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用了很大篇幅讲人民军队的建设。他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毛泽东用中国共产党文化哺育部队，强调军队的人民性，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建立起一支人民子弟兵军队，一支官兵平等的军队。“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我看可以分作为三个阶段。”毛泽东说，“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新军。这个新军和孙中山建立的革命党，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完成了推翻清朝的任务，后来腐化了，脱离了人民，四分五裂，各人筹各人的饷，各搞各的地盘，被人民所唾弃。第二代是黄埔军。他曾经是一个革命军，革了前面所说的那个军队的命。黄埔军也曾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北伐时势如破竹，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脱离人民。共产党那时候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不要军队，只在军队里派党代表。后来蒋介石把党代表一驱除，进行清党，在共产党直接控制的军队就只有叶挺的一个独立团。南昌起义后，党所领导的军队变成了游击队，这个游击队一直打了二十二年。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第三代。人民解放军的前身是红军。这三代，代表了中国近代军队的三个阶段。”
“三年八路军，生铁变成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最痛苦、最强有力的锻炼，也是对人民军队的淬火。中国共产党把以农民为主体的主力军、地方军、民兵自卫军，打造成为一支听党指挥的部队，一支为人民服务的部队，一支以弱胜强的部队，一支军政军民关系和谐的部队，一支内部关系密切的部队，一支爱唱歌的部队，一支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支队伍的部队……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善战的健儿，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无畏惧，绝不屈服，坚决抵抗，直到把日寇逐出国境，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
红军换上了国军的服装
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命令。
9月6日，淫雨霏霏。八路军129师在陕西三原县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誓师大会在嘹亮的军号声中开始。大会总指挥，386旅旅长陈赓整队后，请师首长驱马阅兵。师长刘伯承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宣布部队改变命令。刘伯承着重讲了“换帽子”的问题。他说：“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换帽子算不了什么，这是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红军的传统不会变，解放全中国的意志也不会动摇!帽徽是白的，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刘伯承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刘伯承带头把红军帽换下来。泪水和着雨水挂在每个战士的脸上。
陈赓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举行换帽时，大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我们戴着它——红军帽，血战了十年，创造了震撼世界的奇迹，动摇了几千年来视为神圣的社会制度，今日为了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结成全民族的联合战线，暂时将它(红军帽)收藏起来，换上一顶青天白日的帽子。但我们永远是党军，红军永远是红军，任凭换了什么名义，戴上什么帽子，我们始终为了共产主义的光荣而奋斗。现在虽然是民族革命的阶段，但一切努力牺牲都是为了将来社会主义的胜利。”
红军改为“国军”最初的日子，许多同志想不通。革命军人脱掉红军的衣服，穿上了死对头的军装，特别是摘下缀着布质红五星的八角帽，换成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心里不是滋味。有的战士骂道：“他娘的，搞什么名堂，穿戴得好好的，换什么青天白日帽，我不戴。”有的说：“跟我们最仇恨的敌人蒋介石妥协，那些牺牲的同志不是白白牺牲了?”
张浩(林育英)担任八路军129师政训处主任(后改为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看到，几乎所有的干部战士都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想不通，特别是对身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头戴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非常反感，有的人将领到的衣服、帽子摔在地上，还有的吵着要回家不当兵了。在一个连队，张浩把全连召集起来，给战士们讲道理。他说：“大家知道吧，西瓜外面是青的，里面却是红的。我们就是‘西瓜政策’，大家帽子上的帽徽就是西瓜皮，人是里面的瓤子。我们部队改编了，人民军队的性质没有变，传统没有变，仍然是工农子弟兵。我们仍然归党中央指挥。因此，大家不要对帽徽、服装问题想不通。这是说的军队，我再说说自己。过去在湖南时，白色恐怖严重。为了坚持斗争和生存下去，我在庙里当了和尚，我剃了发，穿上和尚服装、鞋子。尽管我身上穿了僧人服装，但并不是真僧人，我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还是湖南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湖南省委的同志并没有因为我剃了发，穿上和尚服装，而认为我不是共产党员，不是省委领导同志。我那时穿僧人服装，是革命的需要，事业的需要。同志们今天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也是革命和事业的需要。因此，大家不要太计较穿什么服装、戴什么帽子的问题，关键要看军队是不是为国家、人民打仗。”张浩现身说法，让战士们豁然开朗。
