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墨家”点个赞
--读《墨子》的随记与闲说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唯有“墨家”是以姓氏而命名，且在那个时代影响颇大，流传广泛，曾被誉为“显学”，在“百家争鸣”里还有“非儒即墨”之说。然而，自从进入秦汉之后，墨家就彻彻底底的消失了，《墨子》也就成为一部寂寞的书。年轮滚滚，时代变迁，“墨家”在沉寂2000年之后，又被专家学者重新推向前台，再次焕发出他原本的光彩。
之前，我基本不知道“墨家”是什么东东，也就更不知道《墨子》书里讲了一些什么。就是这个原因更引起我读《墨子》的兴趣，先后买了三个版本，分别看了一遍。读后，虽然理解肤浅，学才愚陋，但是联想到曾读过的道家、儒家和法家的几本书，在潜意识里为“墨家”的沉寂而惋惜，再回首个人工作生活经历，很赞同《墨子》的思想主张，用个时髦的词语，由衷地为“墨家”点个赞。
《墨子》全书有五十三篇文章，按照先秦诸子的成书惯例，可以推测《墨子》一书并非墨子一人所作，其中不乏有其弟子记录整理而成，但纵观全书能明显代表墨家的思想体系。全书以论说文为主体，语录体的较少。在文笔风格上，朴实无华，通俗易懂，也没有多少寓言、卮言，其思想观点鲜明，且直接作为每篇的题目。在具体论述中，每篇文章都是围绕论点以严密的论证方式，反复究诘，不厌其烦，从多个层面彰显墨家学说。从《墨子》书中能大概看到墨子的身份：出身平民，是一个有相当文化知识，又比较接近工农小生产者并善于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他与孔子一样，以救世解纷为己任，立说授徒，周游列国，与孔子所不同的是，他始终站在底层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倡导一整套“非儒”的政治主张，这在书中《鲁问》一篇中表达的淋漓尽致：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这段话的大体意思就是：假如一个国家昏乱，就要倡导尚贤尚同;假如一个国家贫穷，就要推行节用节葬;假如一个国家喜好声乐、沉迷于酒，就实行非乐非命;假如一个国家荒淫、怪僻、不讲究礼节，就鼓励尊天事鬼;假如一个国家以欺侮、掠夺、侵略、凌辱别国为事，就推行兼爱、非攻。由此就会很清楚的看出墨家的“十大政治主张”。这其中的多数主张与儒家截然相反，其“尊天事鬼”更成为墨家的诟病和沉寂的直接原因。按照我读后的理解，结合当今社会形势，我还是很崇尚墨家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包括有歧义的“明天志事鬼神”不无道理。读后亦有遐想，难掩浅陋，不妨闲说《墨子》的几个方面：
先说墨家的核心伦理思想即“兼爱”，这也是墨子其他主张的理论基础，贯穿于墨家的整个思想体系。在《兼爱》篇中云："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现其身。”其意即"兼相爱交相利"如何做呢?那就是"视人若己"，看待别人的国家就好象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别人的家族就象看自己的家族，看别人的身体就象看自己的身体一样。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这是墨子针对当时社会现实问题而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其实质就是“爱利百姓”，以“兴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所有言论行动和主张皆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准绳，极力反对“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难能可贵的是墨子的"兼相爱"是无差等、无对象的“博爱”，是所有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互相平等的爱，这与儒家以“亲亲”为基础的“仁者爱人”的爱是区别的;墨子的"交相利"就是互相给予对方利益，换句话说，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其深刻含义就是人的行为要利于人民、利于国家。墨子认为，如果人们都能够做到兼爱，包括君臣、父子、兄弟及国与国之间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那么就会互利互惠，“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从而达到天下大治。这种理论也许空想成分过多，但是，却也不得不承认，爱，永远是人类烟水苍茫的历史长河中熠熠闪烁的粼粼波光。