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西方左派出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于公有制有一种发现了香格里拉一般的热爱，他们在中国看到有这么多国有企业甚至有一种亲切感。哪怕你指出中国国有企业再多的问题，再严重的腐败，他们也很不以为然，觉得那是挑战资本主义模式的伟大尝试，既然是探索总要允许犯错误么?
而在他们的经验中所难于理解的是，其实中国的国有企业并没有什么创新性，也不算什么新生事物，探索了两千多年，本质还是换汤不换药的，甚至还在倒退。
国有经济在中国的兴盛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年代，那时候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近乎蒙昧状态，那时候中国已经有了强大的国有经济系统。
最早的国有经济倡导者大概是管仲，他最早发展了盐铁的统购统销体系，使政府财政大增。他发起的最著名的国有企业是在成人娱乐领域，在齐国办了很多类似今天“天上人间”的地方，“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但管仲的好处是比较宽容，比如他对于民间制盐、冶铁，虽然统购统销，但是利润分成方面遵循政府和个人三七开。再者他同时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对于来齐国经商者有很多保护和奖励措施，特别是鼓励市场流通。再者，当时的齐国社会福利也比周边国家好，《管子·五辅》中说：“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为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疲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管子·入国》又细化为行“九惠之教”，即：“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听上去有些像现在讲的“福利国家”。即使这样当时还是有很多议论说管仲“不仁”，不过按孔子的评价，此人大方向还是好的，他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管仲时代齐国还只是个诸侯国，面临其他国家的制度竞争，不得不考虑近悦远来问题，再往后世，中国成了大一统，没有竞争了，国有经济就越来越不像话了，基本成了赤裸裸的与民争利。
《盐铁论》是我近几年读了多遍的书，每次读都有很多会心的感受，一是这本书语言通俗流畅，二是非常有情境感，让你能想象出当年的激烈争执。里面的角色一个个都好像活在我们今天身边一样。
其中最主要的核心人物是桑弘羊，这个人确实极有才华，据说出身商人家庭，从小就有“心计”，13岁就入宫，出入禁中，成为汉武帝的中央办公厅成员。之后就一直很被器重，后来主要负责财政工作，相当于汉武帝的财政部长兼国资委主任。
桑弘羊是30多岁开始发达的，那时候汉武帝连年用兵，再加上好大喜功，爱搞工程，导致国库亏空，债台高筑，再要加税，恐怕民怨沸腾，与统治者不利，于是有人向汉武帝建议，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发展国有企业，有个好处，就是政府可以从中赚钱，但不像征税那样对老百姓的掠夺那么感受直接。用后来的税收理论家的说法，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却让鹅叫得最少。
当时有人向汉武帝推荐山东的大盐商东郭咸阳和河南南阳的大冶铁商孔仅，担任大农丞，利用他们经商的经验和技术，负责管理盐铁事务，通过盐铁收归官营，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桑弘羊这时已经34岁，他由于善于计算经济问题，汉武帝让他帮助东郭咸阳和孔仅估算研究盐铁官营的规划。在这方面桑弘羊家传的商人天赋和多年熏陶的政治运作经验，都发挥了作用。这个规划经过一年的起草才完成，核心内容就是以后国家垄断盐铁的生产，必须挂中字头，不许私人经营。汉武帝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计划，并派孔仅和东郭咸阳到全国各产盐铁的地区，设立盐铁官营的机构，把原来的商人都收编，安排行政级别。
桑弘羊办事得力，进一步受到汉武帝重用，但仅仅是把盐铁名义上收归国有，还不够，那些商人摇身一变成为国有企业的厂长，如果隐瞒产量，虚报成本怎么办?桑弘羊进一步充实干部队伍，把人事任命权牢牢抓在手里，这样各地的厂长们至少就要有所顾忌。
盐铁国营专卖让政府很快感受到了好处，汉武帝自然也会想到，如果其他行业也都搞专卖，其不是更有钱赚么?问题是市场上的行业太多太复杂，如果卖菜的、剃头的、缝衣服、搞娱乐业的都由政府来专营，很难找到这么多人才，而且政府干有些事也干不好。尤其是服务性行业，政府搞就会出问题，这方面汉武帝政府还是有些自知之明。到了两千年以后，我们搞社会主义“大跃进”，比汉武帝还进一步，什么都公私合营，很快就出问题了，到了1956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说，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现在云南没有火腿了吗?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随后，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会上就说：“请陈云同志讲一讲，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羊肉社会主义以后不好吃了?”