国共合作，基层官兵思想不通，连一些领导干部也想不通。陈毅给湘赣游击司令部政治委员谭余保传达中央统一战线的精神，说现在抗日了，国共合作，共产党和国民党要搞统一战线。谭余保在南方三省游击了三年，付出巨大牺牲，对国民党恨之入骨，一听陈毅这样说，大声道：“你这是在造谣!来人，把陈毅抓起来。杀了!”好在没有杀，后来一打听，真的是国共合作，搞统一战线，才把陈毅放了。在七大会议上，陈毅与谭余保遇见了，谭余保说：“哎呀，我对不起你，我不清楚中央的精神，所以把你抓起来了，错怪了你。”陈毅说：“你还是做得对的嘛，把我扣起来，你不了解情况嘛。”谭余保感叹，幸亏在铁镜山上没有鲁莽下手，要不把陈毅杀了，那就可惜了。
红军换装后，有人也给毛泽东送来一顶国民革命军的帽子。这样，毛泽东就有两顶军帽，一顶是新制的国民革命军式的，一顶是原有的红军帽……
解放军文化特色：党指挥枪
延安流传着一个故事——
359旅旅长陈伯钧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穿着国民政府刚刚发的新军服，戴着国民革命军的军帽，雄赳赳的，很是神气。毛泽东的警卫一见他这身打扮，有些惊愕。陈伯钧掏出一张名片递上去，警卫一看，上面写着“少将旅长陈伯钧”，就半开玩笑地问道：“你是共产党的旅长，还是国民党的旅长?”警卫员走进窑洞，向毛主席报告。陈伯钧进来后，毛主席一看他这身行头，露出不悦之色，斥责道：“什么少将芝麻酱!”
这个传遍整个边区的“少将旅长名片事件”，其实是讹传。
这件事的真实情况是：1937年秋，陈伯钧任120师359旅旅长，带领718团驻防洛川。当地国民党驻军最高军阶为上校，为了双方联络时我方人员处于有利地位，718团供给处给旅、团首长各印了一盒名片，陈伯钧的名片为“少将旅长”。陈伯钧是毛泽东的老部下，从秋收起义时就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喜欢“老毛老毛”地叫，见“老毛”根本不需要“名片”，更无所谓毛泽东见名片而训斥一事。陈伯钧一向大大咧咧，“名片事件”在延安传得满城风雨，他全然不知。后来有人将这个传言告诉他时，他才得知，原来他的警卫员与毛泽东的警卫员在一起玩时，警卫员把他保管的“少将旅长”名片给过毛泽东的警卫员。因为这张名片，故事被编得有鼻子有眼，连毛泽东也听到了这个故事。
这个子虚乌有的故事之所以广为传播，为人所相信，自有其原因。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国民政府给八路军下发了一批军衔指标，有人一看到军衔，很稀罕。毛泽东批评说：“在八路军中，开始向新军阀主义倾向作斗争。这种倾向，表现在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以做官为荣耀)等等现象上面。”
“少将芝麻酱来啦?”毛泽东看见陈伯钧，朝身边的座位一指。
“毛主席，你得给我出个证明，不然我遗臭万年了……”
“庸人自扰之。”毛泽东话头一转，说到八路军上前线之后，留下的部队建立了留守兵团。毛泽东说，要把这支来自各方面的比较散乱的部队建成一支具有很强战斗力，打不烂、拖不垮的正规兵团，关键就在于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去做，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团结。
陈伯钧自1927年9月秋收起义起就跟着毛泽东打仗，参加“三湾改编”，上井冈山，他对《古田会议决议》太熟悉了。
毛泽东的治军利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思想都是在井冈山时期形成的。他的思想建军、政治建军通过《古田会议决议》而定型。正是有了《古田会议决议》，“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与观念深入军心，井冈山没有变成梁山泊、瓦岗寨，红军成为有信仰、守纪律、能打仗的红军。
毛泽东吩咐说：“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
中国自东汉以降为无兵的文化。所谓无兵，是说只有流氓当兵，兵匪不分，军民互相仇视，或因无兵可用而利用异族外兵的局面。梁漱溟把“中国自东汉以降为无兵的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十四大特征之第十二特征。晚清以来的中国军队，基本上采取“自募勇营”的模式，兵必自招，将必亲选，粮饷自筹，导致“兵为将有”局面。下级对上级、士兵对长官是人身依附关系，国家的武装力量呈现私人武装的特征。国民党“以俄为师”，实现军队党化，蒋介石最终建立起一支以黄埔师生关系为纽带的、有亲有疏的军队，名为国家豢养，实则“兵为将有”。
毛泽东走了一条“以党建军”的路子，建设了一支全新的军队。“党指挥枪”，是毛泽东建军的最显著的文化特征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的一大特色。
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说：“政治下命令，枪杆子就要服从，枪杆子如果脱离了革命的政治，就会失败。”“我们说枪杆子第一，是在革命的政治前提下。”
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就是在这篇文章中，“党指挥枪”这个大词诞生!“党指挥枪”与“枪指挥党”，毛泽东通过词序的调动，突出了两者的对立及原则上的分歧。这样的表达十分醒目，耐人寻味。
“党指挥枪”，最重要的组织保证是在军队各级建立党的组织，特别是设置政治委员，构成两长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一度取消政治委员，改设为军事副职，政治工作人员的职权被降低了。1937年10月，朱德致电中央，建议恢复军队政治制度。毛泽东、张闻天复电：“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同月，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毛泽东说：“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因受国民党干涉而改为政治部政训处的名称，现在已经恢复了。”