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兼爱”也是创造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正如一首流行歌曲所唱：“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再说墨家的政治思想即“尚贤、尚同、非攻”。墨子的这三大主张在书中开宗明义，直切主题，每个主张都分为上中下三章进行阐述。一是墨子把贤士的任用与国家的长治久安联系在一起，将“尚贤”看作“为政之本”，这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也有其积极意义。而且，墨子的尚贤是极为彻底的，倡导“举义不辟贫贱，举义不辟亲疏，举义不辟远近”，对于贤者不拘出身，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他还特别反对君主单纯的用骨肉之亲，鼓励任用贤者而废抑不肖者。这事实上就是打破了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唯贤是举。仅此而言，其思想之高远与宏达已远远超出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二是墨子把“尚同”作为一种治国理政的政治制度，倡导下级对上级的服从，百姓理应在公共行政上对主导者的绝对服从，以达到上下同心，推行义政。墨子认为一里之人要统一于里长，一乡之人要统一于乡长，一国之人要统一于国君，而天下之人要统一于天子。墨子的政治幻想就是把全天下组织成一个纲举目张、有条不紊的系统。他认为，只要能够达到“上下一致，标准一致”，就会统一而不会产生混乱，这也反映出墨家理想化而又简单化的大同愿望。三是墨子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极力主张“非攻”，即反对战争，和平博爱。自古及今，不论什么形式的战争，其受害最深的首先是人民群众。尤其是墨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民不聊生，广大人民群众渴望弭兵息战，休养生息。墨子体察到下层的民情，代表小生产者及广大百姓的利益，提出了“非攻”的主张，并亲自游说劝阻鲁阳文君攻占郑国，说服鲁班禁止造器助楚国攻打宋国。为了避免战争，维护和平，墨子在《天志》篇中提出“七不”准则，即“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这个准则，表明了墨子伸张人间正义，保障人类权益，主持社会公道，推进世界和平的伟大理想。就这一点讲，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接下来再说墨子的经济思想即“节用、节葬、非乐”。读《墨子》过程中发现，墨家所提出的这三大思想，似乎是刻意针对儒家的各种繁琐规定而发的。仔细想想，如果可以脱略主张的具体内容而只抽象看待的话，墨子的这几主张最接地气，也最具有永恒意义并在每个时代都有可行性。所谓“节用”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就墨子所处的时代而言，节用的主张亦更显得重要。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类所能创造出来的生活物资非常稀罕，提倡节约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在创造价值。基于此，墨子认为，人类所有的消费，都应该以满足最为基本的自然需求为限，如食能果腹，衣可御寒，杜绝一切无益实用的消费。所倡导的“节葬”应看做是节用的一个分支，在这里将此单独提出来详为论列，多是为了驳斥儒家的“厚葬久丧”之礼。在墨子看来，儒家的厚葬入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浪费，更不切实际，然而却流风所及，遍被士林，造成极大的危害。所以，墨子针锋相对提出节葬的主张：“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葬理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于此乎”“若人厚葬久丧，实不可以富贫众寡，定危治乱乎，则非仁也，非义也，非孝子之事也”，总的意思是说，厚葬久丧不会使贫者富、寡者众、危者定、乱者治，这样做就是不仁不义、不是孝子应做的事。墨子主张推行“棺三寸、衣三件、丧三日”，“死则既以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说的直接一些，就是推行简约办丧，死者既已埋葬，生人不当久哭，而应赶快干事，人人各尽所能，用以交相得利。这对于保存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增进社会财富而言，也是极有意义的。如果先贤们能想到当今社会，相对于儒家的厚葬礼仪主张，墨子所倡导的节葬”更加剀切而通达。其倡导的“非乐”则是节用的外化。他认为音乐虽然动听，但是会影响农民耕种、妇女纺织、大臣处理政务，上不合圣王行事的原则，下不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反对音乐。当然，从其行文主旨中可以看出，墨于也并非不能欣赏音乐的美，他的这一主张其实有很深远的考虑，那就是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王公大人对于声乐之美的追求，只会造成“亏夺民衣食之财”的后果。这不但是当时社会物质生产极端匮乏下的一种无奈之举，也是墨子对于当时社会两极分化的一种批判。因为，统治者在衣食无忧情况下的沉酒声色，是以民众的牺牲为代价的。这就类似当今绝大多数人反对“娱乐过度化”“明星崇拜华”，具有同样道理。
