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宋诗人苏舜钦和欧阳修的贬谪诗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貌：苏诗以愁苦愤懑为主，虽常有旷达之音，但仍不掩压抑沉重;欧诗则真不以贬谪为意，大有诗酒流连、热心生活之态。他们的贬谪诗既有宋诗“以理入诗”的普遍特色，又清新自然，有鲜明的个人特点。对于达观的追求是庆历年间贬谪诗的基本风貌，这其中有着复杂的历史和文化原因，而着眼于文学史，这样的诗风也有着明显的传承和流变关系。
【关键词】庆历;贬谪诗;苏舜钦;欧阳修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03-003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3.010
贬谪几乎是古代文人不曾缺少的经历。关于宋代的贬谪诗，大量的研究集中于元祐文人，或因这其间出现了苏轼、黄庭坚这样的文坛巨匠，而酷烈的元祐党祸也使这些文人的命运与心理遭受着巨大的冲突，发而为声，诗文就有了动人的价值。但实际上，北宋庆历年间的贬谪诗对于宋代的贬谪诗风有着导夫先路的作用，到了元祐贬谪文人时则进一步发展成熟，从而奠定了宋代贬谪诗的基本风貌。
在庆历年间，欧阳修、苏舜钦等人既是活跃于政治舞台的主要力量，同时也富于文学成就。其中，欧阳修和苏舜钦年纪相仿，过从甚密，且主要的贬谪经历集中于北宋庆历前后。本文以二人的贬谪诗为例，探讨北宋庆历贬谪诗风。
一、欧、苏贬谪诗中的精神风貌
(一)苏舜钦之哀苦与故作旷达
宋代时，儒家思想从李唐年间儒释道三家并立的格局中脱颖而出，文人们的用世之心愈加炽烈，对道德名节的追求愈加坚定，那么无端陷谗遭贬，志向摧折，必然使其在诗文中发愁苦愤懑之音。对于“少慷慨有大志”“数上书论朝廷事”的苏舜钦，这一点尤为明显。
贬谪的苦闷，其内涵是多层次的。最直接的是悲哀于壮志难酬。苏舜钦在进奏院事件之前，还有一次“谪越”的经历，他在《湘公院冬夕有怀》中写道：
去年急雪洒窗夜，独对残灯观阵图。今夕悲风撼轩竹，又来开卷拥寒炉。禅房潇洒皆依旧，世路崎岖有万殊。[1]
下笔即是悲慨之音。首句算得以哀景写乐：虽然窗外风急雪骤，窗内残灯如豆，而此时的人却在“观阵图”，正是大好男儿一展志向之际，环境恶劣更衬得此心火热，勃勃雄心跃然纸上。到得今日，寒风寒炉依旧，却是身处贬所，不再是能大展宏图的时候了，“又来”二字便含了多少往昔难追、今不如昔的寥落无力。
奋然前进的路上之所以屡遭挫折，不能不说“小人”的陷害，于是痛斥奸邪便是又一桩情思。《尹子渐哀辞》中的“荆棘饱雨露，丛兰委污泥。紫鸾忽肠绝，永年赋狐狸”[1]便是既伤友人，又伤自己，借“荆棘”“丛兰”“紫鸾”“狐狸”等意象叹息高尚君子委落尘埃，而奸邪小人却正自得意。正邪不辨、明珠蒙尘的愤慨进一步发而成为不为世所知所容的孤芳与寥落：“予心本高洒，误为尘土隔。不知人间世，有此物外迹。落日将登舟，低回空自惜”[1](《金山寺》)暗含心志高洁不为尘世所容之意，“自惜”二字看来“惜”的是此处风光甚佳，自己却“不知人间世，有此物外迹”，恐怕更“惜”的是自己高尚的才德如此“物外迹”一般，不为人世所知。包含着这些沉痛而不如意的情思，便无怪于忧伤与叹息随口即来：“难息人间险，临流涕一挥”[1](《淮中风浪》)、“客况知谁念，人生与愿违”[1](《舟行有感》)。
面对长久的不如意时，人们天然地会想各种法子排解，这又为贬谪诗歌引入了旷达的声音。但是所谓旷达也有故作旷达和真旷达之分。可以说，在苏舜钦的作品中几乎不曾真正旷达过，虽然他的诗歌有大量豪迈的表达，如：
脱身离网罟，含笑入烟萝。(《离京后作》)[1];山林益有味，足可销吾忧。(《舟至崔桥士人张生抱琴携酒见赠》)[1];万物盛衰天意在，一身羁苦俗人轻。(《过苏州》)[1];捕鱼没浅浦，矫翅入紫空。嬉游意自得，肯顾冥冥鸿。(《滞舟》)[1]
