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说：观看者的心情赋予了城市的形状。当我在离开一年之后，在此时长安街飘洒着的绵绵秋雨中，回望那条曾经居住生活了五年的街道，那条老旧的街道，我看见了它摇曳缥缈的参差多态，以及被永不停歇的时间之河冲刷而过的斑驳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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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它是一条老旧的街道，因为最早可追溯到明朝晋王府的修建。晋王朱棢受封之后，以宋建太原城为基修筑了高大宏丽的晋王府，就坐落在现今的府东街上。因此，府东街沿路的街巷大都保留着与王府有关的名字，省作协所在南华门即当时城门之一，电力公司宿舍所在天地坛即为当时晋王祭祀天地之所，我居家的杏花岭乃晋王府花园遗址。这些名字相比后来由历史事件形成的解放路、五一路、建设路等街名，更多地直陈着城邦生活的秩序和气息，因而显得更感性。因为晋王府的荫庇，府东街也从此成为一条核心的街道，从当年的巡抚衙门，到民国的都督府，解放后的省政府，一直没有离开这条最初叫做“院门口”的古老街道。
府东街的西延就是府西街，因此可以看作一条街。从街名所包含的那个具有权威意义的文字本身，就可以想象它在整个城市历史中的荣光。但并不是说，它就永远不会面临衰落变迁的黯淡际遇。在太原整个城市改革开放的宏大篇幅中，新城区在南部迅速地延伸和兴起，居于北部老城区的府东街不可抗拒地越来越呈现出衰微倾向，不断飘升的南北房价差异可见一斑。据说有一阵子，省政府准备随发展主流南迁，但又恐离弃了这块祖宗选好的风水宝地，不利，不吉，大有矛盾纠结之惑，已经进行了一部分的搬迁工作最终告停。因为这个政治核心的保留，府东街又于大势的衰微中顽强地保持着内在的繁荣。
我的日常生活基本穿行于府东街上，就可全部完成。到太原之前，我先在地图上查找了府东街169号的位置，发现它与南华门东四条只有一路之隔，这让我有一丝意外的安慰，因为它们分别是我供职的山西省电力公司和我业余归属的山西省作家协会的地址。之后的五年，我就以陈彬和弱水两个名字，游弋于工作和写作之间，穿行在府东街的矛盾纠结与美丽哀愁之中，体味着属于我的两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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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它于我是陌生的，因为陌生，也就平添一些不安全感。而与同事们闲聊时，又听说几起在府东街上被打劫的遭遇。更有一位女同事强调，公司几乎所有的女同事都有过此经历，而她自己遭遇抢劫时还被歹徒击伤了头部，提醒我加班晚回一定要小心。走在府东街的人行道上，我便总是惶惶然，突然有脚步声重重地临近身后，总是惊得一身冷汗。好在每次都是虚惊。过了些时日，那颗紧张的心也就放松了。心想一定是同事夸大其词，这样一条大街，何至于治安那么差呢。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在你看来毫无征兆毫无防备的时候，危险也就临近了。那是夏天的一个傍晚，刚刚下过雨，我从公司大楼里出来，走在回家的人行道上，感受着雨后的清爽。雨天较平时暗得早，路灯还未亮起，行人也少。雨总是带给我诗意，让我沉浸在自己的遐思之中，根本没有注意到对面走来的三个年轻人，突然觉得有人用力拽我肩上的包，来不及反应，我已经摔倒在地。惊恐之中我本能地尖叫起来，那个抢包的年轻人又尝试着拽了两下，但恰好那只包顺势压在了我的身子下，而我的尖叫大约也吓住了他，他撒手而去。我站起来时，回头看那三个年轻的背影已经走远。惊恐未定、一身泥水的我，仓皇失措地逃回家，一路狂跳的心许久才平息了下来。这应该是我经历的第一次抢劫，幸运的是包没被抢走，人也没有像同事那样受到伤害，只是有些轻微的摔伤。这或许是偶然的事件，让我对府东街有了最初的认识，让府东街从抽象的历史深处浮到了现实的表面。
