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8年10月28日晚，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付成励在课堂上用菜刀砍死了老师程春明，随即打电话报警自首，整个过程果断冷静。起因是他认为程春明在自己的女友以及他俩的关系中投下阴影。在回答警方审讯时，他声称杀死程春明的理由是“一是要报复，二是要杀一儆百。老师应当为人师表，老师有不轨的行为，而学校又不处理，只能杀一儆百来解决问题。”所谓“杀一儆百”，听上去颇有正义感，释放了一种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信息。
无论如何，随着付成励手中的菜刀起落，程春明倒地身亡，这个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身为老师的那一位再有过失，但肯定罪不该死。然而，这件事情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在于，付成励远非一个品质低劣的人，恰恰相反，这位来自农村的年轻人，有着自己鲜明的是非观点，他远离丑恶并嫉恶如仇，他感到不能忍受的是，程春明老师身为有妇之夫，为什么还要滋扰女学生，而且始终逍遥在外?
他的愤怒是有道理的，他的质疑是难以回避的。尤其是放在世风日下的当今社会，一般人们对于各类丑事变得见怪不怪、麻木不仁，而付成励表现出来的惊讶、拒绝和执着，超越了我们环境中流行的“规则”或“潜规则”，的确非同一般，成为一种绝响。
这样说，完全不涉及这个案件的司法处理，只是想发掘和辨析其中蕴含的丰富的思想空间：在摒弃付成励暴力残忍行为的同时，却不能完全摒弃他单纯和纯洁的思想，不能完全摒弃他那样一种鲜明尖锐而不是模糊含混的态度。而偏偏在他的思想和行为之间，是前后连贯、一脉相承的，甚至不幸是必然的。
有一个遥远的故事几乎与这个事件构成一种平行关系，具有某种类比性。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是借助于它，可以部分地帮助我们来理解眼下这件棘手的事情。
二
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作者梅尔维尔(1819-1891)，他最著名的作品有《白鲸记》，这本小说最近被再度追捧，因为它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最爱。我们将提到的是梅尔维尔晚年的最后一本小说《比利·巴德》，薄薄的100来页，是在作者去世30多年之后(1924)才出版，很快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法学界、伦理学界、政治学者及心理分析家们热衷的话题。我先是在阿伦特的《论革命》一书中知道了它，随即找来英文版，还曾经与一位出版社的编辑谈到有意译出这本小书，后来得知作家出版社在2003年翻译出版了该小说，更名为《漂亮水手》，很值得一读。
故事也是从一般所说“善与恶”的冲突开始，但是却并没有到此结束，既没有通俗版的善良战胜邪恶，也没有以价值的毁灭来见证价值的悲剧效果，而是另辟蹊径，在所谓“善”与“恶”之上，引进了另外一个维度，它并非为我们所熟悉。
21岁的主人公比利·巴德是个弃儿，关于自己的身世，他只知道曾被盛放在一只篮子里挂到一户人家门口，对于亲生父母是谁毫无所知。他没有接受过教育，几乎不识字，却保持了一颗善良、质朴的心灵，干活勤快，身体强健，年纪轻轻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水手。长相英俊，“谦逊的漂亮面孔和一种亲切的无忧无虑的态度”，不管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的欢迎，给大家带来和平与恬静。不善言辞更增添了他的魅力。他本来在一艘叫做“人权”号英国商船上干活，1797年英法战争期间，被征到一艘名为“不屈”号的军舰上，就算当了海军。
