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没有李文华了。在舞台生命猝然而止后，李文华回归千百万普通中国老人的一员，又默默度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这是他的第二次去世，也是最后一次进入公众的视野，他的被迫“淡出”曾是一桩引人注意的悲剧，现在，就像雷达屏上一个早已偏离中心的白点，他在不为人注意的一天扑的一下熄灭。
相声绝不是一桩能让其参与者感到愉悦的事业，历史上微贱的出身、底层的背景是成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即便使用“干净”的语言，即便精挑细选剧本和题材，相声演员仍不可幸免地要经受比话剧、影视演员更严重的来自语言本身的创伤，因为再苦情的影视剧也是隔离于演员个人生活的虚构的环境，而相声的朴素穿着，两人之间闲话式的来言去语，长短寒暄，乃至出口无德，占人便宜，都得尽可能还原日常的样貌。侯跃文、石富宽《火红的心》里那句台词“都说你们相声演员嘴太损了，平时你们逮谁挖苦谁，你看这回报应了不是?”绝对是有感之发，很多人真的没法想象跟说相声的一本正经，以至于他们的去世都会被少数人用那些舞台语言去谈论：这人“嗝儿屁了”、“撂挑子了”、“吹灯拔蜡了”……仿佛这么说还遂了逝者本人的意。
李文华在与姜昆合作《时间与青春》的时候，就被姜昆不厚道地噎了一句：“对于您来说时间就是月份牌”，因为“您看您都这么大岁数了，没几天撕头了吧?”这种话市井中说不稀罕，拿上舞台，又是面对那么和气的老人，不知观众有何感想。我觉得玩笑开大了，为他抱不平，但我对《时间与青春》又那么偏爱，它的励志效应是成功的，它极富时代特色的话题是一个青年和一位长者在亲密爽朗的交流中娓娓道出的，它吸引不同年龄的听者将自身代入并由衷地喝彩。姜昆这个长得很不喜剧的演员，借助李文华的辅佐、映衬甚至牺牲，神话般地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舞台之路。
所谓的“逗哏”与“捧哏”名义上互为依存，事实上终是有强弱和主次感的。从来只说某笑星是他的老搭档一手“捧”起来的，却没有说哪个捧哏演员是被“逗”火的。按理说，李文华这一辈人应往演传统相声的名家路子上走，应该个个穿起长袍，吐字掷地有声，拖腔带韵，报菜名如数家珍，最好多少再兼着能唱唱戏。可李文华是个异数，他好像没那份天资，70年代以前他同马季、郝爱民的合作(在2006年接受我访问的时候，他费力地吐出“一买一卖”四字，这是他跟郝爱民留有录音的屈指可数的节目之一)都不成功，对于新相声而言，他作为长者不够安分，而传统相声里似乎也不缺他这样一个谈不上有什么绝活的绿叶。李文华的角色定位其实是含糊的，也是边缘的，相声只是他因热爱而坚持下来的事业。
他最终选择了为一个比自己小两轮的新秀捧哏，而且——可能是性格和遭际使然——台上竟全无卖老的架子。这太艰难了，相声让捧哏演员付出的代价尤其高昂，更何况是在历来讲究长长幼幼之道的中国，一位年近六旬的捧哏须忍受被捏脸、摸头、胳肢这些“非人”待遇，得怀有一种什么样的赤诚——对搭档和对相声本身的赤诚，才能做到这一点。李文华拥有与范振钰、常宝华这些可敬的同辈艺术家一样的美德，他甘为相声而生，和姜昆的五年合作是他应获的报答。
我第一次听《时间与青春》，距离首演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我牢牢记住了他们算的那笔人生账。在这笔账里，童年岁月(“学龄前是六年”)，学生生涯(“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四年”)，娱乐休闲(“没事打打球，打打扑克牌”“又看电影又看球，一天至少俩钟头”)，恋爱结婚(“谈恋爱，遛马路，做饭炒菜干家务”)，都被排除在了“为人类为社会做贡献”的时间之外，以至一个活75岁的人，只有两年时间算是真正“有价值”的：
姜：剩两年了，想起来了，上了班要好好干，不调皮不捣蛋，好容易加了一回班……
李：还真不错。
姜：……临走偷人一车砖。
李：剩两年了，还捅这娄子。
姜：法院开庭一审判，劳动改造两年半——您说这时间还怎么算?
李：这甭算啦，这一辈子还该(欠)上半年呢!