我的抢劫事件发生不久，与我同住一个院子的另一位女同事又被抢了包。我几乎要相信所有的女同事都有过此经历的耸人听闻的说法了。但我并未对造此恶行的年轻人心生愤恨。我的同事们谈起这些失足青年时，大都义愤填膺，用一种恶狠狠的语言，将他们置于自身的对立面，坚定地希望他们得到惩罚。而我作为受害者之一，却在内心宽恕了他们。因为我认为，人们对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大抵是这个世界对待他的方式，如果他受到礼遇和尊敬，他便更有可能礼遇和尊敬别人;如果他感觉自己被抢占和掠夺，他最有可能的就是去抢占和掠夺别人。所以我怀疑的是这个社会的内在机制，当年轻人的这种恶行成为这条街道的一个普遍现象，最应该反省的是它内在的运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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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的博客签名是：“有人在管治这个国家吗?”每日穿行在府东街上，我时时的疑问也是同样的：“有人在管治这个城市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我只是游走于城市的表面，所能看到的也只是发生在这条街道的日常现象。我当然没有能力深入城市的肌理去探寻它真实的运转。我甚至是害怕任何这样的深入。有一次在街边的“梅家小吃”，同一桌吃饭的三位，两女一男，他们是安利产品传销者，同时也是医学博士、美发设计师、某产品代理商。他们热情地与我交谈，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活动。我突然产生了了解这样一个仿佛永远处于亢奋状态的群体的愿望，便给他们留了自己的电话。这以后的每一周，都会如期接到他们的电话或短信，邀请我参加各种活动，讲座，厨艺，美容，健身等等名目繁多。我知道那都是美丽的陷阱，而我必须将自己置于陷阱之内才能看到那片隐秘的风景。于是我又害怕了，在即将开始的一次深入体验面前退却了，每一次接到电话都婉言推辞，短信从不回复。但他们的热情丝毫不减，邀请和问候依然每周都来，直到五年后我离开太原。他们如此孜孜以求的精神让我感动，也让我害怕。
我与我生活的世界的关系大抵如此，时时滋生探寻的欲望，又往往止于浮光掠影。一位小同事送我一本《暗访十年》，看到作者用最危险的体验探寻真相、裸陈社会另一面的勇气，我只能暗暗敬佩。我非但缺乏勇气，还只拥有一双高度近视的眼睛，天然地让我养成了忽略细节的习惯。因此，日日穿行于府东府西，几千遭的往来，对这条古老街道也只能拥有模糊的轮廓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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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天气稍稍暖和起来，白天一天天变长，下班回来的人行道上，便开始拥挤起来，各种地摊花花绿绿热热闹闹地开张了。摊主大都是下岗工人。太原作为重型工业基地，国企改制造成下岗工人数量之众可能在全国也数一数二。据说这些下岗工人后来主要从事了出租车行业，另外一些经营个体商业。这些大型企业集中在太原老城区，府东街作为老城区的主要街道，人行道上的地摊之盛可想而知。他们经营的小商品非常便宜，一般3到5元，最贵不过20元。每次路过，我都怀疑他们如此的辛劳，是否可以维持生计。开始的两年，天气渐凉的时候，慢慢地，地摊逐渐稀少，到冬天就完全没有了。后来，竟然不见他们停工了，一年四季都摊卖应季的小东西，冬日的冷风中，微弱的灯光点点，制造着夜晚凄冷的繁华。
随着天气转暖出现在人行道上的还有乞丐们。有一个无脚男人，他总是依着一棵老槐树，毫不在意地袒露着那双没有脚的腿，一片光滑的红色血肉，令人心惊，不忍卒睹。他坐在那里，从不乞求，甚至没有乞求的表情。他的身旁放着一台收音机，他在音乐声中自得其乐。对于丢给他硬币或纸票的路人，他从不言谢，甚至不看一眼。我觉得他不光没有脚，也没有心。他的内心已经死了。有一个老妇人，黑色的棉衣裹身，看不出是衣服本身的黑，还是积年的污秽。她双手捂脸，蜷曲着躺在人行道边，面前放一小碗，供行人捐助。每次路过，她似乎都保持着不变的姿势，若不是地方稍有变动，我会担心她是不是还活着。大约是我见过她后的第三个春天，天气已经很暖和了，仍没有再见她出来。每次路过她躺过的地方，我都会想起她，担心她。那担心只是一个闪念，瞬间便被内心深处的悲凉所代替。
我知道，对他们简单地赋予同情是不够的。每一个故事的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辛酸和无奈。他们的存在，对我们共同拥有的世界是一个观照。人性和尊严应该平等地属于每一个人，即使生活是艰辛的。事实上，人生的艰辛就是人生的本质，所有的哲学和文学都在帮助我们认识人生艰辛的本质，让我们拥有智慧和力量去接受一切可能降临的不幸，化不幸为平常。