但仔细分析可知，这些句子中仍深藏愁苦悲愤：若非心中仍自介怀不平，又何以在诗中屡屡提及“网罟”“忧”“苦”等事，为何还是会看到那高空中的“冥冥鸿”，这一作者渴望却不可及的理想?虽言“笑”“销”“轻”，用心理学的话语来讲，更像出于一种“生本能”，并不意味着作者心里真的放下了。至于后来的“云间宿古寺，花下招歌姝。胜境寻已遍，赏心未尝孤”[1](《送关永言赴彭门》)、“云壑已通尘外意，茅斋仍得日高眠”[1](《答仲仪见寄》)等句虽然再无一点愁苦的影子，却自幽寂孤寥，更像是贬居日久的一种妥协，大有人生久不如意，于是“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精神内涵。
(二)欧阳修的真豪迈
相比之下，欧阳修的性情会更爽朗一些，这表现在：
其一，欧公在贬谪途中亦有愁苦之作，但没有这样曲折。虽然有时也故作旷达，更多的还是将愁苦二字直接腾于纸上，像“迁客初经此，愁词作楚歌”[2](《下牢津》)的迁谪之愁、“殊乡况复惊残岁，慰客偏宜把酒杯”[2](《黄溪夜泊》)的思乡之愁、“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2](《戏答元珍》)的往昔不复之愁等，皆是直接书写，并不遮掩。
其二，欧公的贬谪诗中有相当数量的真正积极达观的作品。欧阳修一生有三次贬谪，而上述的愁苦之音基本出现在第一次贬谪夷陵的经历中，到了第二次贬谪滁州时，诗作中就全是“得之心而寓之酒也”的“山林之乐”和与民同乐的“太守之乐”了。纵览欧阳修的诗作，其真正的旷达并不需要宣之于口，而是表现在点滴的细节中。反映他在贬谪期间乐观豁达的心态的诗作大约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记述其游览山水的，如《龙溪》《丰乐亭游春三首》《题滁州醉翁亭》《幽谷晚饮》等作品，所述是真正的山水之乐而无一点尘俗之心;一类是细究物理的，如《啼鸟》中细细地点出了各种鸟类的名字并描写了它的叫声，《大热二首》细致入微地通过自身的感受、眼前万物的动态和自己的想象反映了天之暑热。看似题材琐屑，然而作者能这样沉于生活并细致地观察生活，已足以说明其心态的安闲悠然了;还有一类是述写生活中的情趣的，如《四月九日幽谷见绯桃盛开》一诗中“绯桃一树独後发，意若待我留芳菲。清香嫩蕊含不吐，日日怪我来何迟。无情草木不解语，向我有意偏依依”[2]等句，作者与花为友，相知相戏，足见其生活态度之积极，这样看来，诗中第二句“人生此事尚难必，况欲功名书鼎彝”便是真的旷达，而不是愤激之语了。
其三，欧阳修不仅自己旷达，还以同样的口吻劝慰友人。对于郁怀难解的好友苏舜钦，他即说“崎岖世路欲脱去，反以身试蛟龙渊。岂如扁舟任飘兀，红蕖渌浪摇醉眠。丈夫身在岂长弃，新诗美酒聊穷年”[2](《沧浪亭》)。这些诗作的语言一派闲散自如，全无涉贬谪事，作者的心态可见一斑。待到第三次贬谪亳州时，豁达的本性和丰富的阅历便使他已然一副快要超脱世俗、出尘为仙的姿态了。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此二者有故作旷达与真旷达之分，但并不意味着有高下之别。逆境中的达观固然是颇值得欣赏的智慧，而一腔真情哀怨的流露同样具有感人至深的魅力，文学的审美内核正在于此。
二、欧、苏贬谪诗的艺术风格
(一)平淡理性
宋诗的整体风格是以文为诗和以理入诗，这在部分庆历贬谪诗中也有明显的表现。如苏舜钦的《维舟野步呈子履》：
……古人负才业，未必为世用。吾侪性疏拙，摈弃安足痛。四顾不见人，高歌免惊众。[1]
欧阳修的《重读〈徂徕集〉》：
……我欲贵子文，刻以金玉联。金可烁而销，玉可碎非坚。不若书以纸，六经皆纸传……待彼谤焰熄，放此光芒悬。人生一世中，长短无百年……[2]
这些句子都具有宋诗这样的特点：既明白晓畅，又具有极强的记叙性和议论性，作诗宛如作文，也就是所谓的宋人“以议论为诗”“以学问为诗”。
(二)摹景之“清”
贬所虽偏，却在一定程度上使士大夫走出了书斋，将广袤的自然送到了诗人眼前。人生的逆境和偏远的贬所让他们得以沉静下来审视人生，走向自然，加上宋人本身即细于观物的风习，这种情况下便将更加活泼的风气带入了诗歌。
