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说：“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实验区。”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自豪地说：“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
中共落脚陕北之后，苦心经营这片土地。毛泽东说，边区一定“要做得比全国都好，不但成为抗战的堡垒，而且要成为模范的抗战堡垒”“使边区成为民主的模范，推动整个国家的民主化”。“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在全国的意义与作用。”
共产党人以笃实之学风，办党，办政权，办人民武装，办群众组织，办工农业生产，办文化教育，办一切革命事业……移风易俗，破旧立新。对家国未来的想象在延安有声有色地展现，中国共产党文化在边区开花结果。
在延安的模范示范下，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减租减息，建立民主政府。于是在同一个中国，出现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一边是贪官多、汉奸多、难民多、乞丐多、伤兵多、黑市多、妓女多……贫穷，污秽，灰暗;一边是“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延安开政治新体，以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和鲜明形象出现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
毛泽东号召自力更生
“敌人要困死、饿死我们，我们怎么办呢?”毛泽东问道。
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从1938年底开始越来越严实，他们建立起西起宁夏，南沿泾河，东至黄河的封锁线。边区不能生产的商品，比如棉花、纸张、大米、食糖和火柴等日用品都进不来了，更不用说医疗器械、工业设备和武器装备。同时，大批进步青年突破封锁线，涌入延安。边区财政遇到严重困难，生活用品奇缺。
毛泽东风趣地说：“现在和大家商量，究竟如何是好。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道路，应该选择哪一条?第一条是把革命队伍解散，都回家当老百姓。”话音刚落，整个会场哄堂大笑。
毛泽东也哈哈大笑：“看来你们不同意把革命队伍解散。好吧，那么我提出第二条道路，叫做束手待毙，就是坐着不动，等候饿死。”讲到这里，毛泽东双臂交插，向胸前一抱，做个束手无策的姿态，又一次把大家逗得捧腹大笑。
毛泽东继续讲下去：“看来第二条路大家也不愿意走，你们既不想解散回家，又不想坐着等死，那就只剩下第三条路了，叫做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全边区各行各业一齐行动起来，参加农业生产。人人都有两只手，劳动起来样样有，用我们的劳动，战胜经济困难，不但要完成自己本身的学习和业务工作，还要改善生活。丰衣足食，吃得饱、穿得暖，要满面红光，兵强马壮，只有这样，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这是毛泽东1938年12月在抗大干部晚会上作报告的场景。
“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垮台的。” 国民党封锁，共产党反封锁。为了摆脱民困军愁，防止坐毙危险，党中央、毛泽东组织开展大生产运动。
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最早是从八路军留守兵团开始的。
八路军主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之后，留守在陕甘宁根据地的部队称为“留守兵团”。留守兵团每人每年发一套粗布单衣，一套衬衣，一双布鞋，根本不够穿用。在兵团里，战士们裤子的两个膝盖都是大补丁，上衣的双肩也是两大块补丁，口袋破了撕下来补窟窿，很少见到衣服上不打补丁的战士。夏天，只有一件单衣，脏了，就在河里洗一洗，人在河里泡着，衣服在岸上晾着，等八九成干就穿上，遇到敌人袭击等紧急情况，穿上湿衣服就上阵了;布鞋更是舍不得穿，鞋帮子穿烂了补帮子，鞋底子磨穿了补底子，一双布鞋补到两斤来重，还舍不得丢掉，更多的时候是穿自己打的草鞋。有的战士落雪天气仍在赤脚下操。给伤员包扎伤口的绷带，洗了再用，反反复复地用，长的变成短的，白的变成黄的，还舍不得扔掉。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1938年7月，留守兵团发出通知：
(一)立即创办各种合作社，以盈余红利来改善部队生活。
(二)大力种植各种蔬菜，不但要能立即自给自足，且应储藏一部分过冬。
