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纪来，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总是这样描述“近代”与“现代”两个历史开端：
一曰，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依仗“船坚炮利”，把封闭的中国打得门户洞穿，迫使清朝签订丧权辱国的江宁合约，从此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
二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人醒悟了，决心“走俄国人的路”。
就是说，前一炮将中国由“古代”打入“近代”，被迫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后一炮却把中国由“近代”引向“现代”，跟着苏俄进入列宁、斯大林建构的社会主义的新世界。
关于以腰斩清史界定的中国近代史开端，关于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发生，而成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都有毛泽东的经典指示为依据。
我对“两炮论”由笃信而怀疑，过程长达20年。按照“两炮论”，没有英国炮舰打遍中国万里海疆无对手，清朝道光皇帝岂肯同意白下之盟?没有“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陈独秀、李大钊等岂能在苏俄特使指导下建党?据此逻辑，中国进入“近代”，当然是被英国大炮“轰入”的，而中国能够进入“现代”，当然也是遥远的阿芙乐尔号大炮轰出苏俄的回应。
但看逻辑，都可通。因而拙著《走出中世纪》，于1978年冬问世，已故的陈旭麓教授，便对拙著命题进行批判，说是应该正名为“轰出中世纪”。
问题在于逻辑应与历史相应。中国开始告别中世纪，是自行“走出”，还是被外来侵略者“轰出”?一字之差，却涉及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1840年的清英鸦片战争，清朝的万里海疆，居然被区区数十艘英国桅帆船，其船也不坚，炮未必利，打得没有招架之力，难道可证中国没有能力自行走出中世纪吗?中外历史早已表明，那次战争中国的失败，不败在军事，不败在技术，败在哪里?败在清朝专制体制的腐朽，尤其败在满清道光帝的“遥制”，于前敌无所知而坐在紫禁城中瞎指挥。以后清法、清日战争惨败，直到挟植义和团而导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罪魁祸首必定要追究到慈禧太后，历史理由也正在于体制的彻底腐败。
至于“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是否将中国“轰出”近代，那是别一问题。从历史来看，由1917年到1949年，那30多年的内外战争史，便不可能令人相信“轰出”论。
清末的中国疆域，历经沙俄、日本的侵夺，已较康熙时代的大一统帝国疆域缩小很多，但仍比斯大林强夺外蒙及唐努乌梁海以后的民国疆域大得多。那以后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汉族虽属人数最多的民族，但如周恩来所谓，非汉族的边疆民族，分布区域实占今日中国面积的百分之六十。而我们的近代史或现代史，常将非汉族置诸度外，这合理吗?
作为如今全球最大的民族复合体，中华民族早就在走自己的道路。论民族或族群的数量，中国或不及印度或苏俄，但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何“近代”中国没有如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为何“现代”中国没有如苏联那样膨胀而突然解体?当然是全球史研究的最大悬案。
显然，质疑“两炮论”，进而探究近现代中国是否“被现代化”，都应属历史研究再出发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