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冯至在1948年再版《十四行集》时，曾写了一篇简短的序言，为我们了解十四行诗的诞生提供了一些线索。
1941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冯至走在山间的小径上，仰起头望见了“几架银色的飞机在蓝得像结晶体一般的天空里飞翔，想到古人的鹏鸟梦”，“随着脚步的节奏，信口说出一首有韵的诗， 回家写在纸上，正巧是一首变体的十四行”。由此开端，冯至在大约一年的时间内，连续写下了二十七首十四行诗。在此之前，从1930年到1940十年内，冯至只写下了十来首诗。但这十年的光阴对十四行诗的产生实在起了很大的作用。十年的时间，使冯至在现实生活的经验上和对生命的思索上都丰富和成熟起来。
有的诗歌是在情感激烈冲突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有的却是经过了平静的思考后写出来的。后者对情感有一个冷却，表面上显得不那么灼热， 内心里其实是更加深刻了;后者还能使人和激烈的情感拉开一定距离，对情感的反映更全面，更真实。冯至十四行诗正是这样一种写作。
冯至在序言中还写道，“有些体验，永远在我的脑里再现，有些人物，我不断地从他们那里吸收养分，有些自然现象，它们给我许多启示。我为什么不给他们留下一些感谢的纪念呢?由于这个念头，于是从历史上不朽的人物到无名的村童农夫，从远古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从一个人的一段生活到许多人共同的遭遇，凡是和我的生命发生关联的，对于每件事物我都写出一首诗。”经过深切的思索，情感状态不是“盲目地陷入”，而是“深情地凝视”，因为深情，所以才能够深刻， 因为凝视的距离，才使得作者能够展开如此宽广的视域。冯至的视点又不是凌乱的，而是“和我的生命发生关联的”，这就给看似零散的一切找到了一个中心：生命。生命是活的，诗歌的抒情也就成了活的抒情。一切存在和过往在生命的关照下，才变得鲜活起来。
《十四行集》囊括的二十七首诗不是杂乱的，而是经过了诗人精心的安排。第一首是开启，第二十七首是总结， 中间则是作者对于生命各个方面的思考。可以根据诗歌表达的内容将这二十七首诗分为几组。
二、几对关键词的分析
领受和安排
第一首《我们准备着》和第二首《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是一组。粗略地说，第一首偏于讲生，第二首偏于讲死。
《我们准备着》为整组十四行诗定下了一个语调。“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语调是虔诚的。抒情主体是我们，“我们”不是一个一个人的集合，而是整个人类的生命，是整个人类的命运。从生命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注定了一生要面对自己和世界，面对世界给自己带来的一切。对一个有生气的生命来说，世界不是绝望的，世界同样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事物不可能是绝望的。世界上一切的变故对他来说都是“奇迹”，无论是彗星的出现还是狂风乍起，他都会以虔诚的心来面对。在这儿，我不愿将“彗星”按照中国传统的灾难象征来理解。冯至的十四行诗受外国文化影响极深，我想对诗中意象的理解也不应遵循中国的传统。在这儿，将彗星理解成光明或许更能切近诗人的原意。彗星的出现和狂风乍起分别象征了生面中的欢悦和困厄。诗人接下来说，“我们赞颂那些小昆虫/它们经过了一次交媾/或者抵御了一次危险/便结束了它们美妙的一生。”交媾是生命力的表现，是欢悦的，危险则是对生命的侵害，是生命经受的困厄。两者刚好照应了“彗星的出现”和“狂风乍起”。诗人对于两者所持的态度仍然是“赞颂”的，在诗人看来，这样苦乐相杂的一生是“美妙的”。