(三)开设磨坊，喂猪、养羊、做豆腐、生豆芽。
(四)九月底之前，做到全部战士能打草鞋，除现用之外，每人要一双以上;并尽量发动做布鞋，各班分工合作，十一月底做到全部自给，并存一双以上。
(五)在节省之伙食内，抽出存洋一部，收买羊毛、驼毛，分给各班战士，织成毛袜、手套、毛鞋等，保证十月底每人各样完成一双。如能自打毛背心、毛衣裤则更好。
(六)提倡战士自己缝补破衣，自上袜底。
(七)对事务人员，加紧节约教育，防止浪费。
指战员在战斗和训练之余，从事农副业生产，种菜、养猪、打柴、做鞋袜等。不到半年，劳动的汗水不仅换来生活的改善，还补充了部分军需物资。革命者自己动手，创造自己的家业，改善了自己的生活。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发现这个典型之后，大力宣传推广。
1939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提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边区的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逐渐开展起来。
1939年4月，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说：“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你们读书叫学，开荒叫农，打窑洞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你们是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识和劳动结合起来，可算是天下第一。”
倡导生产运动，提高劳动的光荣感，建设全面发展的新人，这是毛泽东的独特之处，中共的高级之处。一手拿枪破坏旧世界，一手抓生产与建设，这太厉害了。
南泥湾：从烂泥湾到好江南
唔!嘿哟开荒!嘿哟开荒!唔!嘿哟开荒!嘿哟开荒!你流血，我流汗，前方后方拼命干哟!耕田要赶好天气，下种要乘春雨期哟!加劲咳哟!苦干咳哟!多生产咳哟!钢筋铁骨不怕难哟，用力拉哟!用力拉哟!没有牲口，没有牲口，能干的汉子赛过老牛。能干的汉子赛过老牛，嘿哟开荒!嘿哟开荒!反攻咳哟!胜利咳哟!靠苦干咳哟!流血流汗全为抗战哟!
这是《生产运动大合唱》(塞克词，冼星海曲)中的一个片段。
1939年8、9月间，党中央把王震的359旅从前线调回陕北，加强“河防”，防止日军侵渡黄河。后来，为防止国民党军队从南面进攻延安，朱德总司令到延安东南的“烂泥洼”看地形，几乎走遍了所有山头沟川，发现这里土质肥沃，森林茂密，百姓稀少，就向毛主席建议，让部队在那里屯垦自给，有仗打仗，不打仗时就开荒种地，发展生产。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作的乐天宇是毛泽东长沙一中的同学，他和朱德司令员一起考察了“烂泥洼”，还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认为很有开垦价值。朱总司令说：“我看可以给它起个名字，叫它南泥湾。”
359旅进驻南泥湾，叫响“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口号，风风火火地开展起大生产运动。
南泥湾纵横一二百里，荒山野岭，豺狼虎豹出没。当地有歌谣曰：“烂泥洼呀烂泥洼,荒山臭水黑泥滩。方圆百里山连山,只见梢林不见天。狼豹黄羊满山窜,一片荒凉少人烟。”部队进驻之后，住的是用树枝野草搭成的漏风、漏雨、漏光的“三漏”棚子，吃的多是粗粮加野菜。没有生产工具，战士们就搜集废铁，从被废弃的庙宇捡来破钟，还到敌占区去破坏敌人的铁路，把上千斤重的铁轨从敌占区用肩膀扛回来，制造出镰刀、斧头、铁锨、锯子等。他们就这样两头不见日头地苦干，开荒种地，盖房子，建工厂。
垦荒的土地上，歌声、口号声、镢头刨地声、斧头伐树声、磨刀霍霍声、烧荒的噼啪声，组成了一部大生产交响乐。丈把高的狼牙刺被连根挖起，蝎子草被扫个精光，老蒿子被拦腰斩断，猫儿草被翻个根儿朝天……野羊吓得乱跑，野兔惊得瞎钻，大狼夹着尾巴离开，豪猪逃出了地洞，猫头鹰睁开两只眼睛惊叫，一个破窑洞里窜出两只金钱豹呼啸而去……战士们把青冈树籽拣起来，拿回去当养猪的饲料;把桦树皮剥下来，做篓子、篮子、箱子;桦树皮还能当写字的本子，上面画上“红桃”“梅花”“方片”“黑桃”，就是一副扑克牌。翻松古旧的土壤，挖到党参、黄柏、柴胡等药材，收拢在一起，卖给合作社。晚上，烧起一堆堆篝火，点上一盏盏松明子灯，开会、唱歌、学习、总结生产经验。战士们自豪地说，我们在打狼牙(刺)，坐皇帝(荒地)。
359旅还创造性地开展劳动竞赛，评比劳动模范，调动官兵开荒的积极性。评比时，既要丈量开垦土地的数量，还要检查开垦的质量，比如刨土的深度，土块是否翻转，草根是否砍断等。
