的民族身份焦虑，以及刘维佳等“更新代”科幻作家的身份焦虑：如何用科幻讲出中国故事，如何形成科幻的中国特色。正是在这样的大国气象与身份焦虑中，“更新代”作家创作了一大批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科幻小说。其实无关历史，立意在当下。如果说刘慈欣“在历史感消逝的时代，通过想象未来去触摸历史”，那么“更新代”则是“在未来不可知的迷茫中，通过扣访过去以寻找前进的可能性”[8]。
科幻只与未来相关的时代已经过去，或者从未存在过。在科幻的符码里，可以看见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参考文献：
[1]宝树.科幻中的中国历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2.
[2]张未未.科幻式的异文化表达——《三体》的文学人类学解读[J].美与时代(下),2016,(5).
[3]杨庆祥.作为历史、现实和方法的科幻文学——序“青·科幻”丛书[A].宝树.世间外史[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
[4](美)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
[5]郝景芳等.弦歌：中篇科幻小说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24.
[6]郝景芳等.弦歌：中篇科幻小说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22.
[7]王瑶.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寓言[J].中国比较文学，2015,(3).
[8]王瑶.“新青年”的科幻进行式——“更新代”科幻作家笔下的中国与世界[A].王瑶.未来的坐标：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科幻论集[G].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