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树的左边是槐树，那两棵树应该是这样站在福音巷口吧?
福音巷和童年旧居的永和巷只隔着三条街，却是两个世界。在我印象里，永和巷像石桥下泛起泡沫的流水，烦嚣而拥挤，河埠边泊着密集的船，挤挤挨挨的全是茶楼，踩着滑轮车的男孩不时从街头呼啸而过。福音巷就安静多了，路边的树站得笔直，却没有蝉声。这里大概住着好多医生或者教师，和那些树一样，都是些干净而森然的表情。
高三那一年，我转学回到栖镇，永和巷的老宅早已卖掉，母亲就借了福音巷国生舅舅的一间阁楼住着。
分别不过几年，栖镇沿河的木楼仿佛一页页过期的日历被扯得七零八落，唯独福音巷的青砖楼厚重依旧，外墙散布着爬山虎落尽碎叶的枝条，如同经历风霜后平静的脸。两棵黝黑的树守在路口，一棵热闹地开着白花，一棵沉默着。等这一棵安静下来，另一棵才花枝招展，开的也是白花。小街的清晨比较宁静，只有青色的晨曦流进天窗，鸽群呼啦啦地从波涛连绵的屋顶掠过，白亮的羽毛在空气中划出金属的声响。
然后舅妈就递过一只钢精锅，让我下楼去买早点。国生舅舅是母亲的堂兄，细声细气的一个人，为人却非常慷慨，自作主张就腾出了一间阁楼，让舅妈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心平气和。母亲当时在老民生面馆卖票，舅妈见缝插针地请母亲捎带些优惠的早点。但清晨是母亲卖票最繁忙的时候，所以钢精锅就递到了我手上。
出巷口经过那两棵树，再拐过街角就是老民生面馆。阳光还很淡，买早点的人流就已经挤得密不透风，连空气都浓酽得有了沉沉的分量。这里经营的品种繁多，除了各色汤面，还有黑米粥、粢饭团、虾蓉蒸饺、江米切糕、鸡汁煎包、甜菜烧卖……
国生舅妈是那种对吃比较讲究的人，按照她的计算，既营养又实惠的组合是煎包配清粥或者烧卖搭豆浆。但怎样在一只钢精锅里容纳这么多东西，并且保持足够的温度，其难度不亚于解一道复杂的函数方程。烧卖是要抢准时机买的，晚了可能没得吃，而鸡汁煎包起码得排队等八分钟——这还得确保不出意外。做煎包的有时是一个很胖的女人，有时是一个很瘦的男人。胖女人效率高，但是动作粗糙，往钢精锅里扔煎包像铲土，热油飞溅;瘦男人恰恰相反，喜欢在女顾客面前精益求精，等他把焦黄喷香的煎包小心翼翼移出锅，先买的烧卖已经凉透了。我越着急，他越得意，行动更加沉着细致。
如果撞上瘦男人，早晨非跑两趟不可。在路上磨蹭久了难免有迟到的危险，我就一边喘气一边往嘴里塞煎包，要是撞见同年级那个女生，感觉简直就是痛苦。那个女生就住在福音巷对面，和我隔一条街道，之前上课也只隔一间教室。不知为什么，转学一个月后才注意到她。
“我的窗外有一棵槐树和一棵梨树，槐树的左边是梨树，梨树的右边是槐树。”转学后的第一篇作文我这样写道，但班主任说这是废话。他在课堂上讲解鲁迅先生的名篇《秋夜》——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赞不绝口，可是我在作文里照样种上两棵树，他的眉头一下子就拧起来了。
我也拧起眉：“为什么鲁迅能写我就不能写?”