“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坚持政治建军，思想建军。救中国、救人民的强大信念，“支部建在连上”的严密组织，政治思想工作的巨大力量，官兵平等和谐的关系，使得共产党可以掌握到每个士兵。每个士兵都知道为什么打仗，给谁打仗，都能听话、不怕死。这个了不得。
自古以来，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自古以来，有叛军而无叛郡，有叛将而无叛州。“党指挥枪”有效地管控了军队，防止了内讧或是兵变，部队“跑不了”，阴谋家“反不了”，颜色“变不了”，强大的敌人也消灭不了它。带兵出身的张国焘，拉出一支几万人的大军，结果他要脱离共产党投身国民党时，连一个警卫员都带不走。
人民军队文化的最大特色，是“党指挥枪”。
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之初，毛泽东军事话语的主题词、关键词就是“独立自主”和“山地游击战”。
八路军即将开往前线。1937年8月下旬，讨论抗战重大军事问题的洛川会议召开。会上，毛泽东提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与会人员的抗日信念高度一致，坚持党对军队领导的认识高度一致。但是，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山地游击战”，产生了争议。有的同志认为，如果避开日军进攻，只进行游击战，那会给党的声誉带来损害。由于急着出兵，这个问题没有时间再讨论。毕竟，抗战刚刚开始，敌人是新的，战争是新的，党内对抗战的规律、游击战地位作用的认识，有些不一致，非常正常。
洛川会议之后，朱德、任弼时等率八路军到达山西前线，毛泽东依然反复强调“山地游击战争”，苦口婆心，不厌其烦，生怕将领们不理解他的意图。他甚至手把手地教部属说话：在与“各方接洽”时，“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以致失去其长处。”
尽管如此，大多数将领仍然没有理解毛泽东的良苦用心。
在原则性问题上，毛泽东是从来不会让步的。这就是毛泽东的风格与性格。
一天，毛泽东与中组部的王鹤寿在窑洞门前下围棋，一群人围着观看。毛泽东说：“围棋这个东西，一定是我们老祖宗认识到土地的重要以后，你搬一些黑石头围上自己的地盘，他搬一些白石头围上自己的地盘，开始了争夺私有财产，后来就变化成了围棋。你看活棋的两只眼，就是两口水井……”毛泽东正说着围棋，平型关打胜仗的电报来了。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在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平型关附近歼灭了日军一个汽车中队和一支辎重队，并阻击了日本的一支增援部队，歼灭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1部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辆，缴获步兵炮1门、轻重机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支、军马50余匹及其大批军用物资。115师也付出巨大牺牲：伤亡1000余人。有一个连150名战士，战斗结束时只剩下18人，连长负伤，2个排长壮烈牺牲。
这是八路军开赴前线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在平型关大捷的喜悦中，毛泽东和八路军将领更多的是总结和反思。这一战，我方是精心准备，提前设伏，日军是无有准备，仓促应战;我方是主力部队，日方是非主力部队;我方投入兵力大于日军。参战的杨成武在《为了平型关的胜利》一文中说：“与日军的第一场战斗结束了，这是场胜仗，也是一场恶仗。”
指挥平型关战役的林彪一直主张集中兵力打大规模运动战。平型关战役，他打败了日军，也自我反省，回到毛泽东的游击战上。他说：“敌人的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所说的强，是说他们的步兵也很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战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骸遍野，却捉不着活的。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对此种敌人作战，如稍存轻敌观念，作浮躁行动，必易受损失。”通过这一战，林彪认识到：“我军(八路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战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人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
抗战之初，许多军事领导人总是想打几个大仗，展示八路军的力量。一个平型关打下来，领导人开始知道实力上的巨大差距。日军每个小队都配有几挺“歪把子”轻机枪，还配有掷弹筒;连进攻有山炮、野炮掩护;营团进攻有坦克。共产党的军队，达不到每人手中一支步枪的配备，七拼八凑的步枪常常没有子弹，看上去鼓囊囊的子弹袋里只有几粒子弹，里面装的都是高粱秆，有的枪来复线都磨平了，子弹能够从枪口里塞进去，又打枪膛里磕出来。重型武器几乎为零。如此落后的装备正面抗击武装精良的日军，显然是以卵击石。
通过平型关一战，毛泽东完善了他的山地游击战思想。10月25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巴特兰谈话时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他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把八路军作战的战略确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1937年11月18日，日军占领太原，国民党大军纷纷撤离，八路军开始了敌后游击战。这时候，大家深刻体会到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山地游击战”的良苦用心。