诙谐精练的相声语言，叙述一种带集体主义导向的算法，价值观的核心依然是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提倡为自家的房子搜罗建材。今天敏细的人把加班的工夫都算成是单位欠下自己的债，专心合计着可以留多少时间给自己，能不能在三十四五岁上退休——那正是姜昆意气风发地演这个段子时的年纪。
伯特兰·罗素说过，青年崇拜是西方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尤其是伴随着民族运动兴起和马克思学说的传播，一大批激进组织均冠以“青年”之名。姜昆和李文华的作品是后“文革”时期中国整合“青年”概念、重塑青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青年群体从“文革”时代的红卫兵形象中剥出来，赋予其新的义务、使命和规范。社会对青年有了新的角色期待，姜李二人感其召唤，出面代言，洋溢在《时间与青春》、《诗歌与爱情》、《我与乘客》中的那种对青春、民族文化和服务社会的热忱，吻合了这种需要。正是那五六年里，青年仍然在接受集中性的形塑，个人自由与奉献社会的精神之间的冲突，还得到后来“潘晓大讨论”时候才开始浮现。但同期，《如此诗人》、《想入非非》这些段子又揭露了那一代雄心勃勃的青年骨子里的眼高手低，他们怀着使命感，全心拥抱思想解放后的现代文化的冲击，却又失之囫囵，他们的努力终告徒然，受制于低下的受教育程度、思维方式的单一和历史造成的脆弱、自卑的性格。《如此诗人》中的姐姐冷笑着规劝想当诗人的弟弟：“你现在是个半文盲你敢承认么?”
李文华无比滋润于这样的环境，他和姜昆那么来电，可以无拘无束地投入表演并博得观众的好感。他俩共同投身群众的关系不但被视为创作—表演—生活一体的艺术楷模，甚至延展开去，成为理想的长幼相处之道的典范。事实上，李文华的个人气质也变松弛了，那些不为人注意的小坏招、小蔫损(如《互相尊重》中的那句关于“鸡眼”的打岔)，那种招牌式的“嘿嘿嘿”的笑(如《改歌》的末尾)，都是那一段时间里才激发出的本事。那小眼一眨一眨，好像传统日本卡通片里黑脸小老头的神态也跟着助长了他的可爱。舞台上姜昆经常嘲笑他的一脸褶子，《北海游》里说“脑门子一道一道跟稿纸似的”，《想入非非》里说“你这小老头怎么净较真哪?”李文华则回报以更多的褶子，不管表情上是嗔、是笑还是无奈。
即使是听他们的讽刺作品，人们也不会真正责怪姜昆所扮演的可笑的小人物，正如不把李文华当个陪衬的老大爷，而视他为“青年崇拜”的一位理性的向导人。这种崇拜承认一个有关全面落后的事实，它确实像传声筒一样发出号召，但并不讳言青年的客观困境。故而《时间与青春》不是简单的应景之作，它在催人奋起的同时，还鲜活地刻画“我们单位小王”那种被耽误了的社会闲杂人物。人们需要这样的曝光和点醒，此时李文华就以理解的口吻点评“就这么自暴自弃了”，“再没理想活着就没劲了”，说得语重心长，不过这个“理想”后来随各异的个体价值观化为无数版本了。
80年代初的青年名义上获得了一定的个人自由，实际上和在红卫兵时代一样套着角色化的重轭：过去得演好红太阳下的臣民的角色，现在则被要求驻守在新长征的岗位上奉献青春。是响应还是质疑，抑或漠然置之，与政治环境相连的道德抉择总是异常艰难。《时间与青春》毕竟热烈，《如此诗人》的调子却是冷飕飕的(这种气氛在姜昆和赵炎的版本中还比姜李版要强烈得多，或许是因为同为年轻人的赵炎没李文华那么浓烈的古道热肠气质)。年轻的主人公选择离经叛道，渴望通过诗歌创作“表现自我”，但他那么孤独，没有恋人，也得不到亲人的支持：在出版社工作的父亲满脑子都是“诗言志”，母亲只能理解“床前明月光”，哥哥责骂“不要做你那个臭诗”，好心肠的姐姐一边倒洗脚水，一边揭他“半文盲”的短，她并不是恶意，但带着一种守规矩、明事理的正道青年的清高：
赵：她怎么叫你半文盲呢?(姜李版中对应的这句词是“啊，你是半文盲哪?”相比赵炎的冷静，相声中的李文华却因得知年轻一代的退步而显得大惊失色)
姜：我姐姐太不应该了，她这是在损我!她这是有所指。
赵：指的什么?
姜：……前段时间我看那个电视剧《蹉跎岁月》，片名我给念错了。
赵：“蹉跎”俩字不认识?
姜：我不认识。
赵：你念成什么了?
