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这些年，我常常独自行走，在中世纪的时光隧道里。
我读的笔记，只是历代海量笔记中之一粟，但各种碎石和金子，迎面撞击，有时竟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仍然兴奋，因为里面有“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鲁迅语)。
卷一
中药名入诗
扬州人陈亚，官做到太常寺的少卿，七十岁去世。他曾写有百余首中药名诗，风行于世。
比如，“风月前湖近，轩窗半夏凉”;“棋怕腊寒呵子下，衣嫌春暖宿纱裁”;“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字字苦参商，故要槟郎读。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何事菊花时，犹未回乡曲。”
他曾经做祥符的知县，亲戚朋友常常借车马用，他也写了药名诗：地居京界足亲知，倩借寻常无歇时。但看车前牛领上，十家皮没五家皮。
陈诗人经常发表他的文学感言：药名用于诗，无所不可，曲折隐含的意义，往往切中事理，给人启发，让人深思。
有人提问：那么延胡索可用吗?
陈诗人答：当然可以。他深沉地思考了下，随口朗诵道：布袍袖里怀漫刺，到处迁延胡索人。这两句，可以送给游来游去的穷读书人。
他还就自己的名字做诗：若教有口便哑，且要无心为恶。中间全没肚肠，外面强生棱角。
诗可以观，可以怨，诗本来就是社会现实的折射，加上药名，其中的寓意就更直白。牛领上的“五家皮”，就如微电影，公车频繁使用，公车使用过度，不爱惜，不顾牛的死活，一切都栩栩如生。
陈诗人自己的观点，完全可以表达他的诗歌行动。
《病了的字母》出版后，我在央视读书节目的访谈中说：字母不会生病，一定是现象病了，社会病了，字母生病只是一个假借。我借中药名来装饰，并不只是为美观，而是想寓事说理，更生动一些。
当然，陈诗人的中药名诗，一定有牵强之作，因为诗与物之间的联系，有天然暗合的，也一定有牵强附会的。
(宋 吴处厚《青箱笔记》卷一)
感恩为相
张文定，洛阳人，年少时，家里极贫困，父亲死了都没钱下葬，河南县史甲先生，替他父亲置办了棺木收敛。张文定深深感谢，并以兄弟感情对待，后来，张发达了，也不忘那人的恩情。
宰相赵普，秘密向宋太宗推荐张文定，宋太宗并没有重视。赵普就将张的事情向太宗一一介绍，并且据此推理：陛下，您如果提拔张文定，那么他日后一定会感恩，就如感恩帮助他葬父的那个人一样。
宋太宗听了很高兴，没过多久，果真提拔张文定做了宰相。
这里着重说的是，一个人的品行问题。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古老的格言，告诫我们，人一定要学会感恩。可现实往往不如人意，以怨报德，过河拆桥，谴责的就是那些不知道感恩的人，不知道感恩也就算了，还要害人，千方百计地害人。
不知道感恩的，也自有他们的逻辑，但一定是强词夺理的。
帮助人是美德，知道感恩同样也是美德。张文定就是这种美德的良好践行者，他的声名越传越远，越传越好，终于，被责任心强的官员发现了，当然，皇帝也喜欢感恩的人。
不要责备人家为你做了多少，而要常常反思，我为人家做了多少。以此推理，可以上升为国家和民族，若此，我们的牢骚和报怨就会减少许多，心态也会平和许多，自然，这都是有利于健康的。
(宋 吴处厚《青箱笔记》卷二)
爱读书的宋真宗
处理完朝政大事后，有些空余时间，宋真宗只喜欢读书。他每读完一本书，就要写诗文记录感想，还常常让身边的大臣，随他诗文的原韵或原意唱和。
