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在今天，其意义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我相信，居住空间及其功能在大幅度地锻造今日中国家庭的神话，犹如伦理关系一度主宰着对家庭意义的锻造一样。以前，人们常常习惯于将家庭置于伦理学的范畴内来对待，将家庭看作是一个伦理有机体，一个血缘关系和夫妻关系的居住结合体。
在这个结合体中，不是房屋的空间关系，而是家人的血缘关系，成为家庭的意义重心。理想的家庭就是对血缘关系和夫妻关系的反复再生产，并使之保持一种持久而稳定的凝聚力。房屋空间，只是这个家庭的一个外部性结构框架，它并没有深深地嵌入到家庭的关系政治中来。
因此，包围着家庭的关键词是托尔斯泰式的:和睦或者争吵、温馨或者暴虐、友爱或者敌意、幸福或者痛苦、忠诚或者欺骗，等等。这些词语，我们看到，只是对家庭伦理，或者，是对个体伦理品质的书写。家庭，就这样首先被纳入到伦理学的考究当中。伦理学，是横贯家庭空间的一个主轴和杠杆，家政就围绕这根主轴而展开，并将一切家庭事务置于它的审视之下，并受到它的严厉裁决。
伦理关切，每时每刻地洒遍在家庭的各个角落中。它既成为家政的起点，又成为家政的终点。家庭的创立形式是婚姻的缔结，这种缔结奔着一个幸福的伦理目标而来，居住空间则成为这个伦理目标的无关大局的载体，它服务于但不作用于这个目标。人们相信，一个温馨或者暴虐的家庭——这是家庭最通常的两个典范模式，其根源只能埋伏在个体的伦理生活中，而不是埋伏在家庭的空间构造中。只有个体的伦理选择才能刮起家庭的风暴:家政关系植根于家庭成员的生活艺术当中。
但是，这样一种考究的家庭伦理，被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的空间生产吞噬了。现在，家政和婚姻关系并不借由一根伦理的绳索来维系着，相反，家庭的居住空间开始施展力量:空间在对家政的生产中越来越具有一种主动性。它在塑造着家庭。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历史时刻，家庭首先总是以一种空间的形式出现:没有一个固定的居住空间，就不存在牢不可破的家庭，居住空间是家庭的坚决前提。但是，人们通常只是将家庭的空间几何学作为家庭伦理学的一个附属框架，这个框架是中性的家庭器皿，是家庭伦理戏剧的表演舞台，是家庭核心要素的僵化外观。这是个静态的没有创造力的空间，是一个非政治化的物理空间，它只是沉默地承受着家庭伦理的结构。但是，这种僵化的居住空间，如今已经从安静的微末状态被唤醒，而变成一股活跃的积极力量。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居住空间，在内部，生产着家庭的伦理关系;在外部，则再生产着社会关系。家庭空间和家庭伦理的结构关系发生了颠倒:空间关系取代了伦理关系，成为家政和生活的第一要务。不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而是家庭房屋本身的几何空间关系，在书写着家史，宰制着家庭结构，创造着新的家庭政治。家庭，在某种意义上，是空间生产的效应。
在城市，居住空间突然被抛向了市场，变成个人能够占有的商品。此刻，空间的生产政治得以迅速启动。人们对空间的理解瞬间发生了变化。以前，居住空间是僵硬的计划配置，现在，居住空间是灵活流通的商品;以前，居住空间是被租赁的，其拥有权属于国家;现在，居住空间是私人占有的，其拥有权属于自己;以前，空间总是漫漫一生的一个个暂时的过渡，是一个空间和另一个空间之间的反复中转，现在，空间是永恒的财产，是可以作为遗产继承下来的固定财产;以前，个体喜气洋洋地但依然是被动地承受国家对于空间的均平配置：现在，个体是主动地一劳永逸地占有空间，空间是可以转让、出售、增值的私人财富。国家不再以一种专断的形式囊括和垄断一切空间了，空间也不再内在于国家自身的严厉结构。空间从国家的紧密控制滑向市场的自由选择，它成为私人的竞技对象。