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关键词是理解一个时代精神状况的钥匙，是一个时代文化地图的标识，解读关键词就是解读我们的文化，剖析关键词就是剖析我们的时代。本文通过散文化的文字和感悟性的文体对当下的五个流行语——无聊、傻乐、山寨、犬儒、投机进行了解读，以期从一个侧面把握我们时代的精神文化和社会心理内核。
一、无聊
1.无聊是意义亏空、价值缺失导致的心理体验。无聊就是觉得一切都没意思：不知道活着的意义也不知道不活着的意义，不知道做一件事和不做一件事有什么差别，不知道为什么行动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行动。无聊不一定表现为没有一切行为，它只表现为有意义的行动能力的瘫痪。对无聊的人而言，无论实施还是不实施某个行为都没有差别，都无所谓，都不能使生活变得有意义。所谓“懒得离婚”“懒得自杀”。当下中国流行的无聊经验是一种觉醒(幻觉破灭)后的心理体验。一个狂热地做梦的人，一个被神魅控制的人，即使在做着毁坏世界、摧残人性的工作，也不会觉得无聊(比如德国的法西斯和“文革”的红卫兵)。但觉醒后如果找到了新的生活意义，且能够通过自己的意志和行动实现这种意义的人，当然也不会无聊。因此，我们无聊，或者因为我们觉醒后再也没有梦，再也没有生活的意义，或者因为我们虽然有自己的梦，却看不到此梦成真的可能性。我们找到了新的意义却无法实现它。无聊是个人经验，但是其原因则是社会性的。因此对于无聊，应该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结合的角度加以分析。2.百无聊赖和挠首弄姿都可以是无聊的表现方式。很多人一边表演着，一边无聊着。表演成为无聊的样态，表演得越起劲，无聊得越严重。××姐姐和那些陪她玩、看她玩、逗她玩的人大概就是这样一群一边表演一边无聊着的人。××姐姐是一个低劣的表演者，其人其文，一无可取，没有任何炒作和谈论价值。一个其貌不扬的女性，在网络上写了一些自我表现的作态文字，贴了一切亵渎审美的照片。一个内心充实的人，一个献身于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务的人，哪怕一个忙于维持生计的人，都不会对这些无聊的文字和图片感兴趣，一个有着正常价值观和审美趣味的社会也不会为“××姐姐现象”提供产生和流行的土壤。重要的不是出现了一个××姐姐，而是大量无聊的公众和无聊的媒体选择了让××姐姐蹿红。网友们把××姐姐的履历、言论、图片以及对“××”的“评价”等等贴到BBS供大家“讨论”，实际上是供大家开心。这种心理被有些人叫作“望着丑娃娃开心”。一群无聊的人玩一个无聊的人。3.有人已经注意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从高级知识分子到整个社会，都会一边对斥责着“××”的无聊，一边自己又无聊地成为为其添柴煽风的“看客”呢?他解释说，“我们的时代具有阶段性的无聊特征，随着物质的丰富、传播方式的变化，社会的宽容度增加，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从‘去个性化’向‘个性化’时代转变的茫然时期。‘无聊’作为一种阶段性的特征一直被我们所忽视。”这种对无聊的解释是肤浅的、表面化的，因为它把无聊的蔓延归结为物质的丰富、传播方式的变化、社会宽容度的增加以及个性的彰显。物质的丰富、传播方式的变化与无聊不存在必然联系。物质比我们更丰富、传播技术比我们更发达的国家多的是，但是无聊感的蔓延却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至于“社会宽容度的增加”云云就更是具有误导性的、似是而非的说法。什么是宽容?哪方面的宽容?对什么事情的宽容?我们虽然可以发现对于大众的消费方式、娱乐方式的“宽容”度的确是在增加，但是在消费、娱乐以外的许多领域，宽容度到底有多大?真正的宽容度的增加应该使人们活得充实，感到生活充满意义，因为当一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生活理想和生活方式，全面自由地表达自己对于社会、国家和人生各种问题的看法的时候，他应该感到生活的充实和自身价值的实现，怎么会反而导致无聊呢?“个性化”的时期也不一定是无聊的时期或所谓“茫然时期”。个性化不一定导致“茫然”。就像宽容不会导致茫然一样，真正的个性化是个人价值的实现，它应该使人活得充实。个性是与宽容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宽容当然不可能有个性。但是虚假的“宽容”可能产生虚假的“个性”，残缺不全的“宽容”则可能产生残缺不全的“个性”。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就是属于后者。