最后谈谈墨子的宗教思想即“天志、明鬼、非命”。墨家之所以遭到非议而沉寂与这些观点不无关系。如果为墨子辩驳几句，我想，这也体现出墨子以唯心主义的外壳来装饰其改造社会的良苦用心，借助“上天鬼神”的力量用来推行“兼爱非攻”，整顿社会秩序。墨子天真而且很可爱地设想，上天是有意志的，而其意志主要表现为“天欲义而恶不义”和“天之爱天下之百姓”，巧妙的借助外在的人格神服务于他的“兼爱”;同时他将鬼神视为无处不在的偶像，《明鬼》篇曰：“鬼神之明，不可为幽闲广泽，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心知之。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鬼神之罚必胜之。”意思是说，鬼神能明察秋毫且具有神圣的力量，鬼神对不义的惩罚是不论身处富贵、人多势众、勇武强悍或有坚固武器，能必然的胜过这些。他认为，鬼神可以施福降灾、赏善罚恶，从而为全社会产生一种共同的约束力，就能达到天下大治。读到这里，让我不由地想到民间社会的一些俗语，如“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等之类的说法。顺着这个思路再看待墨子的主张，就不能简单地拿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去评判，因为他这一观点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为其他主张找到逻辑原点，进而形成墨家以“兼爱”为核心的思想原动力和推动力，借助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来约束规范人类，无愧于天地众生，无愧于自己的良知。
墨子的“非命”观点是在与儒家的争辩及社会生活的实践中提出的，用以打破天命论对于兼爱的阻碍。他认为，人得寿夭、贫富和天下的安危、治乱都不是由“命”决定的，只有通过人的积极努力，才可以达到富、贵、安、治的目标。墨子极力反对儒家所说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其“天命论”对于广大民众而言是针麻醉剂，是“繁饰有命，以教众愚朴之人”的阴谋;天命思想在社会生活中极具消极作用，对于人类的创造性有深深的消磨与损伤。而墨子坚持不存在“天命”，曰：“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与亡。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然胡不尝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意思是说，人们亘古以来没有见闻过“命”什么样子，那就是绝对没有的。他在“非命”的同时，呼吁人们要端正品行、积极作为，这些观点在书中《修身》《贵义》《法仪》等篇中进行了反复的阐述，“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墨子之意旨于人们要在社会上有所作为，必须注重修身，信法不信命，只有每个人都尽力了，社会才会发展，这也正是人类能以自在的状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所必须的强烈自信。
读罢《墨子》，一番感想一篇闲说，然而仍感意犹未尽。墨家为何由显到寂，又为何“鲤鱼翻身”?我又查阅了相关书籍资料，《韩非子·显学》《淮南子·要略》《吕氏春秋·当染》等古书都有对墨家的评价，或褒或贬，都是局限于时代和立场，难做圭臬。以我拙见，墨家思想之所以衰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事物想的太天真、太正通，“理想化主义”与现实脱节，既想为统治者维护国家所需，又想为平民百姓维护自身利益做出贡献，从内容上有其无法避免的时代和政治局限性。还有，墨家很多主张是跟儒家对着干，在儒家成为主流的背景下，墨家是难以传播的。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一个好的理论、好的思想总不会永久被埋没，总会在“百花齐放”中展现出来，我们新中国的伟人曾评价墨子是“古代辩证唯物主义大家”，“是比孔子更高明的圣人”。由此说来，好的思想不仅要有符合时代的内核，更需要继承者重新认识、重新扬弃，使我们优秀的中华文化历久弥新。
2023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