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鼎，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看的。观鼎原非平常事，位列三尊，德高庙堂，也不见得能细观九鼎。天子祭祀之时，列队其后，遥望在太庙之上的九鼎，望一眼，周身颤栗：阳光之下的九尊青铜大鼎，熠熠灿灿，闪耀的金属光芒，时亮时幻，时光时彩，像音符般跳跃闪动。夏商周三代，煌煌近一千五百年，何人何时曾亲眼目睹过?史无只字记载。数千件出土的有铭文的青铜器上，无一字记过。自夏禹之后，再无圣人乎?观一鼎、三鼎、五鼎、数鼎或许有之，观九鼎相列，史无人乎?
大禹于历史有功，功有其二：一为治水，一为铸鼎。《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大禹给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留下了一道千古谜题。夏禹自荆山之下铸就的青铜九鼎，秦始皇苦寻，武则天苦寻，四千多年过去了，现在何处?鼎上铸纹是魍魉魑魅，还是九州名山大川，雄关险隘?悬而无解，争无定论。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就曾发问：周鼎何在?
司马迁记载“泗水捞鼎”。
《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据司马迁考证，此周鼎非周时所铸，而是夏禹所铸九鼎也。
大禹治天下后，将天下分为九州，集全国之金铸九鼎，一鼎代表一州，九鼎陈列于殿前。禹之所意，天下归一，一统天下，九鼎陈列，苍天神灵、山川大地皆汇于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商汤灭夏后，建都亳，先移九鼎。九鼎乃正统之证，夏商周传代开朝，皆以九鼎为证。秦统一中国后，扬名天下，始称皇帝，九州归一，须有九鼎为证，然而多方寻找，未见其踪。秦帝国动用巨大的财力、物力，又斋戒，又铸祠，在全国征得千人习水者，没泗水求之而不得。秦始皇一定很失望，很沮丧。此后，自秦始皇始，正统之承，更为传国玉玺。
观夏禹九鼎，秦始皇未能如愿。
“春秋五霸”之一，史留“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的楚庄王，其在位的鼎盛时期，楚国纵横现在的鄂、苏、赣、皖、浙，一国相当于春秋数十个小国。楚庄王亲自带兵，开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北伐。约公元前600年，楚国一路攻伐，势如破竹，直打到周天子脚下，并在洛阳城郊检阅三军，如此气势，灭周岂费周折?楚庄王傲慢地向周天子派来的使者打听鼎之大小轻重，言下之意，楚戈之锋刃足以铸九鼎，可谓狂傲之极。王霸之中，未见有此霸气，问鼎之心昭然若揭。周天子派来的使者王孙满是杰出的外交家、政治家，言不过三句，足御楚雄狮。“(国)在德不在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庄王听后，识趣而归，未得望一眼九鼎。鼎不可问，岂可窥?
公元前307年，秦国出了个秦武王。秦武王比“春秋五霸”还“霸”，敢视天下为小独秦为大——礼崩乐坏的年代，一切无所顾忌。秦武王力大无穷，堪称“力拔山兮气盖世”。拔树、提牛、抱鹿、杀虎，无一不能，只有他直抵九鼎，但又非细观，绕之三匝，抚之雍鼎曰，此代表吾之秦地也。秦武王爱不释手，几欲动情。三百年前的楚庄王只是问鼎，而三百年后的秦武王是要举鼎。周天子令人告之，观之足矣!鼎置于此，无人能撼动。秦武王偏不信，吾秦之鼎由吾。他竟然在大庭广众之前，众目睽睽之下，力举雍鼎，且举着来回走，没料到置回原处时，砸伤胫骨，不日而亡。他是中国历史上被鼎砸死的唯一一人。细观禹鼎者，历史记载几乎无人，仅问一声鼎之轻重就被视为大逆不道，何况玩鼎于股掌之上?真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自秦武王后，再无人敢问夏鼎。
