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正是风沙漫天，游学日本的朋友燕子回国来看望我们。这次她不再是孑然一人，她的身边多了一位夫君——秋田大学年轻的山田正行教授，中文名字叫“刘帮”。燕子告诉我，他们刚刚在一个星期以前结为夫妻。
老实说，我一向对日本人抱有深刻的“成见”。因为日本国内一直泛滥着掩盖、歪曲战争罪行的思潮，普通民众大多没有多少忏悔之心，他们对中国的歧视和野心并没有消失。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不可能不感到愤怒。再加上，我通过各种信息渠道获得的关于日本男人的印象——自私、狭隘、虚伪、阴暗、懒惰、大男子主义，被工作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就到酒吧通宵喝酒，然后回家打老婆。在我的心目中，日本男人简直就没有一点好的地方。因此，初次见面时，我对善良温柔的燕子选择日本男性作为夫君，心中有些担忧——他会不会对她不好呢?
但是，很快我就打消了这一疑虑。山田君一脸的纯朴。他只会说几句简单的中文，在我们一大帮朋友热烈地聊天的时候，他虽然听不懂，却一直温和地微笑着。饭店里客人很多，半天还没有上菜，大家都有些饿了。于是，燕子便吩咐夫君出门去买些点心。听到妻子的吩咐，山田立刻穿上外衣出门了。片刻之间，他就兴高采烈地带回了一大包点心。看来，他是一个善良勤快的好男人，不仅有学识，还有一颗好心。
正式吃饭前，山田严肃地跟燕子说了几句话，然后用充满期望的眼神看着我们。燕子翻译说：“山田说，他想跟大家说一些话，不知大家允不允许?”我们点了点头。山田开始用低沉的声音说了起来，脸上没有了笑容，神色凝重。他说完的时候，还给我们深深鞠了一躬，大概是对我们的倾听表示感谢。
燕子翻译说：“山田说，他作为一个日本人，首先要为当年日本政府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表示道歉、表示忏悔。这是他到中国以后，见到每一个中国朋友时想说的第一句话。同时，他说自己作为一名人文知识分子，一直对日本的历史和现实保持着反思和批判的态度。日本官方的许多政策都是错误的，包括改写教科书等等，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不会同意他们的那些做法。他拜读过诸位严厉地批评日本民族的文章，他认为这些文章像镜子一样照出了日本民族的缺点。在此，他也向诸位表示诚挚的感谢。”
燕子翻译完，大家半天没有说话。这是我第一次亲耳听到一个日本人诚恳的忏悔。这一忏悔是迟到的，是微弱的，却让我分外感动。就在我的情感受到打动的时刻，突然间，我的理智又告诉我：我为什么要如此感动呢?这一忏悔，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在德国，对纳粹罪行的忏悔已经深入到了千家万户。有忏悔意识的是大多数的德国公民，拒绝忏悔的仅仅是少数的新纳粹光头党。德国总理访问以色列的时候，对着犹太遇难者纪念碑下跪;德国公司成立基金会，致力于赔偿受难者的家属和后人;德国民众定期参观惨案遗址，还不忘带着天真无邪的孩子，从小对孩子进行教育，以根除邪恶产生的土壤。与德国的“全民忏悔”相比，日本的“少数忏悔”又是怎样的微不足道啊。
然而，正因为少，更显得可贵。其实，中国与日本一样，也是一个极其缺乏忏悔精神的民族。我还记得读到作家摩罗《致郭铁城先生忏悔书》时候的那种感动。摩罗是六十年代生人，并没有真正参加过文革，并没有殴打过人、侮辱过人，但是他真诚地向以郭铁城先生为代表的、在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中国人忏悔。他表达了一个迟到者的良知和勇气，他表达了一个身处罪恶中的懦弱者寻求新生的渴望。他不是在“越位”，而是在“坚守”。中国人当然有权利指责日本人的不忏悔，可是中国人自己何尝又有过忏悔呢?同胞对同胞的杀戮、同胞对同胞的残害、同胞对同胞的欺骗，几千年来何尝少呢?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这人肉的筵席，谁能够拍着胸脯说自己清白呢?
一个人自发的忏悔，是他的灵魂得以解放的起点。只要一个人还没有被恐惧所压垮，只要一个人还有说真话的意愿，他就有被光明所照耀的希望。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在小说《幻灭》中说过：“忏悔是一种贞操，一种道德。”忏悔表面上看很容易，但对某些人来说，却难于上青天。
其实，摩罗的忏悔与山田君的忏悔，两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山田君的忏悔比摩罗的忏悔还要艰难——在多数人不忏悔的日本，作为一个保持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率先向中国人民忏悔，他将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乃至现实压力。东史郎的遭遇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他仅仅是公布了自己当年的战地日记，就有人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斥之为“民族败类”。摩罗是中国人中的少数，山田君也是日本人中的少数。本来，他们的忏悔不应当受到过高的赞美和褒扬，他们的忏悔应当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一件最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在同胞们都拒绝忏悔、嘲笑忏悔的时候，他们的忏悔顿时显得无比珍贵。我们因他们的忏悔而感动，实际上，这种感动与一种更深切的悲凉联系在一起。
什么时候，我们不再为山田君的忏悔而感动;什么时候，中国人与日本人就真正成了“一衣带水”的友邦。
什么时候，我们不再为摩罗的忏悔而感动;什么时候，我们就真正远离了邪恶而趋近了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