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荣池江苏高邮人。中国作协会员。高邮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李光荣当村官》《李光荣下乡记》，散文集《一个人的平原》《村庄的真相》等多部。作品曾获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散文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
高邮东大街的汪家大院曾是一处宽敞的院落，汪曾祺在《我的家》中回忆道：
十年前我回了一次家乡，一天闲走，去看了看老家的旧址，发现我们那个家原来是不算小的。……临街是铺面。从科甲巷口到竺家巷口，计有这么几家店铺：一家豆腐店，一家南货店，一家烧饼店，一家棉席店，一家药店，一家烟店，一家糕店，一家剃头店，一家布店。我们家在这些店铺的后面，占地多少平米我不知道，但总是不小的，住起来是相当宽敞的。
房子只是房子：有了人才是家，没有人就只是房子。生活在市井里的汪曾祺，过的是“惯宝宝”的生活，士绅品格是他精神的基本来源和特质，但并不因为环境和机缘如此，汪曾祺就与乡土无关。就当时的情形来看，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并非绝对的分割，乡土是纯粹的乡土，而当时的城市也更多地包含着乡土的成分，没有成为完全典型的城市——即便在今天的高邮城，依旧还有形制和氛围如村庄而被称为城中村的地方。汪家所在的东大街，本就是城市与乡村的接口处，乡土以其强大的“侵入性”影响着城市本身——这是因为，乡土几乎是城市生活的来处，供养着城市所有故事的成立和延续。延续到汪家的内部，这个有着书香传统的家族，他们除了需要乡土所提供的生活资料外，汪家大院依旧是有乡土质地的。这里有乡人，从家中佣人到药店雇工到门口见到的农人，特别是从乡下来的太太们，让这个家族有了太多与乡土融合的机会。
这样说来，即便是没有战火纷飞的时局变化让汪家偶然有了避祸乡土的机会，汪曾祺仍然有可能用优美的笔调写出类似于《受戒》《大淖记事》这样的名作。他的文学世界里对于乡土的理解和介入，如今看来绝不仅仅是庵赵庄或者其他村庄这种地理空间的接口，而更多的是人心与人情的接口——庵赵庄的故事，岂不是因为人美，因为乡土之美么?
一
士绅阶层的汪家除了药铺营生之外，也颇有些田产，这也并非是这座城或这户人家的先例。在城市格局尚未完全现代化的时候，城市与乡土之间的相互依赖和慰藉才让生活有所为继。乡土对于城市的供养和支撑是由来已久且持续不断的，但城市对于乡村的反哺并未显得那么充分和必要，至于乡下人进了城，这是乡土对于城市建设的支援，而并非是受到了城市的帮助。因此，乡土与市井关系在中国更多的是乡土对于城市的哺育。这不仅是鱼水共存的关系，更是父母养育儿女的关系，是一种充满温情的关系。
对于汪曾祺祖上所有的产业，这位被称为“黑少”的“惯宝宝”也并没有什么准确的认识，他的同辈以及后人对此也知之甚少。在《我的祖父祖母》中，他回忆道：
创业不外两途:置田地，开店铺。
祖父手里有多少田，我一直不清楚。印象中大概在两千多亩，这是个不小的数目。但他的田好田不多，一部分在北乡。北乡田瘦，有的只能长草，谓之“草田”。年轻时他是亲自管田的，常常下乡。后来请人代管，田地上的事就不再过问。我们那里有一种人，专替大户人家管田产，叫做“田禾先生”。看青(估产)、收租、完粮、文地……这也是一套学问。田禾先生大都是世代相传的。我们家的田禾先生姓龙，我们叫他龙先生。他给我留下颇深的印象，是因为他骑驴。我们那里的驴一般都是牵磨用，极少用来乘骑。龙先生的家不在城里，在五里坝。他每逢进城办事或到别的乡下去，都是骑驴。他的驴拴在檐下，我爱喂它吃粽子叶。龙先生总是关照我把包粽子的麻筋拣干净，说是驴吃了会把肠子缠住。