第二首《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虽然讲的是蜕变，讲的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死”，却没有一丝无奈的情绪。“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我们都让它化作尘埃：/我们安排我们在这时代/像秋日的树木，一棵棵/把树叶和些过迟的花朵/都交给秋风，好舒开树身/伸入严冬;”这其中，“安排”、“交给”、“舒开”“伸入”等动词，都充满了主动的色彩。也就是说，在诗人眼中，生命的变化并不是一件被动的、无可奈何的事。生命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这种变化是新生，是前进，而不是衰退和消亡。扩而广之，死也并非一切的结束。相反，死是生命得以完整的一部分，面对死，我们完全没必要悲悲切切。诗人在诗中打了三个比喻，说死就像一棵树木进入严冬，就像蚕蛾蜕化，就像“歌声从音乐身上脱落”。树木在严冬准备着来年的新绿，蚕蛾丢下残壳才能长出会飞翔的翅膀，脱落了歌声的音乐才变得更加纯粹。死也是暂时的，死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的潜藏，生命的升华。音乐的身躯最终化作了“一脉的青山默默”，这时，生命已经由个体上升到普遍了，生命扩展到了与天地万物浑然的境界(这有点老庄的意味)。但也要注意，这首诗的主题并非“死亡”，而是“蜕变”，死亡只是蜕变的一种，或者说生命蜕变的终结。
对生命的“领受”，对生命进程，包括最后的死亡的“安排”，既是虔敬的，又是主动的。生命获得了一种凝重的力量。
壮大与渺小
第三首《有加利树》和第四首《鼠曲草》可以看作一组。一二首是生与死的对比，这两首则是壮大与渺小的对比。
有加利树和鼠曲草，前者是壮大的，后者是微小的。但这儿所说的壮大和微小只具有物理上的意义。有加利树“筑起一座严肃的庙堂”，“又是插入晴空的高塔”，伟岸的身躯成为诗人的引导，为诗人的生命提供了一个路标，使诗人的生命找到了一个归依，诗人愿化身为它“脚下的泥土”。使人对它的敬仰无以言表。鼠曲草不过是“一丛毛茸茸的小草”，但再渺小的生命也是生命，鼠曲草“不曾辜负了一个名称”，“不辜负高贵的洁白”。在诗人眼中，它同样是伟大的，它的伟大是不张扬的，而是在“否定里完成”。躲避世俗的名称，过渺小的生活，毫不引人注目的身躯却“不辜负高贵和洁白”。生命的意义在平凡的背景上彰显出来。生命是无所谓大小的，生命本身的伟大也是同等次的。微小的鼠曲草和高大的有加利树在生命上具有同样的意义。诗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同样伟大的生命，它们对诗人自身的生命也具有同样的指导作用。物理意义上的壮大与渺小的对比，与后面进行的社会意义上的伟大与平凡的对比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在这两首诗中，诗人还表达了生命的宁静和世界的喧哗的对比。有加利树“犹如一个圣者的身体/升华了全城的喧哗”，鼠曲草使一切触及它的喧嚣凋落或者化为静默。世俗的喧嚣对于生命本身来说，都是转瞬即逝的，对生命造成不了深刻的影响。真正支撑起生命的，应该是内在的精神。这也进一步消解了物理意义上的壮大和渺小的区别和意义， 因为物理意义上的东西无疑是速朽的。
个体与群体
《威尼斯》、《原野的哭声》、《我们来到郊外》是一组，主要表达的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
生命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单个单个的，都是寂寞的，“一个寂寞是一座岛”。世界上存在无数的生命，但如果没有交流，再多的生命在一起也不过是“千百个寂寞的集体”。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立的，只有一个个生命拉起手，“一座座结成朋友”，才能形成一座有生气的城。交流使得个体生命之间充满了温暖，“当你向我笑一笑/便像是对面岛上/忽然开了一扇楼窗”。生命的寂寞被这微笑打破了。但诗人又难以安下心，“担心夜深静悄/楼上的窗儿关闭/桥上也断了人迹”。人与人的交流并不是很牢固。这种担心在第六首《原野的哭声》中达到了极致。