应该说他是被强征到军队中来的，但他本人却并不因此而抱怨，他不善言辞更加增添了他的魅力。他纯洁无瑕和温顺平和的性格，在某种意义很像是天使，作者形容他就像“在那条温文尔雅的蛇来到他的身边之前”的亚当，“未受污染”，即相当于一种自然状态或曰“原始品质”，因而看上去有些令人担心。船上另外一个老水手丹斯克则不免想到：“这个人降临在一个不无捕人陷阱和跟他的混沌不开相悖的世界里，缺乏经验和技巧，完全没有接触过任何险恶用心，这种单纯的勇气，是没有用的。”
比利·巴德很快适应了新船上的生活，格外小心地遵守所有的规定，但是怪事却在他身上发生了，舰艇纠察长克拉格特老是想要找他的麻烦。一次船身突然摇晃起来，比利端在手里的汤撒了出来，正好克拉格特经过，这个居心叵测的家伙奸笑道：“小伙子，干得漂亮才是漂亮啊。”看见克拉格特笑，其他人也笑了起来。有人提醒比利长官克拉格特盯上他了，比利无论如何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克拉格特为什么要与人人喜欢的比利过不去?作者梅尔维尔也认为这是一件难以“穿透”的事情。作者熟悉种种有关人性恶的理论，但是从柏拉图、《圣经》到加尔文，但是仍然找不出理想的现成解释，这种类型是非常稀少。克拉格特35岁，同样长相很帅，来历不明(传闻有神秘的欺诈行为)，平时衣着讲究，头脑冷静，做事严谨不给人留把柄，因而攀升到舰艇纠察长的位置上，负责维持舰艇秩序和监管犯人，实际上等于舰艇的警察头子。如果说比利·巴德的善良纯洁是天生的，那么克拉格特的邪恶也是天生的，邪恶对于他来说是一件“严肃”而非一种“轻浮”的事情。“他知道什么是善，但是无力为善”。平时看上去他“安静和谨慎”，但是“内心里他狂躁不安”，始终处于他表面上遵循“理性法则”的边缘。一旦有可能，这种人就会释放最为危险的能量。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克拉格特正好与比利·巴德形成对位的对比，一个是天生善良，一个是天性邪恶。
眼下，克拉格特将错乱的激情放在了比利身上。他想出了一个圈套。夜晚一名哨兵将熟睡的比利叫醒，动员他参与谋反，遭到了比利的严词拒绝。同样，他不能理解这种夜色下的诡计：“比利·巴德像一匹吃了新鲜的牧草而精神饱满的马，突然吸进了一股污浊的化工厂排放出的气味”。而后克拉格特亲自在船长面前声称有人鼓动暴动，并说出了比利·巴德的名字。这位舰艇秩序的维护者，却成了挑起事端者，是这类人的难以改掉的通病。
船长维尔不相信。因为他同样信任和喜欢比利·巴德。克拉格特警告他不要为比利的外表所迷惑：“你只看到了他的好看的脸蛋。红艳艳的雏菊下很可能是一个陷阱。”船长找来比利·巴德询问情况。当着比利的面，克拉格特继续扯谎试图陷害。比利难以置信，感到莫大的耻辱，小说作者这样描绘道：“开始，比利没反应过来。当他反应过来时，好像得了麻风病似的，玫瑰红褐色的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维尔船长对这个呆立的人说：“说话，为你自己辩护。”但是他忘了比利有语言障碍，回应船长的是比利“奇怪的、哑巴般的手势，和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最后发作的时刻到了：“接下来的一瞬间，迅疾有如夜间大炮射出的火焰，他射出右臂，克拉格特倒在甲板上”，一命呜呼。
至此，用汉娜·阿伦特的话来说，这并非故事的结尾，而仅仅是开头。下面该轮到维尔船长出场了。维尔船长是个40岁左右的单身汉，也是一位出色的水手。他举止庄重，行为含蓄，为人低调，品质卓越。他以严厉著称，但是远非残酷鲁莽。长期而艰苦的军旅生活，并没有将这个人“同化掉”，相反，“他对所有智力型的事物有着一种显著的偏好”。他总是带着许多书出海，尤其喜欢蒙田的散文，对于新事物、新观点，他有着自己的判断，那就是是否能够体现“持久的制度”，否则听上去虽然动人，但实际上却处在了“与世界和平和人类的真正利益交战的状态”。