汪家的田产在北乡，年轻的时候由汪家人管，后来由充当职业经理人角色的“田禾先生”管理。本来这个家庭通过土地的经营与乡土是有直接关联的，由田禾先生代理之后，汪家与土地的关系就成了一种资本概念上的联系，脱离了人与土地本来的原始依存。但作为家族生活的一项来源，“两千多亩”的土地在物质和精神上也是颇为重要的。汪曾祺记得的北乡只是一个位置的概念，因为在高邮当地，其时有“西北乡”的闵塔地区(今金湖县境内)，又有东北乡的临泽等地，正北的界首等地，都是有名的古镇。汪曾祺说的北乡并非指这些有名的地方。作为老街上的孩子，他甚至连这些地方都去得很少。这自然是因为交通阻碍，也因为亲缘的关系——如果有亲人居住在那里，距离也不是问题。
在《鸡鸭名家》中，汪曾祺再次写到了“北乡”这个地方，并且同时出现了一个相对更为具体的地名：
母亲故世之后，父亲觉得很寂寞无聊。母亲葬在窑庄。窑庄有我们的一块地。这块地一直没有收成，沙性很重，种稻种麦，都不相宜，只能种一点豆子，长草。北乡这种瘦地很多，叫做“草田”。父亲想把它开辟成一个小小农场，试种果树、棉花。把庄房收回来，略事装修，他平日就住在那边，逢年过节才回家。我那时才六岁，由一个老奶妈带着，在舅舅家住。有时老奶妈送我到窑庄来住几天。我很少下乡，很喜欢到窑庄来。
汪曾祺对北乡的回忆，终于在窑庄这个地方有了具体的落脚点。作为他母亲坟茔所在的地方，这个村落所承载的情感是复杂的。它甚至有某种“密码”的性质，是打开汪曾祺与自己家族世界的一个重要地名。汪曾祺三岁的时候，生母杨氏去世，这个连具体名讳都没有留下的女人，给了他生命，也给了他与家庭的精神牵连。据后来汪曾祺向家人求证，杨氏应属“遵”字辈，生有汪巧纹、汪曾祺等姐弟妹三人。至于窑庄这个地方，如今也似乎遥不可查，只留下一些似是而非的记录。其庄名窑，当是与窑有关，东大街有窑巷口向北逶迤而去。询问当地人，此窑是石灰窑还是砖窑，也是分不清楚，但窑一定是有的——可见遗忘是一件很怕的事情。当年那么确切的一个地名终究抵不过时间的冷漠。1981年汪曾祺回乡期间，曾经在妹妹汪丽纹的指引下拜访过闫世俊老人。这位老先生曾因与汪菊生同有京剧之好而过从甚密，在汪家困难的时候，他还曾挺身而出。后来乡人姚维儒访故问旧，再经闫世俊回忆，草巷口、窑巷口等众多巷口大致皆往东北乡土地域而去，于是便有所谓的“北窑庄”——此地再往东北延伸扩展，便是当时东墩乡所在。北窑庄的地界应该属于东墩。北窑庄的土沙性重，汪曾祺的父亲想在此搞一个农场，而汪曾祺所说的北乡祖产“大概两千亩”的土地便在此处。汪菊生想在此种瓜也并非毫无来由的一时兴起，这大概是当地的一项“特色农业”。东墩这个地方，汪曾祺在《鉴赏家》中提道：
“四太爷，枇杷，白沙的!”
“四太爷，东墩的西瓜，三白!——这种三白瓜有点梨花香味，别处没有!”在《故里三陈》中，东墩的瓜果再次被提及：这时正是各种瓜果下来的时候，牛角酥、奶奶哼(一种很“面”的香瓜)、红瓤西瓜、三白西瓜、鸭梨、槟子、海棠、石榴，都已上市，瓜香果味，飘满一街。
汪菊生的父亲置办家业有两个途径：一是买地，二是置办产业。产业是祖传的行医卖药,买地便是北乡的草田。其范围两千亩当然也不止窑庄一处。据查访，东墩境内的庵赵庄也有汪曾祺及其姑父家的土地和佃户，所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汪家去庵赵庄避祸也并非毫无缘由。既有熟识的佃户在此，生活生计上也多少有个照应。因此，汪曾祺所说的“北乡”实指当时东墩乡所在，具体的地点主要指北窑庄和庵赵庄。汪菊生是读书人，也是医生，他到北窑庄打理田地当然是因为亡妻。据汪曾祺的妹妹汪丽纹回忆，汪家的祖坟主要在两处，一处在北窑庄，一处在当时的孙厂。以东大街而言，孙厂在东南方向的郊野，而北窑庄则是西北而去的村落。汪菊生与杨氏感情甚笃，在《我的父亲》中，汪曾祺回忆道：
