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军队几乎每战必败。虎门之战败，广州之战败，厦门之战败，定海之战败，镇海之战败，乍浦之战败，吴淞之战败……但是，三元里抗英和镇江之战却可圈点。败的不说了，只说“可圈点”的两次。
学者最新研究，三元里之战英军死亡5至7人，伤23至42人。这样的伤亡按说不大，半个连而已。但是，比较就说明了问题。以厦门之战为例，闽浙总督颜伯焘苦心经营的厦门海防，至少用去450万两银子，安设火炮400门，部署守军5680名，另雇勇9274名。而英军战舰10艘，炮约310门，其他舰船26艘，海、陆军总兵计2500人。然而交战的结果，进攻的英军全胜，防御的清军大败。清军战死总兵1人，副将以下7人，士兵减员324人。而英军仅死1人，伤16人(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相对于“国军”，三元里“土八路”打的这一仗，可谓战果辉煌。
镇江之战清军也败了，但是，败得可歌可泣。英军突破外围后，用云梯攻城，镇江守将海龄率1600名八旗誓死抵抗。城墙轰塌后，手持长矛大刀的勇士利用有利地形继续与敌激战。英军从多个方向突入城内，清军遂转入巷战甚至肉搏，将士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镇海一战毙敌39人，伤130人，另有3人失踪，其伤亡数量超过之前英军数次战役的总和!
为什么这两仗能打出“国威”呢?重要原因是英军侵犯了军民的家园。侵略者在三元里开棺暴骨，劫掠财物，强奸妇女，故而激起乡民“仇恨满胸膛”。他们事实上进行的“是一次保卫家园的战斗，而不是投身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镇江之战，海龄率领的八旗子弟，其中有1185名已在此驻防了200年。家产在此，眷属在此，祖茔在此，“他们保卫的已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相反，真正保国时，军民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官，贪贿的多。不少借机发国难财;兵，溃逃的多。英军进至厦门城下，“发现守军全逃，不战而据该城”;民，观望者众。据英方文献记载，英军在作战期间，一些民众向他们出售粮食、畜禽、淡水，以图获利。另一些民众为他们充当苦力，从事运输，换取劳务费。这些被清方称为“汉奸”的民众，在交战区几乎无处不有。至于英军在行进甚至开战时，屡屡见到成群的百姓躲在远处看这难得一见的“西洋景”。
民众为什么爱家而不“爱国”呢?家有父母妻儿，家有田园粮蔬，家是他们亲情和生存的全部之所在。而国呢?于其“之所在”就太模糊了。千百年来，皇帝和各级官吏治下的国，给予人民的，没有温暖和关爱，没有权利和尊严，有的只是纳粮、缴捐、徭役和血泪。人民有做奴仆的自由，没有“做主人”的自由;有跪下的自由，没有站起来的自由;有修阿房宫、秦皇陵的自由，没有抗议甚至逃跑的自由。历朝历代就是这样的“以民为畜”。仍说镇江保卫战。当侵略者将杀人的炮口对准镇江时，海龄竟下令紧闭城门，逃难的民众因逃不出而抗议，他竟以“汉奸”罪公开示众杀了13人。城门关闭集市停止民众无处买食，对那些早、晚上街的市民，他竟纵兵用鸟枪打死，又在城内大肆搜捕“汉奸”。海龄英勇保卫的城和国，首先是天朝的，其次才轮到人民。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兵勇，人民对它很“模糊”，也实在是情理中的事了。
人民与国家与政权，尤其是后者，是不能笼统强调“无条件”去“爱”的，之间至少应有个“互动”关系。让人民生活的土地上，充满着阳光，荡漾着春风，是绝对不可忽略的必要条件。倘真如此，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将会不期而至，不请自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