排长郝树才在清泉沟开荒生产中，用�头刨地速度比牛拉犁地还快，一连三天，天天保持开荒四亩以上的纪录。甘泉麻子沟一个叫马长福的农民，不相信郝树才一天能开荒四亩多，提出用牛和他比赛开荒。比赛开始!郝树才不到三个小时，就征服了一亩半荒坡，而马长福的牛却卧倒了。郝树才以为是牛累了，自己也坐下来吸了一锅旱烟。准备继续比赛时，马长福的牛却吆喝不起来了。郝树才说，别着急，我等着，让牛缓一口气。过了一会儿，牛还是吆不起来，郝树才等人跑过去帮忙，把牛拉起来，牛刚站起来，又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口吐白沫，当场死了。原来马长福为了赢得比赛，让牛吃得太饱，劳动中又鞭打快牛，牛连撑带累，倒地而亡。马长福扯下自己头上的白羊肚手巾，摔在地上，气恼地说：“可惜啊，这可是一头刚长成的牛犊。”有人禁不住开玩笑说：“耕牛赛不过郝树才，活活给气死了。”毛泽东从359旅上报的材料上得知这件事，写了三个字：气死牛。
在359旅的模范带头下，大生产运动在边区大规模开展起来。
“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县长联席会在边区小礼堂召开。突然，天空乌云翻滚，电光闪闪，一声巨响，雷电从东面屋角穿入会议室内，所有到会人员受巨雷震动，头脑皆晕，有人逃出礼堂，有人在礼堂里喊“救命”。林伯渠主席立即指挥救人，将礼堂里没有跑出来的一个一个抬出来。开始大家以为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后来才弄明白是被雷打了。延川下县代县长李彩荣当场死亡，还有几人被雷电击伤。
这天，一个农民的一头毛驴也被雷电击死，这个农民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边区保安机关就把这个农民抓了起来。
西北局书记高岗报告毛泽东说，把骂主席的人抓起来了。毛泽东一听，让高岗赶紧通知把人放了。
有不满者，有异见者，不全是坏事。许多鸟叫，比无鸟世界或一鸟独鸣要好一些。谁也不能够截断天下人的舌头。毛泽东想到的是：老百姓为什么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共产党做了什么错事引起老百姓的反感?
经过调查发现，这一年公粮征多了。1941年，陕甘宁边区总人口有136万多人，吃“公家饭”的人有7万多人，还有8100多匹骡马牲口，一年征20万担粮，人均负担约14升。老百姓负担过重，对共产党、对毛泽东有意见。
毛泽东深知，党群关系处理不好，影响党的威信，影响群众生活，影响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想到，在一年前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农工展览会上，毛泽东就说过，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是党的活菩萨。
中共中央决定，减征公粮，把1942年的公粮由原定的19万担降为16万担，同时，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
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专门说到这件事。他说：“1941年边区要老百姓出20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家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毛泽东接着说，“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没有学会，要学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
毛泽东通过正确处理“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言论，推动大生产运动，开展精兵简政，减轻农民的负担，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赢得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自然也防止了“雷劈”。
政治中的“盐”
正在处理“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这个舆情，边区主席林伯渠、秘书长谢觉哉与边区中央局书记高岗怼了起来。据说，林伯渠气得拿着斯大林烟斗直敲桌子。
争论的焦点是边区的盐运政策。
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一是征缴救国公粮，一是外部援助。1940年冬，国民党政府完全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并以重兵对边区进行军事包围和封锁，加上延安地区连遭自然灾害侵袭，1941年中共中央面临延安进驻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边区北部盛产食盐，盐的收入是边区政府除公粮之外的最大收入，边区对外出口的90%是盐。可以说，没有盐，边区将无法运转。如何把边区北部的盐运销出去?
