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谈点有关“德”的话题，于我而言似乎有些心血来潮和不自量力。但我还是要啰嗦几句的。
最近一段时间，“德”字似乎成了一些部门比较流行且火爆的热词。一些领导——不论是带“长”又手握权柄的一方诸侯还是不带“长”却有着某个头衔的山大王或者小喽啰，每逢大会小会长会短会都无一例外的要提到“德”：我们事业是良心事业，每个职工要有“德”;不能私下里对领导评头品足妄加评议，做人要有“德”;必须遵守单位的制度遵从领导的要求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工作中要有“德”;顺从和维护领导权威者，一定是有“德”之人——，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一提到“德”，领导们便如同打了鸡血似的情绪高涨口若悬河义正词严，似乎只有他们才是德才兼备才是有“德”者的化身或者代表。
听闻这样的讲话多了，心里不免犯嘀咕，到底是什么是“德”?评判有“德”无“德”的标准是什么呢?有“德”无“德”谁说了算，是不是领导说了算呢?
我不是伦理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作为一介草民，要谈点关于“德”话题的确有点不自量力甚至有些狂妄自大。不过，身处一个单位生活在社会群体中，“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无时不刻都在影响着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对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发挥着导向和调适作用。作为具有目的性劝导力的“德”是人人能够自省和感悟到的，我们每个人应该都能获得的一定的道德体验和认识，形成一定层次的“德”的观点。因此，作为一个草根，我在此斗胆妄谈有关“德”的话题，我想应该不会招致非议吧。
那么，什么是“德”呢?
从字面上看，“德”是一个会意字。在甲骨文中，“德”字的左边是“彳”( chì)形符号，它在古文中是表示道路、亦是表示行动的符号，其右边是一只眼睛，眼睛之上是一条垂直线，这是表示目光直射之意。所以这个字的意思是：行动要正，而且是“目不斜视”。 在金文中，“德”的会意就更加全面了，“目”下面又加了“心”，这就是说：目正、心正才算“德”。《说文解字》里也有“今俗謂用力徙前曰德。古語也。从彳。聲。多則切。一部”的解释。还有人依据拆字法，说“德”为十四人一条心走在正道上。
从本质内涵上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是人类生活所特有的，以善恶为标准，依靠宣传教育、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来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说起来，作为文化范畴之一的“德”，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有着古老的历史渊源，也是古圣先贤最热衷讨论的话题之一。
有人认为，“德”原本是氏族习惯法的概称，产生于氏族的共同祭祀，“德”的最初含义就是尽孝守祀，回报父母生育之恩。从祭祀父祖开始，扩而展之，就是祭祀本氏族的远祖乃至始祖，这种氏族或族团的集体祭祀仪式法则，概称为“德”。进入阶级社会后，殷周时期开始，“德”这一文化范畴逐渐与政治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治国理政的手段和驭人之术，对于维护阶级统治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道德的教化功能，甚至在有些朝代“以德治国”成了当权者治国的基本方略。
作为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有反作用于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德”的内涵和评价标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具有时代特征和鲜明的阶级性。即使是在倡导“德治”的社会，善恶标准、“德”的评价标准和尺度也不一定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有时候成为个别人专权独断唯我独尊的工具。
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少见。秦朝二世时期，就有“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后来的结果是，“言马”者都被赵高砍杀，而“言鹿”者却身居庙堂性命无忧。战国时期楚国的屈原，对内主张改革，对外采取联齐抗秦，深得楚怀王的信赖，引起贵族上官大夫靳尚和令尹子兰的不满，他们颠倒黑白，恶意中伤和诬陷屈原，使得屈原被流放到湘水地区，屈原报国无门，只好投汨罗江而死。三国时魏国的杨修，恃才放旷妄测上意，因识破曹操军令“鸡肋”之意，被曹操以扰乱军心的无“德”之罪斩杀。宋代的岳飞，一心抗金收复河山洗雪国耻，可就在他意气奋发乘胜北进的时候，宋廷以12道金牌强令岳飞班师后，宋高宗、秦桧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于风波亭。在这些历史典故中，道德、善恶的评价标准显然是掌握在赵高、楚怀王、子兰、曹操、秦桧等人手里的，谁顺从他讨好他谁就有“德”谁就是善的，反之则是无“德”是恶的，所以才上演了一幕幕奴才当道，忠义之士贤能之才蒙冤枉死的历史悲剧。