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将体细胞改造成干细胞的重大消息传来，谁不高兴。尤其这一回，在美国詹姆斯·汤姆森实验室领军的，竟是一名中国科学家俞君英。媒体上于是热闹：“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是的，已有行家说，这成果的发展前景将跻身诺贝尔奖层次哩。诚然，科学上的每一步进展，都是全人类共同的骄傲。但既然还没有世界大同，则也难挡人们要将成功来一番对号落座。
虽说在近年美国的重大科技进展中，已经让华人“骄傲”过几次了。比如“勇气”号、“机遇”号探测器相继登陆火星之际，北京媒体就报道，有300多华裔科学家在美国太空署工作，颇有几位在火星计划中担当要职。上海媒体更其具体，指明给“勇气”号定位测图的李荣兴，就是“从阿拉上海的阁楼里走出来的”。不过，美国人那几枚军功章，再怎么细分，毕竟只有我们的一小份。从“勇气”“机遇”到知识权、物权，均属老美，该人家风光的。
这一回却是不同，不再打边锋，终于当主帅。炎黄子孙，聪明勤奋，长久以来在美国一流科研基地中在在可见。欣喜的是，现如今，其中翘楚如俞君英之辈已经脱颖而出。宣传他们的成就，既是还事实以本来面目，又足以令国人骄傲，扬眉吐气。
只是骄傲须有前提，那就是：清醒。我想，只消一问，国人的骄傲即可远离盲目了——
为何俞君英的成果又是出在美国?
俞君英本科毕业于国内，1997年进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于2003年来到威斯康星大学汤姆森实验室工作，同时着手此一新项目。看，不仅项目方向，连同研究机制、学术氛围、工作团队，都是人家的。要论骄傲，仍该他们多，我们少。
岂仅俞君英，从前还有若干华裔精英，包括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李远哲、崔琦们的突出成就，为何老是出在美国，总爱避开中国?我想特别说一说杨振宁。倘说上述各位获奖时已入美籍，那么《杨振宁传》专门说明了他在1957年获奖时仍持中国护照一节(按照“一中各表”，“中华民国”护照不当见外)。由此，我认为实该废止“中国人从没得过诺贝尔科学奖”的通行说法。杨氏确也有资格自诩：“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但是，我以为，也切忌因此而自傲，通行起“反正咱中国人早得过，诺贝尔奖不算啥”的说法来。清醒剂，依然是只消一问：如果杨振宁并未出国，进入普林斯顿，而是留在清华或者转入中科院，后来能取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吗?
探寻科学突破的成因时，最好还是少关注些人种禀赋要素，多关注些发展机制要素。国际科学竞争存在巨大落差，随着各国普遍的经济建设推进、科研资金渐丰，彼此硬件容易趋同，最终区分大抵就扭在软件——科学发展机制的优劣上。伟大的突破，有赖于高超的人才，诚然的。但是，高超的人才总是在有效的机制宽容、保障、激励下，才能实现伟大的突破。君不见南橘北枳，因地而异，一样天资两种效果?我们摇笔杆的最清楚，再漂亮的词藻堆满了纸，仍不能成为美文，为何?因为决定需要的是完美的谋篇布局，亦即机制。这就是布莱基说的：“组织得好的石头能成为建筑，组织得好的社会规则能成为法律，组织得好的词汇能成为漂亮文章。”
90年代初采访两院院士李国豪，听老人家摇头惋惜：“现在有一种倾向，对某些有眼前利益的横向课题兴趣大，对纵向的、需要多年努力才会见效的重点课题积极性不高。”十几年时光闪过，我的感觉似乎是，在这个圣坛里，形形色色的低俗乃至腐败现象没有减少。都在感叹“中国缺少科学大师”，可是，绝不缺少擅长争课题从而争经费的“学科带头人”——难道不是机制出问题?
不仅是科研机制，还需要追溯上去。复旦大学作了一次测试，对于“为什么迄今没有本土华人获诺贝尔奖”的问题，83.3%的答卷者直指“中国历来注重对知识的系统积累和传输，不够重视学生个性和创造力的发展”。确实从学校教育机制到家庭养成机制等等，我们需要作多向度的反思。
这种反思，将赋予我们关注华裔科学家在海外成就时，以更加深邃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