高岗坚持实行“官督民运”政策。西北局成立以高岗为主任的运销委员会，组织全边区开展“驮盐运动”，把它当作迫切的中心任务。各县、区、乡、村四级分别成立运盐总队、大队、小队、组，实行带有军事化的半强制性管理。这种半强制性的“官督民运”，增加财政收入见效明显，但强行组织劳力，拉老百姓的毛驴搞运输，也增加了边区群众负担。
林伯渠、谢觉哉等主张盐的运销应由政府管理，实行自由贸易，减轻民赋，即使有所强制，也应以政治动员为主，群众压力为限，而不应该把运盐变成军事性质的行动。
双方争执不下，都急得出汗了。汗是咸的。
高岗担任边区党的中央局书记，又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年轻气盛，自恃政策见效快，也就没有很好地同两位革命老人进行沟通。林老、谢老毕竟代表边区政府，且年高德劭，是革命前辈。两位老人感觉到高岗对他们的意见不那么尊重，便有了些肝火，径直把官司打到了毛泽东那里。
党政之间发生矛盾，这也是一个警报。毛泽东在1941年的夏天不得不投入很大精力来化解这个矛盾。
此事比较棘手。为缓解边区财政困局，必须实行“官督民运”的运盐政策。毛泽东支持高岗等人的做法，但又不能无视林、谢二老提出的其中若干弊端和减轻税赋的初衷，更何况二老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毛泽东想来想去，从做二老思想工作入手，来化解这场政策争论。
从1941年7月24日至8月22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给谢觉哉以及林伯渠写了10封信，数次长谈，做好两位老人的思想工作。
——控制事态蔓延。毛泽东叮嘱林、谢二老，“除对中央政治局同志及西北局主要同志可说自己的不同意见外，勿对他人尤其下级人员说不同意见，以免影响执行与造成更深的分歧。”这是控制知情范围，以防扩大矛盾，影响大局。
——指出二老不足。“勿只注意现行政策的缺点或错误方面”“要注意现行政策的成绩与正确方面，我觉得二兄在这点态度上是不足的。”毛泽东没有因为林、谢是革命老人就对他们的意见加以迁就，而是从判断事物的方法论上直言二老的不足，希望他们不要以先入为主的成见来看待盐运政策。
——亮明自己态度。毛泽东表示，现行政策固然有毛病，但“我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得更大”。就是说，先这样干下去，试对或试错;“勿只从绝对性设想(即只设想现行政策完全是错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对的)”，指出另外的选择也未必就走得通。毛泽东态度鲜明。
——敦促高岗堵漏补缺。毛泽东支持高岗的“官督民运”，但他并未放过高岗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为此，毛泽东督促高岗及时跟二老沟通，“把事情把关系弄得好些”。还把谢觉哉反映盐运政策弊端的材料转给高岗等人，提醒他们，材料反映的“情形是很坏的，是否属实?你们有此类调查否?是否你们所得的仅偏于好的一面，而事情之实际则基本是坏的，即是说运盐是行不通的”。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高岗等人立即组织调查，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承认运盐工作确实存在三个方面的缺点，并进行纠正。
——从思想方法上开导林、谢二老。毛泽东担心他们碍于“毛主席”的面子，难从心底里服气，8月5日又推心置腹地给谢觉哉写了一封信：
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了，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
这些话，跳出盐运政策的是非，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说明，由我推人，推心置腹，词意恳切，谦恭有礼。毛泽东提出的“各去所偏，归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这两句话，堪称对待工作分歧时，化解思想情绪的法宝。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说，这些信，对林、谢二老的触动是很大的。
——向林、谢二老表达研究边区财经的心得和观点。毛泽东这段时间花了不少精力研究边区和国统区两方面的经济材料。中央政治局或书记处开会，几乎每次都要讨论边区财政经济和盐运政策。8月6日，毛泽东致信谢老，提到要打破边区财经困局，一是发展经济，二是出入口平衡，“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据此以观今年盐的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同时，毛泽东谦恭有礼地说自己的见解或许还不深刻，二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归一是”。
最后，毛泽东在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等问题作了系统发言，涉及盐运政策的争论，他正式表态：“平衡出入口，要使盐大量出口，现在采用组织人民运盐的官督民运办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运盐要不违农时，进行政治动员，组织劳动力。”前面肯定了高岗，后面的两句话吸收了林、谢二老的意见。
延安的山坡上，山丹丹花、蔷薇花绽放着鲜艳的花朵。毛泽东将两边的争论加以平衡和综合，吸收双方合理的部分，如盐入水，效果极佳地化解了矛盾。盐的争论就此结束。