我母亲死后，父亲给她糊了几箱子衣裳，单夹皮棉，四时不缺。他不知从哪里搜罗来各种颜色，砑出各种花样的纸。听我的大姑妈说，他糊的皮衣跟真的一样，能分出滩羊、灰鼠。这些衣服我没看见过，但他用剩的色纸，我见过。我们用来折“手工”。有一种纸，银灰色，正像当时时兴的“慕本缎子”。
汪曾祺母亲的家族杨氏一族在高邮城也是望族。汪母是大家闺秀，汪曾祺在《我的母亲》中回忆道：“我母亲是读过书的。她病倒之前每天还写一张大字。我曾在我父亲的画室里找出一摞母亲写的大字，字写得很清秀。”杨家多有名士，如杨芾。《高邮县志》载：杨芾，字若米，高邮杨家巷人，光绪十四年中举人，次年考中进士。历任兵部主事郎中，军机处章京(人称小军机)，得缺补任道台，是恭亲王奕䜣(咸丰帝之弟)的主要助手。汪曾祺的小说中，多有以杨家人为原型的人物，如《徙》里高北溟的老师谈甓渔，是由汪曾祺的曾外祖父谈人格与杨甓渔合二为一的形象;《名士与狐仙》中的杨渔隐，大有杨遵路与杨遵义两位名士的影子;《忧郁症》里又写了一位“杨六房的大小姐”等等。
杨氏去世之后汪菊生的种种行为，表现出他对妻子的深情，尤其是在北窑庄的生活情形，以及对汪曾祺的深爱，都展现了这位传统士绅为夫为父的本分和儿女情长。这种专注和深情对汪曾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对于一个生活可算是优渥的世家子弟而言，母亲不幸早逝及归葬北窑庄的童年经历，通过乡土的独特场域，让汪曾祺在田畝之中理解并学得了深情的能力。这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对于汪菊生或者说整个汪氏家族而言，乡土只是生活的来源之一。汪菊生在田野的努力无论事实上取得了怎么样的收获，仍然应该将这种情形归纳为一种“精神地界”。他们毕竟不是真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土地对他们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寄托。这种寄托表现的是独特的精神品质，更有可能是像陶渊明的“田园”。在这样的乡土世界里，他们是在隐遁，甚至是在逃避，但这种皈依又会比农人本身的依赖更具有迷人的精神品质。他们会在贫瘠的土地上看到光，这是一种士人的精神之光，是读书人在土地上读到的一往情深。对于汪曾祺而言，这道光是明亮的。在早年与父亲一起的生活中，他能够清晰地记得这些光亮照耀到的很多细节，多少年后它们依旧闪亮。在《我的父亲》中，汪曾祺记得：
父亲很喜欢我。我母亲死后，他带着我睡。他说我半夜醒来就笑。那时我三岁(实年)。我到江阴去投考南菁中学，是他带着我去的。住在一个市庄的栈房里，臭虫很多。他就点了一支蜡烛，见有臭虫，就用蜡烛油滴在它身上。第二天我醒来，看见席子上好多好多蜡烛油点子。我美美地睡了一夜，父亲一夜未睡。
二
令人欣慰和温暖的是，这种深情在汪曾祺的生母去世之后，依旧能够延续与生长。汪菊生此后两次续弦，对于其个人生活而言可谓多有波折，但两位继母对汪曾祺也都有着很深的情分。这一点，汪曾祺在日后的回忆中是明确做了交代的。这两位女子都不是城里人，一位是南郊车逻人氏，一位是临县紧邻车逻的邵伯人。后者家业殷实，算是“大地主”，但对于汪家，特别是比之于名士辈出的杨家而言，应该还算是乡间人士。这两位继母对于汪曾祺的情分是格外深切的。在《我的母亲》一文中，汪曾祺这样回顾这位张姓的继母：
我的第一个继母娘家姓张。她们家原来在张家庄住，是个乡下财主。后来在城里盖了房子，才搬进城来。房子是全新的，新砖，新瓦，油漆的颜色也都很新。没有什么花木，却有一片很大的桑园。我小时就觉得奇怪，又不养蚕，种那么多桑树做什么?