毛泽东多次用下围棋的道理讲述建立敌后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的道理。他说：“我们跟日本打的是持久战，要有根据地，而且是一批根据地。这和下围棋一样，只有一个眼不行，那还是死棋，要做几个眼。”“一定要做眼，做活眼。也就是说，一定要建立起几个根据地，而且是不怕被对手吃掉的、巩固的根据地。有了根据地，人民抗日武装才有立足之地，才有兵员的补充，才有粮饷的供给。而当根据地不断发展、扩大直至连片以后，也才能最终使敌人陷入灭顶之灾。”“由于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
国民党军队失城失地，日军大踏步推进，地方政府垮台，广大后方处于无政府状态。日军占领的只是城市与交通要道，而广大的农村地区，日本人管不了，国民党不敢去。在毛泽东游击战理论的指导下，八路军进入敌后，把敌占区变成游击区，把游击区变为抗日根据地，建立革命政权，发展壮大自己。
1938年初，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聂荣臻等率八路军陆续深入华北各地。大批的指战员和党的干部，单枪匹马地独立深入到一个地方，搞统战、拉队伍、建政权，打游击。中共党人，起自草根，对农村文化和农民心态熟稔，有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路线图——群众路线，善于乡村动员。他们走到哪里，就与哪里的老百姓打成一片。很快，中国广大的北部，除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城镇外，几乎都处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
第一军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37年10月5日晚上，抗大第三期第六队队长黄克功恋爱不成，在延河边枪杀了他的对象，陕北公学学员刘茜。这是红军十年来的第一桩桃色案件，顿时成为延安最大的新闻。
事情发生后，抗大、陕北公学组织学员进行讨论，吸取教训，提出处理意见。在讨论中出现了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杀，一是主张不杀。许多同志认为黄克功是员猛将，经过长征，尤其是在二渡赤水的娄山关战役中立过大功，力谏毛泽东赦免黄克功的死罪，让他戴罪上前线，杀敌立功。这一年，黄克功26岁，他表示：“给我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我要死在同敌人的拼杀中。”
在讨论黄克功案子时，有人援引在西安的一起枪杀案为黄克功说情。1935年，32岁的国军上校团长张钟麟，怀疑结婚两年的妻子吴海兰不忠，在西安将妻子枪杀。南京军事法庭判处张钟麟死刑。张钟麟是蒋介石的学生，黄埔四期毕业，一直在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任职。由于得到蒋介石的袒护，张钟麟死刑判决没有立即执行。七七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以国家急需人才、将功赎罪为由，将张钟麟释放，官复原职。张钟麟出狱后改名为张灵甫。
毛泽东不是蒋介石，他不能容忍任何人破坏纪律。10月10日，他给黄克功专案审判长雷经天写了一封信：“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公审黄克功的法庭设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黄克功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毛泽东治军，历来是思想建军与纪律从严并重。在带兵之初，他就为共产党的军队量身打造了“第一军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军队历来是压迫人民的工具：旧军队是和老百姓对立的。他们和人民的关系许多时候是仇恨的关系;他们留给老百姓最深刻的印象，是抓夫、派差，拿东西不给钱，动不动打人骂人。老百姓说“宁遭三回贼，不遭一回兵”，他们见到“丘八”就好“跑反”。共产党的军队最初大都是从旧军队过来的，旧的习气还未清除，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仍时有发生。毛泽东提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建立铁的纪律，给革命军人定做“紧箍儿咒”，要求军人对老百姓必须做到尊重与忠诚。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有一个过程——
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在部队即将离开三湾向宁冈古城前进之前，宣布行军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这是“三大纪律”的雏形。10月24日，毛泽东在荆竹山宣布了工农革命军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
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宣布和解释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 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1929年后，“六项注意”增加了两条，成为“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后来经常根据环境的变化做一些小的调整。最后的定稿是毛泽东1947年10月在陕北敲定的：“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规”。其中的每一句话，看似很小、很平常、很具体，甚至很细碎，却是小处着眼、细处入手，连接和解决的都是大问题，针对的都是旧军队、旧军人最容易犯的毛病。