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大人物死了之后，如果能得一个“文”字的谥号，比如文正、文忠、文襄之类，那是莫大的荣誉，祖坟冒青烟，子孙屁股放光。不过，带“文”字的也不尽是好词，也可以有文盲、文丐、文妓。一个人，头上顶上一顶文化大师的帽子，张口闭口文化，上电视，不提文化两字就不会说话，深沉倒是够深沉的，但深到极点，在愚民眼里，至少在字面上似乎跟文丐文妓划不清界线。当年上海滩上的校书，说是卖艺不卖身，那艺里面的小曲儿也挺文化的。其实，私底下身也是卖的。否则，干吗要挂牌营业呢?
中国现在的工艺美术界，大师是种职称。评上了，手里的玩意，就能卖出好价钱。在和尚那里，大师是我们这些俗人送给某些脑门锃亮、脑袋大脖子粗、身为住持(也许是买来的)者的尊称。一般来说，这种时候，都是俗人们有求于大和尚之际，不是求财，就是求官。恰好，这两种道场，大和尚都能做。呜呜呀呀地念将起来，挺唬人的。在文化界，大师的头衔挺金贵的，至少在官方那里挺宝贝。迄今为止，真正由官方挂牌的，只有余秋雨大师一个。
物以稀为贵。大师把自己端起来，理所当然。古往今来，有人写文章不出错吗?没有。但人家余大师就没有错，一个错字都不能有。哪怕把自家胡乱认来的祖宗余写成了余珍，也是没错。要错，也是余他爹错了。费点心，把《宋史》连带余家的家谱改了就是。谁要敢出面指证，哪怕是战战兢兢的，人家连手书之误都不认账，劈头就是一棒子——你别有用心!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做了大师的人，有圣人的感觉——圣上的圣。圣上一出生就红光满眼，异香满室，浑身上下，除了肚脐眼没疤瘌。他的第一声啼哭，如果不是一首歌，那也是歌的底稿，属于最有文化那种。如果写出来，得用钟鼎文。当然，用蝌蚪文，也行。
余大师很清高，据说从不交结权贵，可惜权贵总喜欢交结他，争着抢着交结他。要不怎么那么多官方庆典，都有大师出席呢?上海往新加坡派文化使者，派了一次是余大师，两次还是余大师，三次四次据说依旧是余大师。人家大师领奖，都去钓鱼台。那地方，我辈鼠民，连站在门口往里望一望的可能都没有。大师的清高，在权贵的争相巴结下，也只好装下半截。人家一巴结，也就琵琶半抱，出来见客了。
因此，余大师的地位很金贵。当今之世，副教授，满地走，教授不如一条狗。官方大把大把撒职称，自然科学最牛的是院士，社会科学最牛的是学部委员。但是，普天之下，有哪个能挂牌做大师呢?易中天不知趣，非要说人家是公民。大师怎么能是民呢?不是民，自然不能跟民一般计较。有刁民说余大师捐款不实，任你怎么说，大师连回都懒得回，底下的马仔自然会料理。还别说，料理得还真不赖，比日本料理都好。在都江堰官方的配合下，红口白牙许出的20万的真金白银，摇身一变成了书。援建的一座小学，变成了三座图书馆，而且都是“秋雨图书馆”。真牛，捐了几本还没到位、也不知道究竟打几折的书，图书馆就挂上大师的牌子了。香港的邵逸夫先生真笨，在大陆各地学校掏了那么多钱，盖了那么多楼，才能叫“逸夫楼”，硬是比不得余大师四两拨千斤(或者四两银子博千两黄金)。其实，岂止学校的图书馆该叫秋雨图书馆，连都江堰都应该改名叫秋雨市，多响亮，多有文化。把上海也改了，未必不可以考虑。当然，官方不一定敢擅动，这就需要粉丝了。反正大师的粉丝众多，连署呼吁就是。
有了圣上的感觉，金贵而且清高的大师，就喜欢说些高深的昏话，比如“在文化上，无效必然导致无聊，无聊又必然引来无耻。但是，即使到了这种‘三无’的低谷，也不必过于沮丧。因为只有低谷，才能构成对新高峰的向往”等等。昏过以后，还比较喜欢哭。据说有大爱之人，才这样动不动就含泪。地震死了几千孩子，大师泪没出来。发现在地震中失去唯一儿女的家长情绪不对了，马上眼泪就出来了，在眼眶里停住，强忍悲痛，含泪劝这些悲痛欲绝的家长，不要受人利用，给政府添麻烦。据说文化大师跟和尚堆里的大师有过沟通。死的孩子，无论是不是因为豆腐渣工程屈死的，都变了菩萨了。家长们，你就知足吧。
当然，爱哭的大师，也有雷霆之怒的时候，因为有人批评他了。大师代表全中国人民。批评大师，就等于批评，不，诋毁全中国人民。这还了得!据大师考证，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者，文章发在香港，却很可能是大陆人士。有关部门真应该给他查一查，查出来，加以严惩，以儆效尤。不过，我在此郑重声明，我的这篇博文，绝无批评大师之意，连调侃都不是。万一大师见了，千万别动怒，伤了玉体，全国人民都伤心。
这个世界上，有“别传”，就应该有“别颂”。钦慕大师久矣，“正颂”轮不到区区，就“别颂”吧。何况，以阿Q之乏，尚有“正传”;以大师之尊，又岂能没有“别颂”呢?
赞曰：
书到馆里钱恨少——大师该捐几折图书啊!
颂如别样不嫌多——小民应掉多少眼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