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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逾八十的王中玉老师忆写自己一生的《诗忆人生》的文稿，放在案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常常望着这沓文稿出神。
王中玉老师是我读晋东南师专时的古典文学老师，他以自己八十年中不同人生时段写的诗——主要是古典诗词为主体，配以对这些人生时段的回忆文字，构成了对自己八十年生涯的回忆，交付出版社出版，嘱我这个做学生的为之写序，这再次让我感到了诚惶诚恐。
说“再次”是因为我的老师梁积荣，也是在年逾八十时，在出版忆写自己教学生涯人生经历的《诲学杂集》时，嘱我作序，曾让我诚惶诚恐多日，难以落笔。
此次感受依然。
说“难以落笔”，是我的实情。
按说即使是学生为老师的大著作序，以常规，其间写写学生与老师的求学经历，写写学生对老师的敬重与忆念之情，写写学生对老师笔下所记的感受与称誉，也应该是不难的，但我却不想依此常规。我在为梁积荣老师《诲学杂集》所作序《那一代北大人》中曾谈了让自己为此“诚惶诚恐”的原因：如果说，19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通过文学与文学批评来承载民族文化思想的“文学的时代”，那么，近二十年来，则是一个通过“史实”来承载民族文化思想的“史学的时代”—— 因了现实种种“真问题”，试图用新的史料来构成对旧的价值构架所“遮蔽”的“敞开”与“澄明”并进而达到对旧的价值构架的“颠覆”。因之，这样的“史实”是“有思想的学术”，是对当今现实有批判锋芒的“历史”，也是新旧价值体系断裂时学界所依仗的学术研究范型。正因此，近些年来，或许也是因为自己时时被人称为“学人”之故，所以，出于对自身的认识之需，自己近些年来是每每或遥望或凝视前几代学人的“背影”，而在凝神前一代学人的背影时，在回望与前一代学人交往的情形时，自己常常与朱自清先生在《背影》中所发出的感叹产生强烈的共鸣：“我现在想想，那时实在是太聪明了。”在那篇文字中，我还说道：梁积荣、王中玉老师这一代知识分子，“作为与我们距离最近的一代学人，更多地以自己无文字记载的付出，承续了民族文明的链条，影响着我们的成长，他们丰富的经历与中国的历史进程血肉相连，其中所蕴藏的精神矿藏，是一笔宝贵的值得我们细细盘检的财富，对他们重视与研究的不足，或许正是当我们这一代学人，成为当今学界的骨干力量之后，造成了学界乱象频频的主要病源之一”。要而言之，我是想通过他们笔下所体现的他们这一代中的“个体”身影，追踪他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踪迹”，并以此表达对他们叙写自己血肉丰满的人生真实经历的尊重。古诗云：“近乡情更怯”，我现在也是，与老师越“近”，越是“情更怯”，更何况还有那寻觅他们这一代“踪迹”之难的难度呢。
我的父亲，一生坎坷，其间所蕴含着人生“密码”时代“密码”;我的身上，因为流淌着他的血液，对我人生的影响，每每让我长夜难眠。他年逾八十时，我曾经发誓要写出我眼中的“父亲”，写出“父亲”的“背影”，但迟至今天，了无一字，难以落笔，亦盖因“情怯”而“难”也。
但王老师的大著马上就要出版了，师命难违，我还是先把自己读了他的这本大著之后的感想写出来，虽然零碎且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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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师生一场，但我对王老师的人生经历其实并不了解。打开他的这本忆写其人生经历的大著，首先让我非常惊异的，是他小的时候所受到的古典诗词的熏陶。三岁时，口耳相传，居然能够背诵岳飞的《满江红》。六七岁入私塾时的教材是《古文观止》，那个时代类似今天中学堂的考试，居然是背诵一百首诗一百篇古文，而对对子，练习古典诗词、古文写作，更是王老师那一代人少儿时代的必做功课：如王老师批作文中的句子“不久间而感慨系之矣”，评语：“‘不久间’非文言，应用‘不旋踵间’”，类似这样的事例及王老师少儿时代写的古典诗词，王老师在大著中多有记载。我想说的则是，正是这样的古典诗词古文的教学与训练，不仅仅使王老师这一代人，还有着相当的古典文化的功底，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古典诗文，是千年中国文化的载体，从而使中国文化的文脉、精血、风貌、神韵，在王老师这一代人身上还不曾全然中断，至于我辈一代，则并非如此了。
