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人，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文明是可以死亡的。
我们听说过一些世界整个地消失，一些王国连同其人、其器械直沉海底;它们跌进深不可测的世纪之底，带着它们的神和法，它们的科学院和纯粹及应用科学，它们的语法，它们的词典，它们的古典派、浪漫派和象征派，它们的批评和批评之批评，我们深知整个儿地表面由灰烬构成，而这灰烬是意味着某种东西的。我们透过历史的厚度瞥见一些幽灵般的巨船，上面载满了财富和精神，我们不能尽数。然而说到底，这些毁灭不是我们的事。
艾拉姆，尼尼微，巴比伦，都是些美丽然而模糊的名字，这些世界的彻底毁灭和它们的存在本身一样，都对我们具有很少的意义。但是，法兰西，英吉利，俄罗斯……也是些美丽的名字。卢齐塔尼亚也是个美丽的名字。我们现在看到，历史是一个深渊，足以容得下全世界。我们感到文明和生命同样地脆弱。把济兹的作品和波德莱尔的作品与米南德的作品联系起来的种种情况完全不是不可思议的：它们都在报刊上。
还不止于此，新近的教训还更全面、我们这一代根据自身的经验知道，最美的和最古老的东西，最绝妙的和最有条理的东西都能意外地消亡;它在思想、常识和感情方面看见发生了一些奇特的现象、不合常情的意外的成就、对事实的粗暴的欺瞒。
没有如此的效能，就不会有如此的暴行。无疑，必须有很多的知识方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杀死那么多的人、挥霍那么多的财富、毁灭那么多的城市;然而，所需之精神上的才能亦不可稍少。知识和责任，难道你们是可疑的吗?
因此，精神的帕萨波利斯并不比物质的苏斯所受的侵蚀少。并非一切都已逝去，然而一切都已感到正在消亡。
一阵不寻常的战栗掠过欧洲的骨髓。它通过它所拥有的全部思想着的内核感到，它认不出自己了，它不再像自己了，它要失去意识了——一种通过几个世纪的可以承受的不幸、通过几千个第一流的人物、通过无数地理的、种族的、历史的机遇获得的意识。
于是，仿佛为了绝望地捍卫其生理上的存在和拥有，它的全部记忆又模模糊糊地浮上来了。它的伟大的人和伟大的书杂乱无章地再度出现在它的面前。人们从未像战时读得那么多，那么热情，问问书商吧。人们从未祈祷得这样勤、这样深，问问教士吧。人们呼唤过所有的拯救者、所有的创始者、所有的保护者、所有的殉道者、所有的英雄、所有的国父、所有的圣女、所有的民族诗人……
在同样的精神混乱之中，出于同样的焦虑，文明的欧洲眼看着它无数的思想迅速复活：教义，哲学，异质的观念;三百种不同的解释世界的方式，一千零一种色彩的基督教，两打实证主义：精神之光的全谱展现出互不相容的颜色，用一种矛盾的怪光照亮了欧洲灵魂的末日。正当发明家在他们的形象中、在昔日的战争年鉴中狂热地寻找挣脱铁丝网、挫败潜水艇或使飞机的飞行陷于瘫痪的方法之时，灵魂却一边呼唤着它所知道的所有咒语，一边认真地审现着最为怪异的预言;它在回忆以往的行动、先人的态度的全部记载中为自己寻找藏身之地、种种迹象和安慰。这乃是忧虑之尽人皆知的产物，是头脑的方寸大乱的举动，它从现实奔向噩梦，又从噩梦返回现实，惊恐万状如一只被夹住的耗子……
军事的危机也许已经结束。经济的危机正全力发展，然而精神的危机更为微妙，由于其本性而呈现出最具欺骗性的表象(既然它是在虚假王国的内部进行的)，这种危机使人难以把握其真正的程度，即其阶段。
没有人能够说出明天在文学上、哲学上、美学上什么将死亡，什么将生存。谁也不知道什么观念、什么表达方式将被登入死亡名单，什么新观念和新表达方式将被宣布出来。
当然，希望还在，而且小声地歌唱着：
Et cum vorandi vicerit libidinem
Late triumphet imperator spiritus.