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共六十几个字，针对性强，指向性明确，浅显易懂，朗朗上口，后来又用具有民间风格的旋律谱成歌曲传唱，有文化的或者没有文化的士兵都能够听得懂，记得住，唱得响。天天讲，天天唱，天天做，这样就把其内容和精神融入到了官兵的血液里。共产党将一支以农民为主的武装力量，改造成一支中国历史上最有纪律的部队，一个重要法宝就是这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跟随红军活动时看到一件目瞪口呆的事情：军队打了一天仗，战斗结束时没有饭吃，小米倒是能搞到,但是部队没有钱付款，指挥员不允许不付款就把小米拿走。在这个残酷的夜晚，指挥员开始对他的战士们讲解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有关于不给钱不能从当地人那里拿走任何东西的规定。让史沫特莱震惊并感慨的是，这支饥饿的队伍用嘹亮的歌声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度过了这个晚上。史沫特莱说：“他们的歌声像弦乐交响曲。”
再看国民党军队。1947年初，“国军”与人民解放军在山东南部决战，“国军”将部队周围村庄的十万棵果木全部砍掉，一个借口是为清理战场环境，射击方便;一个借口是烤火取暖。鲁南以产枣著名，老百姓以枣为生，这里有许多品质优良的老枣树。“国军”不管这些，一律砍伐。结果战场方圆三百余里的果树被全部砍伐。果树长起来不易，挂果更不容易，看到这些赖以生存的果树被砍掉，老百姓抚树痛哭。这件事记录在新华社1947年1月7日的电文《华东权威军事评论家对鲁南大捷发表评论》。这样坑害老百姓的部队，老百姓能拥护吗?
再看解放军。1948年秋，东北野战军集结在辽西走廊一线，攻打锦州。罗荣桓在战前的政工会上，要求各单位做好战时政治工作，特别是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动群众任何财物。他指着院子里结满果实的苹果树说：“要教育部队保证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无论是挂在树上的、收获在家里的、掉在地上的，都不要吃，这是一条纪律，要坚决做到。”上过战场的人都知道，苹果是战场上最好的食物，既能当食品，又可以当水，还方便携带和存放，这是除了武器之外最保命的东西。子弟兵严守群众纪律，锦州战役中做到了“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感叹地说：“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到这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是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得到人民拥护的人民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锦囊妙计：游击战争
陈伯钧向毛泽东请示，可否把主席的《游击战争》重印一下?
毛泽东说：“你可以把其中有些意义的部分整理一下。”
毛泽东以“游击”起家，使“游击战争”名扬四海。著名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发明于1928年。这短短四句一十六字，纵横捭阖，腾挪自如。形式上像民谣，很流畅，内容是教人怎样打仗的。它好记、好传、好用、好操作，没有多少文化的士兵一听就记住了，一学就学会了。语言在前面冲锋陷阵，士兵跟在它屁股后面穷追猛打。“朱毛”红军依靠游击十六字诀，建立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打下第一块安身立命的地盘，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生龙活虎地“游击”在中华大地上。
毛泽东开展游击战之初，中共党人的高官曾经不以为然。中共高层崇尚俄国的“十月革命”，喜欢城市暴动，有个口号叫“会师长江，饮马武汉”。1930年6月9日，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毛泽东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碍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
你批评你的，我游击我的。毛泽东意志如钢。
1931年3月7日，红一方面军发布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配合红军主力歼灭敌人的通令，详细而具体地提出游击战中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捉敌、饿敌、盲敌等十项任务和十种办法。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将毛泽东写的《游击战争》小册子，题名《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印发。这本书共三章，三万来字，是“游击大师”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最全面论述。
陈伯钧在艰难的长征中几乎把所有家当都扔了，唯独精心保存着毛泽东的《游击战争》。他从《游击战争》中节录一万多字，题名《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送给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把陈伯钧送来的稿子修改了一遍，对陈伯钧说：“署上陈伯钧同志的大名，算是为‘少将芝麻酱’正名。”
署名“陈伯钧”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发表在《解放》杂志1938年第28期。
1939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对开赴抗日前线的学生说，《封神演义》中，“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送你们三样法宝。第一个法宝是统一战线……第二个法宝是游击战争。你们不要看轻这‘游击战争’四个字，这是我们十八年艰苦奋斗中得来的法宝。……第三个法宝是革命中心的团结。”