他一时语塞，瞪了我好一阵才说：“因为你不是鲁迅。”
毕竟是在教务处，我没有笑，一旁来送作业本的那个女生倒是忍不住笑了。从教务处出来，那个女生放慢脚步，等我走近才轻声说：“其实你把那两棵树弄反了，梨树的左边是槐树，槐树的右边是梨树。”
我窘得满脸涨红，不是因为把树栽反了，而是没想到她会那么好看!那时候习惯了男生女生像夏天里蓬勃而不加修剪的野草，很少见到这样一双眼睛，黑黑的，静静的，看我，一眼。
仅仅一眼，世界顿时纯净得一尘不染。
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她也不等我说什么，便轻盈地走开。
放学后我飞快跑到校门对面的书报亭，把一瓶柠檬汽水喝得时间足够长。终于在一大群人流里，她出现了，绕过浓阴下的木槿和蔷薇，和我的距离越来越近。骄阳的温度一下子涌到了我脸上，仿佛这时才意识到我其实一直在等她。
等她几乎要擦肩而过时，我准备好的招呼跑到嘴边又不由自主地缩了回来，狼狈极了。幸好她没有注意到，她甚至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望着她的背影，我松了口气又怅然若失。
“她叫什么名字呢?”我在心里嘀咕着，
“怎么会那么好看?”
觉得她好看的，显然不止我一个人。两天后，隔壁班一个叫方扬的男生和另一个男生把我堵在路上，毫不客气地盘问了我好一阵。
是的，她好像是住在我们那条街上，不熟。我刚搬到舅舅家不久，跟谁都不熟。电影?我从来不约人看电影。说过什么话?梨树的左边是槐树，槐树的右边是梨树……
我绕口令地重复被她纠正的作文，让两个男孩莫名其妙。
“你和苏宁就谈了这些?”陪同方扬的那个男生盯着我，眼里写满了怀疑和不屑。我没有恼怒，甚至有些兴奋，突然就知道了她的名字。
“算了。”方扬拉开他的同伴，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解释，“其实，我只是想知道、知道一些她的情况……明白吧?”
我当然明白。那个年龄，那个季节，买东西也好，看人也好，我们的眼睛总是浮光掠影，停留在外表上。稍稍留心一下，就知道漂亮的女生总是男孩课后谈论的焦点，尤其在她面前，很多男生马上变得精神抖擞，做出自以为很帅又毫无意义的动作，或者突然深沉得不得了，对着一张课程表默默思索——我在书报亭喝汽水的时候，大概也是这样一种表情。
午后，下雨了。在楼道里正巧碰上方扬，又几乎和他同时看到苏宁从三楼下来，抱着画板，大概刚上过美术课。风揭起她手中的白纸，有两张刮落到地上。我和方扬抢上几步捡起来递给她，她犹豫了一下接过我手里的那张，纤细的指尖划过我的手心，一种凉凉的柔软。
她说了声“谢谢”，却没有接方扬递过来的纸。等她走出好远，方扬的表情还是悻悻的，想骂人，看看她的背影又噎回去了。
我很得意，故作轻描淡写地安慰他：“其实，你捡的这张纸已经脏了。”他才注意到纸的反面沾了不少雨渍。
这张纸莫名其妙缩短了我和方扬的距离，他时常到福音巷来找我复习、聊天或者散步。他不再进入“正题”，谈话时会自觉地把她删去，但“正题”总好像在我们身边打转。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不久毕业班增添了晚自习课，下了自习课回来，我们竟意外地在巷口的梨树下发现了她。她坐在树下的石凳上，借着路灯看一本什么书。灯光折射着树叶上星光般的水滴，给她的侧影镀上一层圆润的光晕，晚风里有薰衣草的香味。
我的脸忽然发起烧来，方扬则兴奋地“嘿”了一声。他捅捅我，意思是过去打个招呼，也许还有早已准备好的话。但我站着没动，我不想惊扰她，更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
