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每个使女都与死神并肩而行。书里每个人都如此，但每个人都依然想活下去。有一个毫不重要的细节令我难忘。在这本书刚开始时，一个不知名的马大(马大：无法生育的女子，作为仆人受雇于他人)过关卡时在长袍里翻找通行证，士兵误以为她在摸炸弹，开枪打死了她。她的死亡引发了同为马大的卡拉和丽塔的讨论。卡拉说，至少她没受罪，因为突然就死掉了。但丽塔说，我还是愿意死得慢一点儿，给我点儿时间申冤。
于是我想，这本书中，每个使女难道不都是在试图争取多活一点儿时间来为自己申冤吗?整个生活变成一个巨大的冤情，活下去只是忍耐，“我忍耐，我要申冤”。若非如此，那么一种比牲畜、比物品还不如的生活，要怎么才能活得下去呢?
我突然想到，世界上所有活得不如意、不如自己所愿的人，可能他们的整个人生就是在等待这个“申冤”的机会。可能有这么一个心声：“我没有按我自己的心意活过，我是冤枉的，我如果此时死了，我就是枉死。”
歌剧《使女的故事》
记得《堂·吉诃德》的戏剧里有过这么一个片段。监狱中快死的人在交流，其中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别人问的是，为什么我要死，但更难回答的是，我为什么活着。”
在《使女的故事》中，使女是“借”给大主教或是高层“生育”的。“我们不再是女人，我们的用途就是生育，除此之外，别无他用……我们只是长着两条腿的子宫。”在这种情况下，“活着”到底是什么是无法不让人注意到的问题。使女们必须感受不到自己活着，唯有如此，才能忍受下去。
另一方面，书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关系：“我”与司机尼克。这段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不能称为爱，因为她甚至不能相信他——“他到底是什么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她全然不知。她与他偷情，冒着多重的生命危险。假如不是出于爱，甚至也不是出于激情，她到底为什么要一次次这么做?
她是可以不来的，她知道自己这是在与死神周旋。“事实是我已不想离开，不想逃跑，不想越境投奔自由。我只想待在这里，和尼克在一起，在这里我对他触手可及。”
也许是因为，在她荒唐的生活中，只有在这段关系里，她有最接近常人的情感，也最接近正常生活，这能让她感到“活着”。
她冒着生命危险所换取的，就是“活着”的感觉。
所以，事实上这里形成了一组矛盾：在“我”与主教之间，“我”必须让自己不感到“活着”，才能活下去;而在“我”与尼克之间，“我”借此让自己感到“活着”，才能活下去。
像这样的一组矛盾，就是不断重复的结构，它不仅出现在《使女的故事》中，而且出现在无数的小说之中。
张爱玲小说《半生缘》中，曼桢被姐姐曼璐幽禁在房间里，此时，她只能当自己死了，“她现在总是这样呆呆的，人整个的有点麻木”。甚至，有一只鸟以为房间里没人，飞进来乱扑乱撞，曼桢竟然也不怎么注意。那几个月来，她也都不哭了。只有一个时刻是个例外。那就是“她想起将来有一天跟世钧见面，她要怎样把她的遭遇一一告诉他听，这样想着的时候，就好像已经面对面在那儿对他诉说着，她立刻两行眼泪挂下来了”。
这两行眼泪落下的瞬间，是曼桢活着的瞬间。在这两行眼泪之外的时光里，她不能当自己活着，才能活得下去。
在杜拉斯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生活，三人处于极度的困顿之中。种不出植物的盐碱地、冲毁堤坝的太平洋海水、一匹衰老的马，组成了他们绝望的生活。母亲已经是老年了，她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似乎只剩等死一件事。而苏珊正年轻，她可以用自己的年轻和美貌去换取一点儿什么，来改善这家人的生活。于是，她从富豪若先生那里获得了一枚戒指，事实上这是母亲的授意。而母亲拿到这枚戒指之后，暴打了苏珊一顿。书中写到，母亲这么暴打苏珊，让苏珊感到好受一些。
为什么呢?因为这顿暴打，与之前她们所忍受的绝望的生活是一致的。
假如母亲流泪了，柔情以待，那么苏珊如何去承受这眼泪呢?就像世钧要去承受曼桢那些眼泪，那是在存有希望的“活着”的时刻才能流得下来的眼泪。现在母亲对苏珊暴打一顿，苏珊要承受的就仅仅只是这个袭击。她们都没有“活着”，她们都要在绝望中活下去。这种生活，任何让人溃散的事物都不应该有，而柔情就是其中最致命的一种。
《使女的故事》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85年出版的小说。书中刻画了一个名为“基列”的国家，因环境恶化导致生育率暴跌，剩余的少数能生育的女性被贬为“使女”，仅作为生育工具服务于上层阶级。小说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主人公奥芙瑞德在绝望中寻找自由与自我的经历，深刻探讨了权力、性别角色及个人反抗等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