克拉格特倒地身亡，维尔船长的两度不同的反应非常有意思。他先是喊道：“看哪，这是上天对于亚拿尼亚(《圣经》故事中撒谎者的原型)的判决!”这是他作为一个人的直觉。继而他又一次“惊起”，“感情激烈地喊叫道——‘上帝的天使打死了他，可是这个天使一定要被绞死!’”在随后召开的临时军事法庭会议上，他慷慨陈词，将平时深思熟虑的东西一股脑儿倒了出来。他本人当然同情比利，他知道他的同时也是这样，然而，现在正处于战时，“我们头顶着这么沉重的不可抗拒的压力”，撇开这件事情的其他方面不论，这件事情的纹路便是——一个士兵打死了他的上级。根据《反叛乱法》，他应该被处以绞刑。难以理解的是，维尔船长自愿要求将判决的结果向比利传达，这期间他们说了什么，作者梅尔维尔没有写出来。临上绞刑架前，比利喊出的是“上帝保佑维尔船长”，而印在大家心里却是“比利”这个名字。
因而这个故事不是架构在比利·巴德所代表的善与克拉格特所代表的恶之间，而是架构在此二人所代表的善恶双方与维尔船长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比利简单的善与克拉格特纯粹的恶处于同样的层次，它们站在同一边，另一边则是维尔船长及其所代表的法律、制度和阿伦特所说的“美德”。这些都是“人工产品”而不属于“自然天性”。
三
这本小书当年没有得到及时出版，不知是否可以看成作者丧失了对于市场和读者的信任及耐心。显然它不符合一般读者的口味，其中“善良纯洁”的比利，既没有在书中居于中心位置，也没有得到充分肯定，相反，却是受到质疑的。这真是一个大胆的处理。据为中译本作序的美国人海斯利普博士介绍，1987年在华盛顿和弗吉尼亚法学院的学术会议上，该书作为讨论的焦点，这之后第二年的纽约律师协会将该书作为争论的主题。出席会议的作家们和法律界人士关于小说发表了针锋相对的看法。在纽约律师协会的讨论中，比较文学博士和律师理查德·威斯伯格教授认为比利·巴德遭遇了不公正的审判，这本书应该引起律师“立刻反省我们自己的价值”，而芝加哥联邦上诉法官理查德·庞斯纳法官则反驳这种观点，认为维尔船长是在运用18世纪的标准在行事。
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高度赞赏这本书，认为只有身为美国人的作者梅尔维尔才能写得出来这样的小说，他“能够从更丰富的政治经验中汲取灵感。”所谓“丰富的政治经验”，显然阿伦特心目指的是美国革命，尤其是在其与法国革命比较的视野之下。在阿伦特的论述框架中，美国革命一开始就是政治性质的，即考虑如何建立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制度，不受比如社会问题及所附带的感情因素的影响。而拥有同一个起点的法国革命却在半途中突然掉转方向，将一些非政治的因素纳入进来，革命过程被各种各样的“自然情感”所裹挟，因而迷失了方向，导致了暴政。卢梭这样的学说在革命中发挥着一个重要作用，那就是人在自然状态中是善良美好的，只是社会令他变得邪恶。阿伦特认为这本小说的使命是要驳斥持这种观点的法国革命者，反驳自然状态是一种理想的美好状态。阿伦特这种说法在梅尔维尔为自己的书中所写的序言中也能够得到证实。这个极为简短的序言集中在法国大革命上面：“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公开提出的主张，涉及到要改正旧时代遗留下来的错误。在法国，这场革命是用鲜血来实现的。然而，后来呢?这场革命本身却成了一个混蛋，比皇帝更加暴戾无道。”
因而小说中比利·巴德对准克拉格特那致命的一拳，与法国大革命中的暴力之间，存在一种平行的关系;纯朴无邪的比利也可以看作是从卢梭学说中引申出来的“天真”形象，其中所包含的问题则是——是否来自所谓“自然”的人性，就仅仅是美好的和值得大加赞美的?是否一个人有了正当理由(比如受诬陷)，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倾泻自己的愤怒，不顾一切?克拉格特的确是邪恶的，然而无辜的受难者，是否可以直接用拳头建立起新的世界秩序?诬陷是一桩难以饶恕的错误，然而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途径，是不是可能由此而引发更加严重的错误?所有这些关于“天真”、“自然”(看似理所当然)、“暴力”的思考，对于我们也极具参考价值。