我们悄悄从槐树的阴影里绕过去，又忍不住放慢脚步回头望着她。不一会儿，一个斯文清瘦的中年医生远远出现在巷道尽头，疲倦地轻咳一声，也许是她的父亲，刚值夜班回来。她轻快地跑过去，接过父亲的提包，从我们左侧的槐树下经过，清脆的脚步声消失在小巷深处。
自始至终，她都没有发现我们。
第二天夜晚，我们又准时在梨树下看到她，看到她等候父亲下班，在九点十分左右接过父亲的提包。一连几天都是这样。
每天差不多有七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远远看着她镀了光晕的侧影。方扬不止一次地捅我，让我在冲动和慌乱中徘徊，把七分钟安静地流失掉。终于在一个星光幽暗的晚上，方扬鼓足勇气拉着我走到她身边，故意将一支钢笔扔在地上。
“哎，你们的笔。”她捡起钢笔，有些惊奇地望着我们。我有些不知所措，成竹在胸的方扬也变得有些迟钝，谁也没料到她会用那样的目光看着我们，纯粹的清澈与腼腆，让人感到这目光后面还有目光，不可能在她面前掩藏什么。我和方扬不约而同伸出手，钢笔让我抓到了，动作非常僵硬。方扬讪讪缩手抢先说了声“谢谢”。事后我们不止一次为自己的表现懊悔，当时的样子一定是蠢透了。
经历过这一次，再下晚自习行动就有些犹豫。我觉得在没有变得潇洒自如以前，最好不要轻易地走近那棵梨树。可是只隔一条街道、一间教室，要想把不那么潇洒的一面完全遮住，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在小巷里笨手笨脚踩单车，迎面碰上她，我就歪歪扭扭踩不成直线;两个班合起来上体育课，隔壁班的女生打羽毛球，我们班的男生围着她们跑三千米，我的鞋跑脱了一只，害怕撞上她的目光，宁可若无其事光着一只脚跑下去。当我终于在一个早晨捧着满锅油条豆浆与她狭路相逢的时候，恨不能伸出一个指头把自己从她眼前抹掉。“以后谁要吃早点自己去买!”我回到国生舅舅家，重重撂下锅子，让舅妈莫名其妙，不明白一向小心翼翼的我为什么骤然爆发。
“算了，”母亲赶紧息事宁人地说，“还是我顺便去买好了。”
让母亲去买毕竟是不现实的，总不能卖上几张票再丢下顾客往家里跑。我只能每天起得更早，端着钢精锅跟母亲一起到面馆。面馆里橘黄的灯光像晨雾里瞌睡的眼，这个时段避开了早晨的人流，也不可能出现在她眼前。比起方扬，我还是为自己庆幸——不像他住在弄堂没有卫生间的筒子楼里，他妈妈指派他爸爸和他每天早晨轮流去公共厕所倒痰盂。有一回，他捧起痰盂哼着歌往公厕跑，不巧迎面碰上一个同班的女生，尽管不是苏宁，他也险些让痰盂砸到自己脚上。
再次和她接触时，秋风差不多已经凉了，校园梧桐的叶子开始纷纷扬扬落得很快，仿佛时间流动的影子。
某个周末，母亲卖票时突然昏倒，面馆经理把她送进医院又接她回家，同时委婉而坚决地要求母亲在家休息。舅妈去代劳了几天就嘀咕吃不消，每天起得那么早，夜里砌麻将的工夫都损失了。母亲为此坐卧不安，我实在怕看她自责的眼神，就自告奋勇去找面馆经理通融，可不可以早晨由我顶班，让舅妈睡到八点以后再来。
头天早晨我就忙得焦头烂额，来买票的手挤得里外三层。一个叫阿根的老头偏偏递过来一把硬币，这时候最能显示卖票的基本功，母亲收硬币是从来不看的，接过来手指飞快一拢就摸清有几角几分。我是数都数不过来，催得急了，硬币哗啦一声洒了一地，赶紧蹲下去捡，头顶的嘲弄和抱怨吵成一锅翻滚的粥，大清早排长队人人都心急如焚。最麻烦的是阿根坚决不肯承认我捡起的硬币是两块一角，他说：“你再数数，两块六角，一定的。”
再数也还是两块一角，乱糟糟的刹那，蓦地回头看到此时最不想看到的那双眼睛。再看，确实是她，拿着一个饭盒，在一片嘈杂里挤到我跟前。“有一个滚到了这里。”她边说着边把一枚五角硬币搁在柜台上。金黄的硬币非常干净，不知是捡的还是她从口袋里掏出来的，然后她回到队伍末尾。我满头大汗，手机械地撕着票。终于轮到她了，只是最简单的两样，一份清粥三两煎包。
我不自然地把票递给她，感激在全身翻涌又找不到措辞，问：“明天，还来吗?”