个性是与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不存在孤立的个性。比如，“五四”时期是所谓“个性解放”时期，那个时代的反传统、反权威带有解放自我和解放社会(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的双重使命，“五四”青年人反抗传统婚姻争取婚姻自主，既是解放自我和个性，也是社会革命和时代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这个时代的个性和自我追求恰恰是走出无聊沉闷的传统生活方式的表现。可见，只有改造压抑个性的社会、推翻压抑个性的制度，个性才能充分实现。个性解放和社会解放是结合在一起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再比如在离我们较近的80年代，个性解放、自我表现与“五四”时期有相似之处。就拿那个时期的大众文化或大众娱乐来说，我记得很清楚的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人们热衷于唱邓丽君的流行歌曲，看电视连续剧《霍元甲》，留长头发，穿喇叭裤，这些个性化的文化趣味和消费行为使当时的人们感到了生活的充实，充实的原因是：这些个性化的消费行为具有深刻的公共意义，是对“文革”时期占据霸权地位而且在当时仍余威犹存的“革命”禁欲主义的反抗，在娱乐领域的自我表达和个性选择表面上看好像只是个人的趣味表达，但其实有社会政治的意义在里面。
畸形的伪个性、伪宽容以及伪自由才是无聊产生和蔓延的真正原因。
二、傻乐
1.傻乐是莫名其妙的乐，没道理的乐，傻呵呵的乐，是不该乐而乐，在应该痛、应该哭、应该喊的时候却乐呵呵的。没有乐的理由却乐不可支，是为傻乐。阿Q大概可以说是傻乐的典型，总是被人欺负又总是乐呵呵的。这种乐是对自己的生存困境的麻木，是对历史灾难的遗忘，也是对公共世界之危机的麻木。鲁迅先生说过，“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把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我们的生活中不乏这样的悲剧和喜剧，而我们的艺术中既没有真正的悲剧也没有真正的喜剧，有的只是傻乐——傻并快乐着。2.傻乐者因傻(可以是真傻也可以是装傻)而乐，因乐而傻。傻乐可能是出于无奈，也可能是出于无知。在前一种情况下，傻乐者明知不应该乐而找乐，明知没有乐的理由而依然乐，目的是为了转移和化解无奈带来的焦虑和痛苦。这是装傻者的乐。在后一种情况下，傻乐者昧于自己的现实处境，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不应该乐，像猪圈里的猪乐呵呵地吃食、睡觉、交配，笼子里的鸟兴高采烈地梳理羽毛、又唱又跳。这是真傻者的乐。前者清楚自己的现实处境，是明知不该乐而乐;后者昧于自己的现实处境，是不知不该乐而乐。前者源于怯懦，后者源于无知。在该痛该哭该喊的时候而不能哭不能喊，久而久之则不想喊不想哭以至于丧失了痛的感觉，这样的时代常常流行傻乐。因此，傻乐不仅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一种生存方式：建立在怯懦或无知基础上的生存方式。3.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化和娱乐艺术即可用傻乐概括之。无聊恶俗的搞笑节目，不触及现实问题、一味拿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开涮的小品、相声以及只有喧闹而没有思考所谓的情景喜剧，都是傻乐的典型。当然，最最能够体现傻乐特点的还是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台上的和台下的，主持的、表演的和观赏的，全部在那里傻乐。的确是“一年比一年愚蠢”。原因是什么?是中国的艺术家全部弱智?非也。傻乐的真正根源在于：似乎只有傻乐才能通过审查并达到皆大欢喜的效果，才有利于所谓“安定团结”、“和谐稳定”。有一位网友说得好：“中国的相声已经被消灭了，因为不允许讽刺。”导演们心里明白：越是触及现实的喜剧，“负面效应”就越大，就越是不能播出。讽刺贪官污吏往往等于“反党”。这个严酷的现实逼得相声、小品的编导和演员们除了自轻自贱就不知如何让观众发笑。除了自轻自贱还有轻贱那些可以轻贱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比如草根百姓、农民工甚至残疾人。本来，相声、小品或情景喜剧都属于喜剧类作品，其生命力在于站在草根的立场讽刺黑暗势力，嘲笑强权，或者通过喜剧的形式揭示深层次的时代悲剧。西方喜剧大师莫里哀、果戈理、卓别林，无不如此。中国现代的喜剧经典《三毛流浪记》也是一样。