维尔船长本人同情比利的立场是毋庸置疑的。在临时法庭上，他这样开导他的同事：“我们怎么能够判处一个在上帝面前无辜的同胞可耻的立即执行的死刑呢……我也是这样想的，这样想有充分的说服力。这是自然力。但是我们穿的这身制服是要忠诚于自然力吗?不，是忠诚于国王。虽然这海洋是不容亵渎的大自然之初，虽然它是一大自然力，我们在其中活动并作为水手而存在，然而作为国王的军人，可以将我们的职责置于这样的自然领域之中吗?”虽然其中有着“国王”之类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不以为然的话，但是它明显将“自然领域”与“社会—政治领域”(国王、军人、职责)做了区分，认为对于他们来说，社会职责更加重要。
“自然力”为什么是不可信任的?这在西方有一个悠久复杂的传统，我们以后将会进一步谈到。这部小说的作者梅尔维尔显然处于这个传统之中。小说中那个精彩的比喻：“红艳艳的雏菊下很可能是一个陷阱”，尽管这话听起来非常恶毒，然而结果证明，出自克拉格特这个家伙口中的话却是对的，在比利温柔祥和的举止背后，实际上非常脆弱，一碰即碎。他未经触动的“善良”实际上没有经过考验，他的“无忧无虑”伴有一种危险的混沌及盲目——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便是不容置疑的并且一步跨到了头，仿佛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其他的真理和视角。他永远也不需要与人讨论，不需要接受来自其他维度的检验，他本人便恰恰处于世界的中心，觉得自己持有的道理是“绝对的”和“根本性”的(阿伦特语)。
说话结结巴巴的比利，觉得拳头更加能够代表他的想法。暴力正是由此产生。当他感到了属于自己的真理，凡是想要阻挡它实现的人或力量都需要让路，需要从眼前拿掉。某种与生俱来的原始性，很快演变为一种压倒性的力量，首先被压倒的则是这个人本人。当比利挥拳将克拉格特打翻在地之前，他已经被来自自身的某种强大力量所控制，被自己的愤怒和激情所压倒，他的拳头是不由自主的，所发出的力量和产生的结果，会令他自己也感到吃惊。他肯定不想看到克拉格特一命呜呼，然而他最终面临的就是这种不想见到的局面。
善良的外衣脱落，暴露了其残忍暴烈的一面。阿伦特是这样概括从比利身上得出的重要结论：“善良因其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它并不温和，而是以暴烈的方式表现自己，或更确切地说是以暴力的方式。”将善良与暴力联系在一起，认为在善良的底部，蹲伏着暴力的源泉，这是一个为人们所不熟悉的、挑战性的看法。
而那个知道比利身上隐藏着骇人力量的克拉格特，居然也没有躲过一劫，在他所发明的“真理”得到检验之时，也是他付出生命代价之际。这是为什么?阿伦特这样理解作者的意思——克拉格特同样处在“社会之外”，他身上的“邪恶”如同比利身上的“善良”一样，属于既不自知也不能自我控制，他一再惹火烧身而不能自拔。如同比利代表“绝对善”，此人代表“绝对恶”。如果说比利是“天使”的化身，那么克拉格特便是“魔鬼”的化身。在这种同等水平的对立及循环当中，人们所期待的东西并没有出现。
需要有一种能够超越自然力量之上或者之外的力量。这正是由维尔船长所代表的。阿伦特用“美德”来称呼维尔船长所代表的那个维度。所谓“美德”，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经过训练、打磨、淬炼而来，因而是有所反思、有所自知，是有尺度、有分寸和有边界的。美德所拥有的是一种千锤百炼的光芒。与美德这种“人工打造”的东西处于同一个层面的，是人类的社会制度、法律等。它们不如“人类天性”听上去那么有魅力，那么吸引人，但却是一些恒常的、稳固的、触手可及和可以期待的东西。“美德也许没有善良强大，但却唯有它能够化为持久的制度。”在这个意义上，不能说维尔所代表的是第三种力量，他代表的是“自然”的对立面。