二
世上绝无夏鼎乎?有。吾曾细观之，那可能是目前世上唯一现存的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青铜云纹鼎，现珍藏于上海博物馆。
自1959年始，在河南二里头陆续出土了不少夏代的青铜器，如多件青铜爵，其中最著名的是乳丁纹青铜爵。这应该是现出土存世的最早的青铜酒器，其造型奇特飘逸，立似静，观似动，轻盈玲珑，长流尖尾，束腰细足，宛如展翅欲腾的雀鸟。也出土过管流角，亦是一种酒器，体态修长，细腰高颈，杯体下有一圈圆孔，可能有饰品嵌在其中，翼腰之间有把。最珍贵的是一只两耳三足的青铜器，夏鼎。
夏鼎，堪称伟大的文化图腾。鼎是华夏文明最源远流长的文化符号。泱泱华夏，纵横五千年文明，何物能代表?1995年，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华诞，中国国家领导人为表祝贺，要送一件能代表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礼物。备送的方案有近千件——中国国宝何能尽数?方案经过三个月普选，三上三下精选，决定铸造一只三足圆腹的青铜器送给联合国。唯鼎能代表中国，唯鼎能彰显中国光辉灿烂的历史和无以复加的文明。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地区，唯中国有鼎，中国文化以鼎为代表符号，其言切切，其意凿凿。
这只二里头出土的夏鼎，实能列入华夏文明的开篇首卷。华夏民族之图腾非鼎莫属，非鼎莫言。这尊夏鼎高21.2厘米，立耳、折沿、鼓腰、圆底，素面柱足，鼎口下饰有宽条纹，故得名云纹鼎。细细观此夏鼎，不威不武，不挺不霸，亦不靓不俏，估计在全国上千尊青铜器中，它属于最平常、最一般、最不起眼的那类，但它却是所有青铜鼎的祖先。物老需细品，此鼎给人最突出的感觉是浑圆古朴，敦实苍健，驻足细赏，似可感觉到静水流深，真水无香。鼎的线条粗旷，奔放有力，两耳偏小显薄，仿佛一张男人脸上的一对小眼，眼小却有神。三条鼎足无纹无饰，尖而短，立而稳，犹如人世间的“抓地汉”，个头不高，但敦实稳重，特别是其圆腰圆底的设计，粗看有些笨拙，其实那是我们的祖先经过多少年的实践总结出的造型，尤其是其锅一样的鼎底和桶一样的鼎身，我判断，此鼎绝非禹之九鼎，它的作用是尚未转化为礼器的煮食器。四千多年过去了，人类食器之大锅，依然未能脱离先祖们的设计，不该为我们的夏鼎自豪骄傲吗?
禹之神功不在治水，亦不在三过而不顾，而在其创造了鼎文化。鼎是华夏民族最重要的图腾，禹不该呼之为伟大吗?
三
先秦文化中，最值得彰显的是青铜器文化。夏商周称之为青铜器时代，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历时一千七百多年，榜上有名的青铜器至少有十万件，以青铜鼎居首。评出的十大青铜器中，毛公鼎傲视群雄。
我估计现在全世界亲眼见过毛公鼎的人不会超过百人。毛公鼎现存于台北博物院，乃镇馆之宝，非经“三关六道”，难得一见。
1996年，中国著名青铜器专家李先登先生赴台考察，来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时任院长的秦孝仪先生亲自出面接待。泰斗相见，岂可空谈?秦先生捧出一把铸有铭文的青铜剑，请李先生品鉴，名为观赏，实为考测，当场辨真假。李先登先生细细看过后，望着在座的几位皆大师级的青铜器专家，言道：“剑是真的，文是假的。”一语服众。李先登先生提出自己的要求：一要与毛公鼎合影，二要参观台北故宫一级品馆。和毛公鼎合过影的人，全世界不过数人。李先登先生研究青铜器几十年，见之无数，唯魂牵梦绕毛公鼎，今日终得如愿，平生再无憾事，然亦终生唯一一次观此鼎。在中国，还有没有和毛公鼎合过影的人?行内有句“术语”：见总统易，见毛公鼎难。