现在的中国喜剧却退化为向强权献媚、拿百姓开涮的闹剧、嬉剧。几乎所有小品(包括今年的《不差钱》)的嘲笑对象都是农民或农民工，原因不外乎这些人都是些可以放心大胆去糟践的弱势群体。他们全部被刻画成没有文化、势利眼、傻头傻脑还假装聪明的笨蛋。今年的《不差钱》中那位农民大叔居然把“艺术细胞”说成了“艺术细菌”，把“报答”说成了“报销”“报复”，把“刀郎”误作“屎壳郎”，“精辟”误作“屁精”，如此等等，这些所谓的“误读”当然全部是故意的。就是这种低级无聊的“笑料”，居然还获得了观众的满场喝彩，可见全民傻乐的程度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尤其2001年的春晚小品《卖拐》居然拿残疾人的生理缺陷寻开心，难怪在美国演出时遭到强烈的抵制和谴责。当然，诚如有些评论者指出的，《不差钱》(也包括其他一些小品)并不是一点也不触及现实，比如拉关系、走后门等做人或办事的潜规则，但是真正利用这些潜规则为自己谋利、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损害的，难道是小品中的这些农民大爷大妈和农民工么?为什么真正败坏社会道德的人和制度就不能讽刺呢?情景喜剧的堕落也颇为说明问题。前几年流行的《我爱我家》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情景喜剧，从此之后真正有艺术生命力的情景喜剧几乎绝迹，取而代之的是媚俗无聊的傻乐作品《欢乐家庭》、《家有儿女》等等。《我爱我家》优秀就优秀在它通过一个退休老干部的形象对于中国官场文化的阴暗面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但是该剧不久就被禁播，原因据说是“老干部们不高兴”。看来老干部即使离休了也是调侃不得、讽刺不得的(在位的干部就更不要说了)，这大概就叫“柿子捡软的捏”。傻乐流行的制度性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不是要和娱乐文化的生产者过不去，更不是和广大观众过不去。他们都有难以言说的苦衷。当然，我也是。我们谴责傻乐，但更应该思考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化环境导致了傻乐的流行?如果说傻乐者还有不得不傻乐的苦衷和难言之隐，那么，导致这种不得不傻乐的社会原因正是我们要深刻剖析并坚决铲除的。
三、山寨
1.“山寨”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中有很深的渊源。山寨者，绿林好汉占据之山中营寨也，它在官方地盘之外自立为王，是朝廷正规体制之外的小政权。自从陈胜、吴广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后，“山寨”就成了流民草寇占山为王的代名词，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游离于官府统治之外的游民文化，也是我们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所说的“山寨”虽然不再是指与传统中与朝廷官府相对立的江湖草莽，但保留了与正统、主流、中心相对的非主流、非正统、边缘的含义。山寨文化代表着一种以调侃、戏仿、戏谑主流文化为表现形式的草根文化和娱乐精神。山寨的基本策略是打“擦边球”，搞“游击战”，它行走在主流的边缘，钻政策的空子，与权力周旋。它的口号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当然，山寨和朝廷(主流)的关系远非只是简单的对抗，朝廷对之也不是一味打压。《水浒》写到梁山头人很多原是朝廷命官，深信儒家正统意识形态，自诩“深明大义”、“替天行道”。请看《水浒》第五十一回：“吴学究道，山寨里头领多多致意，今番教吴用和雷教头特来请足下上山同聚大义。”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内心渴望着被招安，这让革命家们感到很不过瘾(因此要反复强调、训示年轻人要注意其“局限性”，只可利用而不可重用)。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朝廷和山寨之间的深刻纠结和内在牵连，其中绝对不只有对抗的一面。2.2008年被称为所谓“山寨年”，从山寨明星、山寨视影、山寨百家讲坛，到山寨新闻联播，再到山寨春晚，甚至山寨中国。一时间山寨林立，狼烟四起。有人说：“如果盘点2008年里的大事件，除了‘雪灾’、‘5·12地震’、‘北京奥运’之外，‘山寨文化’算是文化领域里振聋发聩的一个。”山寨的出现和蔓延使得主流显出几分不安、几分尴尬和几分无奈，既想打压又想招安，既想排斥又想收编。