原野里的村童和农妇无休止地哭泣，他们把自己镶嵌在自己的世界中，“像整个生命都嵌在/一个框子里，在框子外/没有人生，也没有世界”。他们孤立于人世之外，他们的孤独找不到出路。这样的生命无疑是绝望的， 因为没有交流，一己生命也就被扩大成了宇宙，那一己生命的绝望也就是整个宇宙的绝望了。
第七首《我们来到郊外》写的是当时的现实生活。1941年的昆明， 时常遭遇空袭，躲避空袭也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这首诗正是由昆明市民到郊外躲避空袭引发的。听到空袭的警报，“我们来到郊外/像不同的河水/融成一片大海”，河水汇成了大海，个体融合成了群体，力量也随之增长。这个因共同的原因——空袭——汇集成的群体，能否具有共同的目的呢?诗人说“有同样的警醒/在我们的心头/是同样的命运/在我们的肩头”，诗人希望人们“要爱惜这个警醒/要爱惜这个运命”，但诗人的担心仍未消弭，如果一时的危险过去了呢?会不会“那些分岔的街衢/又把我们吸回/海水分成河水”?如果群体的形成是因为有共同的危险，那一旦危险消失，群体的分崩离析也就是必然的了。
群体使得个体生命摆脱了孤独的命运，个体生命又增添了群体的力量。在诗人看来，个体是依存于群体的，群体的命运决定了个体的命运。生命不是自足的，而是向外敞开的。
伟大与平凡
前面几首诗，诗人把目光放在了生命本身以及生命聚合成的群体上，生命是无名的，普遍的。接下来的第八首到第十四首，诗人的笔触则指向了具体的生命，即历史上具体的人。
第八首是一个总括。那些能够飞向星辰的，都是“最好的儿孙”，这些人在历史上用他们有限的生命撑起了人类精神的高度。他们自己处在星辰的位置，时刻不忘的却是纷纭的人间，总想着学习“怎样运行，怎样降落/好把星秩序排在人间/便光一般投身空际”，这是儒家“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然而，这一切对于诗人来说却已成为一个旧梦，那个旧梦已经化作“远水荒山的陨石一片”。始终看得出诗人的无奈和自责，也引起了诗人对那些“飞向星辰”的人的敬仰。
第九首《给一个战士》写的仍是一个无名无姓的人，但他已经是一个具体的人了，他是靠战士的职业具体起来的。战士“长年在生死的边缘生长”，战士的生存条件是严酷的，却保留了生命的尊严。与此相比，生活在安逸的城市里的人们却堕落了。诗人将战士与城里人的对比，置换成了古代英雄和“变质的堕落的子孙”的对比，无形中将空间的对比置换成了时间的对比，时空的概念模糊了，这使诗歌的意义推广到了一个更大的层面上。从对比中，既批驳了城市的堕落，也批驳了现代的堕落。同时，战士的形象也就高大光辉起来了。战士犹如闪耀的星辰，为生存在堕落中的人们所仰望。
紧接着的《蔡元培》、《鲁迅》、《杜甫》、《歌德》、《画家凡，高》五首诗写的都是历史上具体的人。
蔡元培的形象是启示者，“我们只在黎明和黄昏/认识了你是长庚，是启明”。启明星之后，是更多明亮的星星，完成了自己启明的任务后，他也就隐身于众多的星星中了。启明星既是伟大的也是平凡的。
鲁迅是先行者。“在许多年前的一个黄昏/你为几个青年感到一觉”，正是这“一觉”鼓舞着无数的青年走向前去，在乌云的遮盖下寻求一线光明。先行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也是艰苦的一生，他奋勇向前，于没有路的地方辟出一条路来，“艰苦中只有路旁的小草/曾经引出你希望的微笑”，那小草虽然卑微，却满含生命的希望。
杜甫，则是博爱的象征，是苦难的土地，苦难的人民，苦难的历史的喉舌，他以自己的平凡唱出了最不平凡的歌声。杜甫本身生活在人民中，生活在苦难中，他以平凡的生命感受着所有平凡人的脉搏和历史的脉搏，这平凡的力量是无穷的，“一切冠盖在它的光前/只照出来可怜的形象”。他的平凡最终成就了他的伟大。平凡和伟大在他的身上得到了统一。