毛公鼎漂亮、端庄、稳健、大气、轩昂，一副皇家气派，荦荦大端;一派堂堂君子气，满腹经纶。鼎通体凝重深沉，让人肃然起敬。这就是煌煌数千年鼎文化的代表。
毛公鼎高近54厘米，重34.5千克，却显得高大沉重，堪称国之重器。鼎大口圆腹，双耳直立，半球状深腹，三只鼎足，敦厚有力。鼎上饰纹，高雅朴实，轻松明快，简洁有力，标志着西周晚期的青铜鼎更自然、更讲究艺术表现和生活追求，不再枯燥，绝无呆板，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标志着西周鼎文化日臻成熟。
最难能可贵的是毛公鼎腹内有长篇铭文。腹有文章惊四海，毛公鼎腹有铭文近500字(有497字、499字、500字三说)，是迄今为止在先秦青铜鼎中铭文最长的，这也决定了毛公鼎的鼎量级地位。
毛公鼎铭文是一篇完整的“册命书”，是周宣王为励精图治，中兴王室，革除积弊，册命忠臣毛公音，委以重任。这相当于宣布任命毛公音为全权总理大臣，将国事拜托于毛。继而又告诫、鼓励毛公音要勤奋，不要懈怠，要辅佐王室，不要忘记百姓，免遭丧国之祸。全文讲得言之凿凿，语之切切。后面又重赏了毛公仪仗、车马、兵器等。毛公为感谢周王的恩德，特铸造此鼎以资纪念，叮嘱后世百代，永作珍宝珍藏。
毛公鼎铭文，皇皇巨著，端端鸿篇，是一篇极其难得的第一手历史资料，郭沫若曾言，此篇青铜器铭文“抵得上一篇尚书”，足见其史料价值有过之而无不及。毛公鼎铭文在艺术上极美极佳，高品高质，曾震惊整个艺术界。清末著名书法家李瑞清曾言：“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嗟乎!愧然今日方知，鼎之文化竟然如此博大精深，鼎之文化竟然如此灿烂辉煌!呜呼哉!今日方知字字如珠，绝非阿谀之人自喻笔下文章。
考古界提起三代之鼎，必言青铜器中的“海内三宝”：三尊极其不平凡之鼎。观鼎必观“三宝”，除毛公鼎外，还有大盂鼎、大克鼎。
中国名鼎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积淀，几乎每一尊鼎都有一段历史，都有一段传奇，都有谜一样的文化背景，这也是鼎文化深奥和厚重的原因。有的鼎背后甚至曾发生过一桩桩神秘的死亡事件，这让我想起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金字塔中的一句魔咒：谁打扰我，魔鬼不会放过他。不过，中国的鼎只有文化，没有魔鬼。
大盂鼎，国之重器，西周杰作。鼎腹中有铭文“周康王二十三年”，屈指算来，三千年有余矣!一百多年前被发现后，它被抬到一户农家院落，虽满身绿锈，却让人时有一种蓬荜生辉的感觉。据说所有进院之人，都会不自觉地眯起双眼，仿佛有光芒刺目。大盂鼎高近102厘米，重153.5公斤，铸造于周康王二十三年(约公元前1003年)。鼎以姓氏命名，必与盂姓有关——此乃盂姓贵族所铸。青铜鼎直至秦汉以后逐渐消失，其时凡有铭文记载铸鼎者，皆只有姓氏，无名亦无官职，想必是青铜器铭文的规矩，皆遵守，无逾越。盂姓贵族受到周康王的重大嘉奖，被感动得无以复加，特铸此鼎，颂扬周康王治国为民的丰功伟绩，告诫盂氏子孙永世莫忘，牢记周康王的英明，不忘周康王的信任，并把周康王赏赐的物品一一开列其上，让盂氏后世子孙祭祀祖宗时，先拜祭周康王。这便是大盂鼎腹内的铭文记载，共19行，分2段，291个字。
最有意思的是周康王赏赐的物品中，香酒排在第一位，似乎远比后面排列的仪仗、礼服、车马，以及一千七百六十二个奴隶还要贵重。这在任何史书上均无此记载，《尚书》中亦无。香酒高于一切，那是一种什么酒?因何而香?又香在何方?难道香酒要重于一千多个奴隶?这在西周奴隶史上又留下新的课题，而西周酿造史也需要再做研究，给西周时期的礼仪制度开列了一个新的题目。大盂鼎再一次佐证，至少到了周朝，鼎的历史使命发生了根本转变：它不再是食器，而是礼器、祭器;它也不再摆在大殿之前，而要摆置在神庙祠堂之上。祭神祭祖何以为祭?祭拜鼎也!