姜：我念成“咔嚓岁月”。
在家人的眼里，这个神叨叨走火入魔的“啊派诗人”正在“咔嚓”自己的岁月，却不能体会他作为十几二十岁上丧失教育机会的一代人的焦虑。青春对他而言不是一种靠主流话语所谓“奋起直追”就可以挽回的东西，他们不情愿通过老老实实补习文化赶上干“四化”的列车，追回“失去的十年”，这种乖戾的态度有理由获得同情的理解：我凭什么还得继续听从一个已经让我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国家的指引?这样，《时间与青春》里淡化年龄差异、强调只争朝夕的乐观主义被《如此诗人》击碎了，对被无情淘汰的畏惧，对庸碌一生的巨大恐慌，将他引向那些宣扬“自我”、“本真”的新话语和文艺形式。空寂的舞台上，姜昆惟妙惟肖地模仿那种外强中干的文青腔：“万恶的宇宙，我去了，我走了，我离开了”，声称“市民草妇不懂崇高的艺术”，这些情有可原的无病呻吟的作者，如果能同70年前欧洲的表现主义——而不是汪国真——相遇，能多接触比如帕尔·拉格奎斯特的诗歌：“苦闷，苦闷是我的遗产/我的喉咙的伤口/我的心在世界上的呐喊”，兴许还能有些有希望的颖悟。
曾经那么真实的东西都死灭了，有那么一些敏感而忧伤的人，他们拒绝继续为已注销了的户口上税。他们响应虚无的召唤，把自己封闭进无产阶级的——借用萧伯纳的术语——“碎心之屋”，资产阶级的碎心之屋是普鲁斯特笔下末代贵族消磨时间的乐园，而我们当年的年轻人只求躲开死魂灵的穷追，耳根清静地做上一阵白日梦。虚妄、懦弱、麻木与须臾的自我陶醉，是他们所能期待的仅存的回报。
没有人能够复制姜李的作品，就连《醉酒》、《串调》这种相声常用题材都演得独一无二。作为长幼配，“姜李档”的确是现象级的，他们都不是传统相声功底深厚的演员，但扬长避短，合力打破传统相声的一定之规，开创了新形势下的相声美学。他们的“双赢”状态一直延续到十大笑星的评选，以及那令人扼腕的喉癌的降临。也是天意使然，1985年正是中国当代青年文化的分水岭，一大批表达个体心声的文艺作品在那时出现，质疑乃至反击官方的“青年”定位，那以后的姜昆，也进入了与唐杰忠、梁左合作的另一条轨道：嘲弄体制与权威话语，表达遭到体制约束的青年的精神困厄。李文华成就了姜昆的异军突起，又以被动的激流勇退成全了姜昆的精彩转身：从青年一代的向导，转向批判现实主义相声的中坚人物。
还记得《如此照相》的演出录像中，李文华剃的那个两端向上锉平了的子弹头——安东尼奥尼的《中国》里，北京男人一人留一个这种经典发型，穿惨白颜色的衬衫，缩着眉头，拉长了脸在大街上匆匆走过，像一头头受惊的老山羊。几年以后，表演《打针》的李文华总算恢复了齐整后梳的周恩来发式，但粗劣的化妆技术把一墙白粉和两团印泥红留在了他的脸上，廉价的眉笔和眼线笔强行往前翻他的月份牌。他让我想起那个我没有任何经验的时代，人们怯怯地左顾右盼，僵硬的脖子上还残留着长枷的印痕;看两眼理发店门口的女人照片，沾点唾液捏捏发型，羞答答地企图追回被毁掉的青春。那时候，一定有很多人羡慕这些演员能这么打扮自己吧!李文华有幸享受到这般优待，如果再能有一次选择，他会愿意一夜之间神奇地年轻十岁，而重新回到静阒的后台继续籍籍无名地耕耘吗?《时间与青春》中的长者那么憨态，那么活泼可爱，几乎让人忘了他正步入老年，62岁的西塞罗所谓的“生命的秋天”。
一场大病打破了他返老还童的幻象——如果说这是种隐喻的话，李文华的退场也打破了这个国家可以推倒重来的梦想。舵手发出指示：转向了，请系好安全带。被勒得岔气的船员们却想：我还要不要跟着走?新的伟大事业还能不能实现它的许诺，赋我们以人生价值?我还值不值得像我的上辈人那样，接受一个还不存在的现实灌输的精神力量?“青年崇拜”总是后进分子自我激励的良药：北美建国的清教徒认为自己在白纸上写字，黑格尔将落后于列强的德意志民族论证为世界精神的动力之源，梁任公则指出惨别过去的中国是“少年”。我们需要浪漫的自我麻醉，有时候——在许多人都作如是想的时候——它的确让人有精神倍增、返老还童之感;而反过来，一个人的猝然失色，也会变成哽住许多人嗓子的石头。