张庄起源久矣!传言宋朝时，其先人由河南荥阳逃难至此，到清朝名盖一方。解放前，光布店就有五大家，各类商行、南北杂货等应有尽有，人称“小扬州”。张二房制作的陈瓜酒曾送往南洋参展。张庄又称公田张庄，后因为纪念烈士陈特平易名。张家从张庄迁到城里盖房子，周围有很大的桑园。汪曾祺觉得奇怪——其实这是车逻古镇的传统产业。这里历来有养蚕的传统，后世有规模更为大而专业的蚕种场。高邮种桑养蚕的历史久远，早在宋代，高邮人秦观就有第一部蚕桑专著《蚕书》传世，影响尤为深远。这大概对于诗书传家的汪曾祺来说“觉得奇怪”，但对乡人而言，并不怎么奇怪。
张氏虽为继母，但对汪曾祺尤为疼爱，张家对于这位大少爷也是格外重视的，这对于年幼丧母的汪曾祺来说是无比的温暖。在汪曾祺幼小的心里，这种温暖是具体的，是一种遥远而又清晰的记忆，是一种通过梦境抵达心灵的味道，是一种永世受用的深情。这种深情可能汪曾祺在自己生母身上也没有体味到，但生活给了他一种补偿，一种母爱的接续，这是一个孩子的幸运。在《我的母亲》中，他深情地回顾道：
她每次回娘家，都是吃了晚饭才回来。张家总是叫了两辆黄包车，姐姐和妹妹坐一辆，娘搂着我坐一辆。张家有个规矩(这规矩是很多人家都有的)，姑娘回自己婆家，要给孩子手里拿两根点着了的安息香。我于是拿着两根安息香，偎在娘怀里。黄包车慢慢地走着。两旁人家、店铺的影子向后移动着，我有点迷糊。闻着安息香的香味，我觉得很幸福。
张家无疑是“重视”汪曾祺的，但对于一个孩子而言，继母将他搂在怀里的“重视”才更重要。虽然总是迷糊地睡着了，但是那种幸福是刻骨铭心的，比安息香的味道还要香。汪曾祺知道自己继母的处境：在张家她是不受重视的，这更让他对继母对自己的重视无比感念。一个人的感情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一定是从自己生活的环境里学习来的。这种学习对于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作家而言是重要的。日后人们说汪曾祺的文章是“人间送小温”，这温度的缘起大概便是他从小在生活里学习来的，是生活和亲人们给了他特别的深情。母亲早逝的汪曾祺是敏感的，他能感受到生活的不安，能够从生活的细节中体会到继母的不容易，也更懂得感恩。他对继母那种“说不出来的感情”是一种无从表达的深情：
她是长女，但是我的外公显然并不钟爱她。她的陪嫁妆奁是不丰的。她有时准备出门作客，才戴一点首饰。比较好的首饰是副翡翠耳环。有一次，她要带我们到外公家拜年，她打扮了一下，换了一件灰鼠的皮袄。我觉得她一定会冷。这样的天气，穿一件灰鼠皮袄怎么行呢?然而她只有一件皮袄。我忽然对我的继母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我可怜她，也爱她。
张氏的生活境遇也的确不好，她是和自己的姑妈一起长大的。姑妈家姓吴，也算是她的继母。大概是知道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日后张氏对汪菊生前妻的孩子便大有特别的感情。“后娘不好当。我的继母进门就遇到一个局面，‘前房’(我的生母)留下三个孩子：我姐姐，我，还有一个妹妹。这对于‘后娘’当然会是沉重的负担。上有婆婆，中有大姑子、小姑子，还有一些亲戚邻居，她们都拿眼睛看着，拿耳朵听着。”张氏应该是深情和隐忍的，可是天不假年，她因肺病离世。汪曾祺记得，继母身体不好，“她婚前咳嗽得很厉害，和我父亲拜堂时是服用了一种进口的杏仁露强压住的”。
汪曾祺的第二任继母任氏，陪汪菊生走完了一生。汪曾祺其时已经十七岁，和姐姐一起去邵伯参加了父亲的婚礼。对于这段经历，汪曾祺觉得有一些细节很有趣，也能说明他对于父亲的这一段与邵伯大地主家的联姻是理解并且心情愉悦的：
我父亲是到邵伯结的婚。那年我已经十七岁，读高二了。父亲写信给我和姐姐，叫我们去参加他的婚礼。任家派一个长工推了一辆独轮车到邵伯码头来接我们。我和姐姐一人坐一边。我第一次坐这种独轮车，觉得很有趣。