后来，谢觉哉写了一首诗，题名《在范亭处谈毛主席的思想方法》：“道在不沾兼不脱，思能入旧又全新。万流争赴虚如海，一镜高悬净不尘。践实体诚非别术，沉机观变竞通神。公余一卷延园静，又是梨花压葛巾。”这其中包含着他对毛泽东高超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切身体会。
1942年9月，为进一步协调边区政府与中央局的关系，毛泽东又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措施：派工作经验丰富的李维汉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临行前，毛泽东交待李维汉如何做好边区的工作，特别叮咛说：“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李维汉一下子认识到，毛泽东是把延安当“首都”、当模范来建设的。
“三三制”和“一元化”
前方的抗战激烈地进行着，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也在日本人的轰炸和国民党的包围中探索和推进。
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参与抗战，在陕北边区及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一种崭新政权——“三三制”政权，这是一个更具包容性、代表性的民主政权。“三三制”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的。
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在人员构成上实行“三三制”：
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
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这样做，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
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这些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
毛泽东为何把他思考的这种制度叫“三三制”?或许是从《易》中受到的启发。《易》是“一分为三”的根，《易》中包含“三极之道”(《系辞上》)。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一分为三”以及“三合一”是个复杂共同体。
1940年4月，“三三制”开始在边区及“新区”推行。“新区”是指八路军进入国民党防区的地区。“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各议员小组提出的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候选人名单中，共产党员人数较多，于是谢觉哉、马文瑞等12名党员自动要求退出政府委员候选人，萧劲光等6名党员退出常驻议员候选人，后经无记名秘密投票方式，从39名候选人中选出18名政府委员，其中共产党员占7名，略超过三分之一。此时，共产党人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经大会通过，以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开明绅士李鼎铭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在就职演说中说，共产党“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应“互相信任、互相亲爱”“看成一家人，同力合作，干这抗战建国的事。”
李鼎铭先生是米脂人，是位开明绅士。他推崇孟子说的“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他说，今日“王”字是要不得了，但是断章取义，这个意义，还可用得。他对共产党治理下的边区颇为满意，认为社会主义是“天公地道的主义”。他提出的“精兵简政”为中共中央所采纳。
李鼎铭刚进入“三三制”政府时，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凡是要他主持的会议，事先他都要把会议的内容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弄得清清楚楚，以便心中有数，要他画“行”签发的文件，他也仔细审阅，字斟句酌，绝不含糊、虚应了事。
实行“三三制”之初毕竟缺乏经验，也没有一套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制度。革命者一度把李老当客人看待，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上对他的职权不够尊重。李鼎铭对自己是否有职有权，非常重视。有一段时间，他在政务会议上，不论是否当会议主席，总是很少发言。他不发言，其他党外人土也缄默不语。有时，林伯渠主席主动问他：“李鼎老有什么意见?”他回答：“俺嗨不哈，俺没意见。”但到会议形成决议，批发行文时，他又不肯画“行”。可见，他说“俺没意见”，实际上是很有意见。
边区“三三制”政权建设拉响了警报。李鼎铭的态度，实质上反映了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如何实行民主合作，如何相处共事的问题。毛泽东曾经帮助边区处理党政关系，林伯渠深受教益。现在林伯渠主席需要面对的是边区政府内部的矛盾，即政府主席与副主席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党内与党外的关系。他叼着斯大林烟斗一口一口地吸，他觉得这是比拉响防空警报还要严重的一件事情。他越想越感到问题紧迫，就嘱咐政府秘书长李维汉找李鼎铭先生开诚布公地谈谈。