我无法想象李文华能够进入姜昆后来的作品之中，他名为“蔫哏”，实际上太热烈，太投入于自己年轻化的角色，才能爆出那些效果出人意料的幽默。《诗歌与爱情》里他说：“(生活里)要没爱情……多没劲呐。”《时间与青春》里他忸怩着说：“你(姜昆唱歌时的动作)……碰我痒痒筋儿了。”《想入非非》中他带着天真无邪的兴奋说：“擦汗，挠痒痒，(我)都会!”这都是只有李文华才能造的、不靠台词而靠气质、腔调、身段取胜的包袱。在年轻人身边，他从不自我陌生化为单纯的陪衬，他欢快的老天真状不是装的，而是出自真诚的角色认同。正因为他没有冷眼和冷血的时候，所以当姜昆转向讽世的时候，他必将无所适从，而无法像后来的唐杰忠那样稳稳当当地退在一边，甘当一台拨动气氛的立式空调。
于是20年来，李文华成了一帧月份牌上的老照片。他在综艺节目中露过几次面，与热爱他的观众相会，但每次都让人心头发紧。染病失声是让人遗憾的，让一个失声的人说话则近乎罪恶。但我仍然去拜访了他：我也是热爱他的观众之一。
在一栋简朴非常的住宅里，斜倚在沙发上的李文华直起身，肃然的表情无一丝变化。家具陈设和屋里进出频繁、粗门大嗓的家眷，都标志着老人的生活环境同最普通的京城家庭没有任何区别。我也没有任何惊喜可以带给他，我得不断地思量提哪些话题可让他用最短的句子回答。食道发声，就是把句子切成一个个带着痰嗽味的字，每说一句都让人觉得这瘦小的躯体随时可能力竭。我择要说我喜欢他的什么作品，听他例行公事地重叙诸位合作对象和主要作品名称。他似乎特别看重和姜昆合演的《鼻子的故事》，一个讲述集体和组织如何关心个人的段子，平淡了点，总是被我忽略。
面对那些风光不在的人物，我们免不了发发“尔曹身与名俱灭”的叹息，面对李文华，我却心中寂寂。他几乎没有年轻过，所以也从不曾老去;舞台下的他——不管是健康的还是病后的——从来没有点燃晚辈青春的火焰的能力。在他无人打扰的、行动不便的晚年面前，我甚至认识到我能够有所思、有所感的特权，我那痛苦的自由。他的生活里，没有我这样急于了解过去、收获见识与灵感的高尚动机，他对于我，和我对于他一样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匪夷所思的，只能分享那一点点狭窄范围内的知识，还无数次被让人心酸的停顿所打断。李文华在女排蝉联世界冠军时演《看排球》，在宣传计划生育时演《祖爷爷的烦恼》，在“质量月”流行的时候演《买伞》，《森林法》颁布后又演《严重警告》，这些作品需要富有才华的、且深度调动情感力量的创作和表演，他怎能期待从一个散漫而自我的21世纪年轻人的眼里捉到这种情感?他会留意去捉么?
狄兰·托马斯留下如此刻写光阴的名句：“通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催开我绿色的年华;枯萎树根的力/是我的毁灭者”，我为它感动，就像为不老的李文华而感动。岁月是赌局里唯一的庄家，就算偶尔被偷走几盘(《时间与青春》里也引了这一句：“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依然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在符号和象征永久性交出统治权后，新晋的年轻一代不可能去重蹈前浪伏尸沙滩的覆辙，他们更希望“老人”们好自为之，去体现洒脱的做人态度，而不要他们呵护、教导、关怀其人生的抉择。因此，那段被唐杰忠击节赞赏过的《时间与青春》的结尾，那段显示了姜李创作才华的被篡改的歌词——“再过几十年，我们来相会，我们这帮年轻人，全都六十岁，眼也花，耳也聋，满脸皱纹堆，一个个我们全都驼了背……啊年轻的朋友们，虚度年华这怨谁?不怨你，不怨我，都怨李文华这样的老一辈。”——也成了一种昔日情结的壮丽绝响。它在调侃之余，升级了李文华的象征意义：他得带着赞许支持年轻人往下20年的奋斗，为我们的祖国“山山水水处处放光辉”而奋斗。他跋涉舞台的使命之旅戛然而止于1985年前后，随后羊群便开始四散奔佚。这片似乎真的变美了的土地揽回了它的相声赤子，但我们已不再为它而自豪举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