此时的汪曾祺已经在外读书，再后二年，他经由上海辗转他乡，开始离家四十多年的游子生涯。其间的1946年，汪曾祺回扬州与家人短聚。据乡人陈其昌调查，任氏娘为首的一大家子为躲避战乱举家上扬州(其时汪菊生在省立镇江医院就业)，住在皮市街中段风箱巷一座道台住过的大院子，房有几进，且有花园。任氏娘的父亲任协坤是邵伯的大地主，有田近万亩。任氏娘是老大，下有五个弟弟、五个妹妹。举家生活，有厨子、佣人多人。任氏娘带着晓纹、海珊、丽纹、锦纹、海容住在其中一个院落。因为汪氏举家迁扬，这才有了汪菊生、汪曾祺的扬州行。其时，汪曾祺既有亲人欢聚的愉悦，又有无业的苦恼。汪菊生在医院工作，有其专长(眼科)。他与人为善，风流倜傥，多才多艺，极有人缘。在任协坤眼里，汪菊生是个好女婿;在小舅子任胞与、任淮眼里，菊生是个好姐夫。汪曾祺与家人见面后，随父亲回镇江寻职，结束了他们的这一次的扬州之行。这也是汪曾祺与任氏外公的最后一次见面。
此后经年，到了1981年，汪曾祺才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再次见到了年长自己14岁的任氏娘。汪曾祺曾经说过：“我对任氏娘很尊敬。因为她伴随我的父亲度过了漫长的很艰难的沧桑岁月。”任氏娘对汪曾祺很客气，称呼他“大少爷”，直到汪曾祺1986年再回高邮时，才改口叫“曾祺”。据肖维琪先生亲历见闻，1981年汪曾祺回家看望任氏娘，有好多人陪同，家中也有好多人等着他。才到大门口，汪曾祺就要对任氏娘下跪，被众人劝住、拉起。1986年10月27日，汪曾祺借着到扬州参加一次创作座谈会的机会回了一趟高邮，28日中午又赶回扬州。27日晚，汪曾祺先生执意要去看望任氏娘。这一次，他一如既往地要行跪拜礼，被家人拦住，最终他还是单膝跪地向任氏娘表示问候。
三
汪曾祺在高邮生活了十九年，他在外五十多年的生活是带着早年经历的经验、认知，特别是情感走过的。那些给他生命和温暖的家人，是其一生情感的底色。一个人离开家越远，越容易眷恋和回望家的温情。那个“大少爷”从家族、家庭、家人身上汲取的精神营养，特别是他“当时只道是寻常”的乡土经历，成为他一生受用的人生经验。
汪菊生解放后进高邮城镇第十六联合诊所(即“十六联”，如今城北医院前身，也演变成当地的一处地名)工作，任眼科医生，直至1959年去世。“任氏娘”任仪贞2000年正月十九离世。汪菊生去世后归葬在汪家另外一处祖坟地，是所谓“孙厂”所在，并未葬在先前他惦念的窑庄。后者已经成为当地经济开发区，汪曾祺曾为附近的一家饭店题词“金三角大酒店”，大概就是北窑庄附近位置。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饭店歇业了，那仙风道骨的字还在，就像是一个瘦弱的老人看着已经被淹没的光阴——北窑庄莫要说是如今的世人，即便是汪家后人也只模糊地记得一个名字。“开发”是一个漠视记忆的词语，乡土被开垦，时间被掩埋，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标准化的城市——城市不再像过去那样与乡土牵丝连带，它具有了更加典型的面孔和标准。而乡土在开发的过程中不断退让，甚至乡土本身也在城镇化、城市化的过程中不断地被替代、改变了原来与土地休戚与共的关系。
我曾经几次问到汪丽纹老人汪家的祖坟，却无果而终。我也并不因为她的年迈和时光的流失而遗憾。即便是我自己所在的乡野，有着并不复杂的家族谱系，也在被不断地忘却，更何况汪家经过那么多时光的涤荡呢?汪菊生去世之后葬在孙厂，后来这个地方成为城市东扩的一处地产宝地。遗憾的是，没有人通知汪家人去移坟，这件对于汪家算是非常重要的事被忽略了——汪菊生的坟和很多人家的坟茔一起被填平了。晚年的汪丽纹也到了心如止水的年龄。她在微信里说起这些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她安静的字句里并没有愤怒或者不安，这大概也是汪氏这个家族固有的淡薄和安然。任氏娘去世之后，根据她的遗嘱，骨灰撒在了镇江的金山。她是江都人，没有能与丈夫同穴，所以不回邵伯也无遗憾。镇江也是她与汪菊生生活过的地方。金山望着江北旧地——她的选择是充满诗情的。