庆历年间的贬谪诗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清新”。这种“清新”一方面告别了魏晋时期那种古朴不加雕饰的自然，而将情景和融，承了唐人的山明水秀之风;另一方面又尚不及后世诸如苏黄一般，因为思考的深刻、学问的深入和诗艺的成熟而使诗作显得非常精妙圆融，而更有一种“清水出芙蓉”的清丽自然之感。具体到这两位代表诗人，二人的清新在同中又有些许的差异。
苏舜钦诗中的“清新”更表现为一种秀丽，有时带着淡淡的轻愁。如《寄题赵叔平嘉树亭》：
嘉树名亭古意同，拂檐围砌共青葱。午阴闲淡茶烟外，晓韵萧疏睡雨中。开户常时对君子，绕轩终日是清风。盘根得地年年盛，岂学春林一晌红。[1]
诗中从用词到展现的景象，皆是一派清和雅丽，又带着一点淡淡的落寞与寂寥，似与作者心中压抑着的深沉的郁结遥相呼应。而其《晚泊淮中渡头》可谓最为人所道，诗境虽近于枯寂，却在一片萧索中若隐若现着诗人忧愁哀怨的身影，是全然将物我相融，已能追摹唐人之风了。
欧阳修的诗作则在清新之中更有一些刚健爽朗的意味，他的《江行赠雁》就是很有味道的一首绝句：
云间征雁水间栖，缯缴方多羽翼微。岁晚江湖同是客，莫辞伴我更南飞。[2]
起首以雁自比，自己本在云间，如今却落于潭水，而周围网罟正多——这是宋代贬谪文人处境的典型写照。接着作者不写难，不写哀，不借雁自伤自怜，反而以为遇此江雁是遇到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知己了，所谓“岁晚同是客”“伴我更南飞”，言语间竟有着不掩的欣喜。“云间征雁水间栖”，此为清，“莫辞伴我更南飞”，此为朗，二者相成，成就了诗人贬谪中作的清新刚健之风。
(三)个人性情的折射
苏舜钦刚直慷慨，在贬谪之地的作品仍保留了其性情中的雄奇恣肆。而贬谪的人生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沉淀了诗人的内心，加之经年来诗艺的磨炼，其落笔更加沉着。诸如这样的句子：“春风如怒虎，掀浪沃斜晖”[1](《淮中风浪》)、“便将决渤澥，出手洗乾坤”[1](《夏热昼寝感咏》)、“溪声来从一气外，楼阁插在苍霞中。艳歌横飞送落日，哀筝自响吹霜风”[1](《和彦猷晚宴明月楼二首·其一》)，想象依旧雄奇阔大，想落天外，但又不如早年那般肆无忌惮，会更兼及诗歌的诗味和美感。
欧阳修的诗作则不以豪迈见长，因为其生性比较豁达通透，所以时常会触及一些关于生命时空的宏大主题，但写在诗中更多的不是说理而是感悟，其诗也就在深度思考的同时具有了抒情的美感。“风云凄已高，岁月惊何迈”[2](《秋晚凝翠亭》)伤于年华老去，“一樽莫惜临岐别，十载相逢各白头”[2](《走笔答原甫提刑学士》)是岁月的更迭，“乃知异物世所少，万金争买传几人。山河百战变陵谷，何为落彼荒溪濆。山经地志不可究，遂令异说争纷纭”[2](《菱溪大石》)传达的则是一种辽远的时空之感。诗歌中的哲理性意味，也使得诗境更加空远，诗韵更加悠长。
三、形成原因
庆历年间的贬谪诗歌透露着一种精神风貌：诗人们在逆境中努力追求着达观、思悟与美，无论是否真的做到，至少诗风不以愁苦哀伤为主。这与此时的士风有莫大的关系。
(一)宋人的济世情怀
庆历士风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和追求。这种高昂的情怀使得文人们即使贬谪离朝，依然心念着造福一方生民，于是宋朝的亭台楼阁、山水游记等作品才会出现相当数量的“众乐”描写，而不是如唐人一样，只是作为探幽寻胜的心灵安慰和高尚人格的寄托而已。[5]他们在地方任上依然可以践行自己的理想，进退出处的矛盾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消解。同时，庆历年间政治相对开明，朋党之争刚刚萌芽而没有过于酷烈的祸端，仁宗又对士大夫们尤其宽仁，这些被贬谪的文人们实际上仍然很有进取的机会。
(二)宋人的名节观