山寨文化的流行显然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以官方媒介为载体的主流话语(比如央视的节目)难以满足大众的文化需要。之所以会有山寨新闻联播，因为大家对新闻和娱乐节目不满意(所谓“央视的新闻要当电视剧来看，央视的电视剧要当新闻看”);之所以会有“山寨春晚”，是因为很多人对央视春晚不满意，更希望自己能够自由地分享在大年三十晚上进行文化创造的欲望，而不是由央视垄断这种文化创造的权力。山寨的蔓延表明当今中国的文化不再是主流媒体的一统江山，正如古代草寇出没打破了官方的一体化梦想。山寨文化的确深深地打上草根创新、群众智慧的烙印。主流媒体“一统天下”的时代终结了。网络这个平民化的大众传播媒介为草根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土壤。如果说皇权难以一网打尽的江湖是古代草寇滋生和出没的条件，那么，官方检查机构难以彻底控制的网络就如同今天山寨文化赖以存在的江湖，它为山寨文化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可能性。但同时，山寨文化之所以采取了“山寨”的方式四处流窜，时有遭遇压制甚至扼杀的可能，又体现了它在当今文化江湖中毕竟不是龙头老大。大家都知道山寨春晚是如何夭折的，任何无视这个事实而寻找别的解释的人都是无耻之徒。一方面，山寨文化无法参与主流文化规则的制定，同时，主流文化又无法去全盘控制文化活动的所有空间，由此决定了山寨文化采取了一种并不十分激进的胡闹台、恶搞、捣乱的策略，打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类似于一种流寇战术。3.把主流媒体的“和谐”“盛世”言说和民间山寨文化的蔓延联系起来，将会发现一种强烈的反讽。一方面，主流文化正在大张旗鼓地描绘着“盛世”“和谐”图景——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到神州七号的太空之旅，再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这一切似乎都在表明国人的“大国”梦想正在变成现实，与此同时，山寨文化却在网络和民间四处流窜、不断“作案”。它正是在此种“盛世”“和谐”的语境中发出了自己不甚“和谐”的声音。这两种声音的同时并存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反讽。单从字面来讲，“山寨”与“盛世”之间就已经构成了反讽。“盛世”者，大治之世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中央权力无远弗届!如此寰宇大定、海县清一的和谐盛世岂能容得下绿林英雄、江湖草莽!?然而有趣的是，就在盛世话语的周边，山寨文化众声喧哗，从而使得这个所谓的“盛世”叙事变得疑云密布、裂隙四呈。4.山寨文化的主要艺术手段是滑稽模仿，亦即戏仿、戏说。戏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模仿。如果说一般的模仿是学习的一种方法与手段，它把模仿对象当成仿效与学习的楷模，当成自己要臣服的权威;那么，滑稽模仿就是旨在冒犯、蔑视和颠覆模仿对象的一种模仿。阿伦特曾经指出，“权威的标志是被要求服从者的不加质疑的承认;无论是强迫还是说服都是不需要的。”(阿伦特《论暴力》)权威之所以是权威，其根本保证在于人们对之的毫无怀疑的敬畏和尊重，因此，阿伦特认为：“权威的最大敌人是轻蔑，而破坏它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嘲笑。”(同上)滑稽模仿就是这样一种轻蔑的表达，在这里，模仿并不意味着学习，而是意味着颠覆。戏仿并不尊重原作，而是故意冒犯原作。在戏仿中经常使用的手法是随意的拼贴，把被戏仿的对象抽离其原来的语境，加以随意的拼贴，由于语境错置而产生荒诞、滑稽的效果。滑稽模仿与随意拼贴的含义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其特点是语言与真实意义之间的错位、脱节以及由此造成的反讽效果。有两点对于理解滑稽模仿特别重要。首先，滑稽模仿是弱者的艺术。强者对于弱者常常不会采取滑稽模仿的方式，这会削弱它的权威，它的尊严与神圣。它要么直接地、赤裸裸地压制弱者，要么以蔼然长者的姿态出面训导与诱劝弱者，对其加以招安;而弱者由于其弱而不能直接冒犯权力，它必须迂回曲折讲究战略并且适可而止，滑稽模仿就是其中之一(王蒙说王朔笔下的痞子“智商满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又适当搂着，不往枪口上碰”，可以借用来描述这种有分寸的冒犯艺术。同时必须指出，强者或者在上者之所以可以被戏仿，则又表明这个强者和在上者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权威，失去了在下者和弱者的发自内心的尊敬。