有一种东西在我们也是自然而然的，即“个人良心”。但是从永久的制度来看，它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需要为此让开大路的。小说中，维尔船长区分了最高法典所包含和要求的“良心”与个人的“良心”：“不过你们脸上似乎有某种东西在强调，打动你们的不仅仅是好心，还有良心，个人的良心。但是请告诉我，是否在我们所处的境况中，个人的良心就不应该服从于法典系统阐述的那个最高的良心?这个法典才是我们正式起诉的依据。”这就更加容易遭受攻击了，仿佛最高法典就可以不顾人的良心似的，这东西弄得不好就会变成对于官僚体制的辩护。然而维尔船长接下来另一番话，帮助做了一些铺垫：实际上许多士兵也可能是违背他们个人的良心而参战的，对于他们的个人良心的立场或许抱有欣赏，“但是作为海军军官，我们欣赏不欣赏它又有什么关系呢?跟敌人就更没关系了。敌人杀人，不管是强征入伍的还是自愿入伍的，是‘一视同仁’的。”也就是说，对于战时临时法庭来说，他们根据能够看见的行为(士兵打死军官)来决定。
四
回到我们提及这个故事的最初起点上去。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面对至少部分地从“公义”出发而杀人的付成励，以及如何面对这个年轻人对于世界的质疑。不久前法庭审理此案，据记者从参与庭审的人士中了解，付成励在法庭上态度强硬，坚持认为程春明的行为“不配为人师，该杀”，并表示如果他能出来再碰到类似的事情，他还会这样做。心理鉴定的结果表明，此人心智正常。他的同学也提供了这样的印象：性格开朗，性情中有急公好义、打抱不平的一面，而不是校方最早说过的“性格内向、孤僻”。
借助于梅尔维尔的这个故事——在最好的意义上来说，这个付成励是比利·巴德的精神伙伴，与这个这位美国作家笔下的虚构人物属于同一精神谱系，碰巧他们同为21岁。比利感到自己是被诬陷的，付成励感到自己的爱情被程春明所玷污(不管这是否是事实，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他们都从一个被否定的悲惨事实出发，感到自己被连根拔起，感到被压倒、被羞辱，尤其是感到根本无法理解对方为什么会这样做：克拉格特为什么要撒谎?程春明自己有妻子，为什么还要将手伸向其他女孩子?
不排除付成励心中也许还感到一种人们很少提及的不平等，即性的不平等——为什么程春明想要占有那么多女性?这在付成励的视野与经验中，是无法解释难以接受的，他始终想不通。而换个角度来看，今天的社会仿佛认同这样的规则：只要双方自愿而不是强迫性的，一个男人“有”过多少女人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而令付成励反感的恰恰正是这个。从这个立场看来，年轻人付成励与比利一样，对于“文明世界”的气息有些格格不入，多少也是一个“远离社会”的人。应该承认，虽然说起来大家都生活在所谓“社会”之中，但是每个人介入其中的程度和方式是不一样的，对于社会规则的稔熟及法律制度的认同程度也不一样。
他们同样感到自己身上原本的东西与环境之间的对立差异。比较起来，比利谦虚得多，除了最后那一拳，他平时要更为低调，而付成励则更具挑战性。可以相提并论的是，当他们主要是体验着自己身上的美好，感受自身的恬美或正义，他们放松了一个观察，便是自己人性中可能潜藏着的黑暗与暴力成分。他们对于自己人性的负面状况不了解，就像他们对于这个世界所知无多一样。别人眼中的天使，也是自己眼中的天使。
而天使是不能执法的，不应该由天使拿起权杖!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有限性，不知道将自己与他人放在一起，不知道一旦别人参与进来，他就不可能是“无限的”和“绝对的”，他的真理也不是“无限”和“唯一的”。他并不处于正义和真理的中心;觉得唯有自己的一拳或一刀才是正确的，并且由此而能够恢复世界的秩序，完全属于幻觉。更为重要的是，那实行正义的力量，不会是他单个人。他需要了解到并允许这个世界的其他人，也能分享得到他的正义感，与他一同推进这项事业。
