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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的心里，李白从未老去，杜甫未曾年轻，总把李白看成是那醉酒狂诗的仙人道长，却将杜甫当作一名暮年枯瘦的潦倒老者。
哪怕是读过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望岳》，体会过诗圣在山上荡气回肠、恣意天下的英雄气概，却依然忍不住地、莫名地觉得他不过是一名“投杖出门去，同行为心酸”的“少陵野老”。
直到读过他那一首《百忧集行》，品过“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方知，杜甫也曾是一名爱爬树的顽童少年。
是因为“诗圣”这一头衔过于沉重，以至于让人忘了，杜甫原来也是公卿世家的风流公子哥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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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杜甫，真的是一位翩翩贵公子。
杜甫的“杜”，是京兆的“杜”，是族谱上可以上溯七百年的杜家，典型的名门望族。
数百年来，杜家人才辈出，晋朝多才善武的名将、司马懿的女婿——杜预，是杜甫的祖先，初唐“文章四友”之一的杜审言，是杜甫的祖父。
杜甫本人，更是天资聪颖，年纪轻轻便写出了“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的《凤凰台》。
家学源长，加上天纵之姿，杜甫早早便已经开窍，哪怕游玩嬉戏，也与寻常小孩不同。
普通人家的小孩，要么把玩泥土沙子，要么追逐打闹。
而少年时的杜甫，偏偏去听李龟年唱曲，观吴道子作画，欣赏公孙娘子舞剑，更有当世名家盛赞他，文章如东汉文学家班固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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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盛唐，唐朝的每一位国民都是自豪的。
盛唐漫游之风盛行，刚成年不久，杜甫便“轻衣简装踏马行，仗剑提壶走四方”，开始他人生第一次“说走便走”的长途旅行。
这一去，便是五六年。
东出洛阳，顺长江而下，游吴越之地，得见“越女天下白”，领略“鉴湖五月凉”，细说江南好风光。
出游归来，为实现自己的抱负，24 岁的杜甫首次参加科考。
可是造化弄人，这一次，“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的天才，也不可避免“名落孙山”的命运。
虽多少有点诧异，但对自身才学持有充分信心的杜甫，对这次的不第，浑然不在意，心想着：“这次不行，大不了下次再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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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杜甫“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开始了他人生第二次的漫游中华之旅。
也正是这一次，唐朝诗坛上两颗耀眼的巨星相遇了。
唐玄宗天宝三年，正值“裘马轻狂”之年的杜甫，与刚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恰巧在神都洛阳相遇。
尽管两人的岁数足足相差一轮，但志趣相投，使得他们一见如故，多次相约同游，并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同日行”的深厚友谊。
年近“而立”的杜甫，尽管是过着玩闹游荡，走到一处算一处的漫游生活，未曾放弃过，他那“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的入世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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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天宝六年，恰逢唐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共赴长安应试，于是，35岁的杜甫，结束了漫长的游历，回到长安，为仕途奋发精神。
本以为可以像杜氏祖先一般，从此建功立业，拜相封侯，却不曾想，权臣李林甫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生生扼杀了全部士子的希望，包括杜甫。
为了能在朝廷上有一番作为，杜甫开始另辟蹊径，忙碌于“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投赠干谒之中。
此时的他，依然是那轻狂骄傲的少年。
当时，杜甫认识一个叫韦济的朝廷中人。韦济担任尚书左丞的时期，杜甫曾多次拜访他，希望得到他的提拔。但是，虽然韦济欣赏杜甫，却并没能给予实际的帮助。
由于壮志难伸，杜甫只能拜别韦济，离开长安。
临行前，杜甫作诗《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赠予韦济，诗中一句“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丝毫不掩杜甫希望使颓唐再现盛景的远大理想和抱负。
明明是一首求人赐予援手的诗文，却也能在情真意切中，不夹杂任何世俗的曲意奉迎、俯首乞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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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它滚滚的车轮碾过，一切美好，尽成往昔。这样一位意气风发、心系苍生的少年，终被岁月的风雨吹打磨砺。
屋漏偏逢连夜雨，报效无门之时，杜甫的父亲也去世了。家道中落，身无功名的杜甫，也只能过上“寄食友朋”的困窘生活。
好不容易，熬到自己作的《三大礼赋》终于被唐玄宗看到，以为在不惑之年终于有个出头天，却再次因为奸相李林甫而没被重用。
直到44岁才好不容易混了个“兵曹参军”的芝麻小官，哪料到又遇上安史之乱，只能举家逃避兵灾。
流亡途中，杜甫还有闲情雅致，不忘欣赏“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美景。
行至半路被截，身处囹圄期间，慨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长安。
哪怕病老孤苦，杜甫却仍能看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壮观。
难得的晚年安宁，他也能品出“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的静谧。
杜甫就像一位不知倦乏的摄像机，以诗词作镜头，用1500多首诗，一笔一笔地，记录下“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唐朝由盛转衰的整个过程，字字真挚。
杜甫一直没变，他一直是那个“心有鸿鹄”的少年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