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后，许多人认为只要按照24字照办就不会有错。这种认识一定会得到多数人的认可，但它却是错误的。在没有对诸如平等、自由、民主、法制做出严格的定义之前，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认识一定会走出完全不同的道路出来。
例如对平等的认识。这个在古希腊就讨论过的词汇，至今仍是一个充满硝烟的战场。硝烟弥漫的背后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峙。
一些人认为的平等是：所有人应平等地得到社会的保障。社会的保障包括法律权利，政治权利，公民权利等等。它的核心思想是平等必须不分种族和不分性别，所以政府的政策是不应因著个人的性别、种族和宗教信仰而有所偏袒。
另一些人认为，上述平等是虚伪的，只有经济平等才有法律平等、政治平等。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都是平等地处理民族问题，却出现完全不同的处理方法。
一些人认为，考虑各民族发展上的差距和文化上的差异。如果单纯强调“一把尺子量到底”，其结果只会是不平等。对于少数民族权益特别保护的特殊原则，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具体表现为优惠政策和措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观。
马克思民族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理论的自然延续，认为政治平等和法律平等只是表面的平等，是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为了实现民族平等，必须对弱小民族实行政策倾斜、制度倾斜，甚至法律倾斜。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事实上的平等。这就是马克思民族理论的实质。
这种理论和依法治国是相互冲突的，是一种对主体民族、先进民族部分权力的剥夺，换来的不是稳定，因为它增强了民族意识，甚至是产生分离主义的温床 ， 其弊端越演越烈。
不断地利益输送，一味忍让的政策，少数民族欺凌主体民族，日益增强的民族意识，宗教意识，能够实现民族平等吗?60多年来的社会实践告诉我们，那种追求事实平等，追求本质平等只能够是一种乌托邦。
王大豪的《利益论》是利益输出的增强版，只能够是权宜之计，不可能是长久之计。
民族政策的出路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政策面前人人平等，不要强调发展差距、文化差异和宗教习俗差异而一分为二，任何民族都不能够例外，对所有弱势人群(不分民族)进行政府法律援助、经济救济。这才是处理民族问题的正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