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导航的指引下，我们的车开进了路边的铁皮大门，门后是一方不大的院子，种着几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风一吹，路灯便慌忙摇曳，往水泥地上投去数不清的残影。院子的尽头有一栋矮楼，从建筑结构和外墙装饰来看，这栋楼和那几棵树一样，都上了年纪。
一个人在楼下的背光处移动，叉着腰，身形庞大，看见车驶入，赶紧几步走上前，车灯的光从他脸上一晃而过，但我们立马认出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我的五爸。
“大哥大嫂来啦。”五爸拉开车门，和我打招呼，“小艺，好久不见。”
确实好久不见，上一次见还是2008年，14年前。
五爸胖了，也老了，脸颊的肉快垂到肩膀上了，眼角褶子连褶子，须发花白一片，已经有了老头儿的模样。他咧着嘴笑，年近50岁的男人，竟有些腼腆，这一下激起我脑海中关于五爸最早的记忆，那时他也是这样腼腆地笑。
大概是5岁前的某个傍晚，一个青年来我家吃晚餐。他挨着我坐下，父母让我喊他“五爸”。那时的五爸留着一头长鬈发，一半披在肩上，一半扎在后脑。我头一次见到长头发的男人，觉得新奇，兴奋地爬上爬下，五爸也不恼，时不时摸摸我的头，同我玩一会儿。父母似乎有数不清的问题问他——后来我们每一次见面都是如此——五爸边吃边答，略显拘谨，每回答一个问题就腼腆地笑一下，讲到激动处音量会提高，但并不让人厌烦。我听不懂成年人之间的对话，只凭直觉认为他和一般的大人不一样。我对五爸最初的印象极好。
“艺术家”
不过，从始至终，我关于五爸的记忆都不连贯，他是由言语和片段构成的。而这些碎片上，大多画着一个叉。
小学时，我开始听懂大人们言辞内的情绪和言辞外的评判，明白了在我眼中温柔而有个性的五爸，其实是他们口中的叛逆青年——从美院毕业后，他竟然辞掉体制内的工作，北上去做职业画家;一个人在画家村闯荡，穷得吃不上饭，还放出大话说，将来要给几个兄弟一人买一栋别墅;偶尔一张画卖出不错的价钱，当天晚上请客便花掉一半……
“以后长大了你们千万别学五爸。”
我和五爸总共没见过几次。每回见面，他要么长发，要么光头，一年比一年桀骜。我上高中前，五爸还会回老家过年，后来就不回了，因为每次回家必然爆发争吵，吵他的事业，吵他的爱情，甚至连春晚中的小品也能激发他们的纷争。我父亲是大哥，他不认可五爸选择的生活方式，对父亲来说，艺术只是生活的调剂，绝不能当饭吃。
我和五爸唯一一次长时间的接触，是在我上小学时的某个暑假。他在文化宫教娃娃画素描，我跟着学了一段时间，除此之外再未接受过他的艺术教育。他送过我一套精装版的“四大名著”，年少的我不知珍惜，将它们放在书架上吃灰，很多年后才翻开阅读。
但这并不意味着五爸没有对我产生影响。一个人有两种方式在他人的生命中留下痕迹，要么通过绵长的相处，日夜浸染，避之不及;要么浓墨重彩地出场，即便上台的次数有限，照样令人难忘。五爸之于我，就是第二种。
五爸做的第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是骑行川藏线。我那时不过10岁，但五爸从老家出发时的形象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他推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戴着头盔，背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后座上还拴着三四个鼓鼓囊囊的小包，站在路边和家人依次告别。2005年，骑车进藏还不是洗涤都市人心灵的行为，五爸的决定被看作是不折不扣的发疯。
“我那时候觉得，那个早晨，我们见了最后一面。”父亲后来多次提过，“我做好他回不来的准备了。”
可是五爸不仅回来了，还沿途完成了一次艺术创作。他采摘青稞种子，邮寄给很多熟悉和陌生的人。我骄傲地把这件事说给同学听，几个男孩哈哈大笑，他们根本不信，觉得我在编瞎话。我懒得解释。
从那时候起，五爸便成为我心中最独特的人，与世俗脱钩，自由、随性。在遥远的北京和西藏，他是知名的艺术家，日夜待在画室，脸颊和手指沾满油彩，有时也会弄到长发上。但五爸顾不上理会，他目光灼灼地盯着画板，思考着如何把头脑中的幻想泼到画卷上。
偏见与崇拜
十几年间，五爸只回过两三次老家，都是为大事，比如，奶奶的葬礼。亲戚们提起他时总在摇头，说他为了艺术，几乎和亲人断绝了来往，是个不孝的人。我也曾听信这些言论，认为他冷血无情、咎由自取，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直到这几年，我自己迈入社会，也开始在所谓“脱轨”的路上越走越远，才意识到当年的判断完全基于亲友们单方面的陈述。听故事，若只听一方的陈述，必定会得出偏颇的结论，可惜小时候的我并不懂这个道理。不过即使懂，我也没有公正评判的可能，十几年间我和五爸从未见过面，哪儿有机会倾听他的声音呢?