毛泽东说：“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1940年8月的一个晚上，在日本侵略军控制下的山西、河北大地上，突然枪声大作。八路军出动一百多个团的兵力，在上千公里的战线上同时向日本人发起了进攻。掀翻铁轨，炸毁桥梁，破坏基础设施，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这就是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取得了惊人的战绩，主要贡献有：1.消灭日伪有生力量，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2.俘虏日军281人;3.铲除敌伪据点2993个;4.缴获大批武器、军用器材和交通器材;5.破坏铁路948里，公路3004里，桥梁213座;6.破坏煤矿5所。
日军为应对共产党的“百团大战”，从1941年7月开始，15万日军在10万伪军的协助下进攻开展百团大战的地区，实施报复性的“扫荡战”，收复了八路军占领的地盘。日军到处设置防御性强的碉堡、壕沟，还制定了杀光、烧光、毁光的“三光”策略。到1942年，解放区人口缩小至五千万以下，八路军减员至三十万。百团大战攻下的二十多个县全部丧失。强敌压境，部队向老百姓要人、要钱、要粮，老百姓对部队的态度也不那么好了，军民关系、军政关系一度变得恶劣。
对于百团大战，中共中央内部出现不同看法。毛泽东也在反思。1941年春，毛泽东对黄松龄说到百团大战：“打是要打的，号召打得太过一点，消耗多了一点。”6月，毛泽东说，反对“一切只着眼到一时的痛快拼命斗争，而不知转弯的办法”，因为这“将引起敌人的残酷的镇压，其结果恰恰是造成群众的恐惧，使敌寇阴谋得逞。”朱德在延安整风期间说，自百团大战后才得到教训，认为运动战是错误的，因而认识到毛主席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思想是正确的。
国民党正规军节节败退，八路军在敌后的游击战成为作战的主要样式。
毛泽东说：“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四个字，就是一个锦囊妙计。”
隐如鼠，威如虎，动如龙，快如风。山上山下、地上地下、水中林间，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伏击战，雁翎队、铁道游击队……游击战遍布一切时空，运用一切手段，演绎出村自为战、人自为战、无处不战、无时不战的全民抗战场景，成为日军的噩梦。侵略者走在路上路上响，进了村子村里响，推门门响，上炕炕响，打水水响，烧火灶响，山上也响河里也响，到处都是枪弹地雷的响声……敌后战场的游击战、持久战与正面战场的阵地战、消耗战遥相呼应，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国民党将领“小诸葛”白崇禧说：“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机智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
《游击队歌》(贺绿汀词曲)唱道：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那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哪怕日本强盗凶，我们的兄弟打起仗来真英勇，哪怕敌人枪炮狠，找不到我们人和影。让敌人乱冲撞，我们的阵地建在敌人侧后方，敌人战线越延长，我们的队伍愈扩张。不分穷，不分富，四万万同胞齐武装，不论党，不论派，大家都来抵抗。我们越打越坚强，日本的强盗自己走向灭亡，看最后胜利日，世界和平现曙光!
毛泽东是第一个将游击战提升到战略高度的人。1938年5月，他写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把游击战争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他说：“游击战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有极大战略上的作用。”“在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特别是地域广大的国家，游击战无疑在战略上占重大的地位。”
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在《日本大陆战略的危机》中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日军大本营参谋崎重三郎在题为《毛泽东游击战略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中写道：“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堪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是一种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日本军事评论家池野清躬指出，把游击战“加以系统化、战略化、普遍化的始祖，无论怎么说也是中国的毛泽东。他是现代游击战之父”。
延河传说：毛泽东的密钥
这天，周恩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贡献。陈赓坐在那一边听，一边想：毛泽东讲话写文章，引经据典，采风拾谚，雅俗共赏，亦庄亦谐，信笔活用，脱口而出……这令人着迷，使人惊奇。他的脑子里装了多少面孔，多少人名，多少书籍，多少正史野史?他超人的秘诀是什么?陈赓忍不住地插话问周恩来：“毛主席记忆力那么好的秘密是什么?”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想听周恩来如何回答。周恩来想了想，说了两个字：“死记。”
报告会结束，一群人在太阳下走着。朱德对陈赓说：“你应该问问恩来同志,毛泽东打胜仗的秘密是什么?”
陈赓哈哈大笑起来：“老总，这个问题我是留着问您的。”
黄色的野蔷薇开满了山坡，明净的延水在面前流淌。脚下面的青草、野菜碧绿新鲜。绿色的斜坡上，散布着白色的羊群，它们的身体慢慢地移动着。
朱德停下步子说：“在复杂的战争迷宫里，毛泽东有一张取得胜利的秘密路线图。”
郁郁群松，下有漪流。七八个人在延河边坐下来，花草铺满一地，河水明亮，放射银光。一只布谷在河这边叫，布谷布谷;一只在彼岸回应，布谷布谷。
朱德说：“剑英、伯钧、伯承、林彪……大家亲炙主席教诲甚多，都说说看，毛泽东打胜仗的秘密是什么?”