这样，空间从一个安逸的寂静状态被抛向了动荡的战场，它的意义根据争斗的结局而被允诺，空间在反复地厮杀之中才能自我表达。住房既是庸碌日常生活的中心，也是非凡的呐喊、竞技和吵闹的中心。围绕着住房的争夺成为当代最直接的战斗形式。居住空间将一系列的战斗汇集于自身:这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多层次相交织的战斗，也是各个阶层之间的政治经济战斗，是个人同匿名群体的战斗，是利益群体和利益群体的战斗;这也是文化的战斗，是历史和现在的战斗，是文化遗迹和当代欲望之间的战斗。当代的阶层斗争不是被意识形态歧见所怂恿，而是被一个核心性的住所空间所激活。同样，结盟不是因为信仰而扭结在一起，结盟是因为住所的相关性而结盟，是因为住所的共同命运而结盟，是因为住所表达的同一意义而结盟。正是由于相关联的居住空间，异质性的职业群体，才在战斗中表达共同的激情。斗争的痕迹刻写在住房的表面，团结的痕迹也刻写在住房的表面。今天，观念的政治已经转向了居住政治，意识形态政治转向了空间政治。
我们看到，个人居住空间的所有权方式和占有方式发生了变化，从外部包围着空间的政治经济学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毫不犹豫地投射到家政结构之中。
人们现在不顾一切地卷入到空间的争夺中。就家庭内部而言，空间不再是它的外壳，而变成了它的目标。事实上，家庭空间的建立现在变成了一个具体的经济问题。人们都明白，家庭现在是根据它的居住空间来下定义的。空间占据着家的重心意义，外人对家庭的首次探询总是从空间“大”“小”着手。在家庭内部，幸福只和面积相关，情感退回到了空间的帷幕之后，婚姻关系附属于空间关系。人们在培育一个家庭，与其说是培育一个和谐的夫妻关系，不如说是培育和扩充一个宽敞的居所。
从理论上来说，因为空间不仅供居住，还能成为增值的财产，这种性质的居住空间就可以被无休止地追逐和投资，它是贪欲攫取的对象。在另一方面，空间的扩张，是尼采式的权力意志的本能要求:空间总是在扩充着空间，空间总是在寻求自身的繁殖，空间总是在为自身的扩大再生产所驱动。这样，空间就自然地成为家庭身体的动力机器。家庭不再深陷于自身内部的伦理纠缠中，相反，它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好战的身体，而卷入到同外部的残酷竞赛之中。每一个家庭变成了无限广阔的空间之战的一方，家庭短暂而漫长的历史，就是占据和夺取空间的战争历史。家庭，它的使命、目标、家政原则，都紧紧地缠绕着居住空间而展开。居住空间，差不多是家庭永久的或隐或现的缺失性内核。家庭绝不会在这个方面抱有豁然般的满足之感。居住空间似乎是一个没有端点的欲望链条，家庭总是在这根链条上吃力地爬行。家庭的宏大叙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不断地向新的居住空间目标进取的叙事;家庭的隆重戏剧，就是居住空间得失的悲喜剧;家庭的日常生活，就是家人平静地但又是努力地聚集购房力量的挣扎生活。漫长的日常生活所日积月累的能量最终爆发于购买住房的那一瞬间，也正是在这一瞬间，家庭的平生赌注被掷下了。漫长的负担就背在家庭的紧绷着的肩头。居住空间，既是家庭的家宅，也是家庭的枷锁。它既让家庭成员陷入绝望的漫漫黑夜，也让家庭成员被狂喜所汹涌地撞击。居住空间一遍遍地促使家庭情感猛烈地爆发。
家庭，就这样为空间的压力所驱动，空间成为家庭的发动机。一对年轻人组成家庭，也许在这个家庭的新婚之夜，空间的谋划伴随着枕边的绵绵絮语;同样，这对年轻人变成弥留之际的老人时，可能将住房空间写入遗书的核心条款。住房，既是家庭的必需序曲，也是家庭难以平静的尾声。在序曲和尾声之间的，是家庭成员平素的日常奔波，这种奔波无非就是试图将住房缓缓地扩大:人们在卧室中悄悄地点着钞票的数额，实际上他在飞快地换算未来居室的面积又增加了几个平方。一旦人们千辛万苦地攫取一个居住空间，总是要炫耀性地示人。主人不厌其烦，参观者则络绎不绝。这段时期是铺张性的家庭节日。每个家庭空间的扩张，都会伴随着一个盛大的家庭庆典，婚姻喜庆的压倒地位现在让位于乔迁的节日。