宋人的名节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庆历贬谪诗歌中的旷达风貌。这种名节观来自儒家的道德理想。一方面，它要求人端方守正，克己自持，这为文人们追求旷达的生活姿态提供了心理内驱力，因为在他们看来，为了现实的不如意便郁结于心，而致于形骸毁损，大约是不“雅”不“正”的，这种“失态”当然有悖于君子之行，不是端方君子所当为，所以他们积极地调整，以最完美的姿态接受人生的风浪;另一方面，儒家的教养使他们坚持心中的“道”不灭，所以纵然遭贬，处境不堪，却仍以名节相尚，砥砺前行。这既是一种信念，也是一种道德实践的要求，而这要求已是一种不再需要外在约束的自觉主动地践行。
(三)“理性”的时代风气
宋时儒学复兴，普遍盛行一种讲“理”风气，宋人又性情内敛，对人生有较深刻的理性认识，共同导致了北宋的士人们更致力于寻求内在的安稳，讲求“道”，讲求“天人合一”，他们“倡言顺应大化，抱素守真的‘明道’与无适不可的‘见性’;强调人格、操守，努力寻求与认识自我的地位和价值”[7]。故而无论政治上进退穷达，都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人格上“自持”，在生命态度上“自适”。同时，宋代儒道佛的合流亦是宋人旷达通透的思想形成的又一因素。
(四)文学自身的发展
从文学史的脉络看，也不难为庆历贬谪诗找到它的位置。就贬谪题材而言，上溯可至先秦屈原，一直到唐朝，其风格都是以哀怨为主。到了唐朝中后期有了转变的迹象。刘禹锡和柳宗元试着去消解这种愁怨，不过似乎并不成功——尤其是柳宗元，从心理轨迹上看苏舜钦却是与其有几分相似，只是前者是更明显的强颜欢笑，纸上却不避“凄神寒骨”之辞，后者的怨怼毕竟藏于深处，表现于诗歌中只是静水微澜。同时期的白居易却是真的更为超然，“以其‘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的安心思想、‘吾道寻知止’的知足观念、‘应似诸天观下界’的看破态度，为北宋贬谪士人开了走向超越的先河”[8]。经过了这样的过渡期，以及宋初王禹偁、石介等前辈在道学人格上的修养和指导，到了庆历年间，贬谪诗歌中的自持、镇定、超然等态度已渐渐定型。向后，自然也开了元祐诗歌的一派超越洒脱，并且融合了愈加深刻的人生思考和精深的儒释道三家学问，到了苏黄的手中，便是更加精妙圆融和成熟的境界了。
综上所述，庆历贬谪诗在精神风貌上以旷达为主，兼有庆历时期士人们的用世之心和守节之志;在诗歌风格上，则弃前期之浮华而取清新之貌。欧阳修和苏舜钦可以认为是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诗人，他们一生中有丰富的贬谪经历，其诗作也各有特色，并且承前启后，在古代贬谪诗风的转变中起了定型的作用。到了苏黄所处的元祐时期，旷达超脱已是贬谪中的主流，而我们也能从中看到更为精彩的任运任性和超越书写了。
参考文献：
[1]苏舜钦著，傅平骧，胡问陶校注.苏舜钦集编年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0.
[2]欧阳修撰，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M].成都：巴蜀书社，2007.
[3]郭学信.北宋士风演变的历史考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4]陈冬根.豪气少年事 晚年风骨功——论北宋中期诗风转型中欧阳修的创作思想[J].江西社会科学，2006, (07).
[5]王启玮.论北宋庆历士大夫诗文中的“众乐”书写[J].文学遗产，2017,(03).
[6]马茂军.庆历党议与苏舜钦诗风的嬗变[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6,(03).
[7]周尚义.北宋贬谪诗文论略[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2).
[8]尚永亮.贬谪文化在北宋的演进及其文学影响——以元祐贬谪文人群体为论述中心[J].中华文史论丛，2010, (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