一个晚上，李维汉专程登门拜访李鼎铭，一见面就说：“鼎老，我这个秘书长不能当了，我要辞职了。”李先生忙问为什么，李维汉说：“好多事情，副主席不吭气，我这秘书长怎么当?”他希望李鼎老对边区领导和他本人多提意见。这番话把李鼎老积蓄已久的意见引发出来。李鼎铭见李维汉态度诚恳，便坦率地说：“我原本不愿意出来做事，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演说的感动才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才出来的。任职后，政府开会要我主持时，只临时给我一个条子，什么都不跟我说，我怎么办?政府下达命令、指示，要我画行，有的内容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傀儡。党上有包办，政府不能决定政策。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干了。”李维汉意识到李老说出了心里话，忙向他作了自我批评，并立即向林伯渠作了汇报。林伯渠立即召开党组会议，对党内有些不尊重李鼎铭的同志作了批评。经过认真讨论，商定了几项切切实实的改进措施。林伯渠带头执行党组决定，经常主动去征求李鼎铭先生的意见并商量工作。各厅、处、院轮流向政府主席、副主席汇报工作。每次政务会议事先要取得李鼎铭等人的同意才开会。由副主席签署下达的文件，必须事先向他说明内容并取得他的同意。平日多接近、多谈心、多交换意见，等等。如此一来，李鼎铭很高兴，态度完全变了，不做客人而做主人了，不再讲“你们党上”如何如何，而讲“我们政府”如何如何了。
“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力”“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 毛泽东如是说，如是行。“三三制”政权的成功实践，打破自家的关门主义，以开阔的胸怀包容和吸纳各界人士，是民主政治的大胆尝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进行了初步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经验。
同时，更具权威、更具效率的“一元化”得到加强。所谓“一元化”，就是党领导一切，就是政治上化分散为集中。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王稼祥起草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其中明确规定：“根据地的建设与民主制度的实行，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一元化”“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这是“党领导一切”“一元化”概念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出现。“一元化”将在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中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有了“劳动模范”
陕北老百姓把劳动叫“受苦”，自称“受苦的”。在边区延安，劳动不再是“受苦”，劳动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成为无上光荣的革命事业。生产劳动像前方打仗一样，是革命的政治任务，是革命斗争的有机组成。先进的生产劳动者也像战斗英雄一样，成为劳动英雄。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表彰了经济建设中成绩显著的359旅、延安县委县政府和延安南区合作社，以及王震、习仲勋等22人。毛泽东格外高兴，提起毛笔，为3个单位和22人一一亲笔题词。
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暨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与第三届边区生产展览会在延安南门外隆重举行。边区各系统、各部门、各单位选出的200余名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者参加了大会。宝塔山下的会场上，彩旗在耀眼的阳光下随风飘扬。主席台前排放置着吴满有、申长林、黄立德、李位、冯云鹏、张振财、刘玉厚、赵占魁、郭风英、张芝兰、贺保元等劳动英雄的大幅肖像画。劳动英雄佩戴大红花，在喧天的锣鼓声和三万人的掌声中，进入会场。主席台上的劳动模范，面对台下欢呼的手臂，站在众人的掌声中，那一个个黝黑的面孔喜悦着、激动着，长满老茧的双手不知道放在哪里好。大会表扬和奖励了185名劳动英雄，其中25人获特等奖励，每人奖金3万元。这是农民从来没有过的荣耀。著名抗日将领续范亭激动地说：“向劳动英雄代表致敬，比向老师行礼、向家长行礼都要快乐，他们才真正是人民的代表。”他说，“自己50岁了，第一次看见劳动成为英雄这样的事情。”
劳动成为英雄，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劳动英雄的荣誉跟荣耀，使“劳动光荣”的号召更加深入人心。毛泽东说：“艾青、丁玲你们会写文章的同志，要去写这些模范们;古元你们这些画菩萨的画家们，要去画这些模范们。”