对于目前的家庭来说，未来的居住空间总会演变成一个想象中的乌托邦，住所的乌托邦色彩无一例外地促发了对现时的批判动力，它无情地警示了人们对眼前的不满，鞭策人们眼下的劳作和生活。理想家庭就是这样首先作为一个生动的空间形象浮现在将来的时日。家庭空间，而不仅仅是家庭伦理，成为忙碌的人们生活的一个极具抱负的目标。空间，一旦成为巨大的欲望对象，就可能会摧毁夫妻的平静状态。夫妻总是在这样一个远大的目标面前励精图治，他们的生活实践并不深陷于现有的房屋之内，而是受制于将来的空间想象，并被它所宰制、推动、驯服和牵引。空间就这样锤炼着家政。家庭成员注定要享受空间，但是，反过来，他们又成为这种空间享受的囚徒。这是家庭固有的悲剧性悖论:一个舒适的宽敞空间，却是通过繁琐不堪的劳作而获取。人们以苦行的方式追逐一个幸福的未来目标，这决不是什么新的生活法则，只不过是，那个以前的无形天国现在变成了地上的水泥房子。现在，家庭内部，压倒性的生活实践就是这个空间目标。完全有可能，在家庭内部，婚姻关系自身的品质退缩到空间目标之后:无数的事实表明，离婚和结婚常常将空间作为考量的指标。有时候，人们是因为要占有、分享一个空间，而走进婚姻;有时候，人们由于难以忍受一个狭窄空间而走出婚姻;还有些时候，濒临破裂的婚姻因为无法将居住空间一分为二，或者无法找到另一个可替代的空间，而被迫维持着。居住空间，就这样对婚姻状况——无论是结合还是解散，起着积极的构造作用。我们相信，家庭，首先浮现的是一个空间形象，其次，它才让一种伦理关系盘踞其间。
对一个独身者，或者一个集体宿舍中的学生而言，空间具有一种此刻的经验意义，但没有内在于家庭的乌托邦意义。在这个学生这里，宿舍空间是一个过渡之物，它是异己的、被共享的、临时性的、权且的、无经济价值的。这个空间当然会赋予他一些独特的宿舍经验——无隐私感、心理上的拥挤、敞开在他人目光之下的局促，或者完全相反，群体的温暖，喧哗的激情以及欲望的夜晚低语。集体宿舍，作为一种空间形式，从来不会受到细致呵护(清洁活动总是学校强制性的实践)，也从不激发经济冲动。有可能，一种知识，一种理想，一场革命在这种空间框架之内被酝酿，但是，这种空间本身从不被酝酿，空间也从不自我冲动。宿舍经验赋予了学生空间意识，但是没有赋予他们空间的经济意识;这个空间在生产着学生，但没有从经济的角度来生产学生。这个空间可能在生产一种气质性的主体，但还没有开始生产一种功能性主体——只有家庭空间在生产着忙碌的以空间为目标的主体。对学生而言，宿舍，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宿舍，总是即将脱去的外套，宿舍既不会激发其空间情感，也不会激发其空间欲望。宿舍经验并未将他推向残酷的空间竞赛中。
同样，一个年轻的独身者，也不怎么卷入这种空间竞赛中。独身者——尚未卷入家庭关系中的个人——并不一定会有强烈的空间扩充欲望。对于他来说，居所面积的大小，尤其是居所的功能性配置和区分，不会有家庭那样的重要意义。他将他的整个居所看作是连续性的，室内是一个浑然整体，每个领域都完全从属于自己的要求。居所的意义只是仰仗一个人的临时经验。这样，单身居所内的每一个领地，其意义可被任意创造、组织、改换、添加。独身者只要借助一种结构性的意义变动，就能在小的居所内创造出一个大空间内的各种功能配置。一个人的空间是一个无限的空间。一个人的空间永远大于家庭空间——无论这个单身空间多小，也无论这个家庭空间多大。这样，人们很少抱怨单身居所的狭小(除非小得抬不起脚来)。同样，人们不会强烈地将居所的面积作为独身者的地位标记。独身者，由于处在绝对的隐私状态，由于不暴露在任何的目光之下，由于被完全的自主性所包围，由于所有这些而带来的纯粹的空间自由，那么，空间的大小，空间的功能性区分，空间的开阔以及由于这种开阔而带来的世俗声誉，相比这种空间自由，还有什么意义呢?单身者，如果不是准备走进婚姻，建立家庭，为什么要拼命地扩充他的空间呢?如果居所内没有侵蚀自由的权力存在，为什么要卷入日常的空间之战呢?
