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丧和散文是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两档子事，强拉硬拽地扯到一起该是有些离经叛道了。但仔细一寻思，两者之间真还有些瓜葛。
父亲走的时候，已经是84岁高龄。他一生住过两次医院，最后一次住院，只在医院住了五天就平静地走了。按农村的习惯，他的丧事是可以叫“白喜事”的。所以，父亲的去世，我们一家并不觉得特别的悲伤，只是小弟在老爸咽气的当口泣不成声，心口里压抑着悲苦，不曾哭出声来，而一旁的母亲也只是无声的流泪，默默的、静静的，那是雨过留痕似的忧伤，倒是我的几个堂姐、堂嫂，在父亲的灵前拖腔拉调地你方哭罢我登场，那腔调似乎跨尽了所有的声部，而旁人并不觉得这有多少悲痛，所以，守灵的晚辈没有一个人出来劝解，他们照样把麻将牌打得山一样响。
堂姐、堂嫂的哭就像夏天里的“走暴”。何为“走暴”，就是夏天的雷阵暴雨，一点铺垫都没有，说来就呼啦啦地来了，全然一副侠客的架势，来去都是急匆匆的。哭完后，她们两眼一抹，照样的笑谈家长里短、儿女情长，谁也不觉得尴尬、唐突。
回家奔丧前，我在读文学批评家孙绍振主编的百年散文探索丛书，第一辑的四本只读了孙绍振的《审美、审丑与审智——百年散文理论探微与经典重读》和陈剑晖的《诗性想象——百年散文理论体系与文化花语建构》。在散文创作量多而高质量少，散文理论研究匮缺的当下，应该说，这两本著作都是散文研究的扛鼎之作，它们之于我，无疑是两盏灯，让困顿于散文认知中的我，少了许多的迷茫。所以，堂姐、堂嫂在父亲灵柩前的哭丧，让我突然觉得哭丧与散文多少有些牵扯。
哭丧和散文写作都是一种情绪表达，情发于心，意达于诚，怎样才能表好情、达好意，这是语言和修辞的功夫，“修辞立其诚”，诚，即心。所以，如何哭丧，如何行文，当以真实和朴素为要，不可过度的情感铺张、装饰和渲染。据说，坊间有专事哭丧的，这靠泪水和哭腔赚银子的营生，应该是一份技术活了，既然如此，当会有设置情景之类的攻略，要在声势上做足功课，而这恰巧是散文需要规避的，技术主义下的散文，多是些华丽辞藻的拼盘或者迷途般的结构，它传递给读者的是作态，读者看不到散文应该有的平实、简淡的本真，从而失去一篇好散文的段位。“散文易学不宜工”，说的怕也是这道理。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迷恋所谓的“文化散文”，起初读余秋雨的，后来读李国文的，而他们都不是专工散文的。据说，余秋雨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作家，他说他是学者，不擅长抒情。李国文是小说家，长于写人写事，但他的散文独树一帜，《李国文散文选》篇篇都是感情张弛有度的精品，深得散文理论研究界的好评。两个散文的“门外汉”之所以能将学识、性情和见解熔于一炉而成为当代最好的散文家之一，全在于他们对抒情的把控。余秋雨的学识、才情、语言天赋，能把历史、人物写得既有可读性，又有独特的个人见地，开启了散文的一个“流派”。李国文写人，人的性情跃然纸上;叙事，这事会变得趣味怏然;他说理，那理发自胸臆，还因为读者闻所未闻而忍俊不禁。这道文化盛景，引来了一大批拥趸，于是，散文界突然冒出了一伙一伙的写“文化散文”的娇子，于是乎，一时间“文化散文”满天飞。这些炮制出来的所谓“文化散文”无非是堆砌史料、资料考证，或在历史追思中煽情，或在自我炫耀中感叹，一堆又一堆的话语泡沫让人眼花缭乱，难得见到作者的真情实感。这种哭丧式宛如一场穿着同样服饰的文字的集体出游，或者就是一场扭扭捏捏的假面舞会，再抑或是娇柔作态的文化撒娇，离散文的内质越来越远，不如不看了。
倒是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的散文风范不减，虽时光久远，依然灼灼生辉，他们才是真正的将人心呢喃、智慧觉醒、语言美感等话语伦理集于笔端的文学大师，散文的语言、散文的形式、散文的精神，在他们的笔下，几乎臻于化境，今人少有超越。他们笔下的散文自然从容，无修饰之态，写俗事，不趣俗，即便是写琐屑，也能写出琐屑中的趣味来，读起来并不觉得慵常。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喝茶》、《乌篷船》都是闲适散文的精品。对于这些文字，周作人自己说：“原以识小为职，固然有时也不妨大发议论，或是笔染琐屑，只要真实，不人云亦云，他的价值就有了。”
读多了他们的闲适散文，以至于后来很长时间，我都不怎么读当代人的散文了。突然想到苏轼《春渚纪闻》中的一段话：“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类。”要“尽意”，又不失控而陷入散文的抒情陷阱，全仰仗于“笔力曲折”的文学素养了，当不可像哭丧一样，直通通地啸叫起来，那还有为文的雅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