鼎到商周时期，尤其发展到西周时期，其文化含量愈重，以至成为先秦文化的标志之一。鼎中铸铭文，鼎即史也，鼎即文也，鼎即碑也。刻在鼎上相当于刻在碑上，欲千古不朽，铸鼎为念;欲感恩戴德，非鼎不能表达。大盂鼎从发现那天起，欲藏不能，欲移不能，官争商夺，几度危难，几度失落，期间兼有日本侵华，日寇曾一日七搜，拥有者几经倒手，几经换人，千里迢迢，辗转数省，历经百年。其间出现不止一次的离奇死亡、离奇灾难，而每次又都化险为夷。每一尊鼎都是一段难释的历史，每一尊鼎都是一本让人拿起来就放不下的书。
四
撼山易，撼此鼎难。
当与后母戊鼎(原称司母戊鼎)近在咫尺时，我愈发感到此鼎巍峩岿然，雄伟壮哉。商鼎非夏鼎，亦非周鼎，它沉稳如山，厚重如岩。后母戊鼎高133厘米，口宽79.2厘米，重达832.84公斤，四足方口两竖耳。
商时铸造青铜器，小巧玲珑之器多用失蜡法，大的用陶范法，即用胶泥作成模范，灌入铜汁，冷却后打开模范即得青铜器。后母戊鼎共用了几十块陶范，规模之大，夏商周居首。此鼎如此重大、如此复杂、如此精细，势必在铸造前要有一位高超的总设计师，事先就把鼎的结构、图饰、形状、构造、外表、内腹都要设计得精益求精，且万无一失，不能留有遗憾缺失。八百多公斤的庞然大物，要有数十炉铜水同时沸腾，然后数十个坩埚，三百多位匠人依次依序依设计浇灌，要如同外科手术般准确地配合，这就需要一位工艺卓越、经验丰富的总工程师，统一组织，统一指挥，精心安排，按部就班，一处出错，势必形成推倒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制作失败。三千二百多年前，中国青铜器的工艺设计和铸造水平都已达到让后世仰慕的程度。鼎即碑也，观鼎如读碑，观鼎如观文化。
后母戊方鼎极有可能是举全国之力，敛全国之金而制作的祭器。它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其母亲妇妌所铸，这也能看出在商文化中，礼孝之风初见端倪。其情愈深，其恩愈重，其亲愈近，其鼎愈重，这种风气影响至今。商周时期的鼎如同汉唐以后的碑。我曾在江苏江宁观看阳山碑材，它号称“天下第一石碑”，是永乐皇帝为感恩其父皇朱元璋，要建天下最大最重的感恩碑，于是在阳山开山凿石建碑，仅碑帽就重达862吨。石碑越大越重，越能表达建碑者的心愿，此风或源于商。
商人尊神，商之青铜鼎浑然大气;周人崇礼，周之青铜鼎简洁朴拙。
只需看后母戊方鼎上精美瑰丽的纹饰，就能领略商代灿烂辉煌的文化，就能够形象地得知古国之文明。直到今天，谁敢言真正领会商人文化之用意乎?谁又敢言窥视到商人文明之精髓乎?
后母戊鼎有着极丰富、极复杂，又极抽象的饰纹，每一幅饰纹都在无言地表达商人对过去的世界、未来的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都可能是商人头脑中的九重天和十八层地，都蕴育着对邪恶的鄙视和厌恶，都代表着正气战胜鬼魅的搏斗，都预言着社会的改变和人类的变迁。商人的脑沟要比几千年后的后人来得更深，脑细胞更活跃，坐井能观出天之变化，天之无穷;能观出宇宙之远，天体之大，星球之繁，光芒之源。观鼎如观天，遑论观古今?
