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利
邢小利 陕西长安人。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小说评论》杂志副主编，文学创作研究室主任。现任陕西白鹿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会长，陕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文艺评论集《长安夜雨》《文学与文坛的边上》《陕西作家与陕西文学》，散文随笔集《回家的路有多远》《种豆南山》《义无再辱》，中短篇小说集《捕风的网》，以及《陈忠实传》《陈忠实年谱》《柳青年谱》等。
社 名
贾平凹说，叫“群木文学社”。他回忆：“记得40年前，当时我是20多岁，在西安有一帮人都是一些业余作者，都非常狂热，当时组成了一个文学团社，我给这个文学团社取名‘群木文学社’。”(《64岁的贾平凹，把一辈子文学创作秘密都公开了》，见中国作家网，2016年4月13日。下引此文不再注明出处)
当时的社员叶萍(可能是笔名。他的另一个笔名叫田夫，网名老虎庙)说，叫“群木小说社”。他回忆：“1980年，我加入了陕西‘群木小说社’。记得有小说家黄河浪、平凹，还有大哥周矢在场，三张口一句话就定了我算是‘群木小说社’社员了。”(叶萍：《民间“群木小说社”之命运》，2013年5月4日，阿里巴巴网商博客。下引叶萍文字不再注明出处)
张敏也说，叫“群木小说社”。他回忆说：“那一年的春天，古城西安一帮年轻文人，为日后能在中国文坛上亮出雌雄来，纷纷捋袖子绾裤腿，串联拉帮。搞文艺批评的，结成‘笔耕社’;一群诗人结社为‘破土’。贾平凹在西安小说界已小有名气，关键是他的产量又特别高。那时全国的文学杂志甚少，随便翻一本，几乎全都能找见他的小说，于是一伙人便在我家商量也成立一个什么组织，不能让评论家和诗人，小瞧了我们这一帮子未来的小说家。大家就让贾平凹当头儿，贾平凹为这件事很费了些脑子，他问我：‘成立个小说社……’”“贾平凹把小说社定名为‘群木’。”更重要的是这一句话：“包胶卷的一张纸，是贾平凹写的‘群木小说社’社章。”(张敏《贾平凹在1979》，新浪博客。下引张敏文字不再注明出处)
如果张敏在这里说的没有错误，如果当年确实是与文学评论的“笔耕组”、诗歌的“破土”相区别而突出“小说”群体的，似乎应该是叫“群木小说社”。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学评论的“笔耕组”最早的成立时期，据有关材料，不会早于1980年12月，而“群木”的成立时间要早于“笔耕”。再者，据张敏在《贾平凹在1979》中说，“笔耕组”是在西安市文联登记备案的，“几天后，‘笔耕’和‘破土’组建社团的申请和章程，都交到市文联主席杨公的手里了。杨公便问贾平凹，听说你们也要成立一个小说社，赶快把材料送来，上党组会，一块批!”这个也不对。“笔耕组”由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即后来的陕西省作家协会)王愚等人发起，是省上的组织，不是西安市的，不大可能在西安市文联申请登记。
所以，叫“群木小说社”还是叫“群木文学社”，还需要更确凿的一手材料证实。
2016年12月18日，西北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等单位召开“贾平凹与中国传统叙事的现代转化”学术研讨会，笔者应邀参加。在会议室，见到贾平凹，笔者问他“群木”的社名问题，也说了叶萍和张敏的关于社名的回忆。贾平凹肯定地说：“叫群木文学社，你听我的。”他接着补充说：“那时候写小说的人还很少，不会叫小说社。”
这里社名姑从贾说。
社名含义
贾平凹：“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一棵树长起来特别不容易，因为容易长歪长不高，一群树木一起往上长的时候，虽然拥挤，但是在拥挤之中都会往上长，容易长得高长得大。”
成立时间
贾平凹在2016年回忆：“记得40年前……”若照此说推算，则为1986年，显然不对，这里应该是大概一说，不是确凿的时间。
2016年12月18日，笔者就成立的时间问题问贾平凹。贾说：“这个……记不清了。不过很早，那时西方的文学还没有过来(指新时期大量译介西方文学并强烈冲击中国文坛，这要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了。邢注)。”
据叶萍回忆：“1980年，我加入了陕西‘群木小说社’。”这说明，“群木文学社”的成立至晚在1980年的某一个月或1980年前。
社长与副社长
社长贾平凹。副社长陈忠实。
叶萍：“我们不定期地聚会。”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聚会，“有社长平凹”，“陈忠实没来，他是副社长”。