所有这些都从反面证实了家庭空间之战的必要性。从外部而言，是经济的冲动(这是学生的反面形象)，从内部而言，是自由的冲动(独居经验告诉我们，家庭是在削弱自由)。尽管所有的家庭都在奋力地争夺居住空间，但是，他们所占有的空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正是社会竞争的结果。空间的竞争，是社会竞争的主要征象。也许，居住空间的差异，最能昭示社会的阶层差异。空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地成为社会等级的记号，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显著地刻录社会的不均等伤痕。不同的阶层，一定会占据着不同的空间，但是，这些差异性的空间本身，反过来又再生产着这种阶层差异。我们看到，同一个阶层的人们，常常居住在类似(面积，结构，地点，所在社区)的空间中，而这种空间更强化了这些人同别的空间中人群的区别。这就是形形色色社区的诞生。不同的社区，存在着不同的生活风格:马路边沿的棚户中在热气腾腾地暴食的人;大杂院中高声喧哗世事的人;塔楼中蜷缩在屋中读晚报的人;别墅花园中拿着酒杯在盛大派对中微微含笑的人;郊区中早起就贪婪地呼吸氧气的人。人们根据自己的空间状况，来安置自己的生活。居住空间在锻造人们的习性，锻造他们的言谈、姿态、表情、举止、节奏和趣味。什么样的居住空间，就能锻造什么样的身体和习性。习性是空间的产品，有些居住空间促使人庄重，有些居住空间促使人轻浮;有些空间促使人乐观，有些空间促使人狭隘;有些空间促使人脾气暴躁，有些空间促使人温文尔雅;有些空间会促进健康，有些空间会引发疾病;有些空间能够让人放声大笑，有些空间使人长期沉默无语。人们要日复一日地回到他的家中，回到那种居住空间长久形成的政治结构中，空间在耐心而沉默地塑造他们的习性。空间在生产主体。住在同一类型社区的人们，通常会体现出相近的身体特征。一些高级的住宅区域中进出的人们，脸上总是挂满了冷漠的骄傲。
这些新的社区，其标准、规范和目标发生了变化。它是按照经济阶层来定位的，而且它假设经济标准就是一切标准之基础:是身体和习性之基础，是生活风格之基础。社区确信它的居民的同一性，它也在故意地锻造和强化这种同一性。这样，家庭所在的空间社区已经取代了最初的工作单位，发挥着社会分层的功能。单位和职业不再是身份的绝对标志，单位内部和职业内部，不再被一个同质性标准所统摄，而是被巨大的差异性所标识。同一个单位的群体所构筑的居住社区，现在已经分崩离析。人们不再是根据单位而居住在一起，而是根据经济状况居住在一起。社区，现在是在整个城市中招纳同一个经济群体，而不是招纳同一个单位群体或者职业群体。社区内在的居民，从经济上来说，是同质性的;从单位和职业来说，是异质性的;就自身内部的地位阶层而言是同质性的，就同外部的其他社区的关系而言，是异质性的。社区能够同时性地进行区分和认同。各种各样的社区围墙、门卫、保安是这种区分和认同机器，他们是分辨和排斥之目光。由于没有任何的工作联系和职业联系，同一个社区的人，尽管近在咫尺，却形同路人。不过，这些陌生的邻居却遵循着同一规律:他们的家门在早晨被锁上，在晚上被开启。社区的白昼基本上是沉默的、空缺的，是属于老年人和孩童的(社区的犯罪因此总是在朗朗白昼之下)。社区的喧哗同黄昏一起降临。越是那种庞大而密集的社区，家庭的内敛性和封闭性越是强烈。社区有时是家庭的延伸(有时不免将它当成一个居住的环境和归宿)，有时是家庭的外部(当居住者将大门紧锁之时，社区的事情和自己完全无关)。