她好像什么都明白，眼里有一丝笑意，却没有回答我。
明天，她还是来了。照旧在六点四十五分左右进入面馆，排队，到我跟前买票，两块四角钱。她掏出两块五角，照旧有一枚干净的硬币。我拿出一张压得非常平整的一毛钱，摊开在手掌上，再次感受到她指尖划过，留下一道凉凉的柔软。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她会把清粥盛进饭盒，再取一支扎油条的竹签穿过煎包。她总是只买两份早点，或许她也有一个不完整的家庭?
临走前，她还会看我一眼，是无声的再见，但始终没有说出来。
之后的早晨，内容差不多都是这样。我发现方扬有许多崭新的一毛钱夹在课本里当书签，于是坚决要他换给我，好每天拿出一张找给她。我喜欢看她接过那么整洁的小票子，既意外又高兴地笑一笑。我反复犹豫要不要在钱币上写一句话递给她。提起笔来，所有的话都在眼前转，又不知道哪一句能够表达。方扬也天天到面馆约我上学，不过比苏宁差不多要晚来四十分钟，完全不知道我的手心每天被轻轻划一下的经历。我也没有告诉他，我明白这很自私，可是真的不想让他知道。
“苏宁的爸爸好像不上夜班了。”有一天他忧郁地说，他一定又去看过巷口，那里只有两棵树，梨树的左边是槐树。
“也许改成上早班了，她会换个地方出现。”我随口说着却马上不自然起来，怕他窥探到我的秘密。幸好，他还沉浸在若有所失的情绪里。这家伙的表情总是不挂门帘的，所有心事一览无余摆在脸上。大概就因为这个缘故，男生们讨论苏宁时总喜欢把他捎带上。事实上，在那样的年龄，一旦面对让自己心跳的女孩，男孩的表现反而总是缩手缩脚的，他和苏宁的接触并不比我多多少。不久，方扬急匆匆找到我，他们班开始传闻她和一个男生的特殊关系——那么多眼睛注视着她，没有传闻是不可能的——说她每天会见到一个洁白安静的男生，真的很安静，动作很少有声音的，可是着急的时候他额上的头发像风拂过一样会动……
消息的来源据说是另一个女生瞟过她的日记。太无聊了，我瞅一眼方扬，有些愤慨，突然又暗地里激动，日记里写的会是我吗?那么好看而且优秀的一个女孩子，居然在关注着我;然后又严重地疑惑起来，我不够好看，成绩也不优秀，有什么值得关注呢?真的会是我吗?
我第一次认真地照镜子，在镜子里换了很多表情，往额上嘘气，头发还是纹丝不动。
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猜测有多么可笑。这一年，我的功课已经到了让老师不屑一顾的地步。在一个靠分数决定形象的地方，不停做测验卷子的时候，同桌之间会互相批改比较一下分数，只有我的卷子上老是出现空白。对不在同一个跑道上的选手，大家的态度相当漠视，也可以说是宽容。
但班主任是不可能宽容的，毕竟班级排名和升学率往往要由分数最低的学生决定。会考结束，他把我唤进教务处。一进教务处偏偏又撞见她——两个女生正帮忙誊写年级考试排行榜，她在一旁报分数。
班主任指着数学成绩那一栏，请教我该如何填写。我的考分对于他简直是个羞于启齿的数字。
“要填你自己填好了，”他咬着牙说，“我都怕难为情。”
我默默拿起桌上的红笔，当真在数学一栏填上自己的考分，低头在她和班主任惊愕的目光中出去了。
夜里，我对着一页页爬满符号的数学课本发呆，想要潇洒地活下去是多么不容易，我暗自感叹，不敢想象母亲压在我肩头的期望，更不敢想象苏宁当时看我的表情。
一连几天我不去面馆。唯一可以摆脱自卑的方式是偷偷写小说，在自己笔下把自己塑造得潇洒起来，面对女生满脸阳光，勇往直前，挥洒自如。第一篇小说是《女神女孩》，字里行间当然会有她的影子。
稿子寄给南京的《少年文艺》后，编辑部回信说准备刊登，我和母亲激动得不得了，反复计算稿费会有多少。
“大概，会有五十块吧!”母亲狠狠心说。
“会有那么多吗?”我无比兴奋，同时也无比紧张——她会知道吗?