后母戊方鼎上铸满了鬼秘神奇的饰纹，从鼎口鼎沿，到鼎边鼎足，后人能猜出一二的是饕餮纹和虎噬纹。
《吕氏春秋·先识览》讲，饕餮乃古之传说中食人的凶兽;《左传》记载，饕餮乃古代一凶残部落，这估计是食人族的最早记载。饕餮这种怪兽以人为食，既可憎又可怕，商人深信世上有此兽，视之为恶鬼煞神也。其长相如何?商人亦未见，只是一种文化上的图腾，精神世界中的奇想。商人塑造出的原型是虎、牛、羊、狼等动物的混合体，应为“七八不像”，从另一个方面看，商人的文化追求已然到了从现实的物抽象到意识的美。饕餮是商人经过艺术想象和艺术加工虚构出来似神似鬼、似妖似兽的怪物。《吕氏春秋》记载：“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
饕餮言其怪，有首无身;言之首，有面无头。饕餮是被商人抽象出来的一张永无容颜的怪兽脸。饕餮并无定形，可能因为魔怪是百变的吧。有的饕餮长着一对长长的弯角，一对叶形耳;有的饕餮鼻梁呈弓形，左右有分叉;有的眼睛呈“臣”字状;有的额头上似有刻纹，最突出的是两个大鼻孔，鼻孔向前，嘴中有獠牙，獠牙呲在唇外。观后母戊方鼎上铸造的饕餮，转着圈地看，一遍又一遍地数，确有颐和园十七孔桥数狮子之感，要数清，难，因为它是连带饰纹，似乎既无开头，亦无结尾，无穷尽矣。那神态诡异的饕餮纹仿佛有七只怪眼，眼与眼是似而不同，各有所望，各有千秋。一只眼仿佛表示驱邪，一只眼仿佛在表达愤怒，一只眼似乎在显示凶恶，一只眼流露出悲哀，一只眼微眯，仿佛正在欢快地庆贺，一只眼在眼巴巴地企望再生，一只眼无奈地翻着白眼，另一只圆瞪的大眼表示欲望和展示。那也可能根本不是眼，是商人感受到神灵的启迪和召唤，一只只眼就是一颗颗神化了的心灵。我们不能用今人的视角看古人，也不能用今人的目光衡量商人的精神世界。
虎噬人纹装饰在后母戊方鼎两耳外侧，由此看来，虎为百兽之王，早在三千多年前即称王矣。在大方鼎上铸虎噬人纹，两只猛虎相对而出，凶相毕露，虎威自显，虎口大张，共衔一颗人头，让人不寒而栗。但商人并未寒，亦未栗，坦然自若，泰然不惧，再细观之，似温似情，人虎相处，似和平共处，岂似危在旦夕之际?有专家认为，鼎为祭祀重器，祭天地神灵，岂是一般人情所感?那是一种祈祷，一种心愿，一种期盼，也可能是驱邪、镇妖。也有人认为，两虎相衔之人头乃巫师之首，这或许是正在进行祭祀的一幕。
人在祭祀时与鼎究竟是什么关系?鼎之道具是人?还是人之圣灵是鼎?
初次看见大禾人面纹方鼎让人猛然心跳——是吓得心颤。这尊商周时期的四足方鼎四面竟然是活生生的一张人脸——三千多年前的一张人脸。
此鼎何以名为“大禾”?因在其鼎腹内壁近口沿处铸有金文“大禾”，故此得名。大禾何许人也?无从查起。大禾方鼎四面皆人脸，造型相同。细观东西南北四张脸，似乎差距不大：大眼，两眼炯炯，目中有神，侧视有光;宽眉高框，深眼窝，高颧骨;鼻翼宽厚肥大，鼻骨直;嘴大，紧闭，两唇紧合，唇角已到下颌;圆脸、胖脸、肉脸。整张人脸似乎怒而未发，愤而有怒，不阴不阳，不卑不亢，让人莫敢直视，莫敢久视。难道那是一张被祭祀的活人脸?难道那就是巫师自己的脸?难道那是期盼已久的神的真面目?想起大禾人面纹方鼎之后的一千七百多年，南朝才有了四面佛、四面菩萨，这让后人焉敢小视商人之智慧与文化?