对于他们来说，安静的居住并不能促进彼此之间的商谈，除非共同的居住面临着同一个威胁。社区的悖论就是认同和区分的悖论:既让某些同质性的群体取得空间上的认同，也让他们保持着心理上的区分;既使某些群体的社会标记存在一种空间性的地位辨识，也让他们各自保持一种家中的陌生感和神秘。这些邻居的身体、表情、趣味、言谈，总之，他们的习性，可能十分相似，但是各自保有一个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这是些遥不可及的邻居。现在，身份的单位标记开始让位于社区居住空间的标记。空间在记载着等级。阶层区分导致了空间差异，反过来，空间差异进一步巩固了这种阶层区分，进一步从场所的角度巩固了社会分化。家庭空间在反复而固执地锻造着个体，也在反复而固执地强化着社会等级。
尽管家庭空间被卷入了纷繁的社会领域，但是，一个家庭空间永远是另一个家庭空间的黑暗之所:外来的一切目光可以被阻挡在家庭的四壁之外。在这个意义上，家庭空间断然地同社会空间隔离开来。就此，人们设想，在家庭内部，一旦将社会的面具摘下，就可以变得放肆而真实。人们还设想，在家庭内部，一旦挣脱了社会等级之链条，就会恢复自然状态和民主状态。人们同样设想，人们在文学作品中、在电影中、在各种各样的个人日记和书信中设想，家庭空间是诗意的、休息和温暖的。所有这些设想，这些关于家庭的神话，在今天的空间政治中，都是错误的。家庭绝非鸟巢。在家庭中，人抛弃了社会面具，但不是还戴上了家庭面具了吗?人将社会权力阻挡在外，但不是还遭到家庭权力的侵蚀吗?人摆脱了办公室或者校园的空间压力，不是还要承受家庭的空间压力吗?
是的，在家庭空间内部，权力并没有完全收手。离家出走的孩子，下班后在办公室下棋的男人，这差不多是家庭的两个经典形象。这也是家庭内部的权力证词。我们相信，家庭空间还生产着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政治关系。家庭并不是一个权力销声的场所，人们在办公室里隐匿的面孔并非在家庭中能够自由地展开。对于一个家庭而言，住所并非一个绝对自主的空间。人们从学校或者公司回到家庭，只不过是从一个权力空间转换到另一个权力空间。实际上，家庭室内的配置是政治性的。室内的空间权力配置是对社会空间权力配置的呼应，是对它的再生产。或者，更准确地说，家庭空间和社会空间在相互地再生产，社会空间将其权力结构投射到家庭空间中来。我们看到，社会地位显赫的父亲通常在家庭的餐桌上占有首席，他们的身躯总是吸引着室内的其余目光。他们历经室内的每一个角落，都临时性地变成了空间的重心。室内空间总是根据父亲的步伐而变动它的权力结构。通常的情况是，谁在家庭之外握有权力，谁就能控制家庭内部的空间结构。父权制的幽灵在室内徘徊。同时，家庭空间也被分割了。父母的卧室宽大而明亮，孩子们的卧室隐秘而狭小。尽管父母对孩子们百般溺爱，尽管父母总是想千方百计地赢得孩子们的心，但他们总是占据着核心性的卧室空间，并同孩子们形成尖锐的对照。父母和孩子的卧室各自保留自己的秘密，但是也强化了他们之间隐秘的等级分歧。不过，父母可以随意闯入孩子们没有锁链的卧室，孩子们却没有权力踏进父母紧闭的房间:两代人的沟壑最开始是从室内的空间开始挖掘的。孩子们的要求只能是在客厅陈述，父母的规训也在客厅四周回响。客厅就这样包容了家庭的活动，包容了家庭内部的公共话语。客厅，就这样保留了空间常见的悖论性:它是一个封闭地点中的公共场所。如果说卧室是绝对隐私之地的话，那么，客厅则是一个开放性的隐私地带。客厅和卧室的功能，复制了各种封闭性机构内部的空间政治关系:我们发现，父母的卧室、孩子的卧室和客厅，在校园里，分别对应于老师的办公室、学生的教室和操场;在公司里，它们对应于老板的办公室，员工的办公室和会议接待室。