当日常生活像泥土一样平常，生命就可以像种子一样顽强地生长。我几乎每天都要经过的华联超市，早上开门后的前几名顾客享受更高的折扣权。于是我看到，距离开门还有很长时间的一大早，就有老人在华联门前排起长长的队。而更长的府东府西街上，已经塞满了上班族的车流，在拥堵中缓慢地行进。这个社会大约有两种人，有人用时间挣钱，有人用时间省钱。在无形的时间中，普通人用日常生活建造起了城市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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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矗立在府东府西街上的高楼和隐匿在高楼间的棚户区共同构成城市既颓败又欣欣向荣的形象一样，城市的生活既有琐碎的温情，又有浮华的灿烂。在阴晴雨雪的季节变化之中，在汾河水不停昼夜的奔流之中，沉重现实与浪漫诗意的映照，残酷强硬与弱小无力的对抗，交织流动在府东府西街的灯光云影间。
在府西街的某座地标性建筑物内，我参加过一个国际性的葡萄酒会，所谓上流社会人物的交际场合，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光芒映衬着拜权者的虚假谄谀与当权者的志得意满。府西街有着全省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以一双看不见的翻云覆雨手操纵着财富的聚敛，加大着财富的差距。府西街还有着著名的奢侈品商店，满足着富人们对奢华生活的向往。在府东府西街所有强势的建筑中，我最熟悉的是几乎每天路过的某法院。我对它的关注始于一个元宵节。那个元宵夜，月亮又大又圆地挂在天空，我去公司院内观看花灯，突然听到惊天动地的鞭炮声。那是真正的惊天动地，因为我明显地感到脚下的土地在震动。随后路过法院门口时，我看到了一条鞭炮铺就的壮观的“地毯”，“地毯”的厚度让我猜不出燃放了多少鞭炮。我不知这样燃放纳税人的钱，是否要经过纳税人的同意。而法院门前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往往停满了警车，我也不知这样对公共空间的挤占是不是合理。我只清楚地知道，每次看到法院高高的台阶上，站着的那些茫然四顾欲言又止的人，甚至有一次我看到一位晕倒的老妇人被急救车接走，我就庆幸自己，既不是原告也不是被告。对于小人物来说，从法院门口平安地走过四季，绝对是一种幸福。
与这些强势的建筑相比，某小学的修建显出它尴尬的弱势。因为其百年名校的名分，我为上小学的女儿选择了她。没想到的是，刚读了一年级，她的拆建工程开始了，女儿的小学流亡生涯也随即开始。百年历史的她的确应该重新建设了，女儿一年级结束时开家长会，在她们班教室，我穿着羽绒衣和家长们挤在一起，依然冻得浑身发抖。这样的教室可见早已不适合使用。但就是这座返修重建的6层小楼，因为资金不到位等原因居然历时4年之久才竣工，在这个到处讲究“中国速度”的时代，其工程期之长实属罕见。我也因此对“尊师重教”有了最为切身的感受。但这个感受的获得也只是因为涉及到女儿。如果完全与自己的现实生活无关，也许我不会将目光注视到这样一个平常事件上。
为了抵抗对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的漠视和遗忘，我用属于自己的话语，将府东府西街的片段记录成了一组诗歌。友人要求我作细节的解释时，我在组织语词的过程中才清晰地意识到我所摘取的片段鲜明地呈现着强与弱的对立，原来我无意的关注竟是有着内在的价值逻辑。作家陈希我在对我的诗歌评论中写道：她的诗歌世界里有着全然不同于现实世界的逻辑，一种“弱”的逻辑，这恰是文学的逻辑。这可能正是我在写作中的追求。
也许强与弱的存在，是一种天然的存在，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到今日府东府西街呈现的贫与富、强与弱的距离，都是生活本该的真实面目，但我们不能让迟钝麻木的眼光从其表面一扫而过成为习惯，我们或许应该用注视未来的眼光，客观、宽容、理性地去拥有另外一种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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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作家视为拥有这种特殊视野的人，甚至不仅是视野，还有人格。