他留下的作品有：《看尚书诗》三章，《看周礼》三章，《看毛诗》三章，《看礼记》三章，《看孝经》三章。
还有，《读史记》三章，《读前汉书》三首，《读后汉书》三首，《读三国志》三首，《读晋书》三首，《读宋书》二首，《读陈书》二首，《读魏书》三首，《读北齐》二首，《读后周书》三首，《读隋书》三首，《读唐书》三首，《读五代梁史》三首，《读五代后唐史》三首，《读五代晋史》二首，《读五代汉史》二首，《读五代周史》二首。
不读书的皇帝，一定不是好皇帝，好读书的皇帝，有可能是好皇帝。
宋真宗是个守成之主，说不上太好，但绝对不算坏。他常常思接千载，和古代各位君主对话，那些经验，那些教训，足以让他警醒，他是个会思考的皇帝。
读书的好处是不用说的，他的名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说得实在而又动人。读书读好了，考取功名，步步升官，真正实现财务自由，美女，自然不用说了。所以，那些士子们，一辈子都是以读书为主要目标的。
真正喜欢读书的人，大都是挤时间，没有人敢说皇帝不忙，但他却有大把时间读书写作。
史上爱读书的皇帝，应该不少，但有这么两句人人传诵的名言，却很少很少。
(宋 吴处厚《青箱笔记》卷三)
父睡婶睡
岭南的风俗，互相喊人，不以排行称，只以各人所生男女小名呼其父母。
元丰年间，我(作者吴处厚)担任大理丞，审理宾州上报的案件，发现下面一些有趣的名字：
百姓韦超，他孩子的小名叫首，就呼韦超“父首”。
百姓韦遨，他孩子的小名叫满，就叫韦遨“父满”。
百姓韦全，他女儿的小名叫插娘，就叫韦全“父插”。
百姓韦庶，他女儿的小名叫睡娘，就叫韦庶“父睡”，他老婆叫“婶睡”。
吴处厚，也算有心人，这也许是作家的职业敏感吧，发现了和别的地方不一样的风俗。我不知道，现在，这样的称呼还有没有保留着，这要语言学家研究。
中国人的称呼向来复杂，如唐宋就喜欢以数字称人：
李十二，李白。
杜二，杜甫。
白二十二，白居易。
元九，元稹。
柳八，柳宗元。
韩十八，韩愈。
秦七，秦少游。
欧九，欧阳修。
黄九，黄庭坚。
中国人的姓名真是一个大学问，上万种的姓，稀奇古怪。现代没有这样的排行了，最多李一，李二，李三就是超生!
杭州岳庙，岳飞像前，跪着的那个万俟卨，我说mo qi xie ，“万俟”是以前少数民族鲜卑族的复姓，陆地同学跟着念了好几遍，一出门，就忘记了，常常读成wan ai lu，怎么记也记不牢。
(宋 吴处厚《青箱笔记》卷三)
卷二
贵妃不得接受大臣礼物
有一天，仁宗宠幸张贵妃，见张房间里有名贵的定州红瓷器。
仁宗就拉着个脸问了：你怎么得到这件东西的?
张妃说：是大学士王拱辰送给我的。仁宗大怒：我再三告诫过你，不要随便接受大臣们的礼物，你为什么不听?骂完还不解气，他拎起那瓷器，朝柱子上摔去，撞碎为止。张贵妃害怕极了，一个劲地认错。
又一次，张贵妃陪着仁宗过元宵节，她穿了件有灯笼图案的锦服。
仁宗很细心，又问了：这件衣服，没看到你穿过，怎么来的呢?
贵妃也是老实：是文彦博送来的。
仁宗碍于情面没有发作，但还是不高兴。后来，文做宰相，御史中臣唐介曾经上书告文的不是，也说到了灯笼锦的事情。结果是，唐介贬官，文宰相也被贬。知情人说，那件灯笼锦，其实是文夫人送给张贵妃的，文宰相并不知道。
治理天下，有时就要从管好身边的人入手。
本书卷十一，《公主不许穿皮草》，宋太祖连公主的穿着也要管。
这里是另一种严管。
一人之上，万人之下。万人之下的那些人，是无孔不入的。不怕你不收，就怕你没爱好。皇帝不敢送，他身边的人一定要试试看，曲里拐弯，没有关系，一定要找出关系，关系就是蜘蛛网，网网相连，只要有心，还怕找不着一条网?