边区第一号劳动英雄是一个叫吴满有的农民。
吴满有，陕北横山县石湾镇麻地沟村人，从小就给人放羊。1928年横山大旱，他携老婆孩子逃荒到延安城东60多里的吴家枣园，租地耕种，打柴佣工。迫于生计，他将11岁的大女儿卖给北峁村一个张姓独眼龙，又以5升糜子将3岁的小女儿让人带走。贫困交加中，妻子病饿致死，他因短缴捐税被官府衙役抓进牢狱，捆绑吊打。幸亏1935年底中央红军来到延安，他被释放出狱，分得一架荒山，实现了劳动致富。1941年，他家开荒种地33垧，收粮34石，为了感谢共产党，他缴公粮14.3石、公草1000斤，购买公债150元、公盐代金665元。庄上的人对他说：“老吴哥，你出得太重了，减掉些吧!”他说：“革命时期，八路军保卫咱们的边区，人家在前方流血，我们不过只多流些汗，亏你还好说重?”庄上的人佩服他的见识，都跟着他学，踊跃交公粮。
1942年初，在延安县各区区长检查春耕联席会上，柳林区区长介绍了吴满有的事迹：“地种得多，荒开得多，粮打得多，缴起公粮来踊跃争先，数量既多，质量又好，是一个抗属，模范的农村劳动英雄。”《解放日报》记者莫艾抓住了这条新闻线索，随即到吴家枣园采访了吴满有。
4月30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莫艾的长篇通讯《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连年开荒收粮特多，影响群众积极春耕》，报道了吴满有的事迹。《解放日报》同时还配发社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号召全边区农民们“抓紧时机，努力开荒，努力生产，向吴满有看齐”。
典型引路，是毛泽东的一个领导方法。他看到了这篇报道，在一个闹警报的下午，专门在自己住处与记者莫艾进行了一次长谈。毛泽东说，只有自力更生，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才能冲破国民党的经济政治军事封锁，坚持抗战到最后的胜利，这是宣传吴满有的意义之所在。
5月6日，《解放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吴满有——模范公民》，进一步发掘吴满有这个典型的意义：“他能够把自己的命运跟边区群众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能够把自己的命运跟昨天的土地革命、跟今天的民族抗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是典型的抗战中的模范公民。”
1942年底，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讲话，充分肯定吴满有。他说：“吴满有已是一个富裕农民了，他因为得了过去苏维埃政府与现在边区政府的利益，他已把他自己的命运与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毛泽东引申开来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还有许多同志的头脑没有变成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的头脑，他们只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即是只知向人民要这样那样的东西，粮呀，草呀，税呀，这样那样的动员工作呀，而不知道做另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尽力量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
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
吴满有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农民英雄。毛泽东亲笔为他题词“天下有名”。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劳动最光荣”的口号响彻边区。从延安开始，各地开展“劳动竞赛”，评比“劳动模范”，召开“劳模表彰大会”……这是中国乡村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景象。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劳动竞赛”“劳动模范”(简称“劳模”)“劳动英雄”“义务劳动”“劳动锻炼”“劳动大学”“过劳动关”等这些词语，在汉语中也是崭新的，体现了一种崭新的价值观。
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
一次，留守兵团负责人向毛泽东报告工作时，讲了许多成绩。毛泽东不耐烦地说：“成绩，成绩，成绩!用不着说这么多了，有成绩是应该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讲成绩，而是找缺点。”毛泽东要求：“在军队党与地方党的关系中，应更多更严格的要求军队党负责任。如遇争论纠纷，应更多地责备军队党。”“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关系，一般应多要求多责备军队干部。”
一天，毛泽东召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萧劲光，对他说：“萧劲光，你是个大知识分子啊!”说罢，让萧劲光退下。毛泽东关注边区的党政关系、军民关系，他用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责备”军方，令萧劲光反思。
萧劲光惶惶然：这是毛主席拉警报、敲警钟啊!