因此，南华门东四条在我心中是一种神圣的象征。穿过五一路，从公司大楼到作协的二层小楼，两种身份的我，拥有两种全然不同的语系。多年来，我一直在二者的矛盾中寻求着平衡，在集批判与被批判双重角色的自身内部体验着光明与黑暗相生共存的存在之痛感。我所感觉到自身的成长正是来自对那条界限及其两翼互为倾覆力量的清晰认知。因此，我享受并依赖于两种角色之间的转换。每次踏进那个古老安静的院落，我都怀着一种近似膜拜的心情，走过那些花树，穿过月亮门，登上咯吱作响的木楼梯，整个过程仿佛一次灵魂净化之旅。我进入过少数几位老师的办公室。在杨占平老师那里，多是听他对省内崭露头角才华出众的年轻作者的批评，让我受益颇多。我的散文集出版后，他就如何题赠自己的作品仔细地教诲我一番，让我这个初次出书的人略微懂了一点规矩。他给我的感觉是，永远准备着帮助别人，尤其是他认定的富有才华的年轻作者。而张发老师，更是旗帜鲜明地亮着“扶强不扶弱”的宗旨，埋首于堆满了写字桌的稿件，探寻和扶植着本省的作家队伍，每次见他，他就从如山的来稿后面探出头来和我说话。创立了大散文文体的张锐锋老师，他的办公室几乎无法踏脚，因为你会觉得那里在闹一场深重的书灾，他对那些书籍放任的自由程度，与他在散文中恣意放纵的文学才华，在表象和意识两个层面映衬着他的同一种性格。鲁顺民老师似乎很少规规矩矩地在自己的办公室，所以几乎每次都是在别处碰见他，也可见他不拘形式的个性，聂尔曾用“春风杨柳长河落日”书写他，让我再找不出更恰当的词语来表现他表面的疏朗温暖和内心怀有的广大的关怀。
有时候我会在上下班的途中碰见他们。有两次碰见从超市出来提着两根青菜的鲁老师，他总是仿佛一下子就站在我的面前，吓我一跳，提醒我“嗨，想什么呢，走路不看路”。还碰见过看见我就露出一副惊讶和关切表情的杨新雨老师，他是最初在论坛里选发我文字鼓励我在文学上起步的外地编辑，我还记得第一次被他肯定时的激动，因为他是我在大学期间仰慕过的散文作家，他的《养母》、《大桥下面》等文字所透露出的不同于课本上那些传统散文的味道，曾带给我散文审美上的冲击力。
我唯一到家里拜访过的是祝大同和王瑞庆老师，他们的家几乎影响了我的生活观念。那是一个朴素而奢华的小家，每一件家具都是我小时候见过的那个年代的简单式样的旧家具，散发着过往岁月的光泽。它们都满满当当的，装满了书的老式书柜，藏满了碟片的老式电视柜，最让我叹为观止的是放满了各种烤箱的橱柜，还有一个硕大的缝纫台，一切物件都在讲述主人生活的丰富性和精神的丰富性。我在那个家里观看了金基德最经典的片子，品尝了王老师精湛的美食，欣赏了他们日本朋友赠送的精美和服，而在祝老师深情地凝望中听他唱歌是之前就领略过的。他们互称对方为“大同”和“王老师”。祝老师说：“王老师记忆好，我看到有趣的段落，便读给王老师，让她帮我记住。我用的时候就问她。”席间，祝老师随口讲起他前阵子读过的妙语，王老师果然笑眯眯地流利地做了补白。从他们家里走出来，我再也不喜欢那些精装修的大房子了，而是爱上了这样朴素而丰富、默契而自然的家。
还有一些常见面吃饭的诗人作家朋友，唐晋竹子夫妇，玄武，国伟，宝华，木头等人，他们既是同道，又是温暖的朋友。
在拜金主义和拜权力主义盛行的今天，赵树理当年在群众中高于省委书记的礼遇已不复存在，以知识和精神为业的作家的分量已经非常衰弱，本该处于领先和主导地位的文学精神日益式微，这种趋势即使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也无力逆转。这起几乎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文学事件，所带来的文学热潮在仅仅一年后的此时早已波平浪息。甚至在其最热的时候，我也看不到这起文学事件除了让出版社和莫言本人大赚一笔稿费之外，对文学精神的弘扬究竟产生多少影响。这不止是文学的悲哀。
因此，在随波逐流、泥沙俱下的时代洪流中，南华门东四条肯定是府东街上一个特殊的存在。至少，有一类人将某些理想寄托给了它。我只浅显地提及了交往过的部分作家，还有更多我在生活中不熟悉的作家。他们以一种独立的精神高度和道德勇气，以张扬着自身风格的文字.表达着自己的政治倾向、思想观念、现实关怀和审美趣味，仿佛微弱的幽光照亮着我们身边的昏昧。
去年以来，太原市掀起一轮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府东府西街也在拆迁扩建之列。我多么希望拆建工程的目标不仅仅是为拥堵的车流畅通道路，而同时可以拆除强与弱的距离，掠夺与被掠夺的对抗，建立一条通往令人向往的平等、自由、民主的新秩序的道路，那才是对这个生死相逐、新旧交替的大时代的真正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