一件瓷器，一件衣服，也许是人之常情，但有了开始，一定会有更多。宋仁宗其实看得很远。
文宰相看来是有点冤枉了，他怎么知道，夫人替他去走上层路线呢?何况她们还沾亲带故，一点小礼物，并没有什么大用心。
这个张贵妃，是仁宗的最爱，连最爱都这么严厉，可见仁宗对大臣们会是怎样的态度。
(宋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第二)
不要打小报告
北宋建国之初，赵普做宰相。他办公桌的座位后面，挂有布屏，屏的后面，放了两只大瓮，凡是有人送上比较偏激的各类文字，他看完，随手丢进大瓮中。东西放满了大瓮，就让手下将瓮抬到大道上，公开烧掉。
李沆做宰相时，正是太平时代，凡是喜欢激进好大喜功的建议，他一概不予采纳。还常常说：我就用这个，来报效我的国家。
这两个宰相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喜欢公开，有话好好说。
宋真宗就问李宰相：大臣们人人都有小报告给我，你怎么从来就没有呢?李沆回答：我当宰相，公事就在朝廷公开奏对，还要密奏干什么?凡是密奏，不是诬陷别人，就是对您献媚，我一向厌恶这种做法。
可以想象得出来，那些被赵普丢进大瓮里的东西，都是些见不得人的小报告，要么告人阴状，要么无中生有，要么小事生大，总之，都可以不理，你要是理了，好人就会受气，坏人扬眉了。
有些人做事总是喜欢走偏、出奇、使怪招，如果不带恶意，那也无伤大雅，只怕那些招数里，都暗含了些阴招毒招，一不小心，就会上当。
防人之心不可无，置之不理，甚至烧掉，当着众人的面，就是最好的办法。
(宋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第六)
当官的做派
枢密章楶曾经对我说：他当初做官，去的是四川，虽然路远道艰，也只是妻子骑着驴，他自己在前面牵着驴，儿女都还小，妻子抱着，只用一头驴驮着。
现在，却大大不一样了。那些刚刚当上官的，没有数十辆车都不走，车上载着老婆孩子仆人，一大堆。唉，真是可悲啊。前辈人勤俭的精神，一点都没有了!
我爸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做公社书记，有一辆自行车的时候，已经是七十年代后期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县里工作，县长坐的是桑塔纳，还是普通型的。因此，国朝初建，或者初次履职，一般都还会保持勤俭的本色，即便想奢侈，也没这个条件。
物质大大丰裕，生活也大大改善，官员自然要走在前列。享乐是人的天性，奢侈风气形成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即便奢侈花自己的钱，虽无可厚非，也要适度。消费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可惜的是，有些官员们的奢侈，大多用的是纳税人的钱，这就让人有些不耻了，这不能算本事，有本事，你就勤俭!