“你知道飞蛾为什么投向火焰/蛇为什么脱去旧皮才能生长”，歌德道出了万物生命的意义：“死和变”。歌德的形象是一个智者。诗篇的开端，诗人一再强调，歌德家庭的平凡，歌德感叹的事物的平凡，歌德生命的平静，歌德“写出许多不平凡的诗篇”就凸显出来了。平凡与伟大在这儿也得到了统一。这首诗还围绕着歌德说过的“常与变”作了阐述，突出了生命从陈旧中获得新生。
对于画家凡·高，诗人浓墨重彩地渲染了他的“热”，他对生命的热情，不但燃烧了自己，也燃烧了向日葵、扁柏、行人。他生命的热量感染了他所触及到的一切人与物，使得庸常的人世间充满生的活力。“这中间你画了吊桥/画了轻盈的船，你可要/把些不幸者迎接过来?”凡·高成了平凡生命的救赎者。
纵观这几首诗，那位战士是无名的，他的平凡自不必说，但他又是让人高山仰止的，他的生命同样具有足够的硬度和高度。蔡元培等文化名人，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了不凡的业绩，支撑起了人类光辉灿烂的历史，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无一不是平凡的。在这几首诗中，平凡和伟大的对比也就有了两个层次，一是平凡的无名战士和伟大的文化名人们的对比，二是无名战士以及文化名人们自己跟自己对比。通过对比，又将平凡和伟大统一起来。对于任何一个热情的生命来说，无论他是否在历史上留名，他都是平凡而又伟大的。这样，诗人又将具体的生命推广到了普遍的生命。
生命与自然
《看这一队队驮马》、《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原野的小路》三首诗无-不与道路和行走有关。人一生都行走在路上，行走在生命的路上，也行走在自然的路上。路上的一切都会融入我们的生命，成为生命的一部分。生命也因之变换着形态。
《看这一队队驮马》中，驮马驮来远方的货物，水，中来远方的泥沙，风传来远方的叹息，不相关联的远方与我们有了关系。同样，我们也和不相关联的远方有了联系。这种联系是一时的占有和放弃，没有什么是生命一直牢牢抓在手中的。“随时占有，随时又放弃”，“随时感到一无所有”。生命在占有和丧失中极为孤独，对自己的本质也难以确认。“什么是我们的实在?/我们从远方把什么带来?/从面前又把什么带走?”生命陷落在对物质的关系中。生命是靠物质得以确认，还是因为物质而变得脆弱，有待于下两首诗的阐述。
在《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中，生命和自由得到了极其全面的统一。“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化身为一望无边的远景/化成面前的广漠的平原/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是生命向自然的转化;“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是自然向生命的转化。自然和人已经完全融合在一起，万物都相关联相呼应。“我们的生长、我们的忧愁/是某某山坡的一棵松树/是某某城上的一片浓雾”，生命和自然已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通过着这交融，也就消解了人和物质的对立，避免了人在物质世界中迷失。另外，生命和自然合而为一，那自然的永恒也就是生命的永恒，再次弱化了生命的短暂性。
《原野上的小路》中，路成了中心意象。在这儿，路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自然的路，二是心灵的路。不知已经走向何方的我们不知其姓名的行人给我们在自然中踏出了路，不知已经走向何方的我们曾经的朋友在我们心中踏出了一条路，形成了我们生命的轨迹。为了纪念他们，“不要荒芜了这几条小路”，我们既要在现实中沿着先人的路往前走，也要在精神上沿着引路者的方向走下去。这样，诗人就消解了对自身本质的不确定性的焦虑，为生命找到了一条光明的出路。
融合与疏离