大禾人面纹方鼎大难不死，重生有缘。
1959年秋季的一天，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一位黄姓农民，命中有那一锄，一镐愣是刨出个青铜大器。他吓得几乎瘫坐在田里——因为一张愤怒异常的人脸正直视着他，黄某着实出了一身白毛汗(黄某当时的确头晕目眩良久，后确认其患有高血压)。随即发财之心压倒一切，黄某揩去冷汗，换上微笑：没白烧香，财神爷终得上门。他挖出来后，方见是一个又大又重的铜器。怎么把它变成钱是黄某的当务之急，山路崎岖，背不得，拿不动，又怕让人看见。黄某急中生智，抡起锄头，把这件青铜器砸成几块。这就是大禾人面纹方鼎，重新出土后，先遭粉身碎骨。
黄某激动无比，这可是飞来之财。他捺住性子等了几天，没见电闪雷鸣，看来老天爷并未震怒。黄某用一个破口袋一装，将铜器直接背到镇废品收购站论斤卖了。
黄某得意得无以复加。他不断地向村民们讲述这桩飞来之财，然而却常常被噩梦惊醒。那一张张青铜人脸变得更狰狞、更凶恶地直视着他。
青铜人面铸器的消息不胫而走。湖南省博物馆的一位老专家得知此“怪事”，凭着自己多年研究文物的经验，立即赶往宁乡县黄材镇，找到黄某后，详细了解了那件青铜器的情况。老专家立即判断，此青铜器很可能是件国宝。黄某大吃一惊，恐怕又是一身白毛汗，又是头晕目眩良久。黄某深知责任重大，立即带老专家赶赴镇上废品收购站。
赶到废品收购站时，收购站仓库内空空如也，人家刚清完库。废品收购站把收到的废金属全部送到湖南省物资局毛家桥中心仓库，准备送到冶炼厂回炉冶炼。
抢救国宝刻不容缓。专家又带着黄某，急如星火地赶往长沙。一种巨大的负罪感让黄某也难以解脱，他恨不能一步踏进毛家桥中心的仓库。
国宝有福，迟一步悔之晚矣!当他们赶到时，正巧几辆满载废金属的大卡车驶出仓库，要运往冶炼厂。老专家一看不妙，命也不要，立即站在马路中央，誓死拦车。黄某索性躺在车轮下，前面的车已驶去，幸好拦住后面几台卡车。国宝命不该绝。
回仓、卸货，满满一院子破铜烂铁，需要一一筛选，真如大海捞针。天色渐黑，连老专家都已感到失望：难道国宝就此消失了吗?只有黄某不甘心，他事后说，自己总感到那一张张“缘脸”望着他，又岂敢怠慢松懈?就在所有人近乎绝望时，黄某终于从一大堆烂铁器中翻出了那张他看过的脸。也真奇怪，黄某说那张脸似乎在微笑，向着他微笑。
大禾人面纹方鼎死里逃生。
那位让人尊敬的老专家又把破碎的国宝背回博物馆，经过专家们的修缮，大禾人面纹方鼎终于又获新生。非常遗憾，那位湖南省博物馆的专家未留下姓名，但实实让人尊敬。
五
1977年，河南省南阳市出现罕见大旱，丹江口水库几近枯竭，库水一退数里。一日，一个放羊孩在沙滩上玩，偶然发现一件绿色青铜器，随后三座大型楚墓被发现，出土了一大批国家一级文物，包括著名的云纹铜尊、莲鹤方壶等，其中在2号墓中出土了一套列鼎，让专家们惊叹不已。坦率地说，专家们也大开眼界，因为之前没有一位专家看过这样宏大严整的七套一体列鼎。
此列鼎为春秋末期之作，共有七尊青铜鼎，造型与纹饰完全相同，大小各异，由大到小排列，气势雄伟，庄严肃穆，霸气十足。这不免让人立即联想到大禹铸造的九鼎排列起来的威武。夏禹不但是治水专家，也是杰出文化艺术大家。禹独创了鼎，开创了华夏鼎文化，把华夏的一统河山浓缩成鼎，堪称伟大的创造，亦是尧舜也无法与之相比的功业。
列鼎中最大的高67厘米，口径66厘米，腹径68厘米。每尊鼎宽体、束腰、平底，口部有一圈厚边，周围攀附着六条浮雕夔龙，龙口咬着鼎沿，龙足抓着鼎的腰箍，给人一种欲腾欲飞之感觉。
此列鼎造型独特。这种中央束腰的青铜鼎实不多见，六条夔龙沿鼎沿相聚，似望鼎空，又似望天空，似乎各司其职，又好像各自作态。造型如此神奇，足见春秋时期的青铜工艺何其了得!列鼎的双耳一改青铜鼎之立耳，而是向外仰立，不仅新奇，更增加了美感，动感。
此墓为何墓?此鼎为何鼎?谁有这么大阵势?敢列七鼎?《周礼》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七鼎陪葬，此系何人?