王老师在大著中记写其幼小时：“我大舅父是读过些古书的农村知识人，我稍长去他家，他把‘连四纸’的藏书《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拿给我看，并背诵开篇词：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我听了似懂非懂，但其音韵铿锵，悦耳动听，似乎比当时新学读的‘小猫跳，小狗跑’要有意思。” 从表面看，“五四”之后新学教育，在少儿教学时，所教授的“小猫跳，小狗跑”，小孩子们是容易懂的，也似乎是符合小孩子的天性的，旧学教育中，让小孩子们死记硬背那些“似懂非懂”的古典诗文，是违背小孩子们的天性的。其实不然。诚如王老师所说：古典诗文“其音韵铿锵，悦耳动听”，更重要的，是在这“音韵铿锵，悦耳动听”的形式中所传递出的中国文化的“神韵”的内容，让小孩子们感觉比新学中的那些歌谣“要有意思”，且在这“有意思”中，让小孩子们在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不知不觉中，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浸染与熏陶，让小孩子们受到了比新学教学更富有深度与内容的教育。
从表面看，小孩子们在诵读古诗文中，并不解其意，其实不然。中国认知世界的方式，本来就是整体的感知的混沌的直观的，这特别体现在古诗文中，所以，中国古代诗文教学中，向来就有并不讲解而是靠吟诵来让人学习领会的传统。在王老师对自己少儿学习生活的记写中，我们也每每能看到这一点。譬如他的老师对李商隐《锦瑟》一词的教授就是如此。
西哲所说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一向为大家所熟知。中国文化的精魂在古代诗文中有着最为凝练传神的体现，但凡白话文写得好的人，一般都有着较好的古典诗文的功底。冰心曾说，好的文章，不能太顺畅，要有一点“涩”。所谓有点“涩”，其实就是要有点古典诗文的凝练性。回到西哲所说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这句话上来，古典诗文之于人的成长，实在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知识的习得，而是一种文化人格的浸染与形成，正如没有古典诗文的功底，白话文难以精彩一样，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传承，中国现代文化人格也难以坚实。
如前所说，中国文化的文脉、精血、风貌、神韵，在王老师这一代人身上还不曾全然中断，至于我辈一代，则并非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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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这一代人，饱经政治斗争的磨难。残酷的政治斗争，往往诱发人性中恶的因素，恶化人际关系中正常的隔阂，最终坏人心性，给人造成精神品格的残缺、扭曲与病态，我们在王老师所记写的壶关中学在政治斗争年代中的各种人事中，就能够看到这一点。以毒攻毒，以恶抗恶，往往为世人所认可，并因之给了“毒”“恶”以合法性的认可，循环沿袭，令人可怖。
但是，我在王老师这一代人身上，也看到了令人充满希望的另一点，那就是，厄运、伤害并不仅仅会给人带来仇恨，还会给人带来爱心。
王老师幼年因家贫无力上学而告贷于昔日曾对之有恩泽之人，但未料想这曾受王老师家恩泽之人，却在仅仅举手之劳之时，对王老师的求告并不施以援手;王老师为此又告贷于自己家的至亲胥家，“胥家借给我这笔学费原本没什么困难，可他们一毛不拔，只知攒钱买土地、光宗耀祖”，从而让幼小的王老师的心灵备受伤害，饱尝了世态炎凉的滋味。但当王老师自己有能力时，却对胥家后代不厌其烦地屡屡给以帮助。“把胥家高考落榜不久的儿子春泉接到长治学艺。其间他多次跑回家，我又多次把他叫出来。1988年我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又接他出来在北京参加了厨师培训班，学成就业。”那目的，“就是不希望自己当年求学道路上的困窘再发生在下一代身上”。
不论是以德报怨，还是在自己也处于困窘之时却仍然尽力去帮助身边更为困窘之人，抑或是在自己“功成名就”之后，不忘仍旧贫困的家乡友人后代，还是在政治年代，尽力去帮助受政治排挤的学生，类似事例，我在王老师身上看到了许多。