这个强者和在上者一方面不是一个能直接颠覆的对象，但是另一方面却也不是绝对不可以冒犯调侃的对象，更不是一个受到真正拥戴的对象。换言之，其权威性已经衰竭。再次，滑稽模仿的主体往往是一个嬉皮笑脸、“一点正经没有”的人，他在对于强者进行滑稽模仿的时候很少板着面孔、自以为是，一般总是伴随自我调侃与自我贬损(比如“我是流氓”，“我们是一帮俗人，只知饮食男女”等)，一副油腔滑调拿不上桌面的样子。这与强者对于弱者的态度(无论在压制时还是在训导时)的严肃与刻板是极为不同的;最后，滑稽模仿与拼贴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于通过升格与降格的方法消解、颠覆了主流文化在人物、事件以及话语中设置的高/下、尊/卑、伟大/渺小、宏伟/琐屑、深刻/肤浅、有意义/无意义等文化—权力等级秩序。文化传统的力量及其权力运作的重要机制之一就是在各种对象(事件、人物等)之间设立了等级秩序，相应地也在描述与讲述这些对象的话语之间设立了等级秩序。山寨文化的激进意义主要就表现为对于话语等级与话语秩序的颠覆与消解。这一切对我们理解山寨精神和山寨文化的意义至关重要。5.山寨文化的生存空间不可一概而论。在商品领域和一些非政治化、远离意识形态的娱乐领域，山寨文化可以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过去，颠覆传统的行业潜规则，但在一些敏感的意识形态领域，山寨王们就要小心谨慎得多，娱乐明星可以被山寨，影视剧可以被山寨，甚至《百家讲坛》也可以被山寨，但山寨版的新闻联播却经历了很多波折，山寨春晚的流产也很说明问题。这反映出山寨文化生存空间的真实状况。需要说明的是，山寨文化生存空间的界限并非十分明确与刚性，而是处在不断的变化和移动之中，这种移动是试探性的，是经过反复的角力和协商之后双方妥协的结果，它与山寨文化自身有关，但更重要的、更具决定性的力量则在于社会解禁的程度与文化管辖区域的变化。
四、犬儒
1.从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诞生之时起，犬儒就指一种对文化价值的对抗精神和怀疑精神，是对世界的不信任和拒绝的态度，不仅怀疑而且漠视对世界的主流解释，但这种对抗和怀疑的基础却是虚无，是认为世界是不值得严肃对待的。不相信一切价值(虚无与怀疑)和冷嘲热讽、玩世不恭是犬儒的基本价值立场和处世态度。犬儒式怀疑的彻底性表现在它甚至怀疑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的任何可能性。由此，犬儒者的怀疑、玩世和愤世嫉俗很容易转化为委曲求全、接受现实。这样，它就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至少不正面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这个世界虽然邪恶，但是又何必推翻它呢?反正也不可能有更好的世界。2.今天的犬儒主义是曾经有过的意识形态狂热的畸形后果。没有人再相信曾经相信的宏大叙事，在这个意义上，犬儒者是清醒的;但觉醒后的犬儒者不再有任何积极的行动能力。他们被幻灭感和挫败感击倒了：或者变得疯疯癫癫，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或者干脆疯狂追逐实利，变成投机分子，和自己蔑视嘲讽的对象一起侵蚀和损害自己生活其中的公共世界。他们不再珍爱公共世界。实际上，犬儒主义的流行与政治参与的衰退是同一个分币的两面，它出现在从大规模的政治退却和文化退却所留下的巨大空白中。犬儒式的“干预无用论”(“环境如此，人人如此，我有什么办法?”“现在社会就是这样，说了也白说”)目前正在大面积流行。犬儒者完全放弃了积极的政治行动，或消极颓废，或纵欲虚无，或投机取巧，或兼而有之。很多人甚至认为：我不去做坏事，别人反正要去做的，我的“洁身自好”于事无补，改变不了现实，有什么意义?还不如乘机捞一把实惠。犬儒主义者愤世嫉俗，但不拼死抗争，也不坐以待毙。他嬉笑怒骂地加入他并不喜欢的游戏，有时还玩得格外认真。他有一种“难得糊涂”的幽默感，犬儒者谴责社会之恶，却又不积极抗恶。犬儒者看不起他所谴责的对象，同时也看不起自己。他了解自己，痛恨自己加入于其中的腐败，他觉得腐败的制度是邪恶的，但却并不做任何事情去改变它。腐败的社会之所以能顺畅运行，部分原因正是由于它能使绝大部分人变成犬儒主义者。3.从心理的角度说，犬儒主义是一种通过黑色幽默或嬉笑怒骂的方式来抑制焦虑、发泄不满的方式。它导致了大量滑稽搞笑作品的出现和黑色幽默风格的流行。当下中国的大话文学就是当代人焦虑的曲折反映，也是宣泄焦虑的一种方式。当代中国的大话文化及其所体现的中国大众的政治态度、生活方式和文化选择都有犬儒的特征。