天气渐渐热起来，我收到杂志样刊和三百六十元稿费，足够母亲三个月的工资。母亲坚决不允许我继续代早班。再做两天吧，到月底好结账，我说。差不多有四个月的早晨我都错过了，居然没主动和她说上一句话，这本杂志来得正是时候。
我把那本《少年文艺》夹在一沓报纸里，像平常那样接过她的两块五角钱，把一毛钱连同报纸递过去：“粥很烫，报纸可以垫在饭盒下面。”
“哦，”她有些诧异地笑了，
“饭盒有手柄，不会烫的。”
一刹那让我紧张得无地自容，她还是把报纸接过去了。
“谢谢!”我说。
“应该是谢谢你才对。”她轻声说。彼此又为刚才的对白笑起来。对话就进行到这里，后面排队催促的人已经有些不耐烦。那天买煎包的队伍实在漫长，我看她漫不经心拿着报纸，低头读一张英语卡片，高考的阴影已经在不远处的夏天弥漫，所有毕业生都像她这样，能在任何零碎的时间空隙里专注下来，把考试以外的东西暂时拎出去。
买完粥和煎包，她照例望我一眼，还是无声的再见。
在煎包柜台边，我发现了递给她的报纸，大概是排队拿煎包时遗忘在柜台上了，她本来也并不需要报纸。那本杂志不动声色还夹在里面，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也的确什么都没发生。
我先是松了一口气，然后，怅惘。
稿子还得继续写。写作尽管没有带来梦想的一切，却让我发现还有一个世界可以让自己飞翔。文章渐渐发表得多了，有时一篇小说还没写完，稿子就在校园里到处流传。“哪怕你什么都学不好，至少还可以写小说。”班主任也这样勉励其他的同学。
高考结束的那个夏天，在老民生面馆的煎包柜台前排队，无意间又发现了苏宁。她还是习惯地低头看书，曾经的英语卡片换成了一本《萌芽》杂志，这期杂志在栖镇中学传阅了好久，里面有一篇我写的校园小说。
“苏宁，你好!”我轻轻打个招呼。一毕业，我也变得大方了。
“哦，你好……”她迟疑了一下，却想不起我的名字，抱歉地对我笑笑。是的，我从来没有把名字告诉过她。杂志里的那个会写小说的男生，在她印象里大概与我无关。
要不要告诉她?我想了想，这个名字已经和她错过了将近一年，不说也罢。我端着钢精锅，和她聊着天气、考试之类的话题，走到福音巷口。梨树下的石凳空空洒着一片寂寞的光斑，四周仿佛还若有若无地遗留着薰衣草的气息。“梨树的左边是槐树。”我喃喃地说。
“什么左边右边?”她好奇地问。
“就是一年前你对我说的那句话。”
“一年前?那时我还不认识你呀，你不会记错了吧?”她眼光里全是真实的疑问。
阳光在我眼前蓦地模糊了一刹那——这一年里我曾经那样努力地飞过，在她记忆的天空里居然没留下任何痕迹。
“也许，是我记错了。”我轻轻对自己说。
槐花落尽，两棵树在阳光下陪我们站着，青涩的小梨藏在枝叶下探头探脑。左边没有果实的槐树，叶子已经绿得很深很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