然而，希望不过是人针对其精神之精确预言的怀疑罢了。它暗示着一切与人不利的结论都应该是他的精神的一种错误。但是，事实是清楚的，无情的。有几千年轻的作家和艺术家死了。一种欧洲文化的幻想已经破灭，知识已被证明不能拯救一切;科学已在其精神的抱负中受到致命的打击，其应用之残忍等于让它蒙受了耻辱;理想主义原本胜得不易，又因其梦想而内伤深重;现实主义已经失望，溃败，被弄得浑身是罪恶和错误;贪欲和克己都遭到嘲弄;信仰在不同的阵营中混为一团，十字反对十字，新月反对新月;怀疑论者也被如此突然、如此粗暴、如此动人心弦的事件弄得哑口无言，玩弄我们的思想就像猫玩弄老鼠，——怀疑论者丢失了他们的怀疑，找到了，又丢了，不知如何驾驭他们的精神的运动。
船的摇晃如此剧烈，灯无论吊得怎么好，最终还是掉了下来。
使精神的危机如此深刻和严重的，是它所面对的病人的状态。
我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说清楚欧洲在1914年的精神状态。而谁又敢为这种状态勾画一幅图画呢?主题是巨大的;它需要各方面的知识，需要无穷的信息。再说，当事关一个如此复杂的总体的时候，复原过去，哪怕最近的过去，其难也与构筑未来、哪怕是最近的未来之难相若;或者更可以说，其难是一样的。预言家和历史学家成了一家人。那就让他们呆在一起吧。
我现在只需要模糊而笼统地回忆起战争前夕人们之所思、当时所进行的研究和出版的书籍。
如果我因此而略去所有的细节，局限于简单的印象和一种瞬间的感知所能提供的自然的整体，那么我之所见将——空无一物——空无一物，尽管这是一种无限丰富的空无一物。
物理学家告诉我们，在一个接近白热的炉子里，如果我们的眼睛还能存在，那么它之所见将——空无一物。任何光差都不存在，空间的位置亦不能辨别。这种内藏的巨大的能导致看不见，导致难以觉察的相等。而一种这样的相等不是别的东西，正是理想状态下的混乱。
那么，我们精神的欧洲的这种混乱因何而成?——因为最不相似的观念、最相对立的生活和认识原则在有文化的人中自由的共存。这正是一个现代时期的特征。
我不反对普及“现代”这个概念，也不反对用这个名称指某种存在方式，我不想把它当成当代的纯粹的同义词。在历史中有一些时候和地方，我们这些现代人是可以进入的，不会过分地搅乱那些时代的和谐，不会出现一些非常奇特、非常显眼的东西，以及一些令人反感的、不协调的、不可同化的人。我们的进入若能无声无息，我们就差不多是在自己家里了。显然，图拉真的罗马和托勒玫的亚历山大比许多别的地方更容易吸引住我们，这些地方虽然在时间上不那么遥远，但因其唯一的风俗类型而更具特殊性，完全适应于一个种族、一种文化和一种生活制度。
好吧!1914年的欧洲可能已到了这种现代主义的边缘。某一阶层的每一个人都是通向各种舆论的一个十字路口;任何一位思想家都是各种思想的一次普遍的展示。有一些精神方面的著作，其牴牾和矛盾的冲动之丰富令人想到当时各首都的发疯的照明之效果：眼睛发烫，不胜其烦……为了让这种狂欢成为可能、被确立为人类最高智慧和成就的形式，需要多少物质、劳动、计算、被掠夺的世纪和加在一起的异质的生命呢?
在这个时代的某本书里——而且并非最平庸者——人们毫不费力地发现：俄国芭蕾舞的影响，——些许帕斯卡尔的阴郁风格，——许多龚古尔式的印象，——某种尼采的东西，——某种兰波的东西——，与画家过从所产生的一些后果，有时则是科学出版物的口吻，——一切都散发着一种假以名之的、难以确定其程度的英国味儿!……顺便看看这种大杂烩的每一种成分吧，人们肯定会发现别的东西。再去找这些东西是没有用的：那将是重复我刚才关于现代主义的言论，检点欧洲的全部精神史。
现在，站在艾尔西诺的广阔的阶地上，从巴塞尔到科隆，直至纽波特的沙地、索姆河的沼泽、香槟省的白垩、阿尔萨斯的花岗岩，——欧洲的哈姆雷特望着几千个鬼魂。
然而，这个哈姆雷特是一位知识分子。他思考着真理的生与死。我们讨论的所有对象都是他的幽灵，我们的光荣的所有名目都是他的悔恨;他被发现知识的重量压倒，不能重新开始这种没有限制的活动。他考虑着重新开始过去给人带来的烦恼和想要永远创新的疯狂。他在两个深渊之间蹒跚，因为两种危险不断地威胁着世界：秩序和混乱。who se ske wton it was?
他拿起一个骷髅，就是一个名人的骷髅。——Whose was it?——这个是雷纳尔佗的。他发明了飞人，但是飞人并没有准确地为发明者的意图服务：我们知道，今天，飞人骑上他的大天鹅(il grande uccello sopra del desso del suo magnio cecero)有了别的用处，不再是到山顶取雪，天气热的时候往城市的街道上撒……另一个骷髅是莱布尼兹的，他梦想着普天下的和平。这个是康德的，Kant qui genuit Hegel，qui genuit Marx, qui genuit……
哈姆雷特不知道该拿这些骷髅怎么办。然而把它们扔掉如何!……他就不再是他自己了吗?他那极其清醒的精神凝视着从战争到和平的过程。这个过程比从和平到战争的过程更隐晦、更危险;所有的民族都因此而惶惶不安。“而我呢，”他对自己说，“我，欧洲的智力我将变成什么?……什么是和平?和平也许是事情的这样一种状态，人之间的自然的敌对不是体现为战争造成的破坏，而是表现为创造。那是创造的竞争的时代，是生产的斗争的时代。而我，我不是疲于生产了吗?我不是耗尽了极端的探求的欲望吗?我不是滥用过巧妙的混合吗?应该将我的困难的责任和超人的抱负弃置一旁吗?我应该随波逐流，像波乐纽斯那样吗?他现在领导着一家大报。像莱阿提斯那样吗?他在某地开飞机!像罗森克兰兹那样吗，他顶着一个俄国人的名字不知在干些什么。
“永别了，幽灵们!世界不需要你们了。也不需要我了。世界将它那朝着一个宿命的精确的倾向命名为进步，极力将死亡的好处和生命的恩惠联系在一起。某种混乱还占着优势，但用不了多久，一切都会清清楚楚;我们终将看到出现一个动物社会的奇迹，一个完美的、终极的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