一个家族的血脉和情绪会在骨血里遗传下来，形成一种共有的心性和价值观念。这一点对于汪曾祺而言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早年丧母的孩子，家族本身豁达的精神品格给了他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士绅阶层独特的生活经验、技能以及品格在他身上都有很好的延续。更为重要的是，乡土世界以母爱的入口为他注入爱与温暖，让他在期冀被爱的年龄得到了丰富的给养，这对于他日后能够敏感地感知这个世界的诸多细节，能够爱与被爱，都是极为重要的。
至于这个世界的不安与失落，是遗憾，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圆满。圆满的结局并非一定是热闹的，有时候缺憾反而是更加富有意味的圆满。
如今的汪家大院以及传统的士绅生活，都已经成为留在纸上或者存在于口头的故事。这个世上哪里有永远的幸福，只有不被忘记的深情。较之于一个家族的往事，窑庄边或远或近的空间其实更加迷人，尽管它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一个家族的来源、兴起和传承并不靠高楼大厦的建筑，也不靠家财万贯的富有，更多的是靠一种一以贯之的侠骨柔情。汪家并非是高邮城的原住民，他们祖上从徽州迁居于此，繁衍生息，最后只留下《汪氏族谱》，这些都抵不过现实的深情。
1991年，汪氏族人重修汪氏族谱，高邮一支自然也非常重要。这也不仅仅因为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也并非汪家及当时杨家名士辈出，而是因为这个家族总有一种深情在血脉中传续。肉身的消逝，家族的散走，坟冢的有无都没有什么可惜的,在这次新修的族谱中，为之作序的汪曾祺坦言,“汪氏虽非巨族”，但“文学之士”“代不乏人”;“续修家谱，其意至善”，是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其实,“民德归厚”只是一种愿景，大多是看不见的未来，而“慎终追远”才是一件实在的事情。伟大不过是别人的判断，眼下的深情才是迷人的传承——比如当年在窑庄思念妻子的汪菊生,他非但没有想到自己未能和亡妻一起合葬，恐怕更没有想到自己的坟茔被无声地夷为平地。可是这样失落的情况并无十分的可悲可言，他的深情被自己的儿子记得和承续，才是真正的世上“其意至善”的事情。
不要说汪菊生的墓已无处可循，他们的祖先盛名如汪广洋,其墓地也消失无踪。从颖川始祖到第44世祖汪华，汪家几乎世代为官。汪华初为吴国国王，后投唐，被封为越国公，受封地皖南，所以安徽汪氏多为“越国堂”。汪华生有九子。七子汪爽，为唐歧王府法曹，宋元时追封“忠德”。汪爽的后人73世汪冠世由安徽休宁迁徙到高邮，他便是汪广洋的祖父，为爽公派。继汪冠世迁居高邮后，汪华的长子汪建后人81世汪起凤也迁居高邮，为建公派。汪起凤是汪曾祺(89世)家族的祖先。史书记载，汪广洋(?～1379)字朝宗，汉族，江苏高邮人。元末进士，明朝左丞相(明朝开国时)、右丞相、谏官、参政、著名诗人。通经能文，尤工诗，善隶书。朱元璋称赞其“处理机要，屡献忠谋”，将他比作张良、诸葛亮。年少时跟随太祖朱元璋起义反元，被朱元璋聘为元帅府令史、江南行省提控，受命参与常遇春军务。明朝建立后，先后担任山东行省、陕西参政、中书省左丞、广东行省参政、右丞相职务。洪武十二年(1379年)，因受胡惟庸毒死刘基案牵连，被诛。
《高邮州志》载：“相公坟，不详其名、代，或曰丞相汪广洋坟也，其坟方三十余亩，在城西十五里茅塘港口。”高邮城西茅港的相公坟为汪广洋坟只是一种揣测，州志没有定论，但他对故乡的深情是有定论的，当他在洪武三年归乡时，阔别十六年的家乡物是人非，满目疮痍，他深情留下《过高邮有感》：
去乡已隔十六载，访旧惟存四五人。
万事惊心浑是梦，一时触目总伤神。行过燬宅寻遗址，泣向东风吊故亲。惆怅甓湖烟水上，野花汀草为谁新。故乡的一切都不在了，汪广洋当年的故乡如此，汪曾祺当年的故乡也是如此。一切人的故乡都会成为消失的记忆，但这世上有一种东西是永远存在的，那就是对家和家人的深情。正因此，古往今来的所有事实都会成立，而这一切不都是起于乡土而又最终归于尘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