因此，勤俭是一种节操，它需要坚强的毅力。
(宋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第十七)仁宗不吃螃蟹
仁宗皇帝，四季都穿单衣，冬天不烤火，夏季不用扇，他说，他靠的是天地之间的中和之气。
有一次，宫庭举行宴会。其中有一道菜，是新上市的螃蟹，一共有二十八只。仁宗问：这些蟹，我还没有尝过呢，一只要多少钱呢?左右报告：一只一千。
仁宗听到这里，非常不高兴：我多少次警告你们，不要奢侈，不要奢侈，你们就是不听，一下筷箸，就要花费二十八千的钱，我实在于心不忍。于是罢吃。
历史上的宋仁宗，真是个好皇帝，让人敬仰。他死的时候，开封街头哭声一片，甚至连对手，辽国君主，也为他建了一个衣冠冢，表达哀思。
所以，我是相信他的事迹的。
四季穿单衣，只要加强锻炼，应该不是什么神话。他对自己有十足的信心，他相信，他是替天在完成大业。
他自律，螃蟹都不肯吃，这么贵，心痛。
其实，他是可以吃得到螃蟹的，宫廷的东西，经过多道转手，层层加价，一两文的东西就变成千钱了。
要当个好皇帝，当个人民都喜欢的皇帝，真的很辛苦，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乱来的。
( 宋 邵博《邵氏见闻后录》，卷第一)
常州百姓追苏轼
建中靖国元年，苏轼从被贬的海南往北走。
他身体不好，头戴小帽，身披厚衣，坐在船中，一直北行。六月十五日，回到常州。
常州百姓得到消息，都挤到运河两岸看苏轼，有数万人之多。东坡回头对同船的人笑笑说：这是要看煞我老夫啊!
郁闷中的苏东坡，见到这样万民齐呼的场景，一定心情大好。
常州人民非常喜欢苏东坡，东坡也一直将常州当作他的第二故乡。
名人效应，在哪个时代都有。不过，要让百姓发自内心地追星，那也是有条件的，人品好，有才能，可信度高。
虽然，苏是文人，但在娱乐明星还没有社会地位的时代，像苏东坡这样的大文豪，一定是万民敬仰的。
南宋曾敏行的《独醒杂志·卷第六》，有《东坡书惠政桥额》，苏东坡的出现也是万人欢呼：东坡被贬岭南，元符末年才开始北还。他的船过新滏时，人们恰好造了一座石桥，听说东坡来了，父老儿童，两三千人，齐站在东坡船的边上，请求他给新桥命名。东坡将要登岸去拜访县长，众人挤在船边，出也出不来，他只好在船上，写了“惠政桥”三个字，老百姓见字后，才慢慢退去。
常州百姓追星，追得正是时候。一个多月后，东坡就与世长辞了，只留下诗文永远陪伴人们。常州满城上下，悲痛至极，各商铺都主动停业三天，他们都想去见大文豪的最后一面。
(宋 邵博《邵氏见闻后录》 卷第二十)
卷三
木桶和蜡烛
临海县尉，舒亶，是个强悍人物。
有一天，衙门里的某弓箭手，喝醉了酒，在院子里大喊大叫。舒县尉用鞭抽他，不听，就用大杖打，还是不听，并且很嚣张地喊：“打得好啊，打得好啊，你也就是敢打打我，你敢杀我吗?哈哈，你是不敢杀我的!”舒县尉手起刀落。
当然，舒县尉被弹劾了。彼时，正是朝廷大量访求人才之时，案子报上去，许多官员都认同舒的行为，大胆有魄力。王安石一见大喜，人才啊，立即向皇帝推荐，不仅没问罪，反而快速升官，没多少时间，就做到了监察部长，在他任上，办了很多案子，为王安石新法的实施，扫清了不少障碍。
有一次，舒部长将案子查到了宰相王珪身上。原因是，王曾经将公家的洗澡盆，拿回家私用。这不是假公济私吗?高级领导干部，这样的行为，也绝不容许!
后来，舒部长因为得罪了旧党，也被关到了牢监里。其中有一条罪状是：舒曾经将公家的蜡烛，拿到家中去点。这不是和盗贼一样的行为吗?
舒部长得罪了很多人，因此，他的贬官，许多人还是欢欣鼓舞的。有一对子这样讽刺：舒亶不爱蜡烛，王珪岂爱木桶!
舒杀部下，有点儿像张咏杀那偷一文铜钱的士兵，都是因为对方先激怒，然后手起刀落。但细比较，舒比张残酷，偷一文钱，毕竟是偷，以此推论，法律上还有点依据，但弓箭手只是狂妄而已，一个人在上司面前狂妄，就可以杀他吗?绝对不可以!