经多方考证，鼎内铭文终得破解，大意为：王子午自铸铜鼎，以祭先祖文王，进行盟祀，我施德政于民，因而受到尊重，望子孙后代以此为准则。鼎内80余字铭文，开篇即是王子午。查楚史资料，王子午又称子庚，任楚国令尹。令尹在楚国相当于宰相，王之下，臣之上，所以才敢有七鼎列阵陪葬，才敢自铸列鼎纪念其先祖文王。再查，原来令尹果然不凡，他正是那位“春秋五霸”之一、敢问鼎中原的楚庄王之子。这七尊列鼎至此名正言顺，云：王子午鼎。
王子午乃楚庄王第五子，英勇善战，战则必胜，深得其父之爱，常委以重任，上马出征，下马理政。
据《左传》记载，王子午擅长谋略，长于运筹，习于征战。公元前560年，楚共王死，吴国认为可以图楚，不顾有盟“闻丧不伐”，大举进攻楚国，妄图一举破楚而分其地。楚国有难，王子午领命出征，楚吴大战。王子午巧施妙计，诱吴军深入，布下埋伏，吴军挺进，孤立无援，楚得天时地利人和，伏兵尽出，四面围歼，吴军大败。王子午稳定了楚国局势，告诫诸侯，楚强不可欺;庄王虽死，其子尚在。
王子午任楚令尹六年间，南征北伐，东击西战，为楚张武，扩地开疆，死后受七大列鼎之礼，足见王子午威武，亦足见楚之强大。
细观王子午列鼎，其铸造工艺更趋娴熟细腻，艺术设计上也有了新突破，在鼎的设计、造型、装饰、配置上更趋向奢华、美观、高雅，更注重在礼仪性、祭祀性和高端性上下功夫，让人感到眼前一亮，怦然心跳。春秋时期的鼎，不再追求大、重、稳，而更多表现在灵、巧、新、变上。
王子午列鼎是春秋鼎的集大成者。新，近乎妖;工，近乎巧;艺，近乎精;形，近乎怪。最让人称奇说道的是，王子午列鼎具有典型的楚国风格，是鲜明的楚国特色鼎。王子午列鼎最让人欣赏的是它的束腰，细腰收腹，别具一格。有人曾用苛刻的语言挑剔青铜鼎，言其一字可概括：圆鼎像锅、桶、缸;方鼎像槽、盒、箱。楚鼎不然。楚有独材，楚有风格，楚鼎与中原鼎迥然相异，一方水土唯楚风。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据《墨子·兼爱》记载，“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莫哂然，此楚之文化也。楚女纤细之腰亦称“楚腰”，王子午的列鼎为楚鼎，沐浴楚之文化，故亦有“楚腰”，非楚王子午列鼎出土，焉能得识“楚腰”之鼎乎?
王子午列鼎另有一奇观：鼎口有六龙盘踞，蜷曲盘绕。这在夏商周时期未曾见过，三代之时有虎未见龙，王子午列鼎上方见龙盘鼎口，可以说，以鼎而言，楚文化率先有龙图腾。六条龙，龙头伸向鼎口，又恰与鼎盖边缘之六个卡口相合，造型完美，珠联璧合，实为难得珍品。
青铜鼎内铭文又称金文，极其罕见，但王子午鼎中的铭文更是见所未见，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观鼎不观文，犹如观瓷不观款。
王子午鼎上所铸铭文是被称为“鸟虫体”的文字，亦称为“虫书”“鸟虫篆”，属于金文中一种特殊的文体。据说眼下识得“鸟虫篆”的人已然为数不多。它曾在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盛行吴、越、楚等南方诸国。当年出土的越王勾践的青铜剑上就刻有八个这样的文字，翻译过来就是“越王鸩浅，自作用剑”。越王勾践之宝剑，只有八个“鸟虫篆”文字，已然震惊后世，王子午鼎内铸有的八十余个“鸟虫篆”，其珍贵岂能一言道尽?