众鸟息声。群山静穆倾听。
“肯定不是孙子兵法。”凯丰说，“我真糊涂。我在遵义会议上说，毛主席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毛泽东反问我：‘想必你读过《孙子兵法》?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几节?’问得我哑口无言，那时我还没有看过《孙子兵法》。”
“那时，毛主席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长征来到陕北后，毛主席让我给他买这本书。”“参座”叶剑英说，“我认为，毛主席打胜仗的秘诀不是《孙子兵法》，是文房四宝。毛主席说过：‘要用我的文房四宝，打垮蒋家王朝。’”
刘伯承被人称为“当代刘伯温”“军神”。他扶扶眼睛说道：“我提供四个字：人民战争。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种战争，这是毛泽东的发明。”
林彪说：“我看就是三句话八个字，就是毛主席为抗大的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一只苇莺在芦苇丛中嘀溜溜地叫起来，声音婉转明媚，看不见它的身影。陈伯钧捡起一块石头扔过去，一个黑影箭似的飞向对岸的芦苇丛中。
“我认为是游击战。我曾经把老毛《游击战争》整理出来一部分。”陈伯钧不小心，顺口秃噜出来一句“老毛”。他从井冈山时期就这样喊，喊习惯了。他看见贺龙瞪他一眼，连忙改口说：“周恩来说毛主席记忆好是靠‘死记’，我听不懂。”
周恩来的回答是高明的。贺龙说：“毛主席的用兵是有神的。”
陈赓问朱德说：“总司令您说呢?”
“你们说的都对，都有道理。”朱德不急不慢地说，“毛泽东是掌握战争秘密的人，他打胜仗的秘密就是你们所说的，加起来，就更全面了。如果要让我回答，我回答得会更具体一些。秘诀嘛，总得有几句像秘诀的话。这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都是主席的话，从井冈山就开始说。”
陈毅说：“这就是老总在《论解放区战场》上所说的，‘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
“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新兵法。”朱德说。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朱老总”说得好，这是毛主席打赢十八字诀。这是我们的秘密，是可以大声地向全世界宣布的秘密，是我们的敌人永远也学不会的秘诀。不爱说话的林彪被朱德的话所启发，他说：“我理解这十八个字就是说，你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让你吃掉我。打得赢不打是机会主义，打不赢硬打是冒险主义。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这个基本点上。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为着最后彻底消灭敌人。这种战略战术，只有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才能实行，而实行这样的战略战术，就能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优越性。不管敌人在技术装备上有什么优势，不管敌人采取什么办法来对付我们，它只能处于被动的地位，主动权就始终在我们手里。”
一时间，周围鸟声人声俱静，河水也无声地流动，一只燕燕点水，另一只跟在后面。天地一派安静。
朱德说：“说得好。”
承认“山头”，不要“山头主义”
共产党的军队是由各个“山头”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朱德创立的井冈山根据地是最早的“山头”。到七大前后，全国十几个根据地和解放区，犹如十几个“山头”。毛泽东在指挥各个“山头”打仗的同时，沿着“创立山头、发展山头、融合山头、消灭山头”的思路，一步步将武装割据的山头生存规则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伦理之中，从而将枝枝蔓蔓的个人英雄主义的零散叙事汇聚到一面旗帜下的宏大叙事之中。
毛泽东说：“我们有许多根据地，白区也有许多块，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有山头不是坏事，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他说：“目前在我们党内严重地存在和几乎普遍地存在的乃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的倾向。”
解决不好“山头”与“山头主义”，各个“山头”占山为王,各自为战，盛行本位主义、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军队必定是一盘散沙，各个“山头”也不过是更新名称的旧军阀，必将影响中共的凝集力和战斗力。
蒋介石就没有解决好军内各个派系的问题。他的军队由不同的派系组成，内部矛盾重重，平日里各自为谋，桌面上还凑合着过得去，桌面之下互相使绊子。战场上，自保为要，该与友军接应时不接应，见死不救，甚至以邻为壑，巴不得友邻打败仗，看他笑话，自己坐收渔利。更不要说许多军头腐败堕落，学术荒疏，不思打仗。这是蒋军老吃败仗、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化解“山头”的方案是：
——看见它，承认它。中国共产党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割据的战略战术，中共中央不负责给各个“山头”提供武器和给养，大多数根据地(山头)都是在被包围、被封锁、被围剿之中，独立作战，自足自给，发展壮大的。毛泽东说：“一个地方的革命党、革命军队起来打敌人，就很自然地形成各个集团、各个山头。所以我说山头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产物，应该承认这个东西。”