所以，秋雨先生对舒亶的印象非常不好，说他是宋朝的检举揭发专业户，起因就是，苏轼因为舒的检举，被贬黄州。苏轼议论新法的诗确实没有错，但过于吹毛求疵了，王安石的新法哪能十全十美，不允许人家议论?改革总要付出一些代价的。我认为，《宋史》对舒的描写，几乎全是反面，原因就是旧党所写的书，影响了后世人的判断，将他的功劳一笔抹杀。
王安石重用舒，看中的就是他的果敢，有毅力，做事坚忍不拔，新法推广，实在需要这样强有力的执行者。
舒还是锱铢必较的人，因此，他才会将王珪宰相也弄得灰溜溜。在舒眼里，洗澡盆虽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但它是公家的代表符号，公私必须分明的。
当然，因为他的不小心，也将公家的蜡烛带回了家，尽管他点蜡烛是为了办公，但是，人家也同样可以认为，洗澡难道不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吗?!
(宋 朱彧《萍洲可谈》卷一，《舒亶残酷深文》)
考零分反得终身俸禄
元丰年间，宋朝举行一场特奏名考试。什么叫特奏名?就是那些考取举人后，省试、殿试，多次考不上的老举人，年纪都已经很大了，朝廷将这些人集中起来，皇恩浩荡，再来参加一次由皇帝主持的考试，分出等级。
有个七十多岁的老生，在试卷上这样写：臣已经很老了，实在写不出文章了，只有一个心愿，祝我亲爱的敬爱的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帝看到这样的试卷，很感慨，这也算是个老实人啊，我不能让老实人吃亏的。特给初品官，食俸禄终身!
这是无奈之下的急中生智，就比如现今那些作文考试中，剑走偏锋一般，如果把握好尺寸，往往能满分。
这老先生，很容易让人想起那白卷考生，几个拍马屁的字，就能得到这么多的好处?
是的，拍马屁永远存在，就看怎么拍。
老先生拍到点子上，最主要原因，现场唯一，如果大家都这样写，那肯定完蛋。说实话，即便那些会考试的，把数张卷子都写满了，也不太会有好文章，要有才，老早就考上了，所以，在满场格式化的阅卷过程中，突然跳出这样一匹“马”来，这驽马，将马屁拍得，让人兴奋，继而感叹，终于开恩。
皇帝还是精明，这七十多岁的人了，已经高寿，赐他个食俸禄终身，哈哈，还有几年呢?但是，这一特赐，则皇恩浩荡，天下感动。
所以，老先生作文零分，只是试卷表面上的，事实上他是满分考生!
对考生，对皇帝，都是双赢。
(宋 朱彧《萍洲可谈》卷一，《七十老生特奏名试卷》)
以石抵罪
刘鋹，喜欢造各种各样的房子。房子造好了，装饰的时候，就需要奇形怪状的石头，这样的石头并不是很多，于是，他下令，犯了法的，可以用石头来赎罪。
那些富人犯了法，就开船，到江苏浙江一带去采购怪石。现在城西苑药洲，有九块大石头，都是数丈高，人们叫它们“九耀石”。
五代十国南汉这个刘鋹皇帝，荒唐事很多，他喜欢任用阉割的人，谁想当官，必须把自己给阉了。
以石抵罪，并不论罪重罪轻，真是顾此失彼，顾小此，失大彼，只为自己着想，完全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可以设想的情景是，那些有钱的，那些钻法律空子的，买得起各式石头的，是怎样的一种嚣张和跋扈，抢劫偷盗可以成风，杀人也不在乎，结果只能是百姓遭殃。
用石头可以抵罪的南汉，注定短命。
(宋 朱彧《萍洲可谈》卷二，《刘鋹令国中以石抵罪》)
王夫人还官床
王安石的夫人姓吴，有洁癖，而王呢，大家都知道的，是个标准的不讲卫生的率性汉子，所以，他们俩，每每因卫生问题吵架。
王宰相退休回家时，有公家的藤床一张，吴夫人占用着。官家派人来要，但都怕吴夫人，不敢明说。第二天早上，王宰相赤脚爬到床上，躺了很长时间，吴夫人看见了，立即答应送还。两个生活习性完全不同的人，也可以组合成家庭的，这个不讨论。
我想说的是，这个大宋朝，规矩还是挺严的，就如前面的“洗澡盆和蜡烛”之争，官员退休回家，带了张床，都要还回去，估计这也不是什么新床，值不了几个钱，但既是公家的，必须要还。规矩有了，还得要执行好，这才是关键，官员得有这样的意识，不能占公家的便宜。
王安石自然是明白人，腐败和廉洁，家属也是重要的一环，藤床舒服，咱自己买就行了，如果买不起，那就竹床、木板床吧，不就是睡个人嘛。
王宰相到底是个有修养的人，他不明说，只是赤脚躺藤床，这算提醒，也算轻微抗议，你不是有洁癖吗?我躺过，你可以不要躺了!