一方面，大话一代聪明绝顶，具有超常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具有强烈的叛逆心理，认定世界上没有不可以怀疑和亵渎的权威和偶像;但另一方面又玩世不恭，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值得献身的崇高价值、值得相信的真理。一切皆不能信任，同时意味着一切都不值得执着、献身。他们的否定、调侃、戏说因此而显得很潇洒也很轻飘，激进无比却不具备建设性。这是使得犬儒主义者的怀疑、批判与否定由于价值底线的支撑可能滑向享乐主义，滑向与现实的妥协。敢于在心里否定与嘲弄一切精神界的权威，却未必会去触及现实中的敏感问题，小心地避免与权力的冲突。历史与现实都证明：由于没有“非如此不可”的信念，犬儒主义者是很容易成为以另外一种方式接受与肯定现实的顺民。4.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当下的犬儒主义根植于意识形态化政治的破灭。“意识形态化政治的信条是什么?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公设，它认为应该从一组一以贯之的和包罗万象的信仰立场出发来从事政治，而这些信仰则必须压倒任何其他考虑”，“意识形态化政治一向着魔于总体性，并且一直着魔于未来世界。它们相信，健全的政治必须有一套不仅在空间上，而且也在时间上可以说明宇宙中每一事件的学说。”(希尔斯语)曾经的这种疯狂的意识形态政治的教训是导致犬儒主义盛行的重要原因：从警惕理想导向放弃一切理想，从怀疑宏大叙事走向怀疑一切信仰，从厌恶意识形态化政治走向拒绝一切政治，从反思宏大的“未来”叙事走向放弃对未来的责任，总之，从极端的狂热走向极端的犬儒。然而，意识形态政治狂热的幻灭并不必然意味着犬儒主义是唯一的选择，告别意识形态化政治的途径并不只有彻底放弃政治一条，另一条更加健康的道路是建立公民政治和公民美德，它既是对意识形态政治的否定，同时也可以预防犬儒主义政治。公民政治一方面依靠公民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从而不会走向犬儒;同时，公民政治和公民道德是一种务实的政治和道德，它建立在对人性的切实理解上，对人性的弱点、复杂性持有理解和宽容态度。如果说意识形态政治常常需要用那种高调的统括一切的“理想方案”来进行宣传鼓动，鼓吹个人崇拜，激发人的仇恨和激情，投入非理性的种族灭绝或阶级斗争，那么，公民政治则要求谨慎地行使权威，认识到人类能力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公民政治从来不相信什么全盘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它坚信人的理性能力和道德的局限性，因此主张在谨慎的试错过程中谋求进步。因此，公民政治既可以防止意识形态的狂热政治，也不会堕入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无所谓的犬儒政治。
五、投机
1.投机是一种自觉的择错行为。投机者不是不能分辨是非对错，而是不能或者没有勇气用行动实施自己的是非判断。投机者明知某个行为为错却仍然去做，明明讨厌某个对象但仍与之合作，明知某种说法为假但仍然去说，明知现实的不合理但仍然与之苟合、调情。也可以反过来说，明明知道某个行为为对而仍然不去实施，明明知道某种说法为真却仍然不去说，这就是投机。这就是投机者的精明之处和可怕之处。不自觉干坏事的人觉醒后可能不再干坏事，但是投机者本来就是清醒的，思想启蒙对他没有意义。限制投机者的唯一办法只能是通过制度建设使他们无机可乘无机可投。因此，投机是一个清醒者的犬儒行为。法西斯分子和红卫兵都不是投机分子，因为他们没有觉醒。重复一遍，投机者不是缺少分辨对错、真假、正邪的能力，而是没有捍卫真理、实施正义的勇气，也没有拒绝眼前利益的勇气。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法西斯分子和投机分子都在毁坏我们生活的世界，都在败坏我们的道德，腐蚀我们的良知。
2.从制度上来看，导致投机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投机行为危险小、代价低，而成功率和收益却大得惊人。现代人深谙代价—收益关系原理，如果某个的投机行为成本或代价低而收益高，很多人就会铤而走险;反之，如果风险与代价极大，他就会“自觉”地抑制自己的投机欲望。因此，虽然投机的目的是为了眼前的实利。但是我们却不能过多地谴责这种获利动机，值得我们深究的是为什么投机者的投机行为能够获得成功?更重要的是，投机者既然并没有丧失分辨对错是非的能力，那么他为什么丧失了把这种是非对错意识化为行动的能力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