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德”的内涵和评价标准具备了新的时代特征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建立起了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为基本要求的社会主义道德是， 它能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出发点评价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对人们的社会行为进行有效的规范和产生积极的劝导作用。
由于社会生活具有复杂性人们的职业具有多样性，因而“德”又具体化为职业道德和个人道德，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又有着不同的职业道德规范，不同职业不同环境下“德”的具体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教师，必须依法执教，爱岗敬业，热爱学生，严谨治学，尊重家长，廉洁从教等。比如医生，应做到时刻为病人着想，救死扶伤，文明礼貌服务。举止端庄，语言文明，态度和蔼，同情、关心和体贴病人等。再比如公务员，必须做到奉公守法，廉洁自律，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等等。
不管哪个领域什么样的职业道德规范，其中都没有“绝对顺从领导”这一条。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部门的个别领导却生吞活剥的理解“德”的内涵，经常夸夸其谈，大讲特讲“德”之重要性。讲来讲去，最后归结为一点：谁对领导有不同意见，谁对领导的做法提出质疑，谁就无“德”，就应该为众人唾弃!他们甚至坦言用人原则：宁用有德无才的奴才，也不用有才无德的人才。
很显然，个别领导判断有“德”无“德”的标准，既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观也不是合理的个人道德观，他们完全以自己的好恶、自己满意不满意来评价职工的“德”，完全是为个人私欲和专权独断服务的。甚至有一些领导，说起有关“德”的道理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信誓旦旦，但私下里却中饱私囊男盗女娼鸡鸣狗盗作风败坏，干着些为人所不齿的龌龊勾当。这种行为其实是一种历史丑恶的复制，和赵高、子兰、曹操、秦桧等人没有多大的区别。
这种做法和当前的腐败现象多少也有些相似。纵观近一段时间查处的腐败案件不难发现，一些“老虎”在位期间，在反腐问题上态度坚决措施的得力言辞凿凿，而背地里却大肆搞权力寻租敛财挥霍生活奢靡，有的领导是东窗事发后在安排和布置反腐的会议现场被有关部门带走的，让人感觉似乎是多少有些贼喊做贼。不过，法海崖文学网恢恢疏而不漏，贪官虽隐藏得深伪装得妙却最终难以逃脱法律的制裁，而缺“德”的一些领导却依然是可以堂而皇之地给职工们讲“德”的，因为他们的有些失“德”之举还不在法律的惩戒范围之内，是需要他们提升道德修养来自省的，所以，我们只好怀着良好的愿望等待那些领导涅槃了。
近代有个学者吴虞，在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后在一篇杂文里写到：“我们中国人，最妙的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是并行不悖的，这就真正奇怪了!”拿这话来套用一下现在一些部门的个别领导，那就是：我们的一些领导，最妙的是一面干缺德事，一面又能讲关于“德”的大道理。缺德与积德，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在如今的某些领导那里，却认为是并行不悖的，这就真正奇怪了!
这样说其实有点照猫画虎或者张冠李戴，甚至有些危言耸听。因为在现在，口是心非言不由衷似乎成了一种流行病，面对权力的掌控者——无论是带“长”的还是不带“长”的无论是山大王还是小喽啰，不管他们关于“德”的论断是否合理，大家都须得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地迎合。否则，一旦戴上无“德”的高帽子被道德绑架，多少还是有些难为情从而下不了台的。
幸好，在中国“筑梦”的路上，这些软骨病现象毕竟是局部的暂时的，缺德却又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绑架别人的领导也只是少数人，只要我们民众能守得住道德的底线和做人的良知，他们的丑陋龌龊以及掩耳盗铃的行为就必然会曝晒于阳光之下而无处遁形。到那时，世界清明，乾坤朗朗，每个人都能通过内省和慎独来修养“德”性，该有多好!
奉劝那些健谈的的领导们，正人先正己，先积德修德提升内在的软实力，然后再评价和指斥别人的“德”性和修为也不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只要你的道德修养达到了社会和公众的道德期许，别人一定会见贤思齐向你学习对你崇敬的。
写了这么多关于“德”文字，东拉西扯毫无头绪，我似乎在痴人说梦，旁观者若能于杂乱中觅得我的些许心痕，也算不负半截光阴了!
该上班了，还是少谈这些有些虚无缥缈理论，去上好一节课做好实际工作吧!或许，这就是“德”性的最佳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