(宋 朱彧《萍洲可谈》卷三，《荆公吴夫人好洁一》)
败家子戒
郭进造新房，落成那一天，他举行了一场宴会。
郭将造房子的各类工匠，都请到尊贵的位子上坐着。有人认为不可以，那些人只是劳动者，郭却不这样认为，他指着各位建房师傅说：这些都是造房子的。又指着他那些子孙说：这些是卖房子的，他们就不应该坐上座。
郭进这个反常举动，实在是至理名言，应该作为败家子戒。
劳动者光荣，并没有什么可耻，他们靠自己的本事吃饭，理应得到人们的尊重。而我这些子弟呢，他们只是享受者，如果不经风雨，不经世面，一旦苦难来临，他们必定撑不住，说卖房还是轻了，说不定还会流落街头呢。
败家子，很有可能是从卖房开始的。
郭进新房落成排座位，确实是一场教育深刻的警世课。
话题稍稍岔开下。
同样是造房子，现代一个常见的现象是，那些辛苦至极的农民工们，到年底往往拿不到工钱，弄得国家年年到年关都要强调再强调，整治又整治，电视上常见农民工排队领工资，数钱喜笑颜开的镜头。
至于像郭进那样的新房落成仪式，那坐上位的，绝对都是不造房子的各路官员，他们衣冠楚楚，手里拿把剪刀，也是喜笑颜开，“喀嚓”一声，典礼成功!
(宋 朱彧《萍洲可谈》卷三，《郭进戒子》)
杭州副职陪酒
杭州繁华，国家部委多在这里设置机构，当然都有各自的经费可以开支。
州里的主要官员是正副职两人。正职主持全面工作，而下面呢，又有各部委办局的领导在负责工作，所以，副职基本上就没什么事，他的主要职责，就是每天陪正职出席各式各样的宴会。
苏轼第一次到杭州做官，做的就是副职(通判)。当然，他也跑不掉，必须陪酒。而苏轼呢，酒量实在不好，喝两小杯就醉倒了，但是，大家都仰慕他的才华，他可是大宋朝的文化名人啊，朝夕相聚，苏轼只能疲于应付，于是，苏轼将杭州副职形容为“酒食地狱”。
觥筹交错，有人喜欢，有人却是负担。
喝公务酒的好处不说，坏处，官员也自明，但是，人在江湖，确实身不由己。有酒喝的前提是，有钱可以消费。公费放开喝，还有专项经费保证，那么，私费也会附和，并且蜂拥而至。
酒食成地狱，官员有苦衷。不在陪酒，就在去陪酒的路上。
苏轼不是李太白，苏轼也是怕陪酒的。
李白斗酒可以诗百篇，他酒量不行，文人怕失面子，也就是喝点米酒什么的量。
当官要当副嘛，本来挺自在的，却生生让酒给弄晕了!
(宋 朱彧《萍洲可谈》卷三，《酒食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