这些日子，延安老是拉响空袭警报。“延安的天塌下来，有萧劲光同志撑”，这是毛泽东要萧劲光做好边区的保卫工作。“你是个大知识分子啊”，这是毛主席的批评。萧劲光知道，自己有些时候不那么尊重西北局书记高岗，引起毛主席的不满意。其实，他跟高岗之间的一些小矛盾都是军政日常工作中的小小摩擦，没想到毛主席知道了。毛主席从军民关系中的小矛盾看出军民关系的大问题。萧劲光这样一想，连忙向毛主席作检查，同时谋划“拥护政府、爱护人民”活动。“双拥”显露雏形。
军与民，军与政，历来是一对矛盾，各自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在延安及根据地，有的干部和群众应付、埋怨军队;军队方面也有不尊重地方，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对于后者，毛泽东是不能容忍的。“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因为我们的饭是他们做的，房子是他们盖的，我们要军民合作。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就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毛泽东对军队从严约束。
1942年12月底，当听到有的同志向他反映陕甘宁边区一个老百姓给一个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时，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是天大的好事!那个老百姓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不敢言。现在他敢向我们一个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么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
为了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从1943年开始，陕甘宁边区开展“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简称拥政爱民)和“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简称拥军优抗)运动。1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确定1月25日至2月25日为边区拥军运动月。
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和政治部1943年1月25日发布了《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和《关于拥政爱民月的工作指示》。2月1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公布《拥政爱民公约》，一共十条，这是中共军队历史上第一个拥政爱民公约，并确定从2月5日至3月4日为拥政爱民运动月。
“双拥”运动率先在延安兴起，在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在1944年农历正月普遍地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抗(抗日军人家属)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并规定以后每年农历正月普遍举行一次。
“双拥”运动找到了密切军政、军民关系的载体和抓手，久而久之，成为革命传统，成为革命仪式，成为革命文化。
共产党如何把自己的“表情”
交给老百姓仿效?
“陕甘宁边区的人口，大约是150万，活跃于这块舞台的共产党员，据说只有4万人。4万个党员统治着150万的人民。这就是说，在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后面，几乎有40个老百姓跟着他走。他们用什么方法带着这大批的民众走上共产党的道路呢?他们凭着什么本领，把自己的表情教给老百姓仿效呢?”
这是一个记者的提问。这位记者叫赵超构。
的确值得发问：这里被国民党铁桶般封锁，这里时刻面临日本飞机轰炸，这里土地贫瘠，这里的老百姓却安居乐业，过着比国民党统治区的老百姓更为舒心的日子。共产党施展了什么“魔法”?还有，中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共产党与老百姓打成一片，老百姓听共产党的;国民党也想和老百姓套近乎，可老百姓不听国民党这一套。共产党施展了什么“魔法”，让老百姓跟着自己走?
记者赵超构的答案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发挥作用。
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让人民当家作主人，每到一地，首先联系和争取群众，走群众路线，关注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努力使党的政策、权力的规训与群众的意愿契合一致。“群众路线”的确是非常不一般的路线。
什么是群众路线?
1943年6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对群众路线进行了精辟概括：“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中共的群众路线，指明了党与群众的关系。毛泽东在七大的主要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阐述了群众路线。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毛泽东总结和发明了“群众路线”，制定出动员和组织群众的“路线图”。
记者赵超构对中共的群众路线，有个比较详细的认识。他说，执行这样战略的人，把“群众”分作三部分：
其一是“积极分子”，其二是“中间的游疑分子”，其三是“落后分子”。假如把抽象的群众描绘成具体的形象，那就是鸡蛋形的，两头小，中间大。换句话说，中间分子最多，积极的和落后的都占少数。成功的群众工作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这是共产党对于群众的认识论。
根据这认识，共产党先在群众中配备干部作为“领导核心”，以这个核心为枢纽，转移四周的群众。
……核心的任务，不仅在团结积极分子和争取其他分子。它必须通过骨干，将群众中分散零乱的意见愿望集中起来，加以硏究整理综合，化为有系统的方针与意见，而后又向群众宣传解释，使这种方针化为群众的意见，“并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同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方针是否正确”，再集中，再整理，再向群众推行，循环地转进，一次比一次增加经验，一次比一次适合群众，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具体说明。
所以做着这样工作的核心分子，除了须善于“联系群众”之外，还必须具有分析事实、总结经验的能力。
赵超构能够写出上面这些话，大概是认真阅读了毛泽东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毛泽东在这个文件中写道：“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借助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内容丰富，它包括：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支持群众运动，爱护群众的积极性，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做群众的学生，后做群众的先生;领导同群众相结合，根据群众的需要和自愿领导群众前进;关心群众政治上的进步，关心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共产党员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做群众的模范。
共产党人以人民为父母，跟老百姓自有一份同歌共哭的感情。他们与群众打成一片，开展土地改革、减租减息运动以争取广大群众，开展民主选举运动，建立一套崭新的基层政权机构。毛泽东说：“善于把党的政策变成群众的行动……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穷人党、群众党，学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群众运动的特色鲜明地树立起来。这里体现出共产党思想的平民性，共产党文化的高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