张敏：“贾平凹当了一回‘群木小说社’社长。”“大家就让贾平凹当头儿”，“贾平凹大部分时间就住在我家。我家里住着一个社长。”
社 员
叶萍：“印象里唯一一次到会人数最多的”，“有社长平凹，其余社员是周矢、郭培杰、高明(铭)、张敏，再就是我了。”
张敏：“再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小说社的生活问题。”“饭总是要吃的。七八个人，又都年轻，坐一席，饭钱谁掏?粮票谁掏?”“小说社有两位女性。一位李佩芝，一位高铭。”
按张敏的说法，“七八个人”。综上算一算：贾平凹，陈忠实，周矢，张敏，郭培杰，李佩芝，高铭，叶萍(“群木小说社”时用笔名田夫)，黄河浪。九人。
社内活动
张敏：“开始还新鲜，大家正襟危坐，贾平凹咳上一声，讨论便开始了。无非是汇报一下，这个星期又有什么新作在什么地方发表，然后交上三毛钱的‘荣誉费’。没有发表作品的，当场也要交三毛钱的‘耻辱费’。钱由周矢来收，每人还要在‘荣誉费’和‘耻辱费’的栏目下签上自己的名字。”
叶萍回忆：“我问小说社都干些什么事情?平凹说，每月发一篇稿子，交会费三毛，叫‘荣誉费’，不发一篇就罚三毛，叫‘耻辱费’……”
张敏：“再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小说社的生活问题。大家聚会，要喝茶，要抽烟。不吃肉不喝酒，饭总是要吃的。七八个人，又都年轻，坐一席，饭钱谁掏?粮票谁掏?虽说是轮流坐庄，可以抵消，但陈忠实家离城三十里，谁去?贾平凹没家，咋办?还有单身汉，没房子，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又增加了周矢的工作量，要想办法给大家办伙食，买烟茶。小说社逐渐往家庭化上发展，后来就学会了打麻将。桌子一支起来，小说社便名存实亡了。”
邢按：张敏在这里所记，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一方面，文人好学名士状，名士风度就是对什么正经事都视而不见，单拣好玩好笑的嘻笑怒骂一番，另一方面，张敏是多年后回忆往事，自然云淡风轻，心态超然。试想，七八个青年文学爱好者，处在八十年代初那个充满朝气和生气的时代(与九十年代及之后盛行的“痞气”和“疲化”不同)，好不容易聚在一起，虽然不一定都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总免不了议论时事，臧否人物，品评文艺，不然这个“群木文学社”竟是一个混吃混喝社了。倒是贾平凹所记，可能更接近于“群木”的真实面貌。贾平凹说，“那个时候我们条件特别差，但是热情特别高，也不梦想在各单位当什么科长、处长，那个时候很年轻，也不急着谈恋爱，一心只是想着文学，一见面就是谈文学，要么就是写东西。”
何时解散
叶萍：“1980年，我加入了陕西‘群木小说社’。”“一月后，我把新的作品——三篇短篇小说发往全国各地，就电话联系周矢，想到社里看看。周矢说：‘完了，小说社解散了。’我在‘群木小说社’的命运很是短暂，因为小说社的命就短!”
2016年12月18日，笔者问贾平凹“群木文学社”什么时候结束的。贾说：“也没有结束时间，活动少了，最后就不了了之。”
结束原因
张敏回忆：“一日，贾平凹在《长安》编辑部上班，忽闻走廊里有女人的哭闹声。正想看个热闹，不承想那上了年纪的女人竟是冲着他来的，一把撕住他的衣领，只问他要人。贾平凹一时真是丈二和尚，问清了才知道来人是高铭的婆婆，问他要儿媳妇去向的。高铭出去之事，贾平凹一点不知道，直吓得贾平凹出了一身冷汗。事情闹到文联主席杨公那里。这个杨公，平生最喜欢秦腔，便拖了唱戏一样的腔调对平凹说：‘你这个贾平凹呀，怎么才有了一点名气，就敢勾引良家妇女?’只这么一句，就逼出了贾平凹的眼泪：‘我宣布小说社解散!马上解散!’可怜的群木小说社，才刚抽出几条嫩枝，就在平凹的一声大吼中夭折了。”
叶萍转引自高铭《上帝无言》的“高铭叙述”：
那时，文联(叶萍注：《长安》杂志社所在地)常常举办活动，召集我们这些文学青年去开座谈会。于是，我认识了张敏、周矢、陈忠实、李佩芝、徐剑铭等，当然还有当时已初露锋芒的贾平凹。认识了，就常常在一起聚会，清谈文学。由此引发，就干脆成立了一个小说社——“群木”。我们推举贾平凹为小说社的社长，陈忠实为副社长，大家商定，凡谁拿到了稿费，就由谁来做东，大家坐在一起吃吃喝喝，边吃喝边谈文学，比真的在那儿“坐谈”，要更引人入胜多了。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谁让贾平凹是我们中间的佼佼者呢。我的前任婆婆也跑到了文联大吵大闹，点名道姓地质问文联领导：
“我好端端的一个儿媳妇，硬是被贾平凹的一群木头带坏了!男男女女的整天在一起吃喝嫖赌，你们这些当领导的也不管管!难道你们就是这样教育年青(轻)人的吗?”