从第十八首《我们有时度过一个亲密的夜》到第二十二首《深夜又是深山》，讲的主要是融合和疏离的问题。
“我们有时度过一个亲密的夜/在一间生疏的房里，它白昼时/是什么模样，我们都无从认识/更不必说它的过去将来。”(《我们有时度过一个亲密的夜》)两个生命停留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虽然不知道此地的过去和未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度过“一个亲密的夜”。另一首《有多少面容，有多少语声》讲的也是融合，但比两个人的相聚更进了一层。前一首诗里的两个人是相似的，在这首诗里，则是陌生人之间的融合。许多认识的不认识的面容和语声融合进了我们的梦中，我们也“被映在一个辽远的天空/给船夫或沙漠里的行人/添了些新鲜的梦的养分”。陌生的生命跨越了时间空间的距离，给予了另一个人安慰。这跟卞之琳的《断章》讲的是同一个意思，“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每一个人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被给予安慰也给予安慰。
第十九首《别离》与第十八首恰恰相反，“我们招一招手，随着别离/我们的世界便分成两个”，生命中的别离既使我们“身边感到冷，”也使我们“眼前忽然辽阔”。生命中充满了别离，但也充满了温暖和希望，别离让我们怀想过去，让我们期盼下一次的见面。第二十一首《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也是讲疏离，但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而是生命和非生命， 自己和世界的疏离。世界是陌生的，生命在陌生中显得无比孤单。但正是这种撕心裂肺似的孤单，使个体生命从世界上凸现出来，当一切都离我们而去，我们感受到生命本质上的孤单，却也证实了生命的真实。
总的说来，第十八首和十九首诗在熟悉的人与人之间讲融合疏离，第二十首和二十一首将事业推向更广阔的人世，既包括陌生人之间的，还包括人和世界之间的。
第二十二首《深夜又是深山》则是对前面四首诗的一个总结。在深夜深山的情境下，诗人自问，“十里外的山村/念里外的市廛/它们可还存在?”“十年前的山川/念年前的梦幻/都在雨里沉埋。”怀疑针对空间也针对时间， 即针对一切的距离。距离让一切都变得不可信。诗人为此深深忧虑，他只好祈求“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只有心胸的广阔，才能消弭一切的距离，让生命和世界真正融合在一起。
初生和成熟
第二十三首是《几只初生的小狗》。一窝初生的小狗，沐浴了一次阳光， 阳光便沉入它们的记忆， 当他们长大，便能“在深夜吠出光明”。这也体现了自然和生命的融合， 自然会一丝一丝不着痕迹地融入生命，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第二十四首《这里几千年前》，我们已经由年轻的生命长大成熟，“我们忧患重重”，现实的苦难浸染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在生命的行程上寻求道路，说不出地苦闷。然而在这苦闷里却听到了歌声，我们的生命似乎亘古已有，一个歌声早就在歌唱我们的命运。这儿的生命已经不是个体的生命，而是扩展到了整个历史上人类的生命，人类生生不息，人类是古老的，又是年轻的。“看那小的飞虫/在它的飞翔内/时时都是新生。”人类的生命也如那小飞虫一样，每一刻都是新的，每一刻都是初生。
两首诗强调了生命与自然，生命与生命的融合与赓续。
思索和行动第二十五首《案头摆设着用具》和第二十六首《我们天天走着一条小路》，分别阐述了人类的两种生存状态：思索和行动。