其实，我也是其中之一。2004年，我博士毕业，意外地接到了久未通音讯的王老师给我的电话。那时，王老师早已在中国政法大学工作，我也早已调到太原师范学院任教，我们从共同工作过的晋东南师专分手多年了。王老师在电话中嘱我去京见他，并言及希望我能去北京任教，他可费心为我广为联系，而去北京任教，无疑是我的一个梦想——我的出生地就是北京，后来，父亲被发配到山西，北京就成了远不可及的“他处”了。但我因幼小时，家庭在政治斗争中家破人亡，四处漂泊，早已懦弱成性，又因所在学校正被教育部教学评估，而自己又在系里任职，所以，虽然王老师在北京为我费心奔走，我自己却安于一隅，终于有负王老师的好意。但王老师对我的热心帮助，我却时时铭记在心。
王老师尽管自己也颇多不公遭遇，但却无论自己身处何境，总是无私无偿地尽可能地帮助他人，这每每让我感动。这感动，不是在一般的道德伦理层面，更不是因为个人原因，而是让我看到了，从斗争、伤害、扭曲、病态中走过来的一代人，他们的身上仍然保持着健康的爱的情怀，并且用爱去回应时代的变迁，而这爱，也将成为时代变迁中的一种时代性的品质。
王老师的这种爱的品格，其来有自，并非空中抽象，这就是中国民间的土壤与力量。譬如王老师记写中的大公的故事，他的岳母的为人等等。口号可以飞舞，格局可以变换，但民间的土壤却如大地一般的坚实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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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是四川人，但他一生最为重要的时代却是在山西度过的，他为山西教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壶关中学的高六班，这在王老师的记写中已很详细，我不再赘述。我想说的是，以我所略略熟悉的山西长治一带为例，在1960到1980年代，山西长治各县的中学，因各种原因，多有一批毕业于非山西高校的非山西籍的老师在任教，譬如王中玉老师就是其中一个。我在晋东南师专中文系读书时，所在系的老师也多是非山西高校毕业的非山西籍的老师。他们给山西的教育带来了一种异质性文化的影响，并通过这种影响，影响着学生们的精神成长。但到了我这一代人，譬如我所在的高校中文系，老师多为本地人，虽然毕业于外省。譬如长治各县的中学，老师也多为本地人，甚至多为本省高校毕业的本省人。这是一种退化。杂交产生优势，异质冲突才能发展，近亲结缘，同质融合，往往会弱化成长的活力。因此，我非常欣赏王中玉老师青年时代独自来到壶关的豪情：“匹马太行山，秋风月夜寒。遥知倚门望，千里寄书还。”那是那一代人的豪情。现今时代，向上流动的豪情蓬勃，向下流动的豪情不再，这多少让人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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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王老师越到晚年，其诗特别是古典诗词写得越多。我还觉得，王老师对古典诗词的热爱与写作，其少儿时代与人生晚年，这人生的两头，可以交相辉映，王老师人生的中间时段，这人生中最富能力的时段，其古典诗词写作则相对显得黯淡一些。王老师在《诗忆人生》一书中，对其少儿时代及晚年的诗词写作，所着笔墨也较多，似也可说明这一点。何以然，颇值思量。
古典诗词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大家，一向是大力提倡、呼吁新文学的，但他们对古典诗词却又情有独钟。一方面，他们的古典诗词都写得很好，诸如鲁迅、郁达夫等人，一方面，他们在私人性的述志、交往、酬答、唱和时，又每每看重的是古典诗词。缘何如此，不得而知。
古典诗词在今日中国的重新勃兴，也是一个值得研讨的话题。各级官员纷纷以写古典诗词来相互标榜，蔚然成风;民间各种古典诗词诗社如雨后春笋，一片生机;各种民间的古典诗词赛事此起彼伏，对古典诗词的吟诵之声，更是响彻大江南北。这或可以称之为现代化时代的古典诗词复苏，为何?何为?对此是惊叹号与问号并置。
我对古典诗词，十分陌生，所以，对古典诗词在新文学中的现象，对古典诗词在今日中国的重新勃兴，对王老师的古典诗词创作，均不敢妄加置评，但总觉得这里面潜藏着很多的有意味的内容，特别是古典诗词“这一有意味的形式”之于人生之于人生表达的关系，绝非偶然，堪值再三再四的体会。
诗到沧桑句便工。我对这“工”的理解是：对人生凝聚的深刻;对命运理解的透彻;对感受表达的真切。王老师历经了时代的风雨，又有着命运的丰富，赤子的情怀，我盼望王老师的古典诗词写得越来越好，最美不过夕阳红。祝福王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