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坊间觅得《清朝文字狱》一书，读后颇有所感。比如被一些人屡加赞扬的乾隆帝，搞起文字狱来大刀阔斧，思维正常的人要杀，精神病人也要杀，只要他自己认为妨碍了统治，就要施放腾腾杀气。乾隆一生写了不少诗，理解文字到底有多大作用，知道该如何写诗作文。即位之初，他曾说：“与人临文，原无避讳，诚以言取足志。一存避讳之心，则必辗转嗫嚅，词不达意。嗣后一切章疏，以及考试诗文，务期各展心思，独抒杼轴，从前避忌之习，一概扫除。”可惜，暂时的明白最终还是被残忍取代了，他治下的盛世，流淌着浓浓的人血。书载，钦定逆犯丁文彬本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妄想富贵女色，痴心日炽，结为幻影，牢不可破，辄肆其枭獍之心，狼号狗吠，无所不至”，但乾隆不饶他，于乾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正午，照谋反大逆律被当众凌迟处死，与此相关者受到株连。
什么是谋大逆罪?谋大逆是十恶中第二大重罪，这种犯罪通常是用暴力的形式危害最高统治者的生命财产进而危及到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严重的犯罪行为。在封建时代，凡一切触犯去世和当今皇帝的思想和行为都可罗织成谋大逆。当文字狱盛行时，只要文字作品被认定为对清朝或皇帝有所触犯，多照谋大逆定罪。凡定为谋大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并株连祖孙父子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异同男年16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
在清朝立国的268年里，发生了160余起文字狱，平均一年半一次。乾隆朝文字狱案最多，在130起以上，精神病患者偶因文字不慎构成的罪案也特别多，丁文彬案只是其中一例。据不完全统计，这类案子至少有21起。这些疯子根本谈不到有什么政治见解，乱写的那些文字，既没有意义也无法解释，结果却照大逆律论罪，不仅本人凌迟处死，亲属还要跟着连坐。
于是便常常想到鲁迅先生的至理名言，觉得知人论世，非看全集不可，只看一点不及其余，就会自己蒙了自己的眼睛，就不能全面认识一个人，了解一段事。一件同样的事情，具体环境不同，话语往往大异其趣。比如一个人没有官帽时，他很可能义正词严地指责上司专断，缺乏民主意识;可一旦弄个一官半职，则可能反过来抱怨老百姓不听话，是刁民。分析他做官前后的话，如果弄不清楚具体语境，堕入五里雾中是必然的事。
武断而言，目下好多书不太讲究语境，比如李世民做了皇帝以后比较体恤百姓，也较其他封建君主尊重人的生命，查阅史书，他在这方面发表的言论不少。可我们不要忘了，玄武门之变，他将李建成五个儿子李承道、承德、承训、承明、承义和李元吉五个儿子李承业、承鸾、承将、承裕、承度全部杀死。彼时之行为，断乎不能用此时之言论来解释。此时与彼时混淆不得。
人的言行是有具体语境的，环境变了，言行就会迥异。我们经常看到，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帝王们做事比较严谨，比较体恤百姓，时间一长，就为非作歹，按照个人好恶行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果以为某特定时期的言论，能概括一生的行为那就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