从那以后，五爸彻底地活在人们的言语中——他去西藏的某个山洞穴居了一年，写完了一本书;他的画逐渐有了名气，但别墅的影子始终没看见……
微信公众号流行起来后，五爸开了自己的个人号，我兴冲冲点开阅读，却懊恼地发现压根看不懂。他的画和文字都像是另一个维度的东西。但这并不妨碍我向别人炫耀：长发飘飘、胡子拉碴、抽象画作、玄妙文字——牛吧?他是我五爸。
我和五爸直接的对话——网络对话——也只有两次。一次，他给我发了几百块钱的红包，让我好好读书。还有一次，我们多聊了几句，在我发现自己看不懂他发的文字后，尴尬地结束了对话。
幸与不幸
改变发生在最近。
我从待了两年的公司裸辞，不再找工作，而是借钱买设备，成了一名独立摄影师，这完全违背了父母的意愿。母亲因此和我大吵过几次，每回都提到五爸，说我要变成他那样离经叛道的人了。我和她解释自己为什么这样做，说尽了好话，也在情绪上头时说过一些气话。但直到现在，她都没有真正接受我的选择。
时隔十几年，我站在了五爸当初的处境上，孤立无援，面前只有一条路——他们说还有别的路，其实没有，我能看见的，只有那一条。曾经的五爸和现在的我，面临着同样的选择，要么妥协，换得阖家欢乐;要么坚持自我，即便被指责为不孝子。五爸头也不回地选择了第二种。而我采取了“绥靖政策”，跟父母“借”了两年，答应他们如果没有结果，我就乖乖回到他们所谓的“康庄大道”上。
而和五爸再次见面，便是在和父母的“合约”缔结半年后。
我们一家因事去了川北某个小城，父亲随口提到：“好像老五在这儿有个工作室。”我来了劲儿，怂恿他打电话问问。五爸确实在，还邀请我们一家人晚上去他的工作室看看。父亲很犹豫，我却兴奋不已，在饭局上不住地催促他，终于，晚上8点，我们在小城的某个老厂房见到了五爸。
工作室在厂房的顶楼，室外有一个小花园，摆着造型奇异的树雕，那是五爸未完成的作品。工作室呈半圆形，一面是墙体，其余地方均半墙半窗，能想象到白天这间屋子光线充足。“镇上只有这么一个地方是这种户型，被我租下来了。”五爸很得意，“采光非常好。”
工作室里到处都是画，墙上挂满，地上堆满。除了画就是颜料，以及两个大型艺术装置。一个形似卷轴，中间牵着的画布上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着五爸这些年做的事：画画、骑行、写作、行为艺术……屋子里还有一棵树，在根部和枝丫上用中英文分别写着同一句话：我决定搬到一棵树上去写诗。
我和妹妹完全被五爸的作品吸引，一个一个仔细看，父母却立马注意到房间的墙角支着一顶小帐篷：“这是?”
“创作累了我就休息会儿……有时睡沙发，有时睡帐篷。”
“平时睡在这里?没有别的住处?”
“嗯。”
即便已经是头发花白的中年人，五爸回答兄嫂时的语气还是和以前一样局促。
父母“嗯”了一声，没再多说。
接着，五爸开始向我们展示他的画作，全是大幅油画，堆在墙角，有的裱了画框，有的没有，看起来都不轻。我和五爸一人抬一边，将画作一幅幅搬到灯光下让大家欣赏。五爸细致地介绍了每一张画，甚至让我们凑近去看笔触、抚摸立体的颜料。这么多年了，一聊到自己的作品时五爸还是难掩激动，语速变快，音量提高，双手上下挥舞，眼里喷出光。
而我神奇地发现，我能看懂五爸的画了。不仅自己能看懂，我还引导父母欣赏，为他们指出画的细节，包括构图、色彩、光影，甚至鼓励他们调动想象去理解作品传达的意境。母亲本就对艺术敏感，说出一些令我惊喜的见解;父亲还是看不太懂，但并不影响整个观赏过程在一种愉悦的气氛中进行。
只有看，没有评判，这样已经很好。
此刻，五爸才露出真正的笑容，把自己的作品展示在亲人面前，甚至被部分地理解，好难得。当然，这又可能是我自作多情的判断。五爸独自在外闯荡多年，捧场和奚落的话不知听了多少，我们的反应对他而言也许已不再重要。
这时，五爸突然转向我，问道：“小艺现在在做什么?”
“啊，我就拍拍照，写写东西。”我答道，心里莫名紧张。
“嗯，我看了你拍的照片。”五爸紧盯着我，点点头，“这两年，有点儿那个意思了。还有文章，也越写越好了。”
原来他一直在看我的作品。即使说不上关注，但他在看。这让我受宠若惊。
我害羞地笑了：“嘿嘿，随便拍拍，随便写写。”
五爸转头对父亲说：“大哥，我们家真的有点儿文化基因。”
父亲“哼”了一声，听不出情绪。倒是母亲，听见五爸夸我，脸上绽出大大的笑容。
我连忙摆手：“不不不，我比不上五爸，你是艺术家，我只是小打小闹，勉强糊口。”
这样说，一是我真心认为自己还差得远，二是我习惯性地和五爸划清界限。父母一直担心我走上五爸那众叛亲离的“不归路”，我费了很多口舌才让他们勉强相信我没有那么“极端”。但实际上我很清楚，自己如果能做到五爸那种程度，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了。
“好好做。”五爸说。
我拼命点头。
从五爸那儿离开后，我和妹妹依旧兴奋，父亲一言不发，不知在想什么。母亲摇摇头，说：“好心酸哦。”
“我没觉得五爸心酸。”我忍不住反驳道。
“哦，你很理解他?”母亲斜眼看我。
我不再说话，再说战火就会烧到我身上。
我没说出来的话是：“如果能像他一样心无旁骛地创作几十年，我只会觉得幸福。”
我希望五爸能继续幸福。
他从树上走来
第二天，五爸锁上了工作室的大门，再一次背上行囊，南下去大理，“准备去那儿搞两年创作”。没过几天，他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张自己的照片，戴着破旧的牛仔帽，在洱海边一棵形状奇怪的树旁，身后天高水远，湖泊湛蓝。
五爸写道：“他从树上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