六
后母戊方鼎不愧为国宝，在这尊方鼎前照过像的中国人数以万计。它在国博公开展出时，我一连三天去欣赏它，每每挤不到跟前，因为拿着手机等待拍照的人排成两行纵队，都在等着一睹此鼎芳容。据说大方鼎是国博全部展品中最受人关注的。当年蒋介石曾站在我这个位置，细细地、反反复复地观看此鼎。
1946年，后母戊方鼎几经周折，几经磨难，终于到了驻扎在河南新乡的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司令官王仲廉手上。那年，蒋介石过六十生寿，各路神仙纷纷送上寿礼，记得齐白石送上一幅《松柏高立图及篆书四言联》，四言联为“人生长寿，天下太平”，若干年后，拍出四个多亿人民币。王仲廉司令官肯定懂古董，也肯定懂鼎文化，他把后母戊方鼎作为寿礼送给蒋介石，不怕“砸”不倒蒋介石。蒋介石也懂青铜器文化，也懂得青铜鼎，懂得这鼎的分量，因此未及见面，就直接批送南京中央博物院。1948年，蒋政权风雨飘摇，蒋介石去参观这尊大方鼎，这曾是他六十大寿的寿礼。头发、胡须、眉毛都渐白的“三白”老翁认真仔细地观看，观之极细，看之极久，观看时未发一言，看毕又一言未发，悄然离去。十年后，新中国的领袖毛主席百忙之中也兴致勃勃地观看了一尊楚鼎。此鼎1933年在安徽寿县幽王墓出土，鼎高1.13米，比后母戊鼎低10厘米，口径93厘米，重达400公斤，其容量比后母戊方鼎还大，也可称“天下第一鼎”了。因在其口沿处铸有铭文12字，开头为“铸客”，此鼎故称“铸客鼎”。毛泽东当时看得很高兴，不但在鼎前拍了照，而且还饶有兴趣地说：“这里面能煮一头牛。”一位深谙《易经》的老先生曾说，蒋介石是无言(颜)言鼎，毛泽东是一言九鼎。
毛泽东一言中的，此鼎可煮牛，即称镬鼎。煮羊用的鼎，即称升鼎，煮猪用的是着鼎。
商周时代，鼎居青铜器之首。在传统的鼎形制中，一为方鼎，如后母戊方鼎、大禾人面纹方鼎等;一为圆鼎。方鼎之鼎底为平底，圆鼎之鼎底为圆底，如大克鼎、大盂鼎、毛公鼎等。当然也有例外，如楚鼎王子午鼎，虽为圆鼎，但它的鼎却是平底，别出心裁，专家也把它归于楚文化的创新。
战国时期的鼎，南北文化差距渐大，渐成风格。
北方的战国鼎更侧重厚重雄壮，敦实古朴;南方的战国鼎风格迥异，更趋向美观华丽，高俊挺拔。北鼎有霸气，南鼎有俏风。
在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王鼎”是典型北鼎风格的战国鼎。
中山王鼎乃九鼎列鼎，堪称“战国第一鼎”。九鼎列鼎在夏商周时期，只闻未见。九鼎中最大一鼎高51厘米，外形为扁圆球形，两耳低短，铁质蹄足粗大低矮，唯一称奇的是九鼎鼎鼎有盖，盖上有三环钮，揭盖时可提而置之。但通观此鼎，却不威严雄伟，细观制作也比较粗糙，工艺不甚讲究，九鼎皆素面无文，唯最大的鼎盖环钮以下至腹足部以上刻有469字的长篇铭文，记载了中山王乘燕内乱，伐燕大胜而归一事。战国之中，中山非大国强国，却敢铸九鼎，比春秋五霸还敢藐视周礼，礼崩乐坏，足见其一。
战国时期，南鼎最有代表性的应推河南信阳出土的楚国鼎。江陵藤店一号墓出土的楚王鼎，造型与此鼎迥然有异，风格大变。鼎足不再求稳求重、求矮求实，而是高端挺拔，显得南鼎更挺拔飘逸，更豪迈、更耐看。南鼎追求文化含量，鼎的饰纹更讲究繁复神秘，一鼎之上常有数种饰纹，既有饕餮纹，亦有鸟虫纹，云水纹，相辅相成，衔接自然，宛如一体。鼎足少见素体，几乎都铸有饰纹。鼎耳也不再简单直立，有的作鸟形，称“鸟耳鼎”，有的鼎盖作三鸟首钮，有的四足鼎也突破旧模式，铸成椭圆形，这在夏商周时绝无先例。
战国青铜鼎也是青铜鼎文化的末章，二千多年华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悄然之间悠悠而去，悻然而逝。秦汉再无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