——平衡它，照顾它。各个“山头”长期在分割的状态下独当一面地开展对敌斗争，形成了各自的特点特色、各自的人际关系。如何统一众多“山头”，非革命道理不能统一也，非大胸襟不能包容也。毛泽东说：“我们要肃清山头主义，就是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 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毛泽东就有意地“压”一下井冈山这个“山头”，注意照顾其他“山头”。
——批评它，削弱它。各个“山头”内部，出生入死，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人际关系。“山头”之间，有的一开口就是“我们”“你们”，有的只认老上级、老领导、老部下。毛泽东批评说：“目前在我们党内严重地存在和几乎普遍地存在的乃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例如由于斗争历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而产生的各部分同志间相互不了解、不尊重、不团结的现象，看来好像平常，实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共产党人从“山头”走出来，削弱山头，避免走上近代以来军队“认长官不认国家”的老路，防止出现自立为王的“座山雕”。
——消灭它，熔化它。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演讲时说，山头主义，“这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产物，中国特别情形(根据地被敌人分割)的产物。我们应当承认山头，承认的目的是要消灭山头，使山头熔化，全党变成一体。”
在共同理想的召唤下，在“党指挥枪”的制度规范下，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铁的纪律约束下，各个山头从党的利益出发，顾全大局，令行禁止，围绕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积极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惜牺牲局部利益而保全大局，表现出了共产党军队强大的组织性。共产党以“主义”摆平“山头”，没有让“山头”成为“主义”，从而避免了共产党军队走北洋军阀的老路，也避免了像国民党军队那样派系倾轧，有效地预防了豪桀并扰、诸侯骄恣的局面。
共产党消灭“山头”，革命者团结一心，凝聚成为服从号令的钢铁团体。周恩来说：“我们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天天发电报，就把敌人打败了。”
优待俘虏，“毒矣哉!”
优待并用好俘虏，是毛泽东用兵一大法门。如此，可比之金鼓雷鸣，壮我三军兮而摧化仇虏。
历史上，虐待战俘、坑杀俘虏、杀害投降者，记载很多，触目惊心。国民党抓住共产党人后也用酷刑。毛泽东一改历史上不把俘虏当人看的坏传统，提出“优待俘虏”，把俘虏当人，不杀，不打，不骂，给以尊严，化敌为友，为我所用。
早在1928年2月，毛泽东在建立工农革命军之初，就宣布了款待俘虏的政策：不打骂俘虏，受伤者给予治疗，愿留的收编入伍，要走的发给路费。这一招一举两得：留下来的，为革命军队增添源源不断的活水;资遣回去的，做了革命军队的义务宣传员。被优待的俘虏，心存感激。这些人回到家里，会说红军的好话;返回原来的部队，会自觉不自觉地为红军宣传。如果在战场上再遇见优待过他的军队和军人，他的心会柔软一下，枪杆子也会变软;他的战友知道对面的军队优待俘虏而不是坑杀俘虏，也不会去拼死一战的。赣军第9师师长杨池生在《九师旬刊》中惊叹毛泽东优待俘虏的做法：“毒矣哉!”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专门强调“优待敌方俘虏兵”的问题。1937年10月，毛泽东提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第一，官兵一致;第二，军民一致：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1938年7月，八路军制订了《关于对待日本俘虏的命令》。1947年12月，毛泽东在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中说：“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优待俘虏，再捉再放，这个成本不高的举措得到了丰厚回报，不仅为部队补充了兵力，也为红军、八路军、解放军赢得了“仁者之师”的名声。
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中，解放军消灭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俘虏8000多人，这些俘虏兵受过正规训练，战术素养好，大都被补充到解放军队伍中。
毛泽东说：“淮海战役时，甚至是即俘、即教、即补、即战。现陈(毅)粟(裕)部队百分之八十是俘虏成分。”“蒋介石军队的士兵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能够改造成为解放军的。俘虏过来以后，对他们做一两个礼拜的思想工作，他们就跟我们一起拿起枪来了。有时在紧急的时候，用三四天的时间就把他们改造过来了。”
解放军以战养战。部队打到江南之后，几乎没有在当地招兵，用的都是俘虏兵。军装一换，甚至连军装也不换，只是把国民党的帽徽一摘，就上阵了。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兵、日本兵，进入解放军队伍，从东北打到了海南岛。解放军共改造了188万国民党投降官兵。
解放军越打越多。而国民党军队从来不敢用共产党的俘虏兵，几乎一个都不敢用。如此一来，国军越打越少，双方力量的对比就倾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