那个文联领导甚是难堪，把贾平凹叫到了办公室，语重心长地批评道：
“贾平凹啊贾平凹，你才刚刚有了点小名气，就去勾引人家良家妇女!”
贾平凹蒙受了这个不白之冤，气坏了，当即宣布：“弄啥哩弄啥哩!不弄咧!”
于是，“群木小说社”解散了。这是陕西省自解放以来，唯一的一个民间自发的文学结社的始末。
评 价
贾平凹：“现在陕西很多知名作家当时都是群木社的。那个时候我们条件特别差，但是热情特别高，也不梦想在各单位当什么科长、处长，那个时候很年轻也不急着谈恋爱，一心只是想着文学，一见面就是谈文学，要么就是写东西。那个时候写东西就像小母鸡下蛋一样，焦躁不安，叫声连天，生下来还是一个小蛋，而且蛋皮上还带着血。从那个时候一路走过来，走到今天，回想起来有喜悦有悲苦，写出来作品就像莲开放一样喜悦，遇到了挫败就特别悲苦，这种悲苦是说不出来的。”
陈忠实参加“群木文学社”活动的资料，除了上述他人零星提到，笔者还未见到。他参加的次数可能不会太多，但肯定是参加过的。2001年9月15日，陈忠实写了一篇文章，他是有感于叶广芩、红柯获得中国作协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而写的，题为《互相拥挤，志在天空》，其意就得自前述贾平凹关于“群木”社名含意的阐释。陈忠实说：“我想起新时期开初几年，我在西安郊区文化馆时，归西安市文联领导。市文联为促进西安地区刚刚冒出的十余个青年作者的发展，成立了一个完全是业余、完全是民间的文学社团，叫作‘群木’文学社，由贾平凹任社长，我任副社长。记得由贾平凹起草的‘社旨’里，有一句话至今犹未忘记：互相拥挤，志在天空。在我体味，互相拥挤就是互相促进互相竞争，不是互相倾轧互相吐唾沫。道理再明白、再简单不过，任何企望发粗长壮的树木，其出路都在天空。中国当代文学的天空多大呀，陕西和西安当代文学的天空也够广的了，能容得下所有有才气、有志向的青年作家，要把眼光放开到天空去。天空是既能容纳杨树柳树吸收阳光造成自己的风景，也能容纳槐树椿树吸收阳光造成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致。二十年过去，‘群木’文学社早已解体，我却记着这条‘社旨’。”(陈忠实：《互相拥挤，志在天空》，《陈忠实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72、273页)尽管无法确知陈忠实参加了多少“群木”的活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在这个群体里，是有收获的，因为他二十年后还记得“群木”所昭示的象征意义。
社员介绍
贾平凹，1952年生，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人。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在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市文联、陕西省作家协会工作，历任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长安》文学月刊编辑，西安市文联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散文广有影响，小说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废都》《秦腔》。
陈忠实，1942年生，2016年去世，西安市灞桥区西蒋村人。1962年毕业于西安市第34中学。1962年至1982年先后在家乡做过小学民请教师、农业中学教师、公社卫生院负责人、毛西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党委副书记、西安市郊区文化馆副馆长、灞桥区文化局副局长兼该区文化馆副馆长，1982年11月调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即后来的陕西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历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为长篇小说《白鹿原》。
周矢，曾任陕西省总工会《陕西工人报》编辑、记者。著有长篇小说《书香门第》。
张敏，当过兵，当过工人，当过编辑，曾任西安电影制片厂编剧。写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广告片等。作品有纪实小说《黑色无字碑》，报告文学《石破天惊大乾陵》。
叶萍，笔名田夫，网名老虎庙。1983年7月，在西安市北大街开办“天籁书屋”，被称为新中国开办最早的私人书店之一。叶萍在自述文字《八十年代的私人书店》中说，因为售书与“上层建筑”有关，故国家对之管理甚严，“当时私人书店全国仅有三家。”“黄宗英分别在北京和深圳蛇口创办的‘都乐书屋’是一家。”“另一家是北京女孩在南礼士路一带开办的图书沙龙，兼带售书，后因‘政治沙龙’嫌疑被取缔。”“天籁书屋轰轰烈烈走完了它六年的寿命，于1989年‘春夏之交’被迫关张。”叶萍还说，“八十年代的个体书店‘天籁书屋’正是贾平凹在《废都》第二章中所写‘天籁书局’原型。”
黄河浪，陕北人，流浪作家。曾在《长安》编辑部做过临时编辑。主要写小说。亡于车祸。
郭培杰，为某企业干部。叶萍说，郭培杰喜欢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文学风格，据此大略可知其审美取向。
李佩芝，女，散文家。曾任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
高铭，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搞过行为艺术，先锋人物。后隐居，改名“不还”。著有《上帝无言》。