家庭空间的部署，是一个机构空间的微缩。任何一个密闭的空间都会配置一个通向外部的场所:如同公司的会议接待室还等待着光顾的客人一样，客厅，也接纳家庭的外来者，接纳家庭成员的知己、故人、密友，以及远道的亲戚。客厅，这个家庭内部的公共空间，如同一个小型花园是一个社区内部的公共空间一样。它有密闭性，但是，它也敞开着大门(卧室在客人来时，总是紧闭着，没有专门的邀请，客人是不能走进卧室的)，将各种各样的临时性的外来过客招纳其中，它成为内部的家庭空间通往外在社会空间的中转。
同享乐的卧室相比，厨房是一个艰辛劳作的苦涩空间，它败坏了想象的家庭诗意。家庭并不完全是一个温暖的巢窝，它还是一个生产食品之地，并保留了古老的手工作坊的特性。厨房，是现代家庭内部的一个手工车间，它囊括了一个与底层工人类似的劳动过程，在大部分时候，厨房既代表着家庭自身固有的繁琐，也代表着家庭中的屈从位置，它令人望而却步。家庭内部的空间之战，最激烈的就是厨房之战:谁逃避了厨房，谁就宰制了空间。厨房成为夫妻权力结构的测量砝码。一般来说，厨房总是妇女们的空间，这个事实如此之普遍，以至于厨房和妇女的关系远远地溢出了家政结构之外，而成为社会女权运动的一个焦点:妇女们要获得平等地位的标志之一，就是要摆脱厨房的琐碎管制。实际上，厨房是接纳父权制的最佳场所，是社会结构刻写在家庭空间中最深的痕迹。厨房，这个家庭中赤裸裸的争斗之地，和浴室一样，总是被置于家庭内部一个边缘场所，一个隐秘的角落。厨房是苦涩之地，浴室是交欢之所;厨房是家庭空间中的一个凹口，一个创伤，浴室则是柔软之乡，是乌托邦的巅峰地带;厨房将社会召唤到家中，浴室则将社会抵挡在门外。这是家中的两个极端，既是地点的极端，也是身体的极端。它们躲藏在家中的一隅，将身体的欲望和反欲望，在室内进行第二次储藏。
室内存在着广泛的权力结构，而装修，正是对权力结构的巧妙抹擦。装修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它的耗费决不逊于一所房子的搭建。人们在此殚精竭虑，细察每一个角落，力图将室内变成一个熠熠生辉的艺术品。装修是将“房屋”转化为“家”的过程。家的点滴意义，不是埋藏在房屋的建筑材料和建筑结构之中，而是埋藏在房屋的装饰、点缀和细小的呵护之中。装修就是要获取家的温馨表意。为此，它要掩盖一切的僵硬结构，掩盖房屋的物质性和素材，掩盖僵硬而呆板的垂直接口，掩盖工业生产的笨拙和专横。装修实际上是让房屋的物质性消失，而建造一种具有独特氛围的空间。家的空间氛围应该具有丰富的色彩(各种各样的墙漆)，具有人情味(要挂一些装饰品)，具有艺术气息(墙画、书籍、音响、古旧家具)，它要变得更柔软(木地板和布沙发)，更温暖(各种灯饰、窗帘)，更和谐(石膏线和吊顶)，更像大自然(室内总是种植一些花草，或者仿造自然)。这样一个空间氛围，力图削弱权力的霸道和粗暴，力图抚慰空间政治的内在逻辑，力图让家庭团结和睦，并将它变成一个休息场所，一个感官松懈的场所。
家庭空间似乎就这样从社会空间(比如办公室)中抽身而出。它的功能和目标确实是对社会空间的一个潜在替代，但是，它的结构依然是社会空间的一个隐喻，并持续地巩固和再生产着这个社会空间事实。我相信，居住空间，现在开始前所未有地驾驭着家庭这个微型的社会结构。家庭戏剧，不是在这个空间内激烈地上演，而是温顺地被这个空间所导演。家庭伦理的波澜，则不过是这个空间内泛起的微不足道的丝丝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