不可否认，付成励是在“学校又不处理”的情况下(他这样认为)，才采取了“杀一儆百”的极端途径。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只有出了一个付成励，才能够针对(付成励眼中的)程春明的“恶行”，从而克服它们，其他办法真的不见效，就像俗谚里所说的，只有让“狠人遇到狠人”。在分析梅尔维尔的故事时，阿伦特也提到：能够干预这种“绝对恶”的力量，也许恰恰是“绝对善”，只有它们两个力量相等(“唯有这种善良的暴力才足以抗衡恶的堕落力量”)。这是另外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处于“法律制度之外”的现实主义，这同样也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许多人们也能够接受与理解杨佳那样残忍极端的行为。但是不管是从比利·巴德还是付成励、杨佳的举动当中，都产生不出良性的“持久制度”，只有它才能带来持久的真正和平。
付成励、杨佳较比利走得更远。比利属于用力过猛，他并不想真的看见克拉格特断气，而付与杨则想看见“敌人”的尸体，他们知道自己手中利器的分量。虽然他们表现得愿意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但很可能那是他们想要承担而实际上承担不了的。不能说一个人愿意为杀人付出代价，他就可以杀人。要能够解释付与杨的行为，还需要引进一个维度，那就是若干年来在我们学校里正规和系统地传授的“暴力革命”及其合理论的学说，我们不是也闻到同样的气味?正如有学者的研究所表明，在中国革命及其理论装备中，不是能够找到一些法国大革命的影子?包括极度推崇“自然”的那位理论家卢梭的某些影子?
五
故事还没有完。不仅比利在临死前喊着维尔船长的名字，维尔船长在临死前也一遍遍叫着“比利·巴德”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处死比利为什么成了维尔船长心头抹不去的伤痛?这那便是这个悖论——“上帝的天使打死了他，但是天使一定要被绞死”。怎么讲?
维尔船长是以人间法律的名义处死比利·巴德的，那也是万难之中“有限性”的名义，是一个身处“有限性”当中的人，能够做出的十分有限的决定。但凡有别的更好办法，他并不想要这样做。这并不仅因为不愿意让自己的手沾满他人的鲜血，而是“天使”终归还是“天使”——天使固然不应该插手人间事务，当他温柔的面孔从天空中降落，便暗藏着杀机;然而天使的存在本身，提示着它翅膀上方的那一片蔚蓝的天空，这个天空代表着这样一些绝对的尺度——善与恶、真理与谎言、美好与丑恶、纯洁与肮脏等等。我们每个人心中实际上都保存有这些尺度的暗室，尽管不能大声将它们说出来，不能直接加以运用。若是没有这样一片天空，没有这样一些基本的界限，我们的眼睛则要陷入失明，我们这个人世间也要重新返回不分善恶彼此的混沌混乱。
因而维尔船长始终认同比利如同自己的儿子，他不赞成比利的行为，但是认同和欣赏他的精神及道义。处于痛苦撕裂当中，这位船长所收获的并不是法官的胜利，而是杀掉亲生儿子的痛苦，就像从自己身体之内被取走一块。这才是这个故事真正的悲剧核心——维尔船长不得不闯进和介入两种“绝对”之间的对立，然而他所站立的地面及拥有的武器，却无法穿透和处理这种对立，他甚至无法制约“绝对恶”，只能惩治“绝对善”，即阿伦特所说：“当法律无法对根本恶予以严惩，就只能惩罚根本善。”(又云：“法律是为人而设的，不是为天使和魔鬼而设。”)他必须为自己“知其不可为而为”付出代价，那是灵魂深陷痛苦的负担。
不只是维尔船长，所有的人都必须为他们在人世间的“有限性”付出代价。正是他们容忍了这个世界，容忍了其中的罪恶、调停以及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
当所有船员看见吊死比利·巴德的帆板，他们自然想到“它上面的一片木屑都是那根耶稣受难十字架上的一块木头”。缺少了这种悲剧感，则是陷入了另一种暴力和暴戾。
无论如何，这个故事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思想空间，留待后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