“案头摆设着用具/架上陈列着书籍/终日在些静物里/我们不住地思索。”诗人思索什么呢?“空空问窗外的飞鸟/为什么振翼凌空。”其实飞鸟只是自然的一个象征，诗人思索的是自然以及自然和自己的关系。睡着的时候，“空气在体内游戏/海盐在血里游戏——/睡梦里好像听得到/天和海向我们呼叫”。诗人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思索后的答案，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感受：自然的物体(空气、海盐)进入了我们的身体，广阔的自然在远方呼唤我们。自然对我们的呼唤，也是永恒对生命的呼唤。
但思索并不能构成完整的生命，生命必须在运动中完成。“我们天天走着一条熟路/回到我们居住的地方/但是在这林里面还隐藏/许多小路，又深邃、又生疏。”我们习惯了日常的生活，但事实上，一切熟悉中总隐藏着陌生，只是被我们忽略了而已。如果我们不怕心慌，走入另一条道路，走远了也可能回到熟悉的地方。推而广之，我们总以为熟悉了自己的生命，熟悉了“我”，而懒于进一步地探寻，待死亡到来时，往往会“抚摸自己的皮肤/生了疑问：这是谁的身体”?诗人给了我们一个警示：生命是蕴含无限可能的，而我们并不了解这些可能，人的一生都应该处在对自己生命的不断探索之中。
有形和无形
十四行集的最后一首是《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表面上看，这首诗是对前二十六首诗的一个总结，声言“但愿这些诗像一面风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这样理解，无疑把这首诗的内涵简单化了。
十四行集的核心是对生命的思索，这首诗同样包含了对这样的思索。这首诗大概有两层意思。其一，生命的躯体是有形的，但生命是无形的。生命寄存在躯体中，正如水存于瓶中风体现在旗上。瓶子并不是水永久的形状，旗帜也不是风永久的体现，同样，生命也不能等同于躯体。终有一天，水会脱离瓶子，风会脱离旗子，但水依然是水，风依然是风。生命也一样，当某一天死亡到来，生命也会脱离躯体，但生命仍然会以某种形态存在。这并非唯灵论，而是将生命泛化、普遍化，对生命作开阔的理解。其二，生命是无形的，那对生命该如何思考呢?我们是否有能力通过理性思维对生命作出判断?诗人的回答是肯定的，生命虽然是无形的，但理性思维恰如那个装水的瓶子，那个在风中飘扬的旗子，在某种程度上把握住了生命，“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
同时，这首诗也是回应第一首。第一首是生，这一首则带有站在生命的终点作出总结的意味。
三、结语
二十七首诗，第一首是生，最末一首是对生命的总结。中间的则是生命的各种情态，整组诗也是一个类似生命过程的结构，形式上极为完整。但诗歌表达的内容又是开放的，诗人的用意并不在为我们提供生命的答案，而是在促使我们对生命作出思考，为我们提供一个“警醒”。
纵观二十七首十四行诗，是一个主题一个主题勾连在一起的，每一对关键词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相互对比，相互融合。对比是表，融合是里。这些不同的主题又具有一个相同的对象：生命。这二十七首诗都是对生命的“常与变”的思索。常与变是矛盾的，但如果用“常”来审视“变”，用“变”来审视“常”呢?就会发现许多看似抵牾的事物都融合在一起了。生与死、壮大与渺小、个体与群体、伟大与平凡、生命和自然、融合与疏离、出生与成熟、思索与行动、有形与无形，等等都可以融合在一起，生命在变化中永恒，也在永恒中变化。
诗人质朴的语言、平静的语调、缜密的思索形成了作品凝重的风格，具有宗教的神圣和纯净。事实上，生命是一切宗教的起源，也是一切宗教的结束。生命是最原始、最本真、最纯粹的宗教。
十四行集这种平静的抒情也不是死水一潭。诗中多用对比，一首诗中有对比，诗与诗之间也有对比，剑拔弩张下蕴藏的却是波澜不惊。剑拔弩张是外在的，波澜不惊是内在的，外在的喧嚣衬托出的是内在的宁静，外在虽变， 内在恒常，生命最终的形象是那一脉脉的青山。
参考文献：
《冯至美诗美文》冯姚平选编
《艰险的行程——论冯至(十四行集)》 唐祥勇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