陈云经过调查发现，“东来顺”的涮羊肉之所以在合营后不好吃了，主要是因为“我们轻易改变了它的规矩”。他说：“它原先只用35斤到40斤的小尾巴羊，这种羊，肉相当嫩。我们现在山羊也给它，老绵羊也给它，冻羊肉也给它，涮羊肉怎么能好吃?”而且，“羊肉价钱原来一斤是一块二角八，合营以后要它和一般铺子一样，统统减到一块零八，说是为人民服务，为消费者服务。这样它就把那些本来不该拿来做涮羊肉的也拿来用了，于是羊肉就老了。本来一个人一天切30斤羊肉，切得很薄，合营后要求提高劳动效率，规定每天切50斤，结果只好切得厚一些。羊肉老了厚了，当然就不如原来的好吃了。”全聚德烤鸭子在合营后也不如以前好吃了。陈云经过调查后发现，原来“全聚德”的烤鸭用的是专门的鸭子，这种鸭子从小喂起，大概要喂100天左右，饲料主要是绿豆和小米，粮食统购统销和公私合营后，给它的是“劳改农场”的老鸭子，烤出来的鸭子当然就不好吃了。[1]
所以当时除了盐铁，再就是由官府供给私人酿酒者以谷物和酒曲等原料，根据政府制定的酿造要求，由私人进行酒的酿造。关键是个人酿造的酒只能按公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私人不得出售。这样，国家就垄断了酒类的全部销售。酒类专卖后的赢利一定是相当可观的，因为它当时与盐铁、均输并称为国家主要财政来源的“三业”。“三业”之外，汉武帝时代还是保留了相当的民营经济比重，怎么能把这些民营企业家的钱弄到手里来，就是汉武帝动脑子的事情了。有个御史大夫也是著名的酷吏张汤，提出用“算缗”的方法征财产税和物业税，汉武帝很赞赏，但遭到了很多官员的抵制，所以未能贯彻，到了桑弘羊上台任大农丞就被雷厉风行的贯彻执行了。所谓算缗，就是凡工商业者，都要如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二缗抽取一算的税(一缗为一千钱，一算为二百文钱);小工商业者可以减半抽税。凡有乘坐马车的(国家干部和革命军人除外)，一乘抽税一算，运货的马车抽二算，船五丈以上的抽一算。怕人隐瞒还搞所谓告缗，也就是鼓励大家检举揭发，经调查属实者，除了被告发人的财产被全部没收、戍边一年外，告发的人可得到被没收财产一半的奖赏。靠着这种残酷的手段，民间商业纷纷破产的同时，汉武帝又大捞了一笔，军费也大量充实。
这一切很快导致国内矛盾空前加剧，到了汉武帝晚年，他自己也意识到再这样下去要搞出“三年自然灾害”来了。发了轮台罪己诏，宣布以后要与民休息，从那时开始，桑弘羊开始失宠了。到了汉武帝驾崩，霍光辅政，虽然他也被任命为顾命大臣，但已经大势已去，霍光看他还那么嚣张，召集一些贤良文学来和他进行政策辩论。所谓“贤良”、“文学”，也就相当于今天社会上还有些名声的专栏作家，这些人最善于给领导提意见。其实内心里霍光也是倾向保留一些国有经济的，这符合政府的利益，但这次辩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灭桑弘羊的威风，相当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极左路线。在这次辩论会上可以说，桑弘羊是誓死捍卫汉武帝路线特别是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丞相田千秋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但他发言不多，只是在双方辩论激烈的时候，讲一些折中调解的话。桑弘羊，一个人发言一百一十四次。参加会议的还有丞相府的属官丞相史和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他们是作为田千秋和桑弘羊的助手参加的，有十几次发言，多是敲敲边鼓。霍光没有直接参加这次盐铁会议，但他显然是有纠正汉武帝早期激进路线倾向的。这次争论中，桑弘羊已经是非常被动了。
其中以垄断铁器受的批评最多，主要责难和我们今天对国有企业的感受也差不多：
1.产品质量低劣，因为“卒徒”缺乏责任心，常常不按规矩操作。
2.产品“多为大器”，不照顾民间市场需求设计。
3.好坏不能挑选，还常常买不到，销售人员常常找不到。
4.价格昂贵，以致贫民买不起，只能“木耕手耨”。
5.一旦官铁滞销，就强迫摊派，逼农民购买，平时还经常抓差让农民给他们义务工作。
盐铁会议后的第二年，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九月，发生了燕王旦与昭帝争夺皇位的斗争，历史上叫做“燕王之变”，桑弘羊也被牵连到这一事变中，围绕这个事件有不少说法，总之结果是桑弘羊一家都被霍光处死了。
桑弘羊一辈子努力就为了一个目标，他的智商全部用在想皇帝之所想，急皇帝之所急，甚至在皇帝死后，还想继续贯彻当年的路线方针政策，凭良心说，他真是一个忠臣。
而中国的国有企业，从产生之初，也就只有一个目的，让官家手里的钱多一些，从管仲时代，还得考虑繁荣市场经济，照顾国民福利，到桑弘羊时代赤裸裸的民口夺食。国有经济如何对社会资源实现最大程度的榨取?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已经